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打本身的,又当投笔请缨时

2019-11-2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8)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大转折时期,是各种政治主张、哲学观点、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形成了儒、道、法、墨、名、兵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做过宋国蒙地方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相传,庄子自幼聪明好学,与惠施为同学、挚友,曾南游楚越,探访古风,一生率性任真,崇尚自然,非毁礼法,傲视王侯。楚威王曾以厚礼聘其为相,被他拒绝,从此终身不仕,退隐江湖,以编草鞋为生,寓言传道,著书十余万言。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他说:“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庄子·让王篇》)意思是,大道的真髓、精华用以修身,它的余绪用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用以教化天下。又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友其真。”(《庄子·秋水篇》)意思是,不要为了人工而毁灭天然,不要为了世故去毁灭性命,不要为了贪得去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这就是返朴归真。
  总之,他继承了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髓,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为此,他对世俗社会的礼、法、权、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精辟见解。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并且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庄子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文学上。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不是干巴巴的说教,相反,都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幽默机智的寓言故事,通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语言文字,巧妙活泼、引人入胜地表达出来,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屈原的离骚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那么,庄子的文章,无疑是中国浪漫主义散文的先河。
  但是,庄子其人距今已经二千多年,《庄子》一书属于古汉语,文字奇诡古奥,今天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非穷心研读者,难以读懂。为了使庄子的学求思想和绝妙文章为今人所广泛了解,我们组织兰州大学青年讲师王新民先生撰写了这部《庄子传》。
  王新民先生,甘肃省民勤县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生学位时,曾专门研究过庄子,对庄子的身世、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文章的美学价值等都有精深研究,因而在199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作品,第一次以传记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庄周的身世、人品和学问,以及他所处战国时代的历史风云,将历史性、学术性、文学性有机地融为一体,1992年8月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讲师,还在他写作《庄子传》一书时,既已发病,后查出为肺癌骨转移,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92年10月6日、《庄子传》一书刚刚出版不久,即离开了人世,享年仅28岁。
  历史人物文学传记《庄子传》一书,从1992年8月第一次出版,到1994年10月,短短二年内,已经再版五次,可见其受读者欢迎之程度。今值该书被介绍到韩国,将在国外翻译出版之际,聊写以上数语,以作简单之序。

  敌人侵占张家口后,晋察冀主力转移至平汉线北段寻机歼敌,平绥线上战事暂告沉寂。此后,敌主力南下,接连向根据地进攻,为了保卫根据地,聂荣臻挥师反击,在保定南北地区形成角逐局面。经过涞源会议后,全区党的思想渐趋统一,部队士气日渐高涨,在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法上,也渐渐得手。因此,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的保定南北诸战役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毙伤俘敌2万多人,整建制地全歼敌8个团又4个营,初步显示了在与美式机械化装备敌人作战中的威力,但在总体上我军还没有完全取得主动。

二十五

                          张志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于石家庄

  11月2日,易(县)涞(水)战役开始。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部队九十四军一二一师由涞水西犯易县,第三纵队及独立第四、第八旅将敌诱至南北桥头西侧地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歼灭敌人1个团又1个营。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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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注:该书的韩文版,已于1995年1月由韩国法仁文化社出版。

  11月中旬,敌五十三军在平汉路上维护交通线,敌九十四军进攻易县,企图占领易县、西出紫荆关,与察南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分割晋察冀根据地。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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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涞源会议后,聂荣臻指挥野战军主力进行还击,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独立第一旅在门墩山、二十里铺、刘家沟地区向敌九十四军4个团发起进攻,由于没有切断敌人退路,未能全歼。是役,歼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部队2400多人,迫使敌人撤回涿县、定兴。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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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12月16日敌人再犯易县:九十四军由北面的高碑店、涞水出动;五十三军和暂编第二总队由南面的保定出动,策应九十四军。12月19日,五十三军一三○师的两个团进至满城地区。聂荣臻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八旅,歼灭敌五十三军的1个团和第二总队的2个团大部,敌人进攻的计划又告落空。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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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此后,聂荣臻挥师南下,扫除保定以南守备薄弱的敌军据点。1947年1月20日至28日,四纵队等部队主动出击,攻克平汉路望都、王京、完县、新乐等据点。歼敌8000多人,受到军委表扬,称“你们(晋察冀军区)已在乎汉线取得主动”。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友人钱瘦铁(字叔厓,1897—1967)也竭力主张沫若以快走为上策,他认为看上去南京不象没有诚意,并表示愿意为沫若张罗路费。走,当然要冒风险,但不走,也得担风险。
  “走,或许可因而脱险”,沫若觉得还是金祖同说的对。回国的意念既已确定,要走就得赶快走。当时中日之间有好几条航线,其中来往于温哥华和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可以避免日本警察的干扰,只要乘上这条航线上的路经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的邮船“皇后号”,船一启碇,驶进公海,就算是安全出境,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了。沫若选定这条航线,他托祖同去打听最近几天的船票,约定寄明信片通知他,为防当局检查,信中用青年会空房间的号码暗指船期。祖同的信来了,说:“青年会生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沫若想预订二十四日船票,即赋诗夹隐语复金祖同,云: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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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一)》

  国民党军乘晋察冀军区主力南移,2月6日,其九十四军和十六军二十二师向易县进攻,五十三军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聂荣臻命三纵队主动撤离易县,命二纵队出击徐水,迫使五十三军和二十二师东移,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村地区的第九十四军,出现了歼灭大股敌军的战机,聂荣臻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迅速北进。晋察冀部队5个旅,包围了姚村地区的九十四军军部和它率领的5个团,兵力是三比一,占绝对优势。

