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第五十七章力促绥远方式的实现

2019-11-3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0)

  人们在辛勤耕耘之后,都盼望着丰收,一旦亲手去摘取丰收的果实,就会充满欣慰和喜悦。聂荣臻在耕耘“两弹”的领域里,也一次次地感受到了这种喜悦之情。

  随着战事的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适时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任务。

  聂荣臻认真执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为绥远方式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中国用国产原材料成功地仿制了苏联尔-2地地导弹,这是一种液体发动机导弹,射程约590公里。

  1949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会议。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在会上就目前军事情况做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尚未解放地区进军,和进一步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建军方针。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军正处在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的过渡时期,思想上、组织体制上、技术装备上以及部队作风上都存在着一系列复杂问题。要精简整编,要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要创办各类军事院校,要改善武器装备,要拟定条令、条例等。这些任务如何具体组织执行,大部分落到了聂荣臻的肩上。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能基本保持一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主要部分。这一做法,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1960年10月下旬,聂荣臻乘坐火车,经包头、银川、兰州、清水等地,风尘仆仆,于11月4日,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他是专程赶来指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试验的。这个导弹发射试验场他第一次来,可对这里的地形他是很熟悉的。因为,导弹试验场的场址,就是他在地图上最后选定的。

  聂荣臻自从至居仁堂办公以来,早上8点必定迈进居仁堂的大门。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东边,中间是会议室,西边是作战室,四周挂满了军用地图。

  早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聂荣臻于1949年1月16日对邓宝珊说,“我方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①罗荣桓也向邓宝珊表示:绥远的问题,待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手中,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罗荣桓还对邓宝珊说:“毛主席说,将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②聂荣臻让邓宝珊回去后,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绥远有他一份,听了自然高兴,就满口答应。

  11月5日,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微曦,预定的发射时间就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方强、钱学森、安东等人陪同下,步履坚定地走进了由几间活动房子组成的指挥所,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只有5公里。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就要发射了。

  聂荣臻进了大门以后总是直奔作战室,先听取值班参谋的作战情况报告。有些问题当场解决,诸如一般性的战报、电报、文件、电话记录之类,在他职权范围内的立即提出意见,及时处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随后他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办公室主任安东已经提前半小时把当天需要处理的文电一一整理好,分门别类放在案头。聂荣臻看电报很快,一大叠电报很快就处理完了。接着,按照日程安排召开由总参各部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议或者是召开由京内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通过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这就为绥远方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矗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以后,遵照中央指示,2月2日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在叙述北平谈判的过程时,公布了1月16日给傅作义的公函。公函中历数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勘乱命令》,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进攻华北解放区,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讲了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看到报纸后思想苦闷,情绪低沉。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1月14日,聂荣臻在与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等谈话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强硬态度,严正谴责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一再拖延,傅方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第二天接到军委来电说:要将“一个正式文件”(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交邓宝珊带回去,并指出,这“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这就是1月16日聂荣臻交给邓宝珊的那份公函(即“通牒”)。

  虽说导弹是完全按照苏制尔-2仿制的,在原理上是苏联的一套,可导弹材料全是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这次发射,对装配工艺、制造水平是一个考验。

  召开联席会议,是聂荣臻日常处理工作的主要方式。把总政、总后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全召集来,当面了解情况,拍板解决问题,很见成效。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走后,邓宝珊看了(没有封口)表情惊讶,觉得很为难。周北峰等人向邓宝珊建议:“傅个人英雄主义甚浓,通牒以暂不交为好。”

  5日清晨,仿制的尔-2导弹高高地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阳光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指挥室内的对讲机不断传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的报告。最后,一切都准确无误了。上午8时,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当年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营长向聂荣臻报告:一切准备就绪。接着,副司令员李福泽说:“报告元帅,尔-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一小时准备?”

  当时,中南海总机很熟悉聂荣臻办公室的声音,每次工作人员通知开联席会议,都是简单的10个字:“政(总政)、后(总后)、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公(安军)、防(空军)、铁(道兵)。”

  因此,交“通牒”一事就这样被拖延下来了。以后,中央军委从人民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于1月20日、29日两次来电指示: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顺应北平人心所向,使傅作义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促使他彻底改变反动立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通牒”以公开发表为好。

  聂荣臻用四川口音坚定地说:“同意。”指挥所里一片寂静代替了刚才的嘈杂声。

  总机也不多问,很快, 10个大单位就全通知到了。

  于是,1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牒”全文,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9时整,李福泽开始倒数计时:“??5、4、3、2、1,点火!”9时2分28秒,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到了它的震动。烈火喷发,浓烟滚滚,导弹直指蓝天,势不可挡。

