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黄埔军校,习仲勋传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53)

  ●出任西北局书记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萌,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家有兄弟姊妹10人,他排行第五。

  这一批回国的共产党员全是学军事的,由王一飞带队,共20多人,有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人,一律学生打扮。船经日本长崎,他们看到一张日本报纸上披露:有一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大家不免有些紧张,都准备好了下船遇到盘诘时的对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形势并科学地预测了时局发展方向,提出了关于争取和平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确定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略上“向南防御,向北发展”。陕甘宁解放区即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后方。边区军民承担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历史重任。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在这一重要时刻,习仲勋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

  王树声的祖父是个清末科举场上的失意者,在家乡靠教私塾兼行医度日。他的两个儿子,是治家过日子的能手,仗着一身好力气,加上勤劳节俭,所以,到中年时,家境殷实,生活富足,并有雇工,还放了一点债,算得上是地主人家。王树声6岁那年,王家一分为二,他的父亲分得一半家产。可是,在王树声10岁左右时,其父母先后被病魔夺去生命。年过花甲的祖母,挑起支撑全家、抚育一群幼小孙儿的重担,艰难度日。

  1925年9月上旬,他们到达上海。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上海。通过海关时,海关人员看看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由于全国各根据地急需干部,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考虑让他同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二是随陈毅一起到华东根据地工作。但是,党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习仲勋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在父母病故前,王树声和兄弟们同在乡塾读书。父母去世后,家境日衰,老祖母让王树声的兄弟退学,独留下他一人继续就读。聪颖的王树声埋首书卷,攻读不懈,终于在1923年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堂,并以优秀的成绩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聂荣臻松了一口气,把护照收起来。这张护照,聂荣臻十分珍惜,因为他每到一个国家,上面就有该国政府的签证,这些密密麻麻的签字,烙印着他5年的足迹。回国以后,他一直将这张护照珍存在身边。

  习仲勋从地委书记岗位直接调到中央局主持工作,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在地方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和考验。习仲勋还是尽快缩短从担负局部领导到指导全局工作之间的距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二月,到任不久的习仲勋即在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任务和工作方针提出意见。

  麻城高小进步老师王幼安对少年王树声影响很大,王老师在国文教学中,常结合课文,联系现实,向学生们讲述清朝的腐败无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等内容,每次都讲得声泪俱下,引得满堂一片悲愤。他还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家里设置一个隐蔽的书房,藏有许多进步书刊。王树声和同窗好友在王老师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渐渐地,王树声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白了中国深受灾难的根源,要改变中国现状,只有起来斗争。

  到了上海,聂荣臻等人由王若飞带领,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习仲勋说:关于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陕甘宁边区明年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估计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国内就是一个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斗争的形势。国民党要搞内战,它不给我们民主,不给老百姓民主,不给全国人民和平,而在那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要反对这个内战,进行自卫战争。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在明年春季一、二、三月之内,时局没有新的变化,自卫战争是很紧张的。国民党现在动员了五十四个军,光津浦路就有十八个军,要进行内战,当然最近以来和平因素增加了一些,但是会不会因为有了目前的和平因素改变这个局面?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

  1924年底,王树声从麻城高小毕业。这年,祖母年老体弱无力再当家,不得不使几个孙儿各立门户。王树声被迫辍学,负起赡养祖母、照料家业的重担。后来他回本乡当过塾师,充任过乘马岗初小校长。但王树声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渴望奔向海阔天空的大社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陈独秀说,你们一部分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的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至于黄埔的工作怎么做,他没有说。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了就是好事情。这等于说,共产党是帮国民党的忙。这就是聂荣臻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所留下的印象。

  习仲勋联系国际形势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求解放区军民必须保持警惕,准备自卫战争,在战争中争取和平。他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是全国的指导中心。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有些同志说,陕甘宁边区的指导作用减轻了。我们说没有减轻,因为党中央还在这里,中央的政策要从这里发出去,战争的指令要从延安发出去,所以我们这里在对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特别对推动西北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重要阵地。在大范围讲,它是一个首席边区,人口虽然没有别的地方多,但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几个时期,现在又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神上的准备。陕甘宁边区目前总的方针是,一切从长远打算,进一步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和保卫边区。

