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两下关中

2019-11-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7)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路上,当聂荣臻登上越城岭的峰巅时,举目西望,呵!一层山接一层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一浪地铺向天际,西斜的夕阳给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色,让人真有一种置身于海边的感觉。他不禁惊叹了一声:呵呀,怎么这么多的山呀!自己的家乡也有山,江西也有山,可是都比不上这里的山海。

  ●周恩来的叮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力。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三十六岁的习仲勋从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成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炉火纯青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习仲勋为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统一战线,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实现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诺言。

  在以后的一段时日里,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由于过九峰山时脚被刺破感染化脓,经过血战湘江以后,就再也无法走路骑马了。如今钻进山里,就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戴济民医生为他开了刀。他躺在担架上,有时和部队一起,有时在中央纵队。那担架是用两根竹竿作骨架,中间结上绳网,他躺在里边,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难得走那么一点点直路。天上的云朵在他的眼里晃荡着,看着看着,他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更多的时间,他在焦心地思索着,思索着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思索着红军今后的命运。在这段行军中,聂荣臻有机会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起。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主持西北局工作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被敌机炸伤,伤口未愈,一直在担架上随队长征。聂荣臻初到苏区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与王稼祥一起共事。王稼祥虽与王明、博古是莫斯科的同窗,但他来苏区较早,有与毛泽东合作的经历。他从切身经验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正确。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现在,他与聂荣臻不约而同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白天晚上,两副担架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时常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长谈,全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延安迁至西安,在城内东南角雍村办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六月八日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李井泉、王维舟、刘景范等为常委。当时西北广大地区还未解放,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贺龙奉中央之命,负责筹备率军入川事宜,翌年初调离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担任第二书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实际上由习仲勋主持全盘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他主持完成了接管旧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西北前线等各项工作。

  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十月一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成立。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通过广播、报纸等形式传到西安,古城顿时沸腾起来,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①他们谈了很多很多。这一段行军,他们是没齿难忘的。在壮族的茅屋里,在荒无人烟的山岭上,他们遥对星空,推心置腹,商讨着拯救全党全军的大事。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这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而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此时正指挥部队驰骋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已在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在西安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时的他,激情难捺,心潮起伏。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这时他思考更多的是:一个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怎样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作为人民公仆,“人民的长工”,如何向人民交好“进城赶考”的历史答卷。他想起了三月间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深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王稼祥在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是有特殊功勋的。陈毅曾经把他比做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在楚则楚胜,归汉则汉兴。王稼祥是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他说话更有说服力。聂荣臻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特意提到担架上倾心相谈那段经历,谈到王稼祥不可磨灭的功勋。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9月27日聂荣臻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说:“王稼祥那个时候的确是拥护(毛)主席的。”聂荣臻的谈话,使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危难之中深受感动,十年动乱结束后王稼祥还专程登门向聂荣臻致意。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西安各界要在十月二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由于这一天也是纪念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的第一个纪念日,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两项活动一并举行。

  12月10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红军在通道休息了一天,继续西进,目标还是企图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在湘西陈兵几十万,布置好了又一个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西入贵州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没能说服博古、李德等人。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十月二日,蒙蒙雨雾中的古城西安,披上了节日盛装,位于市中心的钟楼上矗立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天一明,即像新年一样全城响彻了鞭炮声。早饭以后,宣传队、秧歌队、宣传车就不停地在这家家悬国旗、户户贴对联的西安街头不断地活跃,锣鼓声、秧歌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整天荡漾全城。天虽然下着绵绵不断的淫雨,却丝毫也没有阻碍着人们的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习仲勋满怀激情,同西安六十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及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同时庆祝青海、宁夏、新疆获得解放。

  12月14日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下午四时,西安二十万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西北历史上空前隆币的盛大集会。庆祝大会在四十八响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幕,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习仲勋英姿勃发,庄重地走到麦克风前,作了题为《建设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的演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上空回荡: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43页。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今天是十月二日,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在今天都起来向反动派示威。今天,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我们和苏联、各民主主义国家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阴谋;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前仆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的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人民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离开通道城以后,聂荣臻归队了,仍旧坐在担架上。他不放心部队。在新的进军中,一军团走右翼,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林、聂指挥六团与三团抢占贵州黎平,敌王家烈部一个团望风披靡。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我们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可以骄傲的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可以被人欺侮的了。如果有胆敢破坏我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一定要受到严重的打击!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人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西进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样,就使敌人在湘西集结重兵,阴谋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落空。

