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聂荣臻传

2019-11-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06)

  第一节奉命西渡黄河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从而引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仲勋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路过晋绥区,吕正操和他率领的部队留下了。10月上旬,风尘仆仆的聂荣臻像一个远道归家的游子,以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一头扑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怀抱里。他用热烈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宝塔山、延河水和河谷两旁黄土山崖上的一排排窑洞。他被安排住在杨家岭的一座窑洞里。

  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涛中颠簸、漂摇、转舵,正沿着新的航向前进,由日中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掀起的巨浪,此伏彼起。“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①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下述条件:整个红军在大西北的集中和发展壮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联系状态转为公开联合状态;扫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以有力打击,粉碎其“灭共”计划。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又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①打通苏联,红军才不致被限制在陕甘苏区这一仅有40万人口的“弹丸”

  ■致力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枣园接见了在敌后苦斗了6年的聂荣臻。毛泽东一边猛抽他的“老刀牌”香烟,一边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闻者皆开怀畅笑。此时,6年前受命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的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大家都格外兴奋。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听取了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几天之后,他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了《论敌后抗战》的文章。文章是以他原来写的《敌后六年之一得》改写的。文内提到:抗战6年,共作战1.74万次,毙伤和俘虏敌伪23.5万人,我方伤亡6.4万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的流血斗争中得来的。”这一段话,欢乐与艰辛兼而有之。文章在经验部分增加了一条:要有赏罚严明的制度,虚心检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之地,而能够放开手脚,跨黄河两岸发展,建立广阔的后方根据地,并保持便于机动回旋的战略退路,避免对日作战开始后陷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

  习仲勋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12月中旬,聂荣臻接到晋察冀军区汇报,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结束。

  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不断取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藉以抵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这对缺乏武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一支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打通苏联,能极大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更加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活跃那些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逼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烽火连三月”,敌人“扫荡”的时间果然如聂荣臻所估计的那样,是几年来最长的一次。军区部队虽然歼敌1万余人,并开辟和恢复了村政权1000多个,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军区直属队在敌人合击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些损失。聂荣臻的一个箱子也丢失了。这只箱子,差不多是聂荣臻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他就带在身边。箱子里保存的全是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消息的那张剪报,还有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他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聂荣臻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他一直珍藏着,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把它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聂荣臻一再扼腕叹惜。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战略企图,就是为了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完成从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的任务。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他组织带领统战部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但是,他更为遗憾和沉痛的是军区直属队的一些人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了。获悉军区为牺牲的人员召开追悼会,特地发去了唁电。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一直不安。这时他处理两广事件已经脱手,便赶紧调兵向西北急进,下令组织“通渭会战”,并准备亲赴西安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残部”则予以收编。另一方面,强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逐步肢解,免留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1944年元旦、春节期间的延安,披着洁白素雅的雪装。1月7日晚,聂荣臻与周恩来、叶剑英、黄华一起,踏雪前去参加送别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的晚餐会。班威廉夫妇是两三个月前从晋察冀到延安来的,他们准备从延安到重庆,然后回英国去。班威廉夫妇后来对此次与聂荣臻的话别,有一段观察很细致的描述:在这次晚餐席上,周恩来谈笑风生,讲了很多话,他殷勤劝我们喝一种特别的梨酒,他自己也喝了许多。聂荣臻将军则心绪阴沉,貌多思索。我们只觉得他们两位同样在真诚地担心着我们的安全,只是两人的反应不同。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通渭会战”的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党中央鉴于形势紧迫,专电征询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9日抵会宁,当即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01页。

  他强调,统战工作,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左”的思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李维汉任政务院秘书长,接着又做国务院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不搞民主协商能行吗?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当他们快要离席的时候,周恩来的话越说越多了,但他绝不提到我们南行的事,也不提到重庆为何不打电报来的话。至于聂荣臻将军,则真的忧容满面。他在河北向我们道别时是很快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再碰见他,这一次他似乎觉得我们不会再见他了。我们以最热烈的声调喊着:“在北平再见!”也引不起他一丝笑容。他将我们的手紧握在他的双手里,异常激动地说:“再会!

