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四十八章从大同集宁之战到撤离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6)

 十九 当“干部”始末(1)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各级政府、机关、工厂以及部队留守处在做最后的转移。这一夜星光灿烂,敌人的轰炸机嗡嗡了一天,天黑前飞走了,空气骤然沉寂下来。大路上的汽车为数不多,更多的是大车和毛驴驮子,载运着票子、布匹、药品、盐巴、罐头,比较笨重的物资早就转移到北岳山区,现在载运的多是生活用品。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又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涞源会议之后,逐渐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消除了张家口撤退后的埋怨情绪,士气又重新振奋起来。与此同时,又大力加强了野战军的建设,动员了三四万群众参军,补充了野战军,各纵队由原来的2个旅增加为3个旅。这时,一纵队归还晋冀鲁豫军区建制,晋察冀野战军辖二、三、四纵队,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大家一心为转变晋察冀的战局而努力。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刘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给老三。老五刘蒙上中学了,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黄军装。有一天,阿蒙放学回到家里,嘟着嘴对汪荣华说:“妈妈,以后我不穿姐姐的黄军装了,同学们都笑话我。”

  因为工人思想不通,他们不愿留给敌人。”山城突然之间灯火全部熄灭。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1980年8月1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刘伯承关于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631页。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这天,张家口上空有6架敌机轰炸、扫射。聂荣臻在东山坡司令部的坑道里指挥战斗。敌人的突然袭击并没有引起他的失措。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第二节“眼不见心也烦”

  这样,就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发展及满足财政需求,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基地。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吏记殊荣。

  关于撤出张家日的考虑,要追溯到绥远战役之后。那时,聂荣臻认为,未能消灭傅作义部主力,造成张家口两面受敌,总的形势不利。鉴于这种情况,他开始从张家口大量往北岳山区转移作战物资,光105口径榴弹炮的炮弹就有几万发。解放战争中二野、三野把105炮的炮弹打光了,这批弹药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绥远战役结束,离撤出张家口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即使在那个时候,聂荣臻已经预见到迟早要撤出张家口。因而搬运许多笨重物资从容不迫,重要的机器全运进山里,负责搬运工作的是察哈尔省主席张苏。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大厅里哀乐阵阵,1500多人依次出入,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

  9月15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①的报告,指出:东线我军放弃承德,西线撤围大同,张家口两面受敌态势形成。“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针对敌人兵力不足的特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战役指导上是以速决战、歼灭战为原则”。9月16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弃守张家口的问题,提出“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②,同时秘密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8月2日,聂荣臻到阳高主持了大同战役作战会议。根据大同敌兵力不强,但城防坚固的特点,确定以5个旅围攻大同,先在外围各个歼敌,与围城同时,另部署4个旅打傅作义可能的增援,并组成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7月31日战役开始。大同城坚,对此估计不足,未能按计划攻克。9月2日,傅作义3个师增援大同,这本在我意料之中。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刘伯承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撒向祖国各地。

  “情报在哪里?”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9月29日,张家口东面的战斗打响,敌人4个师的兵力开始向怀来地区进攻。战至10月2日,敌进占东、西花园等地。3日,李文投进第二梯队两个师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受挫后撤回东、西花园等地。蒋介石亲自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到南口部署从侧面迂回怀来。7日,敌人第九十四军以2个师从怀来东南方向迂回。野战军司令部识破敌人企图,以第一纵队全部和另外2个旅、1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对于这一地区,聂荣臻除在春天时带领作战处长实地勘察外,战前曾带领郭天民等纵队领导看过地形,做过具体部署。他一直到晚年还能清晰地记得那里的地形地貌。“作为防御,那不是很好的地形吗?在那里筑点工事,打击他呀!”他这样描述了那个预设阵地。在这里基本上消灭了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人1个团。接着,在南石岭、镇边城又打两仗,共歼敌1600余人。至此,粉碎了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在东线共消灭敌人1万多人,把敌人6个师挡住了。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第三节帅门家风

  由于前线指挥员指挥不当,不是集中全力先吃掉敌人3个师,而是掉头打敌人增援的一个师,兵力调整又组织不当,致使敌4个师会合,失去了歼敌良机。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里总结教训时说:“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①在这种情况下, 13日部队撤离集宁, 16日撤围大同,加上8月28日放弃承德,至此,张家口东西两面受敌,形成被动态势。聂荣臻权衡利弊,认为我军一向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决心能守则守,必要时主动放弃张家口。

