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2019-11-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5)

  第一节“九月会议”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前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民党统治期间持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很快得以治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好转。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心里都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依靠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前后晋中战役,像一场风暴席卷晋中平原,徐向前兵团一举歼灭了阎锡山10万余人。一月之内,14座县城换了人间。人民解放军乘胜从四面八方,逼近了山西省会太原城。人民群众兴奋地传说着:“徐向前的队伍要攻打太原了!”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云南之行

  “阎锡山土皇帝快坐不住了!”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是这样描述的:“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这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地区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冲击着旧体制,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兴风作浪,一时问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泛滥起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在《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材料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纪委批转了陈云的批示,邓小平阅示后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的批语,并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谈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面对“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历史上巧合的事很多。太原,不仅是徐向前故乡的首府,太原还有徐向前的母校。1919年,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读书。若论关系,阎锡山还算是徐向前的师辈。那时,谁也不会想到,20多年以后,历史会开这样大的玩笑:阎锡山的命运,最终拿在徐向前的手里。

  彭德怀、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人和平建设新时期。”“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并决定由中央领导分头到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传达中央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活动。习仲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往云南的。

  太原,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日寇占领时期,就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当时,有许多人在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笑话。他们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卓越成绩,让这种看法彻底破产了。同样,已拥有在陕北局部执政十多年经验的习仲勋等领导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一月十四日,习仲勋一行到达昆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学习讨论中央《紧急通知》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贯彻落实中央《通知》精神的具体措施。

  阎锡山为了“保卫太原”,又日夜加修碉堡。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不仅有钢铁厂、兵工厂、机械厂等80多个工厂,还特设了一个“碉堡建设局”。这个局,在“留用”的日军专家指导下,汲取中外城市设防的经验,专门研究如何修筑碉堡。还巧立名目,在山头上的称“守山堡”,山坡上的称“护山堡”,山沟里的称“伏地堡”。北起周家山,南达武宿,西从石千峰,东至罕山,在所谓的“百里防线”内,有各式碉堡5000余座,星罗棋布,相互关联,越接近城垣,碉堡密度越大。在南、北机场等数十处重要据点,均以若干大水泥碉为骨干,以地碉为卫星,环以外壕、劈坡,加设副防御物,构成防御体系,名之为“要塞”。太原东部的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称为“四大要塞”。双塔寺有大碉13、小碉35;黄家坟有大小碉160余,密密层层,望之如林。阎锡山以此自夸,说太原是抵得住100万大军的“碉堡城”。

  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其实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结束,清剿匪患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抉择,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说: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一月十五日上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部分大型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驻昆部队在昆明的正师职以上干部,共三百多人参加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习仲勋出席大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反走私问题的重要指示,并发表讲话。习仲勋列举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几种情况后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绝不是个别单位和个别人。如果不抓紧整顿,长期下去,就会变成不治之症。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采取果断措施,“先抓几个现行的重大案件和过去长期处理不了的重大积案,把情况搞清楚,写好材料,报告中央。中央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如果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以后,不立即行动起来,将来发现重大问题迟迟不报的要唯党委是问,按失职或知情不报论处。”接着,习仲勋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介绍国内外有

  他还说:“地球转动一天,工事就要加强一天”。“要把每个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一万发炮弹轰炸的永久性工事”。

  这时,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市场严重不稳,物价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继起跟进,已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七月底平均上涨三点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障碍。

  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二是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是正确地认真地严肃地进行这场斗争,争取全胜。之后,习仲勋把讲话稿报送胡耀邦审示,胡耀邦批示说:“讲得好。”

  7月21日,蒋介石冒雨由济南飞抵太原。为了给阎锡山吃“定心丸”,蒋介石许诺继续空运援军。还接见了山西高级军政要员,把太原捧为“反共模范堡垒”,号召所有国民党军事将领向阎锡山学习。还给已经到达太原的第三十师团以上军官每人发金圆券5000元。阎锡山对蒋介石表示绝对服从,要以“火海战术”打败徐向前的“人海战术”。