  另一种会是由总参机关各部门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议。由于已成惯例,不用通知,一上班各部部长就都聚到聂荣臻的办公室碰头。

  傅作义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是有贡献的。1月28日,董其武所部与解放军绥蒙军区部队在陶卜齐曾发生武装冲突,董部被消灭一个团。傅深恐再生事端,一再要求尽快解决绥远问题。考虑到傅作义如果情绪消沉,对推行“北①《绥远和平解放大事记》,第13页。

  聂荣臻在指挥所里看到那枚导弹尾部喷着火焰,先是缓慢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也逐渐消散。

  聂荣臻认为,用碰头会议和联席会议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形式好,各部的领导干部也都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之后,就分头执行。这样,问题处理得快,效率高,减少和避免了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现象。通过这种办法,加强了与各部门领导的直接联系,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在会上解决。聂荣臻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可不行。由于后勤财务和军械部门的业务工作涉及有关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等方面的数目字比较复杂,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参加会议。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那时,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唐永健,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几次联席会议的有关情况:1951年7月9日,研究编制问题。

  ②《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页。

  时间不长,9时10分5秒便传来消息,导弹飞行正常,命中550公里以外的预定目标区。在场的人都激动着,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聂荣臻也非常激动,他企待的正是这种结果,立即与在场的科学家、指挥员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然后,走出指挥所,向仍在激动中的人们频频招手致意。

  聂荣臻指示:编制要合乎我们的(军工)生产条件,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和生产条件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来德、陈锡联、许光达、刘亚楼、杨立三、吕正操、徐立清、王诤,萧克、李迎希、刘志坚、洪学智,还有苏联顾问尼哥尔斯基。聂荣臻在会上说,这个编制已经讨论了3次,大家基本满意。朝鲜战场的经验证明,以现有装备是不能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我们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其物质基础是新的装备。搞新装备是困难的,但困难必须克服。

  平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都有不利影响,因此,林、罗、聂决定与傅面谈。2月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将拟谈的内容报告了中央军委。2月5日,毛泽东对谈话内容作了批示。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陶铸、苏静、南汉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席间,林彪首先向傅作义表明了态度:“北平和平解决,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替国内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作义将军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我党愿意与一切党外真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共产党人绝不采取党员包办方式,而是采取党员与非党员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对一切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

  试验结果证明:我们仿制的导弹发动机性能良好,各种控制仪器运转正常,导弹用的国产液体燃料符合要求。这使聂荣臻感到欣慰。像孩子学步一样,第一步没有摔倒,这就给了人们以信心。

  聂荣臻工作很有条理,十分细心,忙中不乱。一次会见苏联贵宾,军乐团列队欢迎。因为军乐团当时没有迎宾礼服,有人设计了一种领章,缀在领子上。聂荣臻一眼就看见乐团人员领子上的装饰图案,马上严肃地批评:“谁让你们钉的?领章图案我都不能做主,快取下来。”这时,苏联贵宾还没到,避免了一次不好的影响。

  林彪还告诉傅作义:今后并愿吸收他做工作,例如参加华北或将来的联合政府工作,等等。听了林彪的话,傅作义一再表示,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南京曾几次派飞机来接他,他都没走。此时,聂荣臻又进一步向傅作义解释了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我们的民主是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主,而对百分之十的反动阶级、反动分子,则实行专政,而不可对一切人实行民主,但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①在座的叶剑英对傅作义愿意积极帮助解放军接管北平的态度,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边吃边谈,气氛极为融洽。邓宝珊高兴地说:“我们的心与你们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已。”这次宴请后,傅作义的情绪有所好转。

  晚上,在庆祝宴会上,聂荣臻高举斟满紫红色葡萄酒的酒杯,向试验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干部战士祝酒。他说:“这次试验情况,我已经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要我代表他们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谢意。同时,要求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他接着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聂荣臻对协助他工作的总长办公室的一班人马很满意。当时那么忙,却很少出差错。办公室主任安东是红军时期的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月11日,傅作义在家中回请了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为了稳定傅作义的情绪,这次对绥远问题只作了一般交谈。

  当年12月,又试射了两枚仿制的尔-2导弹,都获得成功。①国产尔-2近程导弹接连发射成功,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不但意味着中国拥有近程导弹这样的武器装备,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的导弹研究即将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的轨道上来了。

  他的办公室挨着聂荣臻的办公室,用一面屏风遮祝有事聂荣臻就按电铃叫他,总是随叫随到。聂荣臻习惯把要处理的问题写在小纸条上,一个小条写一个问题,交给安东去办。安东谨慎小心,从不马虎,件件事都有着落,聂荣臻很赞赏他的办事能力。