  ①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习仲勋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 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第摆没。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愿上帝保佑你们!”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习仲勋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加入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要紧。

  聂荣臻是个重感情而又性格内向的人,要与如此亲密的外国朋友分别——很可能是永别的感情是凝重的,他担心他们一路上的安危。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习仲勋十分重视肃清和防止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端正思想路线。他花费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亲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党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经济上也得到补偿,心情舒畅地投人到祖国建设事业之中。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和贯彻。

  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而不是一下子就参加中共“七大”。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1944年1月上旬,他3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指出:“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在坚持持久抗战,准备与敌人熬时间方面,“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加以去充实与改进”。“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①在延安整风中,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侍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立)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习仲勋培养统战干部几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对新任部,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压担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阎明复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习仲勋找他谈话,耐心细致地向他介绍统战工作,叮嘱做好统战工作要注意的问题。阎明复回忆说:习仲勋通知我,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经验欠缺,如此重大的担子深感难以承担。习仲勋说,只要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万针,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好的。随后,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心理向他们请教学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习仲勋一席话,使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许多。

  聂荣臻1981年回忆说,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 1943年打败日本”。当然,这个口号先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七·七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后来由于欧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的时间推迟了,中央也改变了这个口号。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

  在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勋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习仲勋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习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但从华北的实际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

  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习仲勋做统战工作,在抓大事、抓倾向性的问题时,也注意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容易产生疑义和争议的问题。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向习仲勋反映说:刑满获释的战犯、特工人员、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当政协委员,不能参加民革,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习仲勋很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个规定不合适,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便直接过问处理此事。当得知是中央统战部的规定时,即要求中央统战部对类似的规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实情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坚持和完善正确的规章制度,总结成功经验,记取失误的教训,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

  聂荣臻虽然受到非议,但仍然坚持这个观点。1944年8月,当他会见美军观察组的时候,也谈论起是否胜利在望的问题。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戴维·包瑞德是这样描述聂荣臻的:“他相当客观地描述了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一点也不讲他自己,但是对国民党过多地使用了宣传性的生硬的语言。他看上去既橡一位普通战士,又像一位彬彬有礼、举止威严的人,具有经常参加社交活动者所具有的严谨作风。”

  巳、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做好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工作中,他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有广泛的接触,深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对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了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使这方面工作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根据习仲勋的指示,还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

  “包瑞德上校”,聂荣臻望着这位戴着船形帽的胖乎乎的美军校官,从容不迫地说道,“从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已经快3年了;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日军在中国打仗已经有7年了。他们漂洋过海,在异国作战,困难是很多的,从各方面看,已经非常吃力了。在希特勒快要灭亡的今天,难道他们还能单独坚持很久吗?”①“不,将军!”包瑞德不太相信聂荣臻的话,“日军正出动几十万人,争夺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而且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在东北还有约① 1944年1月11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习仲勋十分关心在大陆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编发《台籍医生周朗赤诚报国却得不到应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区医院儿科主任、五十七岁的儿童白血病专家、台湾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习仲勋看到后,认为这不单是周朗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对大陆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运情况》上作了较长的批示: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57页。

  规定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

  对五十年代回大陆的台籍医生周朗同志应热情诚恳相待,要相信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爱。他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老技术专家,我们还以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对这样台湾籍的同胞和同志都团结不好,怎能谈得上广泛开展对台工作?这是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务必严肃对待。请认真听取周的意见,并解决他的困难。请廖公、静仁同志查处。中央统战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转发了记者写的文章和习仲勋的批示,及时纠正了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

  50万精锐的关东军没有使用。日本人还可以打下去,战争还要再拖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难道不是这样吗?”