  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边境线长达四千零六十公里,多方政治势力在边境一带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金三角”地区又种植罂粟,贩毒吸毒活动猖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些社会毒瘤已被基本铲除。但八十年代初,国外毒贩和国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利用边贸开放、商品流通活跃之机,将大量鸦片偷运入境,牟取暴利。根据云南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一九八〇年侦破的烟毒案件有三百七十九起,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点七倍;一九八一年有六百三十四起,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一九八一年全省公安、海关和工商部门共查获烟土六百万克,没有被发现的估计数量更大。一九八一年,全省十七个地州市中,有八个地州的二十四个县一百一十七个公社偷种罂粟七百五十七亩。据六个地州市调查,有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八人吸毒。仅昭通县城关镇就有十家地下烟馆,八百多人吸毒。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阎锡山为防守太原,把从西安来的三十师,扩编为三十军,把从榆林来的八十三旅,改为八十三师,相应提高两部将领的职务,以笼络“客军”;另一方面,疯狂抓兵,重新恢复六十一军军部,重建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4个军部和8个师、两个总队;又新编了工兵师、迫炮师、机枪总队,还把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残兵,编入“雪耻奋斗团”,连同为数不少的保安团、民卫军等,再加上“留用”的3000多日本军人,太原的兵力约10万人。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习仲勋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先后到玉溪、红河、曲靖三个地州的七个县市调查。从了解的情况看,这些地方走私贩毒活动十分惊人,贪污受贿情况比较严重。习仲勋在调查研究后指出,云南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严重,除了客观原因外重要的是由于在我们内部有不少人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借口“为集体谋福利”、“为大家办好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少数领导干部或明或暗地支持、袒护甚至亲自参与这活动,更助长了走私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现在是内外勾结,东(来自港澳的日用消费品)西(来自缅甸等方面的毒品及其他物品)夹击,情况复杂,斗争尖锐。

  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不仅是要攻夺太原这座“碉堡城”,还要准备进城以后的许多工作。他抱着多病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既要统筹考虑,解决被阎锡山搜刮数十年的人民生活的困苦,又要研究制定新区的城市政策;还要修复铁路交通,解决部队的粮食、被服供给,训练大批干部。为此,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主力部队在临战前休整两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习仲勋要求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落实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动员一切力量打击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的违法活动,并以此为突破口,争取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中共云南省委表示,坚决按照中央通知和习仲勋的指示,排除干扰,一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云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方面坚决地打击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内外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成效。

  部队转人体整,总指挥部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的前敌委员会。7月23日,召开了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部队的整训计划,拟定了进攻太原的作战指导原则。徐向前提出的指导原则是:切实完成太原市的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的补给;在军事上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从政治上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它。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习仲勋十分关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对云南走私贩毒等情况调研的同时,他深入到农家和集市调查研究,先后与近六十个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由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上风调雨顺,农村经济形势很好。一九八一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一百八十多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经济作物增长幅度更大,油料为百分之四十八,糖料为百分之十九,烤烟为百分之六,农副产品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城乡储蓄余额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

  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局和军区派出工作组,到太原前线。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想利用旧关系,亲自潜入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徐向前当即表示,不能进城去。抗日战争初期,他曾随同周恩来,亲赴太原与阎锡山举行过谈判。那时民族矛盾尖锐,阎锡山出于需要,一度与八路军友好,还说什么“军事上要靠向前”。后来蒋介石反共,阎锡山便撕下了假面具,坚决与八路军为敌。解放战争开始后,徐向前来到山西,也曾亲自做高树勋的工作,做被俘的高级将领的工作,想通过他们争取阎锡山,然而毫无收获。徐向前认为,如今虽然兵临太原城下,阎锡山尚有10万人马,还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要他放弃抵抗不可能,他是不会与共产党谈判的。王世英和军区工作组人员,想要试试阎锡山的态度,便请来了阎锡山的一位老师,问他愿不愿进太原见阎锡山。那老秀才年近八旬,表示愿意入城。于是,军区工作组便以徐向前的名义,给阎锡山写了封信。大意是,太原已是孤城,劝他认清大局,以太原30万人民生命为重,还是和平谈判解决为上。谁知,阎锡山非但不听忠告,竟连师生的情谊都不顾,把老秀才杀害了!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账,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习仲勋每到一地都关切地询问粮食产量准不准,农民收入实不实?地州县的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说:其实每家的粮食产量都少报了一些,是留有余地的。建水县委的负责人说,实行“双包”责任制不到一年,高寒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八多三少一繁荣”的好形势,即粮食增产多,油料增产多,交售粮油多,大牲畜饲养多,工副业收人多,社员储蓄多,收回贷款多,商品销售多;返销粮减少,贷款减少,毁林开荒减少;农贸市场繁荣。在泱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家里,主人告诉习仲勋,他们七口之家,去年在扣除包交提留任务和吃穿用花费外,净收入现金三千五百多元,现在的生活是“粮食堆满楼,吃穿不用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玉溪县城关公社瓦窑村农民金培学说,去年从集体分得粮食六千五百斤,现金一千三百五十元,粮食吃不完,也有钱花,“三转一响”都有了,全村像他这样家境的农户有三分之一左右。