  通过双方互相宴请,感情上有了进一步的沟通,这无疑对解决绥远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自行设计地地导弹的第一步怎么走?在导弹研究院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跨一大步,直接搞中程、中远程型号的;另一种意见,主张步子迈得小一点,先搞个中近程的。同时,作好新型号的预研工作。

  总长办公室还有3个年轻秘书负责机要工作。有时,聂荣臻从作战室出来路过机要室,也跟3个秘书开开玩笑。

  2月1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解决归绥、大同、榆林三处问题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在绥远的傅作义部改编为一个军(以后实际上改编成一个兵团),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其部队、干部及眷属与解放军同类人员同等待遇。建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聂荣臻这天在中南海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吃完晚饭,秘书来汇报导弹研究院讨论导弹自行设计的方案。聂荣臻听完秘书汇报后说:“开始时,仿制尔-2我就说仿制是练兵,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仿制的技术成果。导弹技术是世界上的尖端,我们的队伍还年轻,没有多少摔打,步子太大了,欲速则不达。明天,我要找爱萍同志谈,自行设计,我们一定要从中近程入手。”

  有一天中午,3个年轻人都歪在沙发上睡着了。聂荣臻按电铃要处理电报,按了几次,他们也没醒。等了一会儿,聂荣臻看看还是没动静,就走到机要室诙谐地喊起来:“下雨喽!下雨喽!”几个秘书一听聂荣臻在喊他们,都很不好意思地爬起来,赶忙接过电报处理。聂荣臻没有批评他们。也难怪,他们这些天,天天忙到深夜。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将军时,提出绥远问题冈”以用“绥远方式”解决。当傅作义询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时,毛泽东解释说:就是不用打仗来解决绥远问题。解放军与董其武部队之间先划条和平线,互不侵犯,把铁路接通,贸易搞起来,然后看董其武将军认为方便的时候宣布起义。毛泽东为绥远问题的暂时划界分治,定了基调。

  中国在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后仅1年零4个月,1962年3月21日,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

  在聂荣臻身边工作有一个特点,要掌握各种知识,加大信息量。他不爱讲话,交代一件事一般不讲前因后果,以后安东也形成了这个习惯。办公室的3个年轻人就有意识地阅读聂荣臻看过的重要文件,慢慢搞清了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以后,连聂荣臻脑子里正在想什么事,他们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

  3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李井泉参与绥远问题谈判。3月23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到北京饭店协商解决绥远问题。会上,解放军方面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绥远暂时维持现状,并组织小型委员会,具体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等问题。傅作义方面表示同意。经商定,解放军方面代表为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方面代表为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不久,林彪、贺龙、李井泉等因另有任务,会谈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这次试验聂荣臻没去现场,他在北京等候消息。

  聂荣臻担任代总长后,工作千头万绪,难免出点问题。有一次,因为一份电报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知道后,把聂荣臻叫去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聂荣臻没有吭声。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双方代表作了几次反复协商,互有让步,解放军则做了多方面的让步。3月27、29日,聂荣臻、薄一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两次提到:“关于划界,经我方让步,商定自武川北之乌兰花(四子王旗)、陶卜齐、白塔??直到托县请水河之间的喇嘛湾,划一界线,停止冲① 1949年2月12日林、聂关于与傅谈话内容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原件存军委档案馆。

  参加试验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导弹点火以后,刚刚起飞,就坠毁在发射台附近。这个意外的事故使人们大惊失色。后来查明了原因,一是总体方案设计不周,导弹的弹体细长,飞行中发生了很大的弹性振动,使控制系统失稳;二是发动机和弹体结构薄弱。中近程导弹首次试验失败,可谓是一剂醒脑的良药,使那些原以为可以舍去中间步骤,一跃而去研制中程、中远程导弹的人们,头脑清醒了许多。但试验的失败,又是很令人痛惜的。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时期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份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荣臻批发的。聂荣臻为人厚道,受了领导批评,从不推到下边。张经武批发的那封电报内容,是关于军队编制方面的。他批准撤销一个机构。事后,张经武得知事情真相,十分感激聂荣臻。他说:“聂总真好,真是个好领导。”