  依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朱德、张国焘召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渡河攻宁。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从台湾和国外回祖国大陆定居的部分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们中间有:从台湾驾机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少校考核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黄植诚,原国民党空军少校分队长、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李大维,台湾中华电视台原节目主持人黄益腾,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台湾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彰化训练中心原主任彭鸿文,国画家孙瑛,原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少将参议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台北荣民总医院眼科专家战志国,从美国回国定居的北京航空学院教师李椿萱博士和台湾省籍旅美化学博士吴国桢等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聂荣臻的看法是正确的,美军观察组的估计错了。不到一年,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

  严重的敌情和《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使红四方面军面临重大的考验。在优势敌人的围攻防堵面前,既要控制西兰通道在手,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以扇形运动防御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突击完成造船任务、选择渡河点,突破黄河天险,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将处于多面对敌,前后作战的艰难地位。一头失利,全局皆非,宁夏战役计划就有流产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深深感到,这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

  习仲勋和杨尚昆、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习仲勋在与李大维交谈时高兴地说:“你现在在陕西工作,我就是陕西人啊!”李大维用刚刚学的陕西话说:“我向你学习!”引起了满堂笑声。李大维告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我是干中学,学中干。该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气地管。”习仲勋与杨尚昆一致说道:“非常对,非常好!”

  在延安整风期间,聂荣臻参加了高干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在高干会议上,他做了《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而3个月以后,在远离延安的晋察冀,也召开了长达80多天的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全面研究总结了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成绩有收获的。但是会议开着开着,发展到针对聂荣臻进行点名批评,提出了诸如“试行志愿义务兵役制不对”、“演出《跟着聂司令员前进》是搞个人突出”、“晋察冀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有轻敌速胜观念”等批评。发扬民主对领导人提意见,无可非议,但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使徐向前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凡属军事行动和战役指挥方面的问题,政委陈昌浩一般都尊重他的意见,看他的决心。徐向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的企图是将红军压迫于渭水以北、黄河以东地区,聚而歼之,形势柏当严重。四方面军两个拳头对敌。而部队又困连续行军作战,补给不足,减员较大,疲惫不堪;地形也不利,全是光山秃岭,不便大部队隐蔽和防御;黄河天险又障碍于前,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红军也具备若干有利条件:一是从各种情况和迹象判断,敌人尚未完全弄清红军会合的战略企图,如突然西渡黄河,进击宁南,出敌不意。二是向红军进攻的南敌主要是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他们虽属蒋之嫡系,但互存戒心,各保实力,联合作战时很难形成拳头,快速突进。红军争取渡河的机会是存在的。三是会宁会师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给了部队以有力鼓舞,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决心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完成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四是部队有强渡江河的经验,按现有技术力量,每天能造两三只木船;一方面军正帮助搜集木料、铁钉、工匠,渡河工具问题不难解决。五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挥,有一、二方面军的有力配合,还有东北军的暗地策应等,红军的作战不是孤立的。只要把任务向部队交待清楚,作好政治动员,恰当分配兵力,实现宁夏战役计划,有相当大的把握。

  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379_1.bmp}1944年晋察冀高于会议上的不正确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干部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也带到了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晋察冀干部之间。在杨家岭,聂荣臻把原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找来,边喝茶边谈心。聂荣臻既严肃又温和地对纪亭榭说:“找你来谈,是提醒你在整风中要冷静。你那天在会上骂人是不对的。凡事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嘛!”

  徐向前与陈昌浩确定了如下的具体部署:以三十军作为抢渡黄河的先头部队,立即开赴靖远附近,绝对秘密地隐蔽造船,选择渡河点,迅速完成渡河攻宁的一切工作;以四、五、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构筑工事,进行扇形运动防御,节节抗敌,尽量迟滞其前进时间;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为机动部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进,则以四、五军牵制敌之翼侧,以三十一军及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这一部署经军委批准后,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层层发动,投入了迎击南敌、西渡黄河的紧张准备工作中。

  习仲勋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为此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一九九〇年十月,台湾人士陈建中来大陆,中央统战部向习仲勋汇报后,他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考虑同意会见陈建中。从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习仲勋与陈建中是同乡同学而诬陷他,并作为一条罪状予以审查。陈建中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大”主席团主席等职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主张两岸停止敌对,并为此发表过文章。十月后的一段时间内,习仲勋在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四次会见陈建中,介绍大陆改革发展情况和对台政策,讲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希望陈建中能做于两岸有益的事情。他把会见陈建中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习仲勋一心为了两岸统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绰号“纪大炮”的纪亭谢心直口快地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这个会我还得参加,还得辩论,要不没真理!”