  刘伯承的长孙降生时,他已双目失明,年满八旬。他非常高兴地给孙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荣华赶快把名字告诉儿媳妇。家里人每次把小孙孙抱到他面前,他都慈祥地抚摸着孩子胖乎乎的脸蛋。但就是对全家的这个宝贝疙瘩,刘伯承夫妇也严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孩子在妈妈医院的幼儿园里长大,在一所普通小学上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他走后不久,从司令部大院开出一辆卡车。押车的是作战处长唐永剑车上有一部综合电台,伴着这部电台的是台长马萍。这辆车后面留下了洒满月光的空寂的大院。对于聂荣臻这么晚才撤退,很多人不放心,不断打电话询问、催促。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刘伯承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判断,东面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故把兵力重点放在东面,投入这一战场的有第一纵队的第一、二、三旅,第二纵队的第四、五旅,第三纵队的第七旅,第四纵队的第十旅和独立第五旅,还动员了大量的民兵参战;并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指挥机关,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力争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更多地歼灭敌人。当时担任二纵队五旅旅长的萧文玖回忆道:聂荣臻司令到二纵队时曾对部队干部动员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必须在这里准备打恶仗,打大仗,顶住敌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张家口。”

  他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纵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了一个军工厂。他还专程到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视察,饶有兴趣地寻访他在1930年从苏联回国时的路线。只是由于30多年的沧桑变化,绥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观,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返国的途径也不能辨认了。他向大家风趣地述说了化装回国的经过情景,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当天,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罗瑞卿一起,提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战略区集中力量先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的建议。为此,晋察冀拟采劝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两天后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同蒲、平汉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①聂荣臻提出,如无晋冀鲁豫的配合,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困难的,建议先用半月时间,与晋绥配合打下大同。中央复电同意。看来,聂荣臻是考虑到平汉路和平津唐两线敌人共有8个军、21个师、5个总队,而山西太原以北地区敌人只有2个军、7个师,显然要弱得多。7月,为孤立大同,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进行了晋北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在40多天中解放了山阴、繁峙、原平、五台、定襄等城镇,歼敌8000多人,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晋北战役后,接着与晋绥军区组织了大同、集宁战役。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他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按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谁叫我的耳朵还不聋呢!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对于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的问题,即使是在高级干部中,意见分歧也很大。大体是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守不住,弄不好可能被迫撤退,那损失就大了;一种认为西有晋绥军区和第三纵队等部队,东有冀热辽军区和第二纵队等部队,可以守住;更多的人是舍不得丢失张家口,这是抗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大城市,怎么能舍得放弃呢?在那些日子里,来找聂荣臻的领导干部很多,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众说纷坛。聂荣臻胸有成竹,对来找的人反复说明,我们要实事求是,能守住最好,实在守不住就要做放弃张家口的准备。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当时,置于西线的部队一时调不到北线,在张北阻敌的只是少数的地方部队,而傅作义又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积极措施。但是,印度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略的道路。

  到诧异,问: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后,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在平汉路北段,杨成武、王平指挥6个旅连克4座县城,控制了125公里铁路,攻占沿线全部车站,歼敌8300多人。他们采取野战军与地方部队、民兵相配合,先对保定南北的平汉路进行大破袭,使平汉路被截断。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对平汉路两侧及敌兵力薄弱的据点出击,歼敌几十、几百到上千人,频频得手。平汉路北段战役的胜利,被延安《解放日报》誉之为“南北两捷”的一捷,与华东人民解放军“七战七捷”联系在一起。

  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郑维山指挥教导旅抗击着傅作义部队的进攻。11日9时,傅作义集中4个师的兵力倾全力向狼窝沟阵地进攻,教导旅与敌激战终日,在完成任务后,当晚撤出阵地。他们是最后离开张家口的部队。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绝不会善罢甘休,战役还会继续打下去。他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的交通状况,那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萧克后来说:“放弃张家口,中央局开会表决,我首先表示同意。党内的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因为放弃了平绥线,才能到平汉线上打击敌人的弱点。我和聂荣臻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这是个正确的措施。”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傅作义部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兴高采烈,下令第二天召开伪国民大会,通过伪宪法。国民党宣传机构叫嚣:“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可聂荣臻却说:对于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各种建筑设施,例如下花园发电厂、张家口飞机场等等,告诉部队不要破坏,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639页。

  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消,战略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上中止了工作。

  蒋介石下令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截至10日晚,聂荣臻还在张家口。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他打电话给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郑维山作了应急布置。

  在家里,刘伯承冬天经常穿着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一双家制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时都破了,还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荣华看到这件毛衣实在不能穿了,便给他买了一件新的。他接过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说:“我这件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何必花钱买新的。”仍然舍不得把旧毛衣脱下来。

  杨尚德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顶球牌香烟,从里边抽出一支,从两头掰开,里边包着的是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蝇头小楷。杨尚德汇报说:这是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地下工作人员提供的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命令。字迹太小,聂荣臻看不清,马上派人整理出来,他看过后,又叫杨尚德作了详细汇报,在座的有罗瑞卿、萧克、刘澜涛、赵尔陆、耿飚。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啰!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敌人在进攻张家口的同时,以10万兵力向冀东解放区进攻。冀热辽军区组织部队进行了70多天的防御战,歼敌7000多人,还占领了冀东不少县城。