  就在王树声苦闷、彷徨的时候,他的好友桂步蟾、徐其虚等由省城带回北伐军的消息,并向他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国共合作的情况。王树声大受鼓舞,欣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春,他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在王树声的影响下,一批乡邻包括他的兄弟和妹夫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10月,中共乘马岗区支部成立,王树声任第2乡中共党小组组长。他们还组织农民协会,王树声任乘马岗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在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中,王树声带头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向本家的佃户宣布,今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焚毁地契、借约。农友们感动得奔走相告,疑虑消除,真心实意地跟王树声一起干革命。王树声还亲自狠斗了自己的舅公——与农会过不去的外号“麻城北乡一只虎”的恶霸大地主丁枕鱼和他的儿子、外号“吃人狼”的丁岳平。

  谈话后,聂荣臻即离开上海,于9月中旬到广东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而创办的。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联政府资助了200万银元现款作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8000支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聂荣臻分配到政治部任秘书①,协助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

  习仲勋接着逐条讲解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六年的十条方针,即:粉碎一切新的进攻;开展高树勋运动;练兵提高我们的战斗力;继续发展生产;财政问题;要救济受难的群众;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活动;爱护干部;减租;作持久打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27年春节,麻城北乡一些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右派,以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和工贼为代言人,要挟国民党麻城县党部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并扬言要砸烂县农会。就在他们要下毒手的时候,王树声带领数千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县城,严惩兴风作浪者。这一行动大大提高了麻城县农会的威望。事后,王树声升任县农会组织部长。不久,中共麻城县委正式成立,王树声任委员。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负责人鲁易。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区的实际,习仲勋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第一,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他特别提出仍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尽量发展农业,现在要把开荒放在第一位变为改良农业耕作法、推广选择品种、积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细作等生产经验。工业除了公营的纸厂、兵工厂、毛织厂外,可以发展家庭纺织工业为主,实行自种、自纺、自织、自用的方针。同时要整顿合作社,防灾济荒,精简机关人数,健全经济制度。第二,加紧练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时间练兵任务,以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彻底纠正部队涣散、疲沓现象和严重违法现象。练兵中老兵要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新兵训练要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第三,开展文教工作。各分区要办好中学,各县要办好完全小学。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同时注意团结文艺工作者,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第四,发展民主政权建设。他强调了两点,一是认真总结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以采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倾听老百姓中间的各种意见;二是要诚恳同党外人士合作,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第五,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习仲勋对作风问题讲得时间较长,态度也较为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边区政策也有,方针也定了不少,为什么有时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作风还不那么对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还列举一些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地位比待遇,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我们在下面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觉,不愿意,你硬要他那样搞,你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有了主观武断,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也就都来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注意,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运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逃窜河南的麻城土豪劣绅纠集当地反动红枪会上万人反扑回来,为首的就是丁岳平等人。他们一路烧杀掠抢,血洗乘马岗、顺河两区,最后包围县城。王树声带头迎敌,但寡不敌众,县城处在反动红枪会的重重包围之中。王树声主动请命,只身突围去省城求援搬救兵,解除了县城之围。并对罪大恶极的丁枕鱼等人进行公开审判,正法。

  聂荣臻刚到黄埔时,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戴季陶等人积极反共,廖仲恺刚被暗杀。左派有识之士都主张反击,而陈独秀却一味退让妥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叮嘱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扩大党的影响。还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聂荣臻遵照周恩来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和平、 民主、团结”的方针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时,中央安排的第一个全国范围内(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自下而上的普选工作开始进行。《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陕甘宁边区的普选,“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对此次普选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在试点试选、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普选和县、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顺利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一百三十五名,候补议员三十五名。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因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内战而推迟到次年四月召开。习仲勋在此次会上当选为常驻议员。

