初渡瀛洲,聂荣臻传

2019-11-3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200)

十九

  聂荣臻到阜平以后,除了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外,多次找人了解冀中的情况,为开辟冀中根据地作准备。冀中党组织的基础好,村庄稠密,人口多,物产丰富,文化也比较发达,是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和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六日,郭开贞到达天津。一路上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船、乘火车,饱览垒垒高山、漠漠平林、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的风光,似乎不无新奇之感,但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北国的萧条和凄凉。大概时令的交冬更助长了青年人的伤感吧,耳闻火车“呜——呜——”的鸣叫声,他觉得这是黑色巨龙“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好象是一曲古代文化摇篮的葬歌。由于当时尚未存心学医,同时去军医学校参加复试后又感到不满,所以他没有等到揭晓,就往北京投奔正在做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的长兄去了。北京之行,成了郭开贞“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①,因为在这里,由大哥橙坞决定托友人张次瑜带他去日本留学。“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②他未曾料到如此好事竟成于一旦,真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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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②《寄先夫愚》,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郭沫若少年诗稿》。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最讨厌的是,沫若同时还受日本宪兵的监视。这些家伙身穿马裤、脚套长统马靴,来时必定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躲在父母身后,沫若一见到他们就感到一阵恶心。经常光顾的是一个恣肆横暴的宪兵中士,总是不打招呼就径直由后门闯入,有时还从甬道跨过栅栏窜进正屋。按日本的国法,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一天,沫若忍无可忍,不得不予以干涉,中士居然咆哮如雷:“怎么样!?我就是奉命来看管你的!”沫若亦不甘示弱,喝道:“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你犯了你们的国法!”后面这句不说犹可,一说出来反而给对方抓住了话柄,遭到了一番奚落:“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似万枝利箭穿心,沫若心头一阵又一阵绞痛,却只能紧攥着直冒冷汗的拳头。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趾高气扬的鬼子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耍威风,是因为他的同类正在中国境内横行,前不久发生的“济南惨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奸淫杀戮,听说单单躺在血泊中的就有五千余人,连中国政府特派交涉员也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小日本鬼,暂且记下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更不会忘记你对中国欠下的一笔又一笔血债,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
  就这样在日本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沫若重又钻进书斋埋首著述。新居的书斋是他的宝地,虽然只有四席半面积,但是蜗居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种种的不愉快,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继《易经》之后,现在他又专攻《诗经》和《书经》,撰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
  “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一部又一部古籍的研究和探讨上,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不过并不心满意足。因为这毕竟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他的心底里企求的原是更多的实际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新春伊始,他在给友人张资平的信中说:
  我可以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都是因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们是单身,无论怎样冲,我们都冲得来的,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不过我们尽管不能作怎样轰轰烈烈的活动,我们的志趣操守总是正确的。①当此革命低潮时期,沫若根据形势发展和具体环境作出了新的努力,既注意保存实力,又积极充实自己,确实表现了志趣操守的坚贞不移。他要在这块新开拓的领域内,用智慧和汗水竖起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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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资平:《读“创造社”》,见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月版《创造社论》。