  “黄河之水天上来”。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犹如一柄倚天巨剑,把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劈成两半,纵贯甘肃、宁夏两省,穿过内蒙库布齐大沙漠,折而东流。在甘肃境内,河床狭窄,水流湍急。河水卷走大量泥沙,穿过许多狭谷,旋涡密集,浊浪雷奔,乍合乍散,削壁飞石。古老的黄河,没日没夜地吼叫,似在吞噬它要吞噬的一切。

  习仲勋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把系统化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他领导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的会议。习仲勋发表讲话,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他提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而我们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跟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理论财富比较起来,就显得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聂荣臻端起茶杯,定神望了望漂浮在杯里的茶叶,深沉地说道:“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嘛。

  马家军为防止红军渡河,早已将河东岸的大小船只、羊皮筏、牛皮筏掠劫一空,水手也大都被他们抓走。三十军奉令开到靖远附近后,在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的组织指挥下,立即集中造船材料和人员,突击营造木船。

  习仲勋进而提出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必须从四个方面做起:

  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很好的。同志之间意见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意见实在统一不了,可以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李先念当过木匠,造船有办法。他将造船地点选在离靖远约40里路的大芦子村庄的一片柳树林里,目标隐蔽。党中央和军委获悉三十军造船所需之石灰、桐油、铁钉不够,缺少工匠,便命令红一方面军火速从前后方搜集材料,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支援。

  一、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当我们党把这两者正确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我们要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论脱离实践,并把它变成了空洞的、僵死的东西。他们只会机械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列主义的原理和字句,并拿来衡量已经发展了的实际,他们“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理论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

  中央及时地发现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作了指示,认为这个会议应该开,但是对某些问题处理过火了,不是那么实事求是,有些事情一时搞不清楚,留待将来再说。

  10月19日,军委电令:“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党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使三十军指战员及船工队员深受鼓舞。他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当时任四分区三十五团政委的傅崇碧后来说:“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

  即成船16只,每船可容10多人,一次即能运送近两个连过河。另外,还从靖远附近找到一只能够运送100多人的大船。渡河工具,已不成问题了。

  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 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后来,错误批判过聂荣臻的人,有的也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亲自组织、训练二六三团作渡河前锋。熊师长是湖北黄安人,贫农出身,念过5年私塾,虽年仅23岁。但已是个能征惯战的疆场“老将”了。他1930年参加红军、从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连长、营长、团长步步升为师长,屡建功勋。在徐向前心目中,这位年青的师长活蹦乱跳,打起仗来却异常老练、沉着、勇猛,不仅敢打敢拼,而且善于动脑筋,抓住敌人的弱点,出奇制胜。他带领的二六三团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曾荣获“钢军”的称号,并出色完成过强渡嘉陵江先头部队的任务。以二六三团作渡河前锋,徐向前是有较大把握的。

  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尽管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聂荣臻仍然对晋察冀的军民倾注着深深的爱。离开晋察冀愈久,他思念愈切,尤其是他的司令部住过的地方,更是令他魂牵梦绕。他特地从延安到洛河川去住了几天,视察、看望调到那儿进行生产的晋察冀的部队,看看他们打的窑洞,做的肥皂和养的猪。从晋察冀来的人到杨家岭看望他,不管男女老幼,他都非常欢迎和高兴。有的干部带着夫人和抱着怀里的婴儿来看望他,他高兴极了,把孩子抱过去掂一掂,亲一亲。

  据侦察,靖远一带黄河河面较为开阔,水流较稳,由人工划驶的木船有4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对岸。两岸是一丛丛梨树林,有些梨树已有数十年或上百年历史,树干粗大,枝叶繁茂,便于部队隐蔽和集结。对岸的马家军兵力呈一线式配备,只要红军渡河成功,突破其防线并不困难。徐向前、陈昌浩和三十军领导人决定,以少部兵力围困和严密监视靖远县城的守敌,围而不攻,迷惑敌人;渡河先遣部队则全部隐蔽在靖远以南的沿河村和梨树林里,准备从靖远上游突破。