  1927年9月,王树声等中共麻城县委领导人按“八七”会议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宣传暴动和组织工作,在麻城和黄安两县发动了“九月暴动”。由于缺乏起义经验,加上国民党派兵干扰,斗争暂时停顿了下来。随后,中共湖北省委派吴光浩等组成中共鄂东特委,加强对黄麻地区的领导,并于11月初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武装夺取黄安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11月13日,王树声和吴光浩等带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鱼叉的农民协同下,一举占领黄安古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18日,大别山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工农政府成立。与此同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军为第1路军,麻城农军为第2路军,王树声为第2路军分队队长。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决定工农革命军大部分转移到黄陂一带,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聂荣臻在政治部管党的工作,是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全校党团员的人数已经相当多,设立了几个支部和小组,然而只有少数人的身份是公开的,大部分还是秘密党员。经常的、大量的工作是在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团员,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他每周自黄埔搭船去广州一次,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听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等人做的形势报告。聂荣臻将报告精神带回黄埔后在党内传达学习。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根据边区的实际,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况,具体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关中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

  由于孤军奋战难以进行,王树声决定分散活动,四处寻找党组织和大部队。1928年2月的一天,化装成小商贩的王树声,穿过枪林弹雨,终于在罗田县三里畈找到外出转战的战友们,得知吴光浩率领鄂东军的70余名战士,冲破敌人的封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的黄陂县木兰山,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王树声随即登上木兰山,被任命为第7军第2分队党代表,他和队长廖荣坤一起,率部在麻城南乡一带活动。他们和其他三支兄弟队伍,在木兰山区使用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逐渐改变了原先被动挨打的逆境,并恢复了黄、麻老区,开辟了柴山堡新区。5月,黄安和麻城联合县委会成立,王树声为县委委员。7月,第7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团,王树声为第1大队亦即第91团党代表。几个月后,中共鄂东特委重新组成,王树声为委员。随后,王树声率部与第2大队一起南下游击,先后打垮乘马岗、顺河等地四个反动民团和麻城一营敌军的“清剿”,收复了乘马岗、顺河老区的大部分地方。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他负责安排政治教育,自己编教材,讲社会发展史,讲帝国主义论。专职教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人。除此之外,还约请①《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10页。

  习仲勋在悉心抓紧普选、减租、查租的同时,仍把边区的物质生产当成解放区建设的基础来抓。十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举办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座谈会,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习仲勋在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开地委书记、专员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勋再次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指导,具体解决问题”,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这一年全边区六百万亩冬小麦、三十五万六千亩棉花取得了较好收成,从而推动了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原驻黄、麻的桂系第18军大部被调走。红军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柴山堡分头出击。王树声率第1大队与第3大队一路共同攻打反动派势力最猖獗的黄安北部,先拿下禹王城,再攻熊家畈,三克涂家湾,拔除了起义老区内的几个“钉子”,使这一带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月、7月间,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年底,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和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1930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这里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社会名流前来讲课。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节刚刚过去八天,习仲勋主持西北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记者通报工作。他再次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作风问题。他说:八年来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础。但我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榜样,就不能以现有的成绩为满足。相反,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我们把历年的工作仔细检查起来,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向,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缺点。过去对区乡干部的责备很多,但应该说,县以上的领导机关的作风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县级对区乡缺乏具体的领导,办法提得少,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面的干部问题,并很好地去帮助解决,或做出示范,启发下面。今年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在县级。分区及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应先检讨并很快很好地转变作风。

  1930年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原第11军第31师改编为第1军第1师,下辖五个大队,王树声任第1大队大队长。不久,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驻鄂豫皖边的蒋系军队调出参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空虚。红1军领导人利用这一向外发展的好机会,兵分两路,向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进击。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王树声所在的红1师,在师长徐向前指挥下,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全歼守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战后,全师由五个大队扩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由800人发展到1200多人。王树声为第1支队支队长。不久,敌军开始反扑,王树声率第1支队与第2、第3支队一起奋战,不到半天,全歼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800多支。接着,红1师进行第二次扩编,将三个支队编为第1、第2两个团,兵力增至1500多人。王树声为第1团团长。

  政治部成立了由黄柏龄为委员长的“政治军事月刊社编纂委员会”,出版《革命军》、《黄埔潮》等刊物,聂荣臻担任该委员会的政治编辑主任。

  习仲勋在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后,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监督问题,特别是发挥报纸的作用,欢迎新闻监督。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过去党报表扬好的典型事迹这是对的,以后还应更切实地去做。但另一方面,过去党报对于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似乎不够,特别是对于县级以上的干部的工作作风的缺点批评很少。希望党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

