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的日子里

2019-09-06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①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③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④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⑤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⑥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⑦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⑧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当晚六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手里。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⑨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⑩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①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②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③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⑤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⑧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⑨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⑩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经看出问题来了。”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②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④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⑤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于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⑥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⑦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⑧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⑨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⑩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①现译名为费德林。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②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③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④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⑤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⑥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⑦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⑧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⑨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答记者问一月三日在报纸上一发表,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李奇微将军: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①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②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急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③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④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二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甚为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海、山东。”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0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站不出来。”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个道理。”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⑤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⑥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⑦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⑧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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