  习仲勋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习仲勋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除反动分子、潜伏特务分子以外的一切人。他提出:要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尽快经过各界代表会议及其他适当组织形式,实现西北人民的大团结,共同担负起解放与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使命。他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时刻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阴谋,警告一切残余的反动分子和暗藏的特务分子,如果还不向人民悔过赎罪,定要捉拿法办;但凡及早坦白向善者,将会得到人民的宽大。他充满信心地讲道: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时,红一军团继续前进。12月18日,在往剑河前进的途中,林、聂接到军委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不久,收到了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红一军团集合师以上干部,由聂荣臻传达这个决定。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我们西北地区,蕴藏极其丰富,人民极其勤劳,只是因为被封建主义和反动政府统治的结果,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了。但我们确实相信:这种情况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一经开发,将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广大的富源,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和农牧区,一个坚强的国防堡垒。

  从此,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了的口袋里钻,而是向遵义挺进。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我们就要动手工作,在乡村,有步骤地实行乡村改革,发动农民;在城市,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

  去遵义,要先渡乌江。红一军团奉命突破乌江天险。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习仲勋的讲话,是代表西北军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共同纲领》的宣言,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檄文,是一幅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它充分表达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反映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之际,对恢复和开拓发展西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尔后的行动中,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取道江界河渡口;一师由林、聂率领,取道回龙场渡口。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习仲勋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兼市长贾拓夫和陕西民主人士张翔初、工人代表杜自强等也先后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致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致第一野战军》等项通电。庆祝大会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结束。“当主席宣布散会后,秧歌队的锣鼓声立即响起来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熊熊的火炬也燃起来了,愈下愈大的雨点,淋不熄这熊熊的火炬,火炬却愈燃愈多,愈燃愈大,二十万人怀着极度兴奋欢愉的情绪立即又转入巨大的游行示威,投入红星灿烂红旗翻舞的大街中。”

  12月底,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新年到了,倘若在往年,总要举行联欢,而今年过年,林、聂给指战员们出了个题目: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叫大家讨论。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各地已解放的城乡都先后举行庆祝大会,革命圣地延安也召开了庆祝大会。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在红军后面,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追进入贵州,到达黄平、施秉、镇远一带。迅速强渡乌江,成了红军的紧迫任务。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之时,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起度过了十三年艰苦岁月的延安社会各界,向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十月二十六日,习仲勋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聂荣臻由人抬到江边隐蔽地点,和林彪一起组织干部看地形。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1935年1月1日,白茫茫的云气笼罩着水流湍急的乌江,笼罩着两岸的竹林,风在山谷中呼啸。一师一团组织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指挥8名勇士乘竹筏偷渡,没有成功,以后趁夜幕从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先渡江的勇士掩护全师及红九军团,至1月4日全部渡过了乌江。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月2日,在军委先遣队队长张云逸指挥下,二师四团在江界河渡口也强渡成功,并架起了俘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由此渡过乌江。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毛泽东

  1月6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一天,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进军。六团先歼灭城外1个营的敌军,然后化装成敌人出现在城下,诈开城门,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3个团的黔军溃逃。次日凌晨,二师全师进入遵义。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习仲勋十分兴奋,即要求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落实复电精神。他逐字逐句反复诵读复电,体会着毛主席对延安人民乃至西北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认为毛泽东的复电,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既是对各级干部的及时提醒,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警示。在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而又严肃地对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提出了怎样才能继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大问题,并对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恳切提出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习仲勋身体力行,把复电精神贯彻到工作之中,始终保持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工作作风。第二年春天,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群众日报》以《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永远保持艰苦作风》为题,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复电,鞭策西北地区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落实复电精神,把西北的各项工作做好。