  早在1937年9月30日,他和林彪就向毛泽东等报告:“平汉、津浦两路之间,(系)地广人多区域??扩红(即发展抗日武装)上,能在该区域内(工作)一礼拜,当胜在山地数礼拜。”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在昏暗的北京站月台上,开贞深情地望着大哥黯然失色的脸,彼此相对无言,他心里在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列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开贞目睹盘绕万山的高峻城垒,想起明末经略使诸公坚守关隘的英雄气概,实在叹服古人志节和才力之伟大。而今“天下第一关”关门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怎不叫人担忧和心寒?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们改搭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下子更好象跨入另一个国度,因为安奉铁路沿线广阔的土地早已“租借”给日本,一切全由人家摆布。车过安东(今丹东),向这不是国境的“国境”告别,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愿我学归来,仍见国旗鲜。”①可是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倒好象安奉铁路上的两股轨道,是通向苦难的深渊,还是驰往幸福的彼岸呢?开贞陷入了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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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二十
  在江户川的铁桥上,常常会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从东往西走着:前者方额广颐,一身和服,大大咧咧;后者身穿黑色制服,手上拎着一只提包,小心翼翼。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大亨带着跟班出门办事,其实这是刑士在跟踪郭沫若,他之所以为被监视者义务拎包,目的在于为了防止对方溜掉。一九二八年九月初,这一“主”一“仆”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东京城里。沫若走进文求堂书店,打听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店主田中庆大郎随手递给他两本《殷虚书契考释》。他喜出望外,可是一看书价要十二元,而自己的腰包里总共不过六元多钱。怎么办呢?承蒙田中庆大郎指点,可以去藏书丰富的东洋文库免费借阅。这当然必须有人介绍,沫若有幸找到过去在广州相识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政义,在他的帮助下请作家藤村成吉出面,让沫若借用山上政义在中国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联系,终于取得同意,能够在一两个月内读完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而且把关于中国境内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全都翻阅了一遍。
  沫若潜心于《诗》、《书》、《易》的研究,怎么会转到甲骨文、金文上来的呢?因为他对那些研究对象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觉得《诗》、《书》、《易》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古籍,但那是在世上流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入之见掺杂在里面,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多次的翻写,尤其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在这样的古书上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实在难免有海市蜃楼的危险。他要寻找第一手资料,即未被后人加工过的、确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自然要找最可靠的考古发掘所得的地下材料。想起一九一九年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期间,曾为日本和国内报刊上介绍的殷墟出土文物所陶醉,一度兴致勃勃地研读过所见到的甲骨文照片和摹本,可惜未曾识得几个字。如今翻开罗振玉(1866—1940)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沫若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这些文字原是商周时代王室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可识的汉字中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读不懂就休想揭开其中的秘密。结果靠了王国维(1877—1927)《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化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他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几千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图画一幅幅展现在眼前,仿佛看到殷代的人们饮酒射猎,在山野丛林中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他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甲骨文就如同一盏神灯,帮你打开了门,引你走上那探宝的神秘的曲径。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事情是这样的:郭家的饭桌上一般不备酒,因为安娜怕丈夫嗜酒饮过量对身体不好。但他们家却从未断过酒,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总是放着一瓶。一天一天地酒在减少,谁也不追究是谁喝掉的,一旦酒瓶空了,安娜又会重新摆上一瓶。原来沫若总是趁没人看见的时候,跑到厨房去干上一杯过过瘾。博生便钻空子,也时常偷偷去呷上两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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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菊地三郎:《郭沫若先生流亡十年拾零》,1986年《郭沫若研究》第2辑。

  经过了解,中共地下党员、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于1937年10月11日在梅花镇英勇抗击进犯日军后挥师北上,在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了一些胜仗,部队发展很快。此外,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派了红军干部孟庆山在保定失守以前到达冀中,在保属省委领导下与侯玉田通过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动员群众参军等,领导组建了一支武装游击队。

  从朝鲜渡海登临瀛洲,已是一九一四年初。开贞对这块陌生的国土,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全身心都扑在学业上的郭开贞,青春的活力有了发挥的正当场所,因此连往昔苦闷期间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①
  功夫毕竟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月的勤苦学习,郭开贞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他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那时的留日学生,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一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至于此时开贞之所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②,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③,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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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樱花书简》第33页。
  ③《沸羹集·赞天地之化育》

  诚然,甲骨文字之学大抵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两大宗师,沫若对他们极为推崇,但又认为他们未能摆脱陈腐的封建观念,诸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之类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这当然会影响他们治学的科学性。至于一般古文字学者,平素更缺乏科学的教养,对绝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杂揉,沫若戏呼之为“纸上的杂货店”,对此他当然很难满足。他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王等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他觉得: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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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同时,还有定县、无极、藁城等地方党也组织成立了第五、第八游击支队等人民武装和救国会等抗日组织,正在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聂荣臻认为,冀中的抗日局面很好,大有可为。11月初,聂荣臻派孙志远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人民自卫军及保属省委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吕正操、孙志远来电,要求上级帮助对部队进行整训,以学习红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使这支来自东北军的部队得到彻底的改造。聂荣臻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他在报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意后,要吕正操部开赴平汉路西进行整训。{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207_1.bmp}初冬的阜平,天寒地冻。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身穿军服、戴着人民自卫军臂章的吕正操,心头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他后来回忆说:“我跟孙志远到阜平,初次见聂司令员。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们部队旧的习气多,见到红军——当时我们习惯地这样称呼八路军——这么正规,精神为之一振。聂司令员特地安排唐延杰、我和孙志远与他住在一起,同睡在一条炕上。这样我们就朝夕相处,随时交谈。他详细地询问了冀中的情况。我还向他讲了我的经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我特别提到,自己虽然是北方局在东北军中发展的共产党员,但在旧军队中呆久了,对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感到生疏,请聂司令员多多帮助。

