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

2019-09-06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13)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②(②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①(①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①(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②(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①(①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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