  消息传来,大家为之震惊和义愤。徐向前向王世英说:“你看,你要是进城去,脑袋早已搬家了!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只有一条:打!”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习仲勋在玉溪地区还考察了五个农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有些市场每逢集日少则一两万人,多则三四万人。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土杂制品、日用百货极为丰富;饮食、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应有尽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边境地区的红河州,州委副书记董恒秋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过去有些干部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正确认识,担心会使“党变修了”,现在则说“吃的是七十五号文件的饭,喝的是十三号文件的酒”。

  如何取胜,如何以小的代价夺取“碉堡城”,这是徐司令员日夜思虑的问题。他在病中,白天开会,夜深人静了,还躺在木躺椅上,摆着地图,精心计算兵力、火器的配备。部队展开练兵整训,他终日抱病工作。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习仲勋出身农家,一直关注着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在云南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高兴。他想只要政策对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对此,他感受十分强烈,思考了一些问题。三十日回到北京后,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送给胡耀邦和党中央。

  8月4日,在榆次相立村,又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团以上干部都到了。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习仲勋在报告中肯定了云南省的工作后,指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除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外,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搞非法串联,。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不断制造恶性案件,偷盗抢劫,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怪事。比如,去年九月,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在蒙自县城大街上连续发表反动演说十七天,竞没有一个人揭发制止。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其因素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与领导班子有关,有的涣散软弱,有的“三种人”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有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纯的情况。

  大家看到徐司令员身体瘦弱,却精神很好,都对攻打太原充满了信心。会议历时6天,有表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多的是谈经验,找教训。9日,徐司令员作了关于晋中战役的总结报告。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批示同意的“围困、瓦解、军事攻击”的作战方针和前委关于攻取太原准备工作的指示,徐司令员号召全军加紧准备,求得在思想上,战术、技术上,政治、后勤工作上,完成攻打太原的准备。

  首先,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西安市十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付出加工费约二百三十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国营贸易机构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组织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让农民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

  在报告中,习仲勋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中央军委对徐向前的身体十分关怀。8月11日,军委在批复前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和整训具体计划的电报中提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局及中央一谈。”

  其次,调整产销关系,也就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使生产与消费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基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产品质次价高,但因没有其他地区的产品的竞争而垄断着西北市场,凭借着通货膨胀和虚假的购买力取得销路和超额利润。一九五〇年初,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特别是三月全国财经统一后,“战时工商业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因而使工商业界感到很大痛苦”。针对这种形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于五月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地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合并了五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经济平稳地发展起来。

  第一,当前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确实很好,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有的基层同志注意支持、奖励和宣传少数“冒尖”户的多,对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讲得少,因而对如何关心、帮助和扶持困难户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对认真落实优待军烈属、保障五保户生活的政策却有所忽视。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一般都占地较多,而且是占用良田,必须解决好统一规划和节约用地问 题。还有不少地方农副产品大量积压,亟待处理;有些土特产品由于加工不善、包装不好,而影响销路和价格。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和国务院虽已有明确指示,但要认真贯彻执行,还要费很大力气,做很多工作。再就是,在目前农贸市场已经相当繁荣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和加强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些工矿企业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或没有完全治理,群众意见很大,工农关系紧张;边远、贫困地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等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徐向前也想借此机会,到石家庄的医院检查一下病,更想见到华北局和中央的领导。他决定16日启程。就在前一天,太岳军区部队正式升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徐向前认为应该祝贺,提笔书写了这样一段话:“钢是炼成的,钢铁般的队伍是经过艰苦奋斗的过程锻炼出来的。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军事和政治,不怕艰苦。排除困难,才能锻炼成为毛泽东式的、钢铁般的队伍。”他想到再过几天,十三纵队要召开祝捷庆功大会,等不及参加了,便提笔写下:“争取更大的胜利,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功上加功,为光荣上加光荣而奋斗不懈。——敬赠给十三纵队的战斗英雄们。”第二天,是预定启程的日子。徐向前却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钟,又赶到十五纵队成立大会的会场。越战越强的这支地方部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壮大,今天正式升级为野战军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的大事,他哪能不挤出时间来祝贺呢!大家看到徐司令员出现在会场大门口,全场肃然起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徐向前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长篇讲话,他通过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深入浅出他说明地方武装、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的意义;他以许多生动具体的事例,教育干部要提高军事素养,他说: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干部要爱兵,基本上是提高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也是最受战士拥护的指挥员。