  1930年冬,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围剿”。王树声部作为鄂豫皖红军的一支主力,多次随徐向前等首长纵横驰骋,在反“围剿”中立下汗马功劳。11月上旬,红1军先发制人,从南线对敌发动反击。王树声指挥第1师第1团和三个兄弟团协同,击退黄陂北部地区守敌,进而挥师突袭谢店,在消灭夏斗寅部一个营后,又乘敌不备,冒雪夜袭新洲县城,全歼刚撤退至此之敌,缴获大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王树声奉命率部再次出征,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继而克麻埠、独山、叶家集,直逼六安、霍山,并在东、西香火岭将反扑之敌打得溃不成军。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剿”被粉碎。

  1925年10月24日,他在《黄埔潮》上发表名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必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一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①然后,他在文章中又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这说明聂荣臻当时已经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

  习仲勋既讲成绩,又讲缺点错误,既找出问题根源和提出改进措施,也热诚欢迎新闻界监督批评的讲话,给人以新风扑面之感,立即在与会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1931年1月中旬,红1军在麻城长竹园与新由黄梅、广济转战来的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邝继勋、徐向前分别担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王树声被委任为第10师第30团团长。1月下旬,王树声率部参加围攻麻城磨角楼的战斗,击溃敌援兵四个团,之后又奉命率部攻打易守难攻的重镇新集。在经过艰苦战斗仍未果的情况下,王树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想出了一条妙计:明里,继续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暗地,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终于在2月10日用此计攻克新集,全歼守敌。王树声和他的30团随之名声大震,新集后来成为鄂豫皖边区首府。3月,王树声指挥的30团和其他兄弟团经过多次激战,先后粉碎敌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繁荣。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编制由原来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东征回来以后,有时到学校看看。他对黄埔控制很紧,采取用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下级。在他看来,聂荣臻等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早就怀恨在心。1926年3月20日,聂荣臻经历了“中山舰事件”。

  在习仲勋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不久,先后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习仲勋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列宁市(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4和第25两军,全部兵力达3万人。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4军第11师师长。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两次东征,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他的起家本钱就是黄埔军校。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实际上提防和限制共产党。随着实力的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王树声率所部11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人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随后两度击溃增援敌军,敲响黄安之敌的丧钟。12月22日,红军攻破黄安城,俘虏敌师长赵冠英及其下属5000多人。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国共两党左派力量的倡议下,仍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形成右派势力大、左派势力孤立的局面。3月20日,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工人纠蔡队的武装,提出: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的红11师先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就解放了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5000余人,使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但王树声也在这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这时,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实行肃反扩大化,王树声因一贯作战英勇,这次又负了重伤,才幸免于难。四个多月后,王树声伤愈,被调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消灭张钫第20路军的潢(川)光(山)战役。

  那天是个星期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快到广州时,忽听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他到舰上一看全是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便知道出事了。经过暂时的软禁,没有审讯,当天下午就放了。他急忙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区党委的人所剩无几,已经疏散了。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的、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这样……”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广大红军将士被迫撤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于1932年底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王树声率领的73师作为全军开路先锋,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1933年2月1日,王树声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军健儿进入南江城。在这里,红军执行严明的纪律,不骚扰百姓,并打开反动衙门的黑监狱,解救被关押的阶级兄弟,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人民,获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然后,王树声兵分四路,很快解放了南江县城周围地区。为了争取民心,扎实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王树声挑选数百名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并要求部队在战斗空隙,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广大穷苦农民在红军工作队的支持下,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地主的田财,建立了自己的各种组织。

  他得知周恩来也被一度软禁。中山舰事件的突然发生,激起了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

  三月八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满怀喜悦地说:今年这个三八节,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又是国内和平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大家很兴奋,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关于和平以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怎样做的问题。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丰衣足食。这是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与此同时,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而且奇迹般地打出一个比原先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怎么办?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人都主张反击。

  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同时期的历史功绩,提出了如何贯彻这一正确方针,最后讲道:边区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创造了苏区;抗战时期,我们又和边区的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今后同样还要和边区妇女一起,共同为进一步建设边区而努力。边区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就有七十五万妇女,离开妇女,边区建设不可能搞好。我们把边区妇女都组织起来,共同把边区建设得更好,做出榜样,这也就是援助了全国的妇女运动。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任第31军军长。不久,又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常在一起议论。周恩来作了分析: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在第一军政工人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党员也不少,同情左派的力量就更大了,在第一军中党的影响很大,完全有可能反击蒋介石。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参加议论者又都觉得: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军阀,谁来领导(当时各军的军长为:第一军蒋介石,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显然事情很难办,只好等着中共中央决定。

