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第六十八章主持

2019-11-3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41)

  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聂荣臻想了又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以下7条。

  1948年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把华北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即全力控制关内敌军,不使其出关,以支援东北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

二十八

  1.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当时东北的形势是,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自长春南下锦州,封闭东北大门,在东北境内把敌人消灭。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锦州,当然会受到平津、沈阳国民党军两头的压力。于是,拖住平津傅作义主力,便成了东北决战的关键问题之一。五六月间,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组织热西、冀东战役和保北战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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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2.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七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

  1948年7月,林彪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华北派部队打大同,分散傅作义的主力,以便他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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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

  8月2日,聂荣臻对杨成武说:“毛主席找我们去一起谈,任务是准备配合东北作战。东北部队要攻打锦州,先准备打锦西、沈阳增援的敌人。毛主席考虑要华北军区部队配合东北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拖住,不让他们出关,否则东北作战会受影响。你指挥的部队组成第三兵团。具体情况我们到西柏坡去谈。”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①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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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②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8月3日,聂荣臻和杨成武一起,策马沿滹沱河北上,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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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广州郊外》

  5.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聂荣臻和杨成武先见到周恩来,然后见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毛泽东把中央关于发起辽沈决战的两份电报交给他们看。在简陋的房间里,中共中央5位书记向聂荣臻和杨成武下达了进军绥远的任务。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①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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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毛泽东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晋察冀野战军6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军区二、三两个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二纵队的一个旅,组成第二兵团,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并统一指挥晋绥的第八纵队、内蒙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第三兵团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你们把傅作义部的主力拖住在平绥线,调动他们向归绥转移,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与此同时,第二兵团则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另以一部在北平至张家口地区行动,配合你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徐向前、周士第的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野战军作战的胜利。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①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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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聂荣臻觉得,毛泽东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沫若为《救亡日报》和朋友们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仍想下南洋,不料又被一通突如其来的电报阻止了,这是元旦那天陈诚从武汉拍来的,说“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一时也不知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阔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邓颖超,倒也不错,听说他们已在那里筹设八路军办事处。于立群获悉郭沫若要去武汉,特别高兴,因为她转道武汉往陕北的主意一直没有改变,这一下路上可有伴了,为了行动方便她索性也搬到新亚酒楼来住了。
  立群生性文雅、娴静,成天价只顾呆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就抬头看看高高的天花板,或俯首瞧瞧脚下镶设几何图案的磁砖地。由于从小受家庭的薰陶,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正宗的颜体。沫若见她悬肘走笔,正楷端庄雄伟,行书遒劲郁勃,可谓已悟得颜真卿笔法的妙诀,真是惊喜不已。俗话说“字如其人”,颜字的严肃性正和她容貌端整、言不妄发相一致。是出于对她的爱慕抑或关心,说不清,反正他身不由己也陪她写了几天大颜字。他们一起临摹《颜家庙碑》,一笔一划紧相连,一举一动传真情,广东话把男女手挽手地在街上走叫“拍拖”,此时此刻的沫若和立群在精神上紧紧地“拍拖”着了,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她不是有志赴陕北吗?他当然有心成全,且预先以小诗一首以代临别赠言: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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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汐集·陕北谣》。

  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接着,毛泽东要杨成武对进军绥远的困难应有足够估计,说:“你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埃”①出师绥远的任务决定下来了。聂荣臻和杨成武当夜又商量了三兵团政治委员的人选:杨成武建议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担任,聂荣臻也觉得这个人选好。次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该启程去武汉了,日前已拍了电报催夏衍速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夏衍于一月五日抵穗,沫若细致地向同人们交代了一切,并把自己的图章留下,让大家随工作需要而用他的名义,盖他的印鉴。六日中午,他应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往该校演讲后,即于当晚偕立群登上粤汉路火车。来到黄沙车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夏衍不止一次握了沫若的手,最后又握着立群的手,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引起众人一阵爽朗的笑声,沫若赪然,立群嫣然,双颊蓦地升腾起两瓣红晕。

  缩短战线方面,聂荣臻在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中说:“前一时期??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

  为了出师绥远,解决粮食困难,毛泽东指示拨给三兵团10万银元。

二十九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地导弹是项战略任务。1961年4月,他对钱学森等人说:地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先定下来,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两个月以后,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导弹。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已经过关,正在少量生产,中程地地导弹是正在设计的,远程地地导弹是要探索研究的。

  4天以后,聂荣臻亲自到狼牙山东麓的远台村,参加三兵团团以上干部出征绥远的动员会,为会议做了国内外形势和三兵团进军绥远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动员报告。他说:“关于华北的发展趋势,除太原外,目前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北线,我们要在那里想办法。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的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