  7月20日,刘伯承继续北上,途经齐齐哈尔市,视察了两个军工厂。在观看试制的火炮、炮弹图样和实物样品时,他说:“现代战争机动性很重要,我们既要生产大口径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多种用途的火炮和炮弹,适用于山地、丛林作战,拆卸灵便,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陆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他还命令冀热辽军区的部队钳制敌人的第十二军,冀察军区地方部队全面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作战。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②《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傅作义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空虚,用少数部队朝兴和方向佯动,调集主力步骑两万余众,先头于10月8日占我南壕堑(尚义)、大清沟。在张北担任警戒的第七军分区部队,误以为是小股敌人窜扰,即派骑兵两个团绕路出发,围歼该敌,张北只留一个连驻守。同日,敌两千余骑(兵)乘虚直插张北,使张家口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正好我派警卫团团长李金石带一个营前去张北警戒,以防小股敌人袭扰,不想一到竟发现敌人主力,便同七分区部队一起拼死奋战。我得知此情况,又派警卫团主力急速奔赴张北。但油于沿途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而迟滞了时间,到达张北时,敌大部队已陆续到达,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形势更加严重了。聂总命我立即派参加集宁战役刚刚归建的教导旅,火速赶往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狼窝沟一线抗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军指战员的心中,矗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聂荣臻撤出张家口的那天晚上,一轮明月悬在天上,好似也有送别之情。

  1986年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遗骨,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去执行抛撒骨灰的神圣任务。飞机载着他们穿过重重云层,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和着徐徐的清风,刘伯承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

  从北平地下工作系统送来的这个情报和军区掌握的敌情动态,全都证实了张家口的形势是严峻的。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命令规定:以8个旅置于怀来、延庆地区,为主要防御方向,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两个团,再扩大战果。另一个纵队(欠一个旅)部署于西线柴沟堡地区,配合天镇、阳高地区的晋绥部队,防范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另外,以6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50页。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你怎么回来了?”

  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傅部进到集宁,被包围。在敌人即将被歼时,傅作义又派一个师增援集宁。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自1946年7月起,就往涞源山区疏散人口。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了印度,并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

  一来还有人民群众,二来撤出来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红旗就会重新飘扬在大境门的城楼上。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当李文兵团在东线受阻,蒋介石玩弄了一个“以利诱之”的惯伎,下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这样就大大刺激了傅作义的积极性。于是,他调集2万兵力避开西线晋察冀部队设防地区,从集宁向东穿过几百里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地区,于10月8日占领大清沟、张北。对于敌人的这一偷袭,情报部门也没能发现。司令部二局局长彭富九对于没有破译傅作义偷袭张北的行动一直不释于怀,北乎和平解放后,他找到原来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作了详细的了解,从中得知:傅作义怕失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他自己另有一套,蒋的电报正规,而傅的电报故意搞得颠来倒去,把时间和签名插在电文里边,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彭富九还了解到:傅作义没有破译机构,但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以此得知解放军在张家口西南面有主力,而在张北方向空虚。应该说,聂荣臻在张北方向是个失着,他只部署了一个团在万全地区警戒,要张北的地方部队“注意西面敌骑兵之扰乱”。后来,聂荣臻检讨说:“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迸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直插张北估计不足。”①因此,使得东线的歼敌计划没有全部实现。傅作义的偷袭,比起李文来要高出一筹。

  11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了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辛格准将。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晚直插印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10月22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了涞源会议。在撤出张家口之前,虽然作出了撤出张家口的决定,但有些人在认识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感情上更是转不过弯来。有人说:“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山沟,刚进张家口一年多点儿,为什么又把它让给敌人了?”还有人事后诸葛亮,对于弃守张家口说长道短,大发议论。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不过,下花园的发电厂还是被破坏了。当年察哈尔省主席张苏回忆说:“我和省委的牛树材到下花园,看见下花园发电厂被破坏,那是工人搞的。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聂荣臻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具体分析了当时张家口的形势,指出敌人集中那么多兵力,东西夹击,敌强我弱,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还是守不祝如果硬守的话,势必造成要守守不住,要走走不脱,那个后果将是十分严峻的。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战争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达到最后完全主动。他最后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

  各机关部队都安全撤完了,只留教导旅在最后阻击敌人,聂荣臻才在明亮的月色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城。

  1970年以来,刘伯承的6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聂荣臻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强调指出: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进一步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坚持长期自卫战争,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转变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形势。同时对放弃张家口的教训也作了检讨:开始时,对国内和平估计过高,战争准备不足;平绥、平汉线的作战,未能发展成战役胜利;对傅作义部经张北迂回张家口的主要进攻方向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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