  四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我们的先驱》文章,深切悼念因飞机失事死难的“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7月下旬,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红一、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据此,军委确定两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王树声受命率部到达毛儿盖,被编入右路军。在这里,王树声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接着,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以高昂的斗志,跨过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页。

  这是一篇充满对革命先驱深情厚谊的祭文,文字质朴,情真意切,读来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文章写道:

  正当右路军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的时候,张国焘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不再北上,重新南下。王树声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不得不与会师不久、并肩战斗过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的战友们分手。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

  “想写篇追忆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几位同志的文章,然而手沉重得难于提笔。失去这十几位敬爱的同志和朋友,悲痛是无法自已的。”

  在南下途中,红四方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损失惨重。1936年7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2、红6军团,渡过金沙江,跨过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这时虽别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降职为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中山舰事件的结果是: 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有39人经不起考验退出了共产党。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的职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十分气愤,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暴露。通过中山舰事件,聂荣臻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后始终保持着对他的警惕。

  他在简述了几位烈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经历后又写道:

  1936年10月,在经历了南下失败的挫折和两过草地的痛苦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会同二方面军的战友,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了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合在一处。不久,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极为悲壮的征战,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聂荣臻到黄埔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第二期学员东征去了,第三期学员刚入学。1926年春,第四期学员入学。黄埔军校学制半年,是短训性的,造就了大批的军事人才。不但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而且在共产党军队里也有不少。聂荣臻在那里工作了6个多月时间,给学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7年10月,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后,被俘虏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就自称是聂的学生,要求见见老师。

  “既已献身于人民,死生原置度外。但若飞同志他们的死,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损失实在太大。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孤雁悲鸣。西路军西渡黄河以来,连日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欲喊不能,欲哭无泪,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风餐露宿,最后在一位好心而又理解红军的老大爷的帮助下,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并请他吃饭,为他洗尘。这是王树声没想到、也是最为感动的。

  近百年来,历史充满无数人民重叠淤积的凝血,这二十年间,我们也亲见我们志不断流洒的鲜血。我们知道这些鲜血为什么而流。我们就是在这些先烈们的血泊中奋然前行。

  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想法去见毛泽东的。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听说王树声渴望学习,毛泽东十分高兴,亲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别,毛泽东慈祥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这是党的领袖的结论,听着这宽容的结论,王树声心头一阵阵温暖。

  专制者以为流血会把人民吓退。然而人民流的血,人民战士们流的血,会把那些吃血者们淹没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胜利的道路,人民的战士仍将前仆后继,把悲痛变成勇气,变成力量。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

  谁都知道王树声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王树声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感动。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对张国焘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我们知道若飞同志是为什么而死的。

  1938年冬,王树声被党中央派遣到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继而任代理司令员,随后,晋冀豫军区与129师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2年,王树声奉调回延安,参加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的著名的延安整风,经受了一次难忘的思想洗礼。

  边区人民和工作者,就以自己更加紧张的工作,更加亲密的团结,更高的勇气,更炽烈的斗争热情来纪念我们的先驱者。”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频频向日军发动攻势,收复许多县城,扩大解放区,并于下半年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在此形势下,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太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当时豫西情况异常复杂,“土围子”星罗棋布,明碉暗堡林立。老百姓连年受害于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掠抢,苦不堪言,同时,受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为了保家活命,他们不与外界接近。针对这种情况,王树声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并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生活。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清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和戒备,他们把八路军看作“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

