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郭沫若传

2019-11-2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21)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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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1978年,他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阐述了人民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的问题。他指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它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先进的常规武器,而且还拥有大量核武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将利用其装备优势,在空军、海军、空降兵配合下,使用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实行高速度大纵深的进攻,企图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我们要战胜这样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高度发展了,我们还是要坚持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打人民战争。”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好方式,可以“创造出制服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办法,弥补我们武器装备的不足,变敌人的长处为短处,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还是靠它”。①{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96_1.bmp}1980年9月,聂荣臻在听取总参谋长杨得志汇报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对国防战略讨论情况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总的还是毛主席说的打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十二

  针对会议讨论中,就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如何具体理解产生了不同意见的情况,聂荣臻说:“我同意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解释,战略上是防御的,战役战术上是进攻的。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还是这样。战略方针和战略方针具体化的问题,都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中央、军委审查批准后,大家都照此执行。采取措施,坚守某些战略要点是必要的,以争取时间。同时注意把民兵组织落实好,打起仗来配合正规军作战。敌人来了,他们不要往后退,而是往两边散;敌人过去了,就又集中拢来,破坏它的后勤供应线。现代战争,对后勤供应依赖更大,敌人就怕这个。只要我们顶住帝国主义的头几个攻势,以后就好办了。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1991年11月,《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卷即将付梓,应国防科工委的请求,聂荣臻欣然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说: 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旧中国十分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上,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配套的国防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国防科技队伍,完成了突破尖端的历史任务,掌握了有效的核自卫能力,发展了新型常规武器装备,并在航天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从而大振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

  冷西同志: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聂荣臻认为,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及战略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因此,他反复强调,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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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星空》

  1979年3月,他在邀请当时主管武器装备的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谈话时说:买外国武器,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仿制研究,为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服务。海军的某些装备,要注意配套,不能只顾舰艇,忽视与之配套的鱼雷、导弹等的研制。“文化大革命”中研究单位所受的损失很大,可至今还有某些领导不重视抓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这是应该力求纠正的。同年6月,他与刘华清再次谈话时重申: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4个月以后,他在听取当时的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洪学智等汇报时指出: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今后应该定个方针,凡是国内有的,不能向国外买。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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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1983年1月,在听取张爱萍汇报武器装备方面的情况时,聂荣臻强调说:整个装备搞进口主义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打仗历来靠陆军,今后仍然如此,海、空军是配合协同陆军打仗的,这是条原则。因此,在武器装备的研制顺序上,首先要搞好陆军装备,其次才是空军和海军的装备。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涵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创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这时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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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1941年第6期。

  作为共和国的元帅、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关心的仍然是人民军队的建设。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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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决定走精兵强国之路,加强经济建设,主要着眼于提高综合国力。聂荣臻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1979年6月,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向他汇报:有人反映现在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对改善装备很不利。聂荣臻说:现在关键是各级领导机关太庞大,战斗连队不充实,要下决心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这样军队总人数就容易控制,可以省出钱来搞装备。{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98_1.bmp}1980年3月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期间,聂荣臻对压缩军队定额,精简机关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说:我同意直属军委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这是对的。只有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至于这几个兵种的领导机构,要先定任务定编制,再交总参谋部管。4月,他在一份军委传阅的文件上批示:这次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副主席的设想方案,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稍后,他又强调说:现在我们是各军兵种联合作战,要有合成作战思想。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1988年2月,李鹏代总理来看望他时,已经退居三线的聂荣臻,仍然关切地说:核武器我们要有,但不要多,要少而精,地对地导弹也一样。没有这些,我们说话就不算数,没人听。我们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着重发展防御性武器装备。但没有导弹核武器,就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核讹诈。所以过去我就说过,我们必须建立必要的还击手段,否则就谈不上有现代国防。搞“两弹”,关键是要把队伍组织好。跟打仗一样,队伍不组织起来,怎么打啊!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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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现在各大单位机构臃肿得这么厉害,不解决怎么行?!这次精简整编,一定要按照小平同志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办,高级领导机关要尽量消肿。各单位在定编之后,要立即将编余人员列为编外,然后再逐步处理,就是要快,不能拖拖拉拉。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尽管沫若对文学倾注了全部的爱,可是在文学不值一钱的旧中国,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单靠饮书局的薄醴实在难以度日,安娜无法处之泰然。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的费用却无着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针毡,不得不又一次劝丈夫开业行医,然而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安娜是个要强的女人,她决计回到日本去设法进产科医院实习几个月,然后重来上海,或许可以寻到生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索性连儿子也都带走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军队的建设也得以拨乱反正,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1976年11月11日,聂荣臻参加了“四人帮”覆灭后的第一次军委常委会。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 25日,中共中央通知成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聂荣臻任军委副主席。从此,他又重新积极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什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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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洪水时代》