  再次,加强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和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这方面,习仲勋下了较大的气力,他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公营企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保持和恢复原有工厂的生产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他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按照这些会议精神,“西北国营厂矿普遍进行了整编、精简、清理仓库、建立制度等工作”并“开始实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发动与提高职工的觉悟与劳动热情;同时学习东北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试行定额管理与责任制,改进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并组织工作组到几个大厂具体帮助,培养典型,吸取经验”,使西北地区“国营厂矿基本上得到改造,生产上有了比较显著进步,渡过了全国经济改组期间的困难。许多厂矿由前半年的亏本转为后半年赚钱,在完成上缴任务外,还有盈余”。

  第二,切实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于部、群众的思想、政策教育。要大力宣传劳动光荣,鼓励劳动致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认识。要经常动员和组织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者到农村去,到一切需要去的地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从各方面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如现在每场集市的上市人数都是成千上万,但根本见不到我们的任何宣传活动),抵制封建思想残余和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蚀。还要继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继续加强民族工作,解决好遗留问题。

  讲到打太原,他风趣他说:打太原不是那样难,又不是那样容易,把阎锡山现有的部队拿到野外,不要三个钟头,就可以完全消灭!但阎锡山不是傻瓜。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肯定和赞扬工人群众解放初期在保护工厂机器、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说:

  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情况通报》上摘要刊发了习仲勋的报告。

  晋中战役时,他本钱还大,还敢出来,现在本钱少了,吃了亏后,也聪明了,所以,他就要死守太原,工事又筑得多,这就不好打。能不能不打?非打太原不行!胡子白了也要打下来。说胡子白了,是表示我们有决心,并不是真的要打到胡子白了,那还得了!

  我们工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维护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寸,这样也就克服了目前整个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困难,也就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行经营企业化,是我们公营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公营企业中要认真执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人必须参加各种管理改进的工作。

  ■情系延安

  徐司令员的讲话,激励着每个到会干部。会场上不断发出笑声。当纵队文工团开始演出节目的时候,从村西头碧绿的枣树林中透过的夕阳,正照耀着徐向前一行的旅途。

  习仲勋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

  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多年战斗和工作在西北地区,对革命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

  8月下旬,徐向前抵达石家庄,即住进从延安迁来的和平医院。经各科医生的全面检查,发现他不仅;日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均极差,每餐只能吃少许麦片之类软食,体质虚弱。一位日本医生诊断的结论是,病情到了“极点”。提出意见,至少要静养两三个月,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工作。

  在私营企业中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如何使资本家对搞生产事业有兴趣愿意搞,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 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老延安,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虽然是个关中人,但在陕北的时间最长。从内战到抗战,直到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上退出延安,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整整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我们又回到了延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进了西安,但我从此再没有回过延安。但是,习仲勋惦记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关心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与冷暖。只要陕西来人看望他,他都详细地询问延安的情况和群众的衣食住行。一九七八年,习仲勋刚复出到广东工作,从一份材料上得知陕北老区有些地方的群众还吃不上小米时,他为之动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这时,黄杰也从军区后方赶来,参加护理,劝说丈夫多休息些天。徐向前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信。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不几天,中共中央开会的通知果然来了。

  习仲勋的这些主张有利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实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徐金山和地区计委、工业局负责人来北京,习仲勋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们。