  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说明了会议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财经问题、复员问题、保卫工作、边防和武装问题。五月二日,习仲勋以《告诉一个时局的消息》为题,向与会同志通报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说:这两三天来时局越发展越严重了,国际方面目前从各方面情况看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反共高潮。最近在巴黎开四国外长会议,报纸上看,争论很多,斗争很尖锐,比如各国和约的问题等。从最近的材料看,在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民起来反对美国,有一部分人想在中国做生意。这些人不希望中国打仗,希望中国和平民主。他说,苏联从东北撤兵以来,最近态度强硬,差不多每天在莫斯科广播反对反动派消息,不管是对中国问题、西欧问题,还是日本问题都是持强硬态度。所以这样看来,国际形势今天不是反共高潮,但反共高潮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接着讲道: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中国现在怎么样?东北大打,蒋介石把队伍不断向东北运。四平街现在我们还没有丢掉。估计到四平街可能打大仗。最后国民党分四路进攻东北,一路进攻本溪,一路向着沈阳、安东……这样来巩固它的后方阵地,向四周发展。因此东北还要打大战。我们一定要准备。在关内白崇禧二十九号飞西安,后来到开封、郑州,到处布置打内战。蒋介石三十号飞到西安,飞得很快。他是从成都到了重庆,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最近的中心要搞中原(五师)。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原的封锁线,那里常驻有七万多人。他的包围不是一线,而是纵深(修筑碉堡)有好几道,所以五师很危险。中原的战争搞起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接着讲道:关中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准备在这一次内战中把关中搞掉。所以目前的形势发展得很严重。我们的方针不管今天再怎么样,还是坚持和平、争取和平、巩固和平的方针。习仲勋最后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多做些准备,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边区一方面要突击搞好春耕,特别是陇东、关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备战,一切为了战争,为了做战争准备,不这样做就不得了。我们的工作要准备两套,即和平来了怎么办?战争来了怎么办?

  王树声率部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然后兵分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接着,出其不意,派奇兵直捣登封。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占领一些枢纽要津,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五月十三日,为期十五天的边区高干会议结束,习仲勋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共分为六部分:(一)继续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二)复员问题。(三)整军与加强地方武装问题。(四)保卫工作。(五)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佃与地权问题。(六)党的领导问题。他在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六项重要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一、坚持发展农村家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王树声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严惩胆敢反抗者。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豫西的部队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桐柏山区会师,成立新的中原军区。不久,中原军区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1纵队司令员。在该山区活动一个时期后,王树声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困。王树声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多次进犯,并争得时间练兵、学习。

  几个月来,习仲勋或多次参加西北局和边区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内容深刻体现了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指示下,边区军民努力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的主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了全面的发展。但是和平之中仍孕育着战争,正如习仲勋在高干会结束时所言:我们这个会开了十五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内战最严重的时候,最近关中、陇东的情况都很紧张,南面的内战也威胁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会再不能拖下去了,许多同志要回去,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局面。

  1946年初夏,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全线出击,分途突围。王树声率领的第1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闯过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王树声率部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工作受挫。后由于健康原因,王树声离开鄂西北去山西晋城休养。

  但是,解放区军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愿望并未最后实现,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日子也极为短暂,内战的乌云迅即密布中国上空。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病未痊愈的王树声执意要求随刘邓大军南征。党中央批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鄂豫军区司令员。从1947年10月至次年3月,王树声指挥所部配合刘邓主力,先后粉碎敌30万之众的“重点清剿”,支持与筹建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保护土地改革,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九次来信

  1948年春,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野战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再次派重兵侵入大别山区,发动疯狂“扫荡”。王树声只好避其锋芒,率部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与敌抗争。王树声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战斗取得节节胜利,逐步从极端困境中摆脱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从来就没有停止。只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民主潮流的推动和人民武装奋起自卫面前,其夺取华北、独占东北、分割压缩解放区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却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八万,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建立了三支野战军,新四军调整部署建立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中原军区在江淮河汉间建立。特别是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几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一万多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中小城市五百零六座。

  1948年底,震动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敌正规军大批撤走,只留下小股军队。王树声抓紧时机,分兵出击,积极配合淮海大战,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使大别山根据地基本建成。此后,王树声率领鄂豫军区的部队,乘胜消灭残存境内的反动地方武装,为南下大军扫清渡江障碍;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前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进入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一时给中国局势带来了生机。一是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签订;二是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在文本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政协会议闭幕。习仲勋为和平谈判和政协会议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他曾以《政协会的成就及我们的任务》为题向陕甘宁边区军民作了关于改组政府、关于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关于政协会议成功的原因,以及新情况下应采取的和平方针的报告。