  可是写好了又不免有些犹豫,终未投邮。经与钱瘦铁和金祖同再次面商,最后仍决定二十四日动身,由祖同陪伴回国。
  走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就这样瞒着安娜不告而别吗?实在于心不忍。船于二十四日从横滨出帆,二十五日沫若将由神户上船。再也不容迟疑了,这天晚上他终于向家人作了暗示:“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不过他很谨慎,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夜深了,他仔细端详着枕畔安娜熟睡的面庞,腹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讲。预想到三天后返抵上海将投入抗日洪流,他于枕上吟成七律一首,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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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②《战声集·归国杂吟(二)》

  当要发起总攻时,突然误传姚村敌人突围东逃。四纵队和三纵队七旅自行分路实施追击,结果贻误了战机。接着,敌援兵赶到姚村附近,部队不得不被迫撤出战斗。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彭富九回忆这次战斗时说:姚村战斗,电活上报告,敌人跑了。聂司令员问我,我说,敌人肯定没跑,敌人的电台还在工作,正在发出“SOS”紧急呼救信号,向北平求援:“姚村被围,火速增援,非常危险!”但前面部队都去追“逃敌”去了,天快亮了,已经追出去很远。为这个,二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很不容易。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晚上九点正,起航的铃响了。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孔窥视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钱瘦铁早已离去,只见有些人按照日本的风俗,为了表示惜别之意,正在往船上抛纸卷,送别者与远行者各持彩色纸带的两头,顿时在码头与船体之间的空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缨络。随着船只的离岸,纸带慢慢被拉长,最后被拉断,于是船上又有人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岸去,岸上的人也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船来,然而终于坠落在中途的小筏子上。此情此景,勾起沫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他对先后居住了二十年的岛国倒没有什么留恋,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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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三)》,原题为《黄海舟中》。

  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眼睁睁地失去了。究其原因,主观上,部队指战员对大兵团作战还生疏;客观上敌人各部相距太近,机械化部队增援又快,战机稍纵即逝。失去这次歼灭战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参加姚村战斗的两个纵队的指挥员杨成武、胡耀邦(四纵队政委),一直到几十年后相遇时,谈起那次战斗,还感到惋惜。

  沫若在船上化名杨伯勉,籍贯假托湖南长沙,处处小心谨慎。第三天清晨,舟过黄海,他兴奋地口占上述那首七绝,表示为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而甘愿毁家纾难,于公私、生死他早就作了安排。

  当野战军主力在保定南北作战期间,冀东、热东、冀西、察北及冀中、冀晋等地的地方武装,积极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挺进,收复了广大地区。

二十六

  其中冀热察军区根据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精神,以独立第五旅在赵川堡基本歼灭傅作义部五十三军一○一师的1个团。聂荣臻以晋察冀中央局的名义发电报予以鼓励。以后他们又在崇礼、独石口、平定堡打了几个歼灭战,每次歼敌1000到2000人。1947年4月25日得到中央军委的赞扬。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沫若终于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号”轮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边。沫若手执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声音嘈杂得令人耳噪心烦。“十年不见了,上海的情形原来还是这样!”他好象自言自语,又好象是在与身旁的金祖同交谈。他不便东张西望,只好嘱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丛中有没郁达夫。没想到迎面却走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他是奉命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郭沫若的。“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经他自我介绍,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对象是什么角色。当他提出“想与先生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时,沫若便以“我现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为托词,暂时回绝了何廉。于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辆汽车,直驰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孔德图书馆。
  沫若受到了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的热烈欢迎。老朋友对他回国后的处置十分关心,坐定后就商量他的出路问题:是在国民党里谋职呢,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对这两条路都不赞同,他说:“我们还是静观时局的发展再决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认为目前沫若不宜从政,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这里之后还是那么地不积极,不就等于同没有回国一样吗?”这时,杂文社同人姚潜修、创造社旧友张凤举和李初梨也闻讯先后赶来,在图书馆的三楼参加了这次座谈。不一会,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也跟踪而至。达夫是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连夜从福州赶来的。刚才在船埠上,他们不巧与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见了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仍旧热烈地谈论着沫若回国后的种种问题。当晚由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为沫若洗尘,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饮畅谈,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沧州饭店,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人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简直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的确,他这次回国就是要用这枝笔,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谱写气壮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国成了一条重要新闻,被公认为一件带有神秘意义的事情,以致人刚上岸,他的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就在上海滩上广泛传开了,张菊生、沈尹默等人还写了和诗,各家报纸、杂志争着刊载,一时好不热闹。更有许多文化团体以及新朋旧友邀宴,备致赞佩。在八月二日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挥泪朗诵了那首步鲁迅原韵的诗,婉转陈词,满腔忧愤,合座为之感奋不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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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1947年3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聂荣臻主持下,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八月七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开演,为了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特地临时加演一场。座落在南市区的蓬莱大戏院,虽然条件不及“大光明”和“兰心”,场子小、座位挤,周围都是碎石铺的小路,但这里是真正的华人区,附近住着的大多是典型的贫苦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外国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沫若应邀观看了演出,观众们对他的出席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书上印着几天前他为这个剧本所写的亲笔题词,可以说是为广大观众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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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中央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认真检查晋察冀在军事斗争、土地改革和生产三大任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的斗争方针。聂荣臻在会上提出:土改方面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复查,关键是要使无地、少地农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同时要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坚决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只有搞好土改,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支持战争。会后,聂荣臻还主持召开了军区参谋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着重解决改进军政、军民关系的措施,建立和恢复军队的中共各级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安国会议还着重讨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晋察冀作战指导方针方面的儿个重要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对敌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胜利,分析了胜利不足的原因,决心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安国会议决定,下一步集中兵力打正太路,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同时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敌人,把石家庄孤立起来。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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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战声集·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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