  突??喇嘛湾一地,傅方颇有不愿放弃之意,我们意见,如傅方坚不让步,我方可以不要。”关于交通,平绥路在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傅方的运费可斟酌减免,如有盈余,还可按里程比例分给傅方红利。双方自由贸易,可互免出入口税,互设贸易机构,但严禁违禁品(如鸦片烟)贸易。在金融方面,为照顾傅方,人民银行准备酌量收兑傅方的金元券。关于派联络机构,解放军方面提出设到师以上部队,傅方坚持不接受,于是做了让步,拟只在归绥设联络处。国民党派遣到董其武部的特务分子由傅方送走等等。以后按照这个方案,在文字上几经斟酌,达成绥远分治协议。经毛泽东批准后,6月8日双方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协议生效。

  消息传到聂荣臻这里,他知道这种时候气可鼓,不可泄,没有显出失望的样子。虽然,他是十分希望试验成功的。聂荣臻让秘书要通了张爱萍的电话,对他说:“我们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性,不能都是一次成功。

  那时,部队刚从山沟进城,遇到的新问题很多,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通知:为了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要求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在这方面,聂荣臻做得很好。

  在双方协商期间,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开始对封建军阀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发起第二阶段总攻。24日凌晨5时, 1300多门火炮齐轰太原城。上午10时,总攻结束,歼灭阎锡山部8.4万人,太原宣告解放。此时,地处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干线交汇处的晋北重镇大同,虽然早已是一座孤城,但固守在城里的国民党军正在加固工事,负隅顽抗。他们凭借较强的实力和坚固的工事,妄图与城外的解放军部队抗衡。针对大同国民党军的情况,城外的解放军部队在聂荣臻、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按照中央军委对大同实行“围而不打”的战略方针,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4月29日,大同城内国民党军派代表与解放军正式谈判。这一天,守城的国民党军1.3万人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大同获得解放。接着,5月5日,解放军又乘势攻占了安阳,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当天下午,新乡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迫全部投诚。至此,华北地区全部解放。在当时情况下解放军这样做,应该说是做了很大让步的。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军部队中有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绥远方式”吃亏,又太麻烦,太不干脆。聂荣臻、薄一波根据中央意图,一再要求解放军方面的代表一定要耐心会谈,能让步的地方可以让步,力求“绥远方式”取得胜利。4月18日,聂荣臻在华北军区直属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绥远谈判问题上的急躁情绪,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不一致的。“不明了这样的斗争方式,更便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这不是由于我们力量小,而正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已是强大的。”

  这次失败了,下次有可能成功,多总结总结经验。爱萍呀,告诉下面,一定不要追查责任。”10天以后,也就是1962年3月31日,聂荣臻在听取钱学森等汇报这次试验失败的过程时,他看出钱学森心情沉重,安慰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试验本身就包含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钱学森说:“我是技术总负责人,要负责任。”

  聂荣臻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天的事情要当天处理完,不许过夜,尤其是呈送毛泽东的电报,一定要尽快译出来。他还要求办公室建立催办制度,上午交代的事情,一般下午要催一催,看办的结果怎么样,要求及时向他报告。

  绥远和平协议达成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诱迫董其武率部西撤,以便继续控制。董其武进行了抵制。但董其武的部下,情况很复杂,有的坚持顽固立场,有的受阎锡山拉拢,进行破坏,使协议的执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预定6月底公布协议的计划未能实现,按预定日期进驻归绥的解放军代表被阻挡而折返。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提出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表示傅作义的意见很中肯,就按傅的意见办。7月18日,解放军方面派出的工作委员会抵达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还因遭受特务分子的袭击而牺牲,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协议只是一纸空文。至7月24日,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被迫撤出归绥。与此同时,董其武部有些小部队也不断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对此,聂荣臻、薄一波于7月30日电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等人,解放军宜一方面提高警惕,如敌来袭,坚决还击,并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聂荣臻说:“不能这么说,这与贯彻技术责任制不是一回事。”4月9日,聂荣臻又在国防科委研究精简机构等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前不久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试验失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我们在仿制型号上下的功夫还不够,“三字经”不念是不行的。钱学森和导弹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听到聂荣臻的这些话,许多人的懊丧心情被征服困难的坚强决心所代替,他们急切地要打一场硬仗,展开了更加扎实的研制工作。1964年6月,终于使这种导弹上了天。

  新中国建立初期,总参谋部的工作极为繁忙。聂荣臻的工作不分上下班,中午从不回家,和衣在办公室的床上歇一会儿后,又继续工作。他经常夜间去毛泽东、周恩来那里开会,直到早上天亮时才回来,随便吃几口饭,打一会儿瞌睡,8点钟又准时上班了。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摸到了聂荣臻的规律,知道其他时间聂荣臻很忙,难以找到,早上这一会儿工夫准在补觉,就专门在早晨打电话请示工作。以后,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想出了一个主意,接了一个并联分机。在聂荣臻休息时,由秘书先接电话,问清事由,如不是万分紧急的事,就不去打扰聂荣臻宝贵的休息时间。