  北上途中经过的大小车站,许多都是北伐旧战场,沫若一一指给立群看,她感到新鲜,他则每每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三天的行程,在平时会使沫若感到多么漫长而心烦,如今有了立群在身旁陪伴着,他非但不觉得寂寞,相反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就象火车噙住铁轨一般,他愿永远挽着立群,在人生道路上共同前进。就自这儿起,沫若开始正式与立群同居。
  他们是与孩子剧团同一天到达武汉的,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傍晚。孩子剧团的存在,沫若早在上海期间就有所闻。这个由二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自愿组成的剧团,积极宣传抗日,事迹十分动人,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叶挺、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叶剑英、博古、邓颖超、潘汉年等人特地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他们举行欢迎会,郭沫若也出席了,他望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一个个高兴得在使劲地鼓掌,把一只只小手都拍红了。当他们齐声同唱自编的歌曲《流浪儿》的时候,恩来难过得低下了头在擦眼泪,沫若的双眼也湿润了,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宗教家说“儿童是天国中之最伟大者”,难道儿童不就是“中国之最伟大者”吗?因而他在致词中说,今天是自己回国半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并称赞和鼓励孩子们道:“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王明接过沫若的话,含义深长地说:“沫若先生丢掉他亲爱的妻子儿女回国参加救亡工作,是中国人中的做爸爸妈妈的模范;同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离开父母温暖慈爱的怀抱来努力救国工作,是中国人中做儿女的模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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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196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重大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①9月5日,三兵团及其配属部队分别从易县、涞源出发,9月25日前按预定计划攻占隆盛庄、丰镇、集宁、新堂、凉城、和林等城,主力直逼归绥城下。三兵团的突然行动,出乎傅作义的意料,连美联社也称之为“绞杀性的进攻”。傅作义急令第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10个师的兵力向西驰援。这样一来,张家口敌军空虚,第二兵团即向平张线出击,配合三兵团的行动。傅作义怕张家口有失,又急调三十五军东赴张家口。解放军攻其必救,傅系主力就这样被牵过来、扯过去,把他的嫡系部队粘住在平绥线上。傅作义确实像聂荣臻所说的那样,成为“调兵司令”了,处处被动挨打。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两个月,歼敌1万多人,解放了绥远广大地区,起到了战略钳制作用。

  沫若刚到武汉,正逢《新华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新闻界自然十分注意,常有记者登门访问,不是谈广州、武汉观感,就是谈目前抗战形势,而且还要题词。在沫若看来,作为当年北伐会师的重镇武汉,沉睡了十年之后,现在似乎又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虽然都已搬到重庆去,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汇合到这里来了,可以说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笔者)的精神保卫大武汉”,沫若给《新华日报》的这一题词,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愿。
  重来武汉,能与北伐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晤面,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沫若和立群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当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欢聚时,大家叙旧议新,滔滔不绝。陈铭枢以自己的字“真如”分作上、下联的首字,征求用梵语作嵌字对联,他先吟得下半联:“如是我闻,佛说如来”,沫若即顺口说出上半联:“真有人对,谁即主宰”。大家拍手称绝。他们还一同合影留念,沫若戏题为《五光图》,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诗云:
  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
  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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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迎沫若》,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这样,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同时,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年2月,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科研与生产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①聂荣臻的这一重要的理性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

  为配合三兵团的行动,聂荣臻命冀热察军区部队向宣化、张家口进逼。

  就是这位当年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今又有人要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了。叶挺和黄琪翔首先向沫若透露了这个消息,此即陈诚邀他来商量的“要事”。原来军事委员会新近撤销了第六处,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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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该区部队9至10月间歼敌3000余人,俘虏少将游击司令1名。察北骑兵攻克商都、化德、尚义、宝昌几个县城。这些也有力地牵制了傅作义部队的行动。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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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1961年9月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东北野战军在这段时间里,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辽沈战役于9月12日开始,首先以5个纵队进攻北宁线, 10月15日攻占锦州,切断了国民党军关内关外的联系,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在锦州之敌连连告急的时候,傅作义仅能从他统辖的60万大军中抽调出5个师的兵力运往葫芦岛。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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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陈毅、聂荣臻在会上见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陈毅、聂荣臻关切地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

  就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危若垒卵时, 10月下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搞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军事行动——偷袭石家庄。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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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聂荣臻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很好地配合二机部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的话,使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对于这个行动,傅作义极为保密,没有使用电台,只用文件传递命令。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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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刘杰对两位元帅的话想了又想。两位元帅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弹,这个“早日”究竟能在什么时间实现呢?

  但还是被识破了。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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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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