  遵义城披着金灿灿的霞光,迎接它的客人。聂荣臻陪同总参谋长刘伯承进了城门。硝烟刚刚熄灭,有些店铺就开始营业了,柜台上摆着桔子、蛋糕、云烟、茅台酒。近一个时期老在人烟稀少的山中行军,乍一走进贵州第二大城市,他们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虽然青海、宁夏两省境内马步芳、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已被全部消灭,新疆和平解放,辽阔的西北地区基本回到人民手中,但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进军新疆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匪患还没有完全剿灭,陕西南部、甘肃陇南的几个县仍被国民党胡宗南部盘踞着。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要在已解放地区建立新政权,组织力量配合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另一方面要在接管的城市和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拿出一定精力来做好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习仲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非凡的气魄和智慧推动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刘伯承、聂荣臻来到二师师部。这支攻克遵义的部队正在解背包,准备休息。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早在九月二十七日,正在筹划进军新疆的彭德怀从兰州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称:“人新部队经费无着。祁连山及西宁周围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运不到,冻病者不少。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十月十日和十七日,习仲勋又先后接到彭德怀从甘肃酒泉发来的电报,分别称:“新疆和平解决已经大体成功。第三军拟于十月二十日后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结……”“以现有汽车严冬前运兵南疆甚为困难。如严冬前我军不能到达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筹备来春生产。为克服困难,兰州、西安须尽可能集中较好的车子带汽油来酒泉。”面对西安、兰州等地经济困顿、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军需供给,确保了支前任务的完成。

  “眼下还不能休息。”刘伯承参谋长说。“需要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从遵义逃出的黔军3个团,占领娄山关、桐梓,以屏障遵义。”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第一野战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习仲勋虽然身在西安,但时时牵挂着进军新疆的情况。此时,部队正经受着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严峻考验。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行进到阿克苏时,当地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与特务等反动势力勾结,企图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命令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迅速进军和田,稳定和田局势”。前线指战员迎风雪,战严寒,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湖泊,十八天行军七百九十多公里,及时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特的叛乱阴谋,稳定了局势,新疆省人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七日顺利宣告成立。习仲勋十分高兴,二十五日,他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第十五团全体指战员,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经与二师领导人商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四团。

  ●随军西征前后

  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彭德怀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筹划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平稳向前发展。

  当刘伯承向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交待任务时,耿、杨面带难色。

  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聂荣臻知道,他们觉得部队的思想工作难做。他理解他们的难处。指战员们一路过封锁线,钻连绵的大山,进入这样的城市,多想吃顿饱饭,饱饱眼福,可是进了城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出发。聂荣臻对杨成武说:“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让人民当家做主

  耿、杨二人思想通了。经过做思想工作,他们集合起队伍出发了。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新中国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变成了国家主人。然而,怎样从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参照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靠什么鼓舞士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奋斗的目标并为之赴汤蹈火。聂荣臻从切身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习仲勋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勋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困乏,是他兴奋不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后改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期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指示:“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及逐渐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五月三十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重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与新中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制度,关系到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体。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也思考和探索着这一重大问题。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路子,总结经验。

  会议是在王家烈部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一座豪华的住宅里召开的。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走廊,四周有围墙,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株古槐。会场设在楼上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里。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因为天冷,地板上还烧着一盆炭火。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习仲勋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长安县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开好这个县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指导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意义。经过半个多月筹备,长安县通过五十多万农民选举投票,选出近三百名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对“把农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农民自己的行动”,“迅速发展与组织农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改革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聂荣臻和林彪。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为他作翻译。在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不少工作,使一些人思想通了。周恩来、王稼祥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30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十月八日上午,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市群众日报社礼堂举行开幕式,习仲勋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说:长安县农代会今天能在西安城举行,这是一件大事,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是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庆祝、爱护这个胜利,并使其巩固起来。我们破坏了旧的统治以后,要建设一个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所有的共产党人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旧乡保人员、坏分子混进政权,处处违反政策法令,也妨碍了农民群众很快地靠近党和政府。他强调:“以上种种,都必须很快纠正。除过我们上边注意检查克服外,还必须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只有这样‘上下夹攻’,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他要求:在农村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组织热潮,“将我们的农民大军,完全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政策指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封建的斗争。”

  会议由博古作主报告。他首先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对战争的失利强调了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勋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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