  鉴于阻力大、困难多,毛泽东决心让傅作义出面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绥远起义后,不用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指傅作义)任主席。”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宣布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傅作义为主任,邓宝珊与解放军代表高克林为副主任。聂荣臻遵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傅作义的归绥之行作了精心安排。他专门指示华北军区拨了一列铁甲列车,内挂一节软卧车厢,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护卫。薄一波也亲自打电话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出现大洋15万元,作为傅作义此行的活动经费。傅作义也从他原来部队积蓄的奋斗基金里拿出现大洋5万元,将这20万元带到绥远,准备慰问那里的部队官兵。8月20日,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代表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陪同傅作义、邓宝珊等启程赴归绥。那天,聂荣臻和薄一波亲自到西直门车站送行。

  与导弹研制同时进行的是原子弹的试验研究。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召开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中央专委提出的口号是“保响、保测(测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同年6月,原子弹理论①《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09页。

  那个时候,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举办舞会,许多领导干部常去跳舞。聂荣臻虽然也喜欢跳舞,却极少去。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时间去。偶尔因工作出席一场文艺晚会,秘书拿着文件追到会场,少不了要签发几份文电。

  傅作义到达绥远后,与邓宝珊、董其武等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终于使绥远和平起义逐步成为现实。傅作义9月11日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对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他在电报中这样说:“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电报中提出了要团结大多数,肃清特务分子,妥慎处理纪律不好的单位,逐渐教育整编军队等四项原则,并对董其武发表起义通电的步骤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②薄一波将傅作义的电文和以聂荣臻、薄一波名义发出的复电稿一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批准了复电稿,充分肯定了傅作义的意见。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绥远终于和平解放。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致电董其武将军等人,予以慰勉和祝贺。

  研究已攻克了所有难题。而且,还成功地进行了一次1比2核装置的爆炸试验和一次全尺寸的模型爆炸试验。这样,在中国核武器研制时间表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被安排在1964年10月。

  多年来,聂荣臻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条件允许,睡觉前他总要在澡盆里泡上15分钟。过去傅连暲曾告诫过聂荣臻,过热和过凉的水温刺激对他的身体都不利。所以,每次洗澡,聂荣臻都将水温调试在40摄氏度左右,让身体全部浸泡在水中。这样,既解除了疲劳,又利于健康。一天晚上,天气燥热,闷得透不过气来,聂荣臻刚刚坐进澡盆里,正想痛痛快快洗个澡,电话铃响了,是毛泽东叫他去开会。他二话没说,从澡盆里跳出来,穿上衣服,直奔毛泽东的住处。

  绥远方式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绥远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半年内7次会见了傅作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绥远国民党军的宽大政策和耐心等待,对以后一些城镇的和平解放及众多国民党将领的起义等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聂荣臻和薄一波在和平解放绥远的复杂过程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为“绥远方式”这一战略方针在绥远地区的胜利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爱萍、刘西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6月进入核试验常8月中旬,中央专委决定,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刘西尧为副主任,由有关各方专家和领导干部68人参加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著名核科学家朱光亚、程开甲是委员会成员之一。9月,张爱萍、刘西尧回京向周恩来等汇报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9月19日、25日,张爱萍、刘西尧两次来向聂荣臻汇报。

  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聂荣臻主持总参谋部工作以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①《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74页。

  前方对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胜利在望,聂荣臻极为欣慰。

  1950年3月10日,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建设问题等给毛泽东写报告:(一)继续加强海、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军兵种领导人选建议;(二)总参除加强作战、情报部外,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三)总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分开,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四)筹建总干部管理部;(五)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筹建炮兵、工兵学校;(六)筹建陆军大学(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深造高级军事干部,请刘伯承主持。①以上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陆续组织实施。

  ②《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80页。

  10月8日,王涂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核科学家来到核试验基地,按试验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技术工作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总检查。

  当时,总参机关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人数很少。随着军队建设的不断深入,总参机构不健全的弊病逐渐显示出来。尽管聂荣臻建议新设了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但是总参机关没有专管军务和动员的部门,这对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将来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等都是个大问题。他在参考了苏军总参谋部的编制后,提出了尽快组建军务部的方案,获得批准。

  1964年10月14日19时20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在罗布泊附近的铁塔上。这座塔高102米,顶端有一个纯金属的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

  一年多的时间里,聂荣臻除了健全总参各部外,还抓了军兵种建设。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又增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乒、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等新的军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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