  1949年4月,随着我大军南进之后,流窜四处的鄂豫皖边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勾结当地土匪企图反扑。面对这种形势,王树声义不容辞地率部杀向剿匪战场,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就歼灭和生擒土匪15000多人,出色地完成剿匪任务,大大巩固了鄂豫皖大别山区,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各路南下大军。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通知王树声赴京观礼。王树声以剿匪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毅然放弃参加开国大典这个难逢的机会,继续奋战在大别山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热切期望中国由此走向和平、民主、光明的道路。但是,由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中国的现实并没有实现和平。一月十四日,即根据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暗中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继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撕毁一切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中国人民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也正是从六月间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王树声先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他尽心竭力领导全区地方武装的建设,成绩卓著。

  中原解放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南临武汉三镇,北迄陇海路南的许昌、洛阳,东接合肥、安庆,西连湖北襄樊和河南的南阳。一年多前,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带着党中央“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的重托,由延安出发进军湘粤赣,后转战到达中原地区,同豫西南下的部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这一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出川的大门,所以蒋介石从一九四五年冬起,就调集四个战区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沿平汉路南犯,企图把中原军区一分为二,进而分区“围剿”。至停战令下达前,中原部队数万人已被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六月中旬,国民党军三十多万兵力再次缩小包围圈,妄图一举歼灭中原部队主力。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八个整编师零两个旅,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的直接支援下,向中原部队不足百里的集结地发动进攻。中原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突围部队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防线,越过平汉铁路,于七月底和八月初分别进至陕南和鄂西北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巩德芳游击队会合,胜利实现中原突围。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受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三五九旅转战数日,难以立足。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三五九旅夺路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

  1955年,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等三枚一级勋章。同年,王树声由湖北奉调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1959年调离军械部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王树声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中原部队在被围困的险恶环境中,坚持艰难斗争近一年间,拖住了国民党军三十万兵力,对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时问。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在一个多月之内,毛泽东先后多次亲笔致信习仲勋,就中原部队突围后豫鄂陕边区的建设和迎接王震部北返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1974年1月7日,就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看望了病重的王树声,并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的五天之后,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与世长辞了,享年69岁。

  毛泽东为什么把组织指挥接应王震部北返延安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勋?这是因为习仲勋当时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此时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代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隶属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因而由习仲勋担当此任,有利于统一各级党政军的行动,特别是便于指挥联防军各部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

  作者点评

  七月二十六日,当中原部队冲破五道防线,行程近两千里到达陕南时,习仲勋接到毛泽东当日写的亲笔信:

  王树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他戎马一生,军功卓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仲勋同志:

  王树声善于自我批评。当他认清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后,主动向毛泽东、党中央承认错误,并积极地、主动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深刻反省自己跟随张国焘所犯的过失,痛改前非,最终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站到了毛泽东的路线旗帜下。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习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陈大姐、戴季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

  不论地位如何变化,王树声都始终保持着革命传统。他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高,可起草文件、报告,决不单纯依赖秘书,而常是以口授的方式先要秘书记下,他再字酌句斟,反复推敲。他不善交游,工作之余,就是读书、阅报、听广播、看电视;精神疲劳了,或练书法,或漫步走走,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清扫马路的工人拉家常、聊天,他那普通一兵的打扮和亲切的言谈举止,深为大家所称颂。

  毛泽东

  王树声对自己的子女很疼爱,但管教却异常严格。他为孩子们订出“家规”:不许在同学中夸耀自己的父母;不许打扮怪异,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为其代劳。

  七月二十六日”

  王树声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调京之初,组织上决定给他修建一幢住房。按他的级别待遇规定,房子的建筑标准和用具配备,完全可以考究些。但王树声谢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并且不要单门独院,也不要警卫森严;室内的陈设,力戒阔绰,只要一些日常办公、生活所必需的家具用品。60年代初,因全国“备战”,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被列入有关部门的计划,正准备动工,也被王树声谢绝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从入京之日起,王树声就住在这所外墙简陋、内部狭窄的寓所里,直到他长辞人世。

  信尾又用小字特别写道:

  王树声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模范的人民公仆。

  “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习仲勋接信后,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作出周密安排。

  八月十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信中写道:

  “仲勋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支,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支,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出一支,每支约二百人左右。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支,每支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

  “仲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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