  9月初,徐向前沿着流自他家乡——山西五台的滹沱河逆流而上,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领导人很关心徐向前的身体健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再叮嘱他注意休息和调养。他当时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倒下来,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经再三考虑后,他找少奇谈了自己的顾虑。刘少奇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去顶替你。开完会后,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由于抓住了企业民主改革的三大关键环节,西北地区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行了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实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因此,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渡过对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电业成本显著下降,西安电厂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纺织出纱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点多。煤业、水泥、面粉、毛纺和皮革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习仲勋一见到他们就亲切地说,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很想知道陕北的情况,延安的农业、人民生活、生产责任制等情况到底怎么样,咱们可以随便谈一谈。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次“九月会议”,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已经中央任命为华北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由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也正在会议期间揭开,国民党蒋介石的崩溃已为期不远。因此,与会的代表,情绪都很兴奋热烈,会议的气氛也很轻松愉快。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西北第二届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北五省工业厅厅长及西北工业部所属公司、局,厂矿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指导,促进私营工矿企业与手工业发展,进而生产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问题。

  当徐金山汇报延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两种形式时,习仲勋急切地问,这两种责任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徐金山回答说,实行这两种责任制后群众有饭吃了,基本不讨饭、不吃返销粮了,还修了不少石窑洞。习仲勋询问了延安粮食产量、农民收人、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植树造林、石油开发等情况,徐金山一一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提出了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

  正式开会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徐向前发言。当讲到华北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5950人时,毛主席插话说:“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毛泽东主席这番话,包含着深刻的赞扬。徐向前只是随着全场的笑声微微一笑。他从来都是这样:仗打胜了,把功劳记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名下;仗若没打好,又总是严于解剖自己。他向中央汇报打太原的设想,说:“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等,我共9万多,敌也9万多,其中民卫军1.5万,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给部队说过,我们长出白胡子,还是要我们打下来。”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依靠职工,把工业提高一步》的讲活。他在强调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建设国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有条件的重点投资,也就是重点建设的方针。西北地区也同样如此,国家的投资只限于几个部门,但这并不等于其他部门就无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个钱就办一个钱的事。但必须确实办好,并且争取多办事。”他总结概括了一年多来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保护了旧的企业,恢复了生产,而且还接近和达到战前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收获。习仲勋在这里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要重视学习。他说:

  习仲勋说,陕北要种树。陕北土层厚,潜力很大,我就不信搞不好。粮食非搞上去不行,山上要植树种草,水土就不流失了,畜牧业要占很大比重。延安的水还不少,有延河、秀延河、洛河、葫芦河等,都可以抽灌浇地。毛羊、肉羊、奶羊都可以搞。今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富平县奶山羊发展得不错,还建了个大奶粉厂。那里草地不多,是路边、渠边的草,延安条件比富平好。责任制你们大家的认识怎么样?听说志丹县搞责任制你们不敢放手,还要纠正!绥德的刘玉厚①对我说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撒手不管。县上、公社都没事了,一户分几片地,把牛卖了买成驴。那不行,一定要管好。要解决群众的烧柴问题,划点地给群众种树,栽植薪炭林。陕北就是要搞植树造林,林业也要搞责任制,搞专业户,不靠科学不行,要搞些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研究种树种草。林业大有希望,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搞,要把粮食放在重要位置上,大搞多种经营,慢慢地搞成专业化生产。待业青年不要都安排到城里去,可以鼓励他们搞这些专业,搞些新农村。农村太分散了也不好,起码一个村有几十户,也叫文明村、文化村,城市也不要太大。延安还要搞点工业,过去的搞法不行,要像广东搞橡胶那样搞当地有原料的加工厂,就地取材。店头的煤好,过去就开采过,现在要开发。听说吴旗有石油,可以建个小炼油厂,经济效益会更好。上铁路我是支持的,国家的钱不够可以贷点款。纸厂要搞一个,学生的课本、练习本,群众也要用纸。火柴厂也要有一个。责任制有什么新问题,要摆在议事日程上研究,解决问题。责任制不光是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责任制。

  9月8日至13日正式开会。首先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接着围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中心内容,进行了讨论。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会议检查了以前的工作,规定了今后的任务。提出今后3年,建设人民解放军500万,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根据敌人重点防御及准备撤出东北的企图,必须攻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必须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必须集中兵力,就地歼灭敌人强大的战略集团。中央要求华北徐向前兵团,在一年内歼灭阎锡山14个旅左右(7月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

