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连锁经营的泡沫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50)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医生临症,常常有个观望期间,不到病势相当沉重,病象充分发作时,正式与有效的诊断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讳疾忌医,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势沉重,病象发作,使他讳无可讳,忌无可忌时,他也不肯接受诊断。
  事到如今,我想即便是最冥顽的讳疾忌医派,如钱穆教授之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惟其如此,为医生们下诊断,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时机。
  向来是“旁观者清”,无怪乎这回最卓越的断案来自一位英国人。这是韦尔斯先生观察所得: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人类的命运》)
  为了他的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不但钦佩这位将近八十高龄的医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给我们查出了病源,也给我们至少保证了半个得救的希望,因为有了正确的诊断,才谈得到适当的治疗。
  但我们对韦尔斯先生的拥护,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我认为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使那些比韦尔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受点。
  先讲偷儿和土匪,这两种人作风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后者是豪夺罢了。“巧取豪夺”这成语,不正好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说明吗?而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至于以“骗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颇怀疑那徽号的适当性,但终于还是用了它。“无为而无不为”
  也就等于说: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看去又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这不是骗子是什么?偷儿,骗子,土匪是代表三种不同行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种不同的行为理论的人物,尽管行为产生了理论,理论又产生了行为,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但你既不能说鸡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将理论与行为混为一谈。所以韦尔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范畴的逻辑错误。这一点表过以后,韦尔斯先生的观察,在基本意义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历史发展的次序说,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病,我们得从三派思想如何产生讲起。
  由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成熟到某种阶段的结果,而它自身又确乎能维持相当安定的秩序,我们的文化便靠那种安定而得到迅速的进步,而思想也便开如产生了。但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了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的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绝对的可宝,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所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据。然而父权下的强制性的秩序,毕竟有几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虚伪,虚伪的秩序终久必会露出破绽来,墨家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神来维持秩序,无奈秩序已经动摇后,严父若不能维持,慈母更不能维持。
  儿子大了,父亲管不了,母亲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归于的败,是势所必然的。
  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一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夫妇结婚不久以后,有了数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间。这时父亲如果能干保持着相当在裕的收入,家中当然充满一片天伦之乐,即令不然,儿女人数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还可以过来相当快,万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儿女还小,也不至闹出大乱子来。但事实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儿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冲突,加之分配本来就不平均,父亲年老力衰,甚至已经死了,家务由不很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结果不会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劝大哥一面用父亲在天之灵的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黄金时的回忆来策励各人的良心,说是那样,当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伦之乐,自然会恢复。他不晓得当年的秩序,本就是一个暂时的假秩序,当时的相安无事,是沾了当时那特殊情形的光,于今情形变了,自然会露出马脚来。墨家的母性慈爱精神不足以解决问题,原因也只在儿女大了,实际的利害冲突,不能专凭感情来解决,这一层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一点上,墨家犯的错误,和儒家一样,不过墨家确乎感觉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结,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走向自由行动的路的心理基础。墨家本意是要实现这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
  这里我们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儒家这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因为道家消极的帮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和他对于墨道两家态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
  捣乱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与道,他们本来不是绝对不相空的,现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简单。这里恕我曲解一句古书,《易经》说“肥遁,无不利”我们不妨读肥为本字,而把“肥遁”解这肥了之后再遁,那便说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了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当然是对己最有利的办法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偷儿和骗子,能算冤曲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寂”,“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这些古语中所谓王候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候,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事实上成语中没有骂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
  韦尔斯先生列举三者时,不称墨而称土匪,也许因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喜欢在穷乡僻壤跑,吃土匪的亏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对他们特别深恶痛绝。在中国人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但我知道这不是韦尔斯先生的本意,因为我知道在他们本国,韦尔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属于那一种人的。
  话说回来,土匪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病,正如偷儿骗子也是中国文化的病。
  我们甚至应当感谢韦尔斯先生在下诊断时,没有忘记土匪以外的那两种病源——儒家和道家。韦尔斯先生用《春秋》的书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他的许多伟大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
  (原载1944年7月20日昆明《中央日报》第二版“周中专论”栏)

  八路军挺进敌后,以劣势装备,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居然取得了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这引起了许多外国人的浓厚兴趣,想弄清其中的奥秘。40岁出头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缴获了一些,但不十分多。敌人因为不懂中国话,怕做俘虏,不肯缴枪,有时宁可人枪俱毁。现在不同一点了,我们的部队学了几句日语口号,使敌人知道我们不杀俘虏,他们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顽抗了。”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4~66元/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00元/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公斤,最低也在10元/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是的,最近在高阳有个日军分队长自动投降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过来?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到了夏天,田野里的庄稼长高了,就可以掩护我们军队的行动。这就叫青纱帐。”周立波不待聂荣臻开口,就直接用英语回答了卡尔逊的提问。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聂荣臻点点头。卡尔逊赞许地点头微笑着。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第二天,聂荣臻和宋劭文陪同卡尔逊先到军政学校参观,在校长孙毅陪同下检阅了学员队伍,然后上五台山观光,令卡尔逊大开眼界。他们下山抵达活佛住的镇海寺时,天色已晚。聂荣臻回忆说:“他在活佛住的地方住了一晚,吃了一顿饭,招待很好。哎呀,你别看那地方,好多都是洋式的,用的东西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卡尔逊则说:“我们对这里的豪华表示公开的惊讶时,聂和宋(劭文)出声地笑了。在我们到达以前,他们小心地向我们保密,我们的反应使他们像两个孩子似地开心。那夜,我们睡在铺着上等席子的炕上,盖着凫绒毛的被子和整洁的被单。外边,微风吹过松树林沙沙作响。这可能是战争吗?”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能够从敌人那里缴获来补充吗?”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在晋察冀,卡尔逊了解到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种种罪行,还看到了自卫队员积极主动地配合八路军作战,儿童团员查路条,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送鸡毛信,通报敌情等等许多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最令他感动的是,八路军顽强抗战的精神。他对周立波说:“我到五台来,看到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的一个特点。无论他们的衣服怎样褴褛,脸色怎样苍白,他们的枪总擦得很亮。这个证明了他们常常使用枪,而且爱惜枪。”卡尔逊在晋察冀的所见所闻,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他带着心满意足的心情结束了这次不平凡的历程。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聂荣臻和彭真、宋劭文一起来到卡尔逊的下榻之处看望他并与其谈话。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虽然聂不认为是他的功绩,但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你们相信他的话吗?”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卡尔逊说:“我正要问你,枪械和弹药怎样补充的呢?”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们考虑过,如果他是个坏蛋,他到了我们这里是决不能活动的,因为中国人民都痛恨日本侵略军。据这个日本人说,他们那里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征兵11次了,华北的日军都很疲倦,而且都想家。”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

  “与中国比,日本虽强但人口少,兵力不足是它侵略中国的最大弱点。”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什么叫青纱帐?”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卡尔逊来到阜平后的第三天,春节到了。他不但会见了聂荣臻,参观了设在寺庙里的军政学校等单位,还过了一个既有中国民间特色又有抗日根据地特点的新年,大有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之感。他恋恋不舍地告别聂荣臻,告别阜平,西行过五台,穿过同蒲路,寻访贺龙的部队去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想不到在这里还会办学校。”他这样地说。他是个很持重的人,说这句话时,却快活得像个孩子一样,跳跃起来。对于军事家,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快事。他学到的一切,他们在十年艰苦斗争中经过的一切,通过这学校,可以传给华北许多爱国的青年与志士,使他们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尽最大的心力。“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以天下为心的英雄的乐事。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卡尔逊于1937年12月中旬,来到当时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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