  有了官费,欣喜之余,便与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苹等人相约,同往房州海岸避暑。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开贞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中,每每觉得仿佛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有时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一边静听细诉大海身世的潮声,一边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住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是他一点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象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他似乎深信“母亲”绝不会淹死她的儿子,不过他心里仍然十分感谢那位救他的日本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岛国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碰到的象这样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异样的日本人,他们不无恶意地叫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当他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又要存心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听起来真令人反感。
  海边生活煞是新鲜、舒畅,然而也更容易牵动情思,生发遐想。清晨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这就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而此时此地在开贞的眼中,房州海岸却与渤海湾复合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胸中迸发的爱国反日情绪忽而凝结为如下的诗篇: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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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自然底追怀》,1934年3月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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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他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带领部队在冀中抗日,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梅花镇阻击日军、挥师北上、小樵镇誓师、打开高阳城等,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吕正操很快把聂荣臻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每逢夜幕降临,聂荣臻处理完一天繁忙的军务,就和吕正操聊天,讲笑话,交流情况。聂荣臻还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了吕正操。吕正操立即珍藏起来,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习一技,长一艺”,藉以“报效国家”①,开贞不得不暂时遏制着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他觉得一切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学习。鉴于大冢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极为简朴。在一高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于其他各科亦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日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这时也已冠于全班之首。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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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樱花书简》第97页。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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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聂荣臻对吕正操的印象也很好。12月14日,他在给“毛周朱彭任”的报告中说:吕正操率领到路西的部队“约二千三四百人,步枪约一千二百支”,还有轻重机枪60多挺,各种炮16门,骑兵一个连,“在谈话中,我对吕的感觉很好,政治上开明,对党的工作、部队的改造、群众工作等都很注意,该部党员甚多??原即有组织,最近由地方党介绍了一批党员进去,此部队的成份和质量均好”。报告最后建议,在延安受训的河北省籍干部,最好能尽快调回,以帮助吕部开展工作。可以看出,聂荣臻把吕正操部看成是开辟冀中的最重要力量。吕正操本人深有体会地对人说:“对聂司令的道德风尚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出了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所以我佩服他,感谢他。”“聂司令对冀中的工作是十分关怀的。只是我找他要干部,他却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事隔50年之后,吕正操回忆说:“我在路西对他说,人民自卫军中不少人有极端自由主义和游击习气,要改造部队没有红军干部不行。我跟他要,第一次给连级干部。我回冀中后还向他要干部,要不到,我和孙志远同志一急之下就打电报抗议。1938年3月,我和鲁贲到军区汇报工作,他把我说了一顿:要干部,就要干部,你抗什么议?缺少干部确实是当时的大问题。后来,聂司令把王平同志派来当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再后来又派孙毅来当冀中军区参谋长。他们为冀中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入冬以后,每当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谈天之际,总有人喜欢摸摸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开贞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寒雨多风沙猛,冻得他把已小缩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不过这还好熬,最难受的是听见那些“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五月七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祖国危亡,至堪悬念”,郭开贞闻讯后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积弱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随即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①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开贞一方面感到“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另一方面又觉得“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尖当”②。对时局存在的糊涂观念,对祖国命运的无穷忧虑,就象那又咸又涩的泪水浸渍着他心头的创伤:愿为“母亲”抛洒热血的孩儿,在祖国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面孔,他仿佛感到了被“母亲”拒之于门外的浪子的悲哀。独踽在上海街头的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于同月十一日重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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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创造十年》。