  在这之前的酝酿过程中,聂荣臻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认为在80年代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针对中国的大仗、中仗都打不起来,因此应该抓紧时机,大量裁减军队,并物色优秀的年轻干部,接好各级领导的班。他还提出:军队的三总部领导体制以不变为好,只提精简人数的要求,三总部下属机构能否撤销或合并,应认真研究后决定。武器装备从研制、生产、装备部队到淘汰,还是应该由有关部门分工负责,这项工作太复杂,成立一个大一统的组织难以管好。陆军在三军中应占最大比重,军队打仗历来靠陆军,今后仍然如此。战时战略区内的三军必须统一指挥,为此,平时在组织上,海军舰队和空军作战部队,应由海、空军领导机关和所在的大军区实施双重领导。

  消息飞快地传入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杏其中的缘由:

  说干就干,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创造周报》创刊号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沫若借发刊词说话,指责“上帝”在所谓“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滥贪懒,把人类制作得“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进而宣称“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就要从“上帝”偷闲的“第七天上做起”。由发刊词的意思,周报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实际上周末即可见报。从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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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聂荣臻的这些重要论述,把现代条件下如何进行人民战争具体化了。也就是“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才能在现代条件下,继续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的论点。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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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了洲际导弹。81岁高龄的聂荣臻已经没有精力像过去每次重大试验时那样亲临第一线了,他就到国防科委指挥所观看发射实况。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时,他高兴而又激动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随后又信手命笔,题写了以下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702_1.bmp}1982年10月7日,中国首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失败。他得知情况后,不是批评和埋怨,而是嘱咐秘书向在现场指挥的领导人打电话: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在试验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闻之无不感动,深受鼓舞。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果然在大家努力下,5天以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

  沫若和他的伙伴们尽力扶植青年作者,他们还通过《创造社启事》,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召唤广大文学青年一同来耕耘他们的园地: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象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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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见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同年9月,他在一份中央关于军队工作的传阅件上批注:“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论证工作很重要,现在我们从总参到各军兵种都没有论证机构。这是个大问题。建议通盘考虑解决为好。”这个意见引起了各方重视,以后军队各大单位的武器装备论证机构逐步建立或恢复,减少了发展武器装备方面的盲目性。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阳春已到绚烂的时分,百草竞秀,万木繁枝,创造社也愈加生机勃勃,似要抽发出新的枝条。沫若与仿吾和达夫多次商量,拟办《创造周报》,和季刊结为姊妹,“姊姊”偏重于创作,“妹妹”则偏重于翻译和评论。然而鉴于人手短少,一时很难定出发刊的时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沫若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仿吾的卧室,一进门就乐滋滋地说:“喂,把我们的周报干起来吧!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急不可耐地扑在仿吾的书桌上写起来。仿吾见他头发蓬松而散乱,知道他早晨起床后没顾得上梳洗就外出办事去了,现在这样告白,正说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错,在我们的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办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①两位心贴心的挚友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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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1985年3月,他在审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关于人民成争的条目释文时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将在更加广阔的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41页。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例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倒正是证明了陈其五的“反动言论”全然没错。悉照原文摘录干下: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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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1982年11月,聂荣臻在听取洪学智汇报军队后勤工作时指出:“现代战争对后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后勤战线的全体同志更加奋发起来,搞好精简整编和后勤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为国防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十一