  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现在的主垂任务,搞工业的干部要专业化,少兼职,不兼职,集中精力学习管理工业的知识。现在必须懂技术,技术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学习管理生产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环境同过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针与办法。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规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绩,但这是很少很少一点。我们要创造的和要学的还很多很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说,我想延安将来不再是地区,要设市,市管县。

  一次会间休息时,徐向前和毛主席一起在室外散步。谈到假如阎锡山接受谈判的条件、同意和平解决时,毛主席说:“你请他们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那样麻烦就少了。”徐向前说:要能和平解放太原是最好。不过阎锡山生性奸诈,不会轻易让出他那个独立王国,他派人勾结陈纳德,邀请美国记者参观那些数不清的碉堡,是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可以重新出头。所以解决太原问题,我还是照主席讲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去办。“毛主席笑着点头称是。又关切地问他的身体情况,叮嘱他注意调养。

  他指出:“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取得成绩靠两条,一条是学习,一条是依靠职工群众。这两条又是统一的,即我们向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依靠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我们的民主管理要前进一大步,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问题。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要十分关心的去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务必充分说明理由,好好解释。”为人民负责,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到底,办好。

  他强调,延安是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延安的过去是光荣的,但不能停留在这上头,过去是模范,现在要搞得更好一点。延安精神是什么?首先还是革命精神。陕北群众好,过去立了大功,现在工作更要做好。光荣要成为鞭策你们的力量,成为动力。中央是关心延安的,必要的东西国家一定给,可你们不要以为老区就可以多要东西。陕北人民有革命传统,能不能搞好关键在各级干部。你们要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劳动,加上科学技术,把工作搞上去。工作要上去,干部作风要搞好。别处有歪门邪道我们不能搞,工作要做得更出色一些。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徐向前让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先返回太原前线,自己在石家庄暂留几日,稍休息一下再走。说是休息,倒不如说在医院完成一些工作。他身在病房,心在前线。兵团召开参谋、政工、后勤三大会议的情况,前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报告,以及敌我军情等大量文电的研究处理,仍然需要他付出巨大的精力。虽然天气还不冷,可他在屋里戴着一个大口罩工作。健康状况显然很不好。

  习仲勋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他说:工业方面的干部是团结的,党与非党同志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都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团结,而且团结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两点:一是要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团结;一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合作。共产党员特别要克服简单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的每一个意见,赞成和支持党外同志每一个有益的建议,并坦诚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习仲勋说团结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内党外同志团结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业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那个年代,环境是艰苦的,但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却又使苦变成乐。这种局面,与习仲勋强调团结,善于做团结工作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与徐金山一行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

  太原前线的指战员,想念着他们的司令员,远在中原地区的刘伯承司令员,关怀着徐向前的身体。9月21日,有位干部从中原军区解送康泽到华北局社会部。他特奉刘伯承司令员的委托,专程到医院问候徐向前。徐向前向那干部说:“谢谢。我只是好感冒,并不要紧,回去请转告刘司令员、际春和李达同志,就说我很好,代我向他们问好!”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不分民族、职业、信仰,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给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按照习仲勋的提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给与会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之后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先后作报告数十场,并逐级传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群众。至五月,西北“全区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城乡人民在一千万人以上,边远的南疆参加集会和示威的人民亦达九十七万多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经过爱国主义运动的教育,“各地人民增产竞赛、自动参军、集体纳税、热烈捐献、优待烈军属等工作,不断地在蓬勃顺利的进行和发展着”,“截至七月底统计,已捐献飞机一〇八架,大炮九门,高射炮七门,坦克一辆”。全区形成了学习马恒昌的高潮,“工矿业中的马恒昌式的竞赛小组达一千二百余个”,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延安地委、延安行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习仲勋与万里、宋任穷、王任重、廖汉生、荣毅仁、康克清、马文瑞、宋平等一起出席了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他说,对延安的变化和发展,我很高兴。我想在座的同志,在北京的老延安都很高兴。