  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他还想念着抗敌剧社的队员们。他到延安时,特地把剧社创作的作品带到延安,推荐给延安的文艺团体演出,又把在延安看到的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前线》的剧本要来,让人带回晋察冀,供抗敌剧社排练。每逢夜深人静,他躺在窑洞里,一颗心总要飞越万水千山,回到那块他曾经战斗过6年、被他称为“第二个故乡”的晋察冀。

  这一带群众长期遭受马家军的欺压和掠夺,见红军态度和蔼,纪律好,要渡河消灭马匪军,他们高兴地把藏起的粮食、梨子拿出来慰问红军。有些躲到外地的船工跑回来,主动帮助红军修船准备参加渡河。由于群众心向红军,大部队在这里集结、造船、演练,始终未被敌人发觉。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由于他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他报告。后来,因为他离开的时间较长,所以晋察冀的工作,就靠留在那里的领导人处理了。1944年9月19日,聂荣臻与前来延安的萧克经过研究,并报经中央批准后,发布了成立冀察、冀晋、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的命令。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国民党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司令朱绍良颁布《剿匪计划纲要》,宣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21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剿灭共匪残余”,并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漫山遍野,密密层层,象一群群黄蚁,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阵地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静宁一线冲击。西兰通道附近的宁静村庄和山岗,炮火连天,地动山摇。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五军的战士们,平均每人仅有三、五排子弹和两三枚马尾手榴弹,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就消耗得差不多,最后只能同敌人肉搏。敌人一次次冲进红军的阵地,战士们一次次地用大刀、刺刀将敌人消灭,从敌人手里夺来武器、弹药,继续坚守。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鉴于敌人来势凶猛,多路突击,齐头并进,红军硬顶下去损失太大,徐向前遂下令四、五、三十一军边打边撤,逐步向会宁一带收缩,利用山丘扼守,尽力控制会宁至靖远的大道,寻机诱歼敌人。

  习仲勋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

  延安最有色彩的夜生活,当推在枣园举行的舞会,聂荣臻与中央领导人及各位高级将领一样,少不了要在枣园的灯光下翩翩起舞。聂荣臻极少喝酒,然而,1944年庆祝十月革命节时,他居然开怀畅饮,喝醉了。这次喝酒,醉的人很多,连毛泽东、周恩来都醉了。这是聂荣臻一生少有的两次醉酒之一,还有一次是进城后在苏联大使馆的宴会上。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中央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10只船为宜,原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他们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朱德紧握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们会到彭德怀同志,就马上和你们联系。”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1945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晋察冀军区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在察南、雁北、冀中、热河、辽西等地对日伪军发起了攻势作战。至7月,共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解放区2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至25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了铁路沿线及其两侧地区及少数重要城镇。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聂荣臻非常高兴,频致祝贺,使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显活跃。

  22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徐向前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这时,一个意外的严重情况发生了:敌三十七军在7架飞机的助战下,猛扑红五军阵地,激战一昼夜后,红军被迫退出会宁城,全军伤亡800余人(占五军兵力的四分之一)。红军防线,被打开了缺口。如敌继续向纵深突进,红军从靖远地区渡河的计划将要落空。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徐向前异常镇静、沉着,他令五军军长董振堂在会宁城北的三十里铺一带,利用山丘坚工防堵,不许后退一步;同时,火速从左右两翼的四军、三十一军抽出四个团的兵力,投入五军阵地;另以九军第二十五师控制甘沟驿,作二线预备队。至23日,敌虽占领了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会宁、界石铺等地,但红四方面军的整个防御阵线并未被打乱。它象一只收紧的铁拳,有力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习仲勋对民族宗教工作中的问题之所以看得这么准,得益于他过去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因此,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就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一九八二年,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有关方面妥善地解决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呼喊派”反动组织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1945年4月至6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9日,他在大会上作了《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①,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中共“七大”结束不久,党内开了个华北问题座谈会,聂荣臻出席了这个会议。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聂荣臻也受到了批评,并且作了检讨发言。但是,他对批判彭德怀的过火行为是有看法的。{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382_1.bmp}他认为整风的“重点应该是分清路线是非,至于每个同志在作战指挥或具体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那是次要的,同路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的方式也不能一样”。