  聂荣臻高瞻远瞩,善于把新时期的特点和历史上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这一系列的深刻论述和实践,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宝贵贡献。

  怎么办呢?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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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聂荣臻还以炽热的感情,关心着尖端武器试验的成功与失败,关心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顽强的战斗精神;

  从1979年7月起,遵照中央军委决定,聂荣臻主持研究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问题。他多次听取总政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及总政干部部负责人的汇报,找有关于部谈话,征求意见,并向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及时汇报请示,终于认真贯彻了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任人唯贤等项原则,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空间,空前紧张、残酷和激烈的条件下进行。我们打人民战争,应该发动人民利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仍然应该实行野战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民兵游击队应在陆、海战场上以新的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要重视以保卫战略要点和主要城市为目的的阵地防御战,同时应重视能大量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应组织全国规模的对军队后勤的支援。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聂荣臻对军队的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也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或建议。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在新时期,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建设的又一个重大课题。聂荣臻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他的基本思想是继续强调自力更生,加强科学研究,严格要求,加强协作,齐装配套,重视盲目性。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何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何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死后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的柯庆施,在上海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1977年2月,他在研究国防科研任务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研制工作要坚持高质量,严要求,决不能放松。现在了解,我们许多尖端项目上不去,主要是在工艺和原材料问题上过不了关。对此一定要抓紧。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步子要加快些。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所以对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方面,民兵游击队的重大作用,不要忽视。”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

  这在平时就要解决,也就是陆军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有些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精简整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单位任务要明确,组织要更合理,编制要精干;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1980年4月,他在听取总政治部领导人关于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军队政治工作抓党的建设“抓得对,抓得好。首先把党整顿好,先解决‘头’的问题,躯干和四肢就好办了。红军时期起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战争频繁,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党员受到教育就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发挥出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战斗力就强了”。他还要求军队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让无产阶级思想牢牢占领阵地。特别提到了军队高级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许多坏的电影、录像不能让子女看。对这个问题,聂荣臻一直很重视,直到1987年4月,在写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信中,还提出,希望高级干部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人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一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的铮铮铁骨,由此可见!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接着,他在序言中总结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上述成就的五条主要经验:1.统一领导,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科技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关系,是国防科技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动员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联合攻关,使我们迅速地突破和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矗2.“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提高自行研制能力,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3.“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军民结合,是和平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整体效益的正确途径。”4.“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作风过硬、能攻善战的国防科技队伍,是国防科技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矗”5.“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加强科学管理,是加速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1985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这是又一次精简整编军队的重大措施。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1978年10月,他在审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写的《从投手榴弹问题看当前部队的教育训练》的文章后,写信给宋时轮,除了同意训练中不能要求战士投手榴弹越远越好,考核评比不能搞形式主义等意见而外,强调指出:部队今后要特别重视打坦克装甲车、打飞机、打空降兵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打三防”训练,不能过多地强调投弹、刺杀、步枪射击、“练铁脚板”等传统训练方法。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战术问题。他多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对德军、日军对美军作战的教训。当时德军、美军拥有冲锋枪、自动步枪等;而苏军、日军开始只有传统的步枪,根本没有拼刺刀的机会,吃了大亏。因此,他的结论是,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结合实战需要,从难从严,科学地进行训练。

  “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后勤供应的通用物资应该实行三军统一供应。合成军队的规模小些好,灵活机动,究竟多大规模,应该论证确定。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成立国防大学的意见。他说:随着军队的精简,高级干部相应减少,应该把培养高级干部的院校集中起来,成立国防大学。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他的这些意见,在讨论过程中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军委其他领导人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新桑碧柳低垂。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帐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问、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取恽逸群而代之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日。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一九五四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幸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一死地而后快!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一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拥有无尚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何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它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总算范长江走了,凋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浑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正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一九六五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岗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伯达同志:

  何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何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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