  10月初,军区转来毛主席批示征询意见的太原作战方案。兵团前委在方案中提出的进攻步骤是:第一步突破敌第一防线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的据点;第三步攻城。对此,徐向前写了以下复信:聂薄滕赵①并请电话转毛主席:一日信及转来主席指示和一兵团前委电均奉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习仲勋关心支持香玉剧社义演的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他说,延安的同志讲了三条,第三条是种草种树。其实,应当把第三条摆在第一条,耀邦等中央领导大多去过延安,定的就是这个方针。陕北黄土高原,在一两千年以前都是平的,以后水慢慢冲刷,才形成了现在的地貌。只有种草种树才能够改变陕北面貌。要解放思想,肃清“左”的影响。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是很解放的,干部群众的思想也是很解放的。现在基本的方针是种草种树,要种多种树木,种各种经济林木,还要把草种起来,这样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我在这里说一句活。就是你们不要等,不要靠,不要要。既然是延安人民,就应该发扬延安精神。我们用延安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现在我们依然要用延安精神搞改革开放,要勇于改革,锐意创新,把延安的经济发展起来。

  对攻取太原的计划,我国地形尚不熟悉,没有别的意见。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遭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困使敌更疲惫后再猛攻之。

  常香玉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从八月上旬开始前往开封、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广泛的欢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纪念第三个国庆节前夕,她写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义演的情况,激动地说:“这些光荣,都是党和你教育和帮助我的结果,当此国庆节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诚恳的感谢,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捐献任务,争取使‘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早日飞临朝鲜前线,把美国侵略强盗消灭干净!”

  习仲勋强调要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们要照这两句话办。听说延安这几年外流的技术人员很多,这不是你们一个地区的现象,类似这样的情况,边远地区、老区都有。这是个大问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重视知识分子。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革命的摇篮,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那时候凡是有志之士,要干一番事业的人,不怕杀头都奔赴延安。现在要多办几所学校,要多办专业学校,没有专业学校不行。要先把人才留住,再引进智力,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延安人民还是有一股劲的,只要把方针政策搞对,事情就好办了。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制定出具体的方案,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在这方面大家还可以帮助你们。

  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①赵尔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的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回到西安,受到习仲勋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习仲勋身在北京,但心系延安人民。从他的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从延安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

  经过两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几项重要的国营企业来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电业设备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电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机器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纱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纱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点三。一九五一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现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较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为了江西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

  关于兵力分配与使用上,我亦同意前委决定,时间于十八日开始亦可以。

  ■描绘西北建设蓝图

  习仲勋情系延安,心里也想着全国的革命老区,他先后两次到江西革命老区考察。他第一次到江西是一九八一年一月。

  因时间已迫近,我亦无时间再休息,拟于七日夜即赴前方,待太原攻下后再抽暇休息。

  在集中精力抓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也在擘划着西北经济建设发展的蓝图。

  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习仲勋和姚依林、谷牧请求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刚刚从中央书记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习仲勋,于十一月再一次来到江西,先后在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考察。

  关于弹药问题,前已谈过,我没别的意见,前方必须照顾后方的生产与财政力,亦属重要。其他一些详情待我到前方再报告。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多设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就描述过西北经济发展的图景。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兰州运筹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致电习仲勋说:“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

  这次来到江西,正值贯彻全国老区工作会议精神。江西省为了落实中央对老区实行的“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加快老区建设步伐,组织全省一万二千多名干部到老区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勋这个时候来视察,使江西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和亲切。

  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的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

  经过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实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把解决最突出的吃饭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并着手探索西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十一月十四日,习仲勋到南昌,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几位老同志后,就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前工作和贯彻全国老区工作会议精神的汇报,听取省委对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老区调研情况的汇报。

  谨复并致布礼徐向前十月三日徐向前准备回太原前线时,接到前线来电,阎锡山以7个师的兵力,从10月1日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出犯,企图乘秋收之际,到太原城南平原地带产粮区抢粮,以缓和城内的粮荒,同时达到破坏人民解放军战役准备、拖延攻城时间的目的。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其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即复电提前于10月5日对出犯的敌人发起攻击。电报发出后,他就抱病返回太原前线。

  西北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民族众多,人烟稀少,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牧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当时,在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业占百分之二十多,工业及手工业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旱涝等灾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加之国民党撤退前的横征暴敛,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西北五省相继解放后,一方面接收了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另一方面又组建了新的各级人民政权,军政人员总数达到百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还有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也将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人员大幅度增长。这时,粮食和吃匀问题突出起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变得十分尖锐。