  战局的发展,使红军渡河计划的实施,刻不容缓。徐向前的心一直悬在三十军能不能迅速突破黄河天险的问题上。

  “呼喊派”创立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传人中国,以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邪说,煽动群众在聚会时尽力“呼喊”,遂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政府,图谋“改朝换代”。八十年代初,“呼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发展,随之蔓延波及全国十九个省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聂荣臻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认为,尽管整风审干中出现过偏差,尽管华北会议开得过份了些,但通过这一过程,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矗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的喜讯传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们,全都狂喜地握手互致祝贺,准备团结起来向日本侵略者发动最后一战。聂荣臻8月10日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抽主力几个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ewc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于23日抵打拉池。彭德怀己先行到达。他根据中央的意图首先提出战役计划的要旨,朱德、张国焘表示完全同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当即命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跟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习仲勋是从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呼喊派”问题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他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383_1.bmp}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一片欢腾。聂荣臻望着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的延安军民,感慨万千,归心似箭。

  23日晚,李先念、程世才奉命率部队进入黄河岸边的丛林地带隐蔽集结,准备渡河。首先由程世才、熊厚发指挥二六三团的先遣连,从红咀子渡口偷渡。先遣连连长是该团一营营长赵海丰,指导员是三营教导员周纯麟。

  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成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调查,并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报告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个组织是极为反动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全连都是挑选出来的有作战经验的机智、勇敢、懂得水性的战士。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调查报告,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提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

  午夜,徐向前下达渡河的命令。先遣连把早已运到岸边的木船推下水去。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在深刻分析这一组织出现的社会背景时说:

  16只木船迅速向斜对岸驶去。10多分钟后,船身受到急浪和旋涡的袭击,漂摇、颠簸得厉害,前进的速度也减慢下来。舵手和划手们使尽全力拼命保持船身的平衡和驶向,以避免被急流冲走或卷翻。划不多久,船身靠“岸”了,战士们纷纷从船上跳下,才发现这是河中心的一片浅滩,前面还有河水阻隔。

  去年,我们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是在这期间,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外反动的教会势力及其他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利用我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机会,利用我们继续清理“左”的错误思想、抓紧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机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向我们进行渗透和进攻,妄图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阻挠我们前进的步伐。“呼喊派”疯狂进行活动发展蔓延到十九个省市区,人数达到二十多万(恐怕这个数还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也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呼喊派”问题,开始我们有点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鳅,还能翻什么大浪!?”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利用了我们的麻痹大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闹。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这是它的严重性的一个方面。

  等他们驶回东岸时,已近拂晓,有一只船被激流卷走,10多个人献出了生命。第一次偷渡就这样失败了。

  他接着分析了“呼喊派”的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一是受国外情报机关和国外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资助。二是明日张胆地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温州,一年打下浙江,两年打下全中国”的反动口号。三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反对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呼喊派”的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危害广大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危害四化建设。

  情况报告到总指挥部。徐向前下达了死命令:分秒必争,另选渡河点,请老船工掌舵,一定要从这带突破。同时,命令四军、三十一军和五军坚决阻击南敌,迟滞敌人前进。总指挥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红四方面军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是同徐向前的这股硬劲分不开的。这时,党中央已获悉蒋介石抵西安督战的消息,连电红军总部和彭德怀,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三十军领导人决定由程世才率八十八师和二六三团的领导干部重新选择渡河点。经过周密勘察,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这是一个老渡口,岸边山岩峭立,河面较窄,对岸是一片平滩,据老船工说,只要把稳了舵,渡河不成问题。

  他严肃地告诫说,既要充分认识“呼喊派”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可掉以轻心;又要看到它的虚弱性,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从而也是极端脱离群众的(包括一切爱国的、真正的信教群众),我们绝不可在它的猖狂活动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我们要教育、争取受“呼喊派”蒙骗的信教群众,让他们回到“三自”爱国教会组织里来。这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我们完全有力量、办法、有信心解决“呼喊派”问题,取得斗争的胜利。