  ②《樱花书简》第65页。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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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吕正操对聂荣臻最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肃清托派”时很讲政策,实事求是,关心和爱护干部。1938年,曾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的李晓初,因其兄被定为“托匪”,军区接到上级命令,把李晓初也抓起来,经审问定为托派分子并被错误地枪决(此案直至50年后才平反)。因李晓初事件而受牵连的干部达100多人,聂荣臻处理时很慎重,除了少数几个人留下审查以外,大部分人被送到延安请中央审查。中央否定了这些人是托派分子,使他们重又回到部队工作,从而保护了绝大多数干部。李晓初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吕正操也担心受到牵连。有次他到路西开会,聂荣臻与他谈话,说到李晓初案件时,聂荣臻说,曾问过李晓初,为什么托派分子名单中没有吕正操?李晓初说:吕正操这个人太精明了,没敢暴露给他。接着,聂荣臻态度明朗地说:“李晓初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党组织派去的,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没有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使你受到牵连,党是信任你的。受牵连的都是冀中的干部,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人,所以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审查,以免冤枉好人。”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欧战又正烽火连天,开贞惴惴不安,时在家书中谈及此事,还特意将此间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以开通风气。连开贞自己也没有想到,返回东京后竟又如此思念家国,海外游子的心情,他算是体验够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郭开贞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仿吾为人真挚朴讷,颇得沫若好评。平日他俩常于课余去学校附近的后乐园散步,每当看到园中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总要伫步细细观看,喜不自禁。走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天,少不了谈论中、日关系问题。在开贞看来,日本不久一定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几度对仿吾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他很讨厌学校向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断然拒绝参加军事训练。②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开贞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为此他特地抄录了曾子的这段话,并取字“毅夫”以自勉。③不幸的是,由于为国事愁肠盘结,学习上又急躁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心悸胸痛,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④,“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⑤,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在东京的一爿旧书店里,他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萌起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早晚坚持静坐半小时,同时每天翻阅《王文成公全集》十页,不到两周时间,开贞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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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黑田寿男:《六高时代和郭先生》,见日本雄浑社版《郭沫若选集》第1卷。
  ③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录》,见1916年6月《中华留日大高同学会报》第2号。
  ④《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⑤《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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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人民自卫军在阜平整训的时候,有一天,聂荣臻突然盯着吕正操衣袖上的臂章问道:“你们戴这个红五星干什么?”那臂章是长方形的,白底蓝边,上面写着“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五星。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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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竟成,其造诣果真令人吃惊: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八月、十一月,《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又相继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亦陆续发行。这些书稿都是由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的,初版册数不多,一般每种只印五百部,输入国内为数更少,坊间倚为奇货,许多史学工作者竟相购阅而不可得。在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大郎的眼中,郭沫若的前途真是无可估量,一度想认他作乘龙快婿,未成,又把次子田中震二托付给他,拜在他门下攻读中国古文字学。
  沫若于甲骨彝器之研究可谓费尽心机,许多古文奇字都被他天才地辨识了。罗、王诸家曾以阙疑、待问相号召,以待能者冰释,而今沫若一再揭榜呼应。在他看来,人患不知用心,倘若知道用心,有如国际间谍,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使用过的文字。当然,这并非说在他面前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所感慨的只是,有些学者对于难题往往未经苦思就以其难而弃置一旁,这太没有出息了。《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书录成后,他在序中倾吐了这类肺腑之言:
  并世学者多优游岁月,碌碌无为,其或亘数年而成一编者,语其内容则依样葫芦,毫无心得,略加考释,即多乖互,而彼辈乃动辄以阙疑、勤慎自矜许,而讥人以妄腾口说。呜呼勤慎,呜呼阙疑,汝乃成为偷惰藏拙之雅名耶?余实不敏,亦颇知用心,妄腾之讥在所不免,阙疑之妙期能善用矣。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吕正操解释:“脱离五十三军的时候,大家觉得戴的臂章应该有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倾向于红军的革命标志,使人民群众对我们能有焕然一新的看法,当然要有这么个红五星啦。这颗红五星对六九一团的官兵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①“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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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二十一

  聂荣臻点点头说:“出发点很好,道理是这样,但是这样做不利于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他指了指自己军帽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又说:“为了抗日的大局,连我都得忍痛把戴了多年的红五星摘下来了!”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①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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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暴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精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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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童年〉后话》

  在吕正操和孙志远的陪同下,聂荣臻接见了参加整训的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他说:“同志们,人民自卫军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战斗,我已经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同志们以后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人民自卫军的干部们大受鼓舞。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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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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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聂荣臻对人民自卫军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但从政治上关心他们,亲自给干部们讲解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的问题,还派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带着军区慰问团前往整训驻地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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