  前次到江西因为行程紧、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去井冈山、瑞金等地,这次他急切地要到井冈山、瑞金以及附近的农村去看一看。十五日,他起得很早,简单的早餐后就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井冈山。尽管已进入冬季,但江西大地还是一片葱绿,阳光给这里带来了如春的暖意。到仲勋是第一次去井冈山。他一路眺望着山山水水、村庄道路以及在田问劳动的群众,不时侧过身来询问情况。万绍芬知道习仲勋昨天奔波了一天,又起得早,还要坐八九个小时汽车,就劝他在车上休息一会。习仲勋兴奋地说,不累,不累,依然注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他沉思了一下对万绍芬说:“江西是毛泽东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也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第二节夺取“四大要塞”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和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型方针。彭德怀在《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难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医治灾害”,“甘、宁、青、新等省畜牧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了年的水平”。同时也对恢复和发展工业作了部署。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筑和整修铁路,恢复玉门等地的石油业和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会按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经济建设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一九五。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其他只在某些个别经济部门如铁路、动力等“拟稍加发展”。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短时间内使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的矛盾得以缓解。

  万绍芬向习仲勋汇报说:“江西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党在江西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和六个省苏区、一百一十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二十五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太原战役迫在眉睫。10月6日,中央军委两次发出指示。凌晨一时电示说:你们原定10月19日开始太原战役,现己提前13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干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晚八时又电示: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围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向前三日函称,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垣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是中策,旷日持久是下策。此项意见和我们今晨电意见相同。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重要任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抓紧农牧业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考虑制定西北经济发展的规划。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并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

  习仲勋说:“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说,解放三十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贫困状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此外尚有一点,即城外之敌大部歼灭,一部尚未歼灭(例如北面),是否可以派兵监视城外残敌,使用主力即行攻城,此点亦可考虑。……

  根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l一1953年)。《提要》开宗明义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接着,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全西北公私电厂发电能力仅一万七千千瓦,占全国百分之一点零一;公私机器厂共有各种母机一千二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二点零六;公私较大煤矿年产煤约六十三万余吨,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四;公私纺织厂共有九万五千余纱锭,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九,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八;公私面粉业年产一千万袋,占全国百分之七点八;公私火柴厂年产量四万六千余箱,占全国百分之二点七。“只有玉门油矿算是西北唯一可观的一项,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国需要量来说,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这是和东北及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提要》根据西北经济的实际,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石油计划在甘肃、陕北钻深井和浅探井五十口,玉门油矿钻生产井二十口,并增建必要的采油、输油、储油设备等;煤炭在陕、甘两省选择重点,大量采掘,并勘测兰州到青海、宁夏一带的煤田;发电以西安、兰州和迪化火力发电为重点,并在兰州展水力发电,以供大量炼油之用;纺织在现有基础上,主要展陕西关中的纺织,除在各大厂增装纱锭外,拟在西安、新目新建纺织厂,并在兰州、西宁重点建设毛纺织业;此外,还!进行勘查和筹备建设钢铁、轮胎、硫酸、皮革、造纸等二矿业。

  万绍芬接着说:“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三百六十四个贫困乡、五百二十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五十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太原前线总指挥部,在前委副书记周士第领导下,正日夜紧张工作。10月10日晚,徐司令员赶到。他不顾路途劳累和病情,当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实现军委指示,尽快进入攻打太原城垣作战的具体行动计划。

  《提要》全面规划了西北地区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石油勘探和生产显然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习仲勋充满感情地说:“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

  从5日对敌发起进攻以来,实战中发现,敌在城东南马庄、双塔寺一线的工事很坚固,而原先前委认为东南地形较开阔,兵力易于展开,供应补给也比较方便,因此确定为主攻方向,现在证明不利,所以当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重新选定主攻方向。由于时间紧迫,又是重大决策,周士第发言一结束,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注视徐向前。大家很清楚,像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他必定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计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一九五一年夏,基本弄清了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勋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在信中说:

  这里有一个插曲。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有好几处路段习正在翻修,车辆较多,前面开道警车不时鸣响警笛,示意让道。习仲勋顿时严肃起来,说道:“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会吓着群众,不要因为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车停下来的时候,习仲勋快步走上前去,给警车上的干警说:“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随行的人员都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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