  黑沉沉的夜,漫天的星星发出微弱的光芒。从蒙古沙漠地带吹来的干风,透着寒意,枯黄的树叶,一阵阵地飘落下来。在大芦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里一片沉寂。参谋、勤务员,心里都七上八下,今晚渡河能成功吗?紧张、焦虑、等待、期望,攫住了每个人的心。徐向前在电话机旁踱来踱去,如豆的灯光照着他清瘦的面庞和高大的身影。他不停地抽烟袋锅。午夜,电话铃响了,李先念兴奋地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总指挥徐向前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发出命令:“立即向总部和军委发报!”

  习仲勋指出,要解决“呼喊派”问题,光靠宗教部门公安部门不行,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他把综合治理的措施。总为五句话: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并逐句了解释。他强调:在调查研究、做好准备的基础上,要集中段时间,组织强大力量,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坚决瓦霹取缔“呼喊派”的组织和活动。各地应该依照宪法研究采切实有效的办法,把我们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否则,群众我们的态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来同他们斗争。反来,只要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形巨大的威力。

  三十军的后续部队,一批批地渡过黄河。两岸的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划破沉寂的夜空。呈一线式配置的马家军河防阵地,一处突破,就象黄河决口似的,越扩越大,所谓的“突不破的防线”彻底崩塌。

  这次会议对打击“呼喊派”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明确了解决“呼喊派”的政策界限和斗争策略。之后,各有关省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习仲勋的指示,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统一行动,迅速地开展了打击“呼喊派”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彻底胜利,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揭露和打击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在打拉池获悉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钳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己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期间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力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大西兰大道以北广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目的。”具体要求:第一,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等一带地区要点,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和拦阻兰州方向北进之敌;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必要时协同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东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的敌人。该掩护部队将来均必须渡河,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从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第二,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一带地区,准备渡河技术,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或五佛寺渡河,并准备直取定远营。第三,二方面军接替一方面军之对南防御任务,控制海原、固原一线。①26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九军渡河。电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据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九军继三十军跟进,五军担负警戒渡口和监视靖远守敌的任务。四军、三十一军继续阻击南敌。方面军总指挥部跟三十军、九军行动。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建议进一步贯彻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落实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办公厅以《调查简报》的形式将调查情况报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

  白天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面,部队渡河只能在黄昏后至拂晓前。

  习仲勋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每天夜里,大小木船和牛羊皮筏子一起出动,穿梭般地来来往往,手电筒和提灯的光亮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晃来晃去,犹如无数萤火虫翩翩起舞。至27日拂晓,红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部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南线敌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控制靖远两岸船只及监视靖远守敌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三月三十日,习仲勋约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正在召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之机,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习仲勋出席了这个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政策的重要性。

  红军三个军渡河成功,指战员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信心。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面前虽有千难万险,他们毫不畏缩,向前,向前!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视察华亭寺的。他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僧人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他对随行的园林部门的同志说,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负责人要认真切实地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习仲勋对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介绍胡耀邦视察华亭寺的情况,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实宗教政策。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

  ①彭德怀于10月27日致电党中央,说明25日有他署名的这份电报是发后才给他看的,并声明无效。

  习仲勋关注着宗教政策落实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落实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开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点寺院和道观中,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应移交给佛教道教组织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没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遗留问题。于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②他提醒,在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他说,中央发出十九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六十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利害得失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放在第一位。习仲勋的这次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会议之后,各地很快落实了有关政策。

  第二节一条山激战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发展?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宗教观,要培养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11月初的河西地带,寒气逼人,风沙扑面,干涸的河川,荒凉的戈壁滩,桔黄而带刺的骆驼蓬草,黄河沿岸连绵不断的黄色山梁,使大地如同冬眠的冷血动物,冷漠、僵硬,没有半点儿生气。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习仲勋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民族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要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他还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同志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乌兰夫是我们的榜样,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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