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在反五次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92)

  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

  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一1279年)。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春秋时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是由《春秋》所包括的年代而得名。战国时代是由当时各国战争激烈而得名。我们已经知道,封建时代人的行为受礼的约束。其实,礼不仅约柬个人行为,而且约束各国行为。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人之前仍然如此。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我们看到,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近年以来、已经有许多实例:一国进攻别国而事前不发最后通牒,不宣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的医院,却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

  我在第十七章 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在第二十三章 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一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古板的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在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又在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动乱年代的实际。
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王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也是令人丧气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成以进攻其余国家的,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放名连横。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正如第十八章 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秦国的政策是"远交近攻"。用这种方法它总是终于破坏了反秦的合纵而获胜。秦国以其"耕战"优势,又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战术。经过一系列的血战,胜利地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六国。最后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中国。于是秦王自定尊号为"秦始皇帝",以此名垂于青史。同时他废除了封建制度,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号称秦朝。

  

  连城战斗

  中国的统一

  前一章 已经考察了程颐关于"理"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中国的实际统一虽然是到秦始皇才实现,可是这种统一的愿望全国人民早就有了。《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这段对话清楚地表现了时代的愿望。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因为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下"者,只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这完全属实。但是我们不可以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古代中国人说"人"意思确实是想说人类,不过当时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在中国的人。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稿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笔之理即此笔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在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极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一方面又是历史的重演,造成了现在的深重的苦难。(参看章末的注):

  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刘叔文》的信中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大学》

  太极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

  作为中国哲学的国际性的例证。我们现在举出《大学》的某些观念。《大学》和《中庸》一样,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朝(960一1279),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哲学的基本经典。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用"极"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不久陈××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50〕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嘛,自问还是有的。

  新儒家说《大学》是曾子所作,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传的学生。不过说它是曾子所作,并没有实际证据。新儒家认为《大学》是道学的重要的入门书。它的第一章 说:

  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亚力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力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这些话又叫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照后来的儒家说,三纲领实际上只是一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是"明明德"的方法。"止于至善"是"明明德"的最后完成。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与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朱熹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这个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假使提出来了,我想朱熹还是会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气

  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同样,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就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步骤,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至于齐家,治国,治天下这些步骤,则是修身达到最后完成的道路和手段。所谓达到最后完成,就是"止于至善"。人只有在社会中尽伦尽职,才能够尽其性,至于完成。如果不同时成人,也就不可能成己。

  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明明德"与"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内容。于是几个观念归结成一独个观念,这是儒家学说的中心。

  他又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原故。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

本文由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发布于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在反五次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