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诺贝尔传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57)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在前面的篇幅里,已经简要谈到在斯堪的纳维亚、芬兰和德国的第一批工厂,以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为了使他的硝化甘油炸药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而进行的开拓性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之前,以真正明确的目的,但却在困窘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后来的形势有了很大好转。硅藻土炸药以几乎无可比拟的速度受到人们的欢迎,从而给这位发明家和他在各国日益发展的企业带来了大量收入,来自很多方面的资本投资也大量增加了。然而象通常那样,他仍然要同反对者、严重的竞争和仿造者进行斗争。
  为了给诺贝尔的公司、它们的工厂和市场勾画一个清楚的轮廓,最好是分别介绍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并且尽可能将它们后来和直到现在的发展情况,摘要说明一下。

  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56〕

德国公司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门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卢沟桥事变〔57〕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58〕,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注:①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从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三年,这位发明家非常朴素的住宅和私人实验室都在克鲁梅尔,公司的营业办公室则在汉堡。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这家企业,就是从这里将数量不断增加的硝化甘油炸药,不仅发往广阔的德国市场,而且很快也运到其他欧洲和海外市场。一八七○年后,在各地接连建成的新工厂,便承担了全部供货生产。
  克鲁梅尔工厂曾于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年两度被爆炸摧毁,一八七六年又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扩大了范围,原来的企业被改组成一家生产硅藻土炸药的有限责任公司,总部仍然设在汉堡。一八六八年于扎姆基和一八七三年在普雷斯堡兴建的大型工厂完工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顾客大量增加,这家公司第一次改名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黄色炸药有限公司”。然而,很快便发现没有带上诺贝尔这个招牌名字是个错误,于是又将公司的名字改为“黄色炸药有限公司,原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公司”。
  法国人保罗·巴布从巴黎的诺贝尔公司调到汉堡,在以后的四年里,他一直是那里一位有能力的组织经理。与此同时,诺贝尔在汉堡的两名助手被调到巴黎的“法国总公司”工作,这是国际企业人员交流政策的一个早期范例,汉堡公司开张时的资本为三百五十万马克,其中多数属于诺贝尔和巴布。作为诺贝尔多方面活动之一的政治和行政因素,使得有必要在此后不久,便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另立了一家公司,即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诺贝尔黄色炸药有限公司”。
  由于贸易条件的顺利、这位发明家不断改进的专利发明,以及基于这些专利发明的新产品的制造,人们总是愿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它的股金也就不断增长。从原来的三百五十万马克,增到一八八八年的五百万,一八九八的的九百万,一九○八的一千二百万,一九一八年的三千六百万。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竟然逐渐增加到二亿五千万的资本股票和五千万的优先股金(后者只供德国买主购买,作为批发资本转移的担保金),这当然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的。当一九二五年这家公司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股金已被稳定在三千万德国马克。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信赖的朋友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博士,从一八八九年起的三十年左右,一直是公司的董事,后来还担任了总经理。熟悉他的人一致证实,他曾在这家母公司干得很出色,并且为它在国外的利益,例如在重要的外瓦尔地区,作了卓越的贡献。
  在十九世纪的六十与七十年代,这家公司在德国市场上最倔强的竞争者,是在科隆地区奥普拉登的“莱茵黄色炸药制造厂”、汉堡的“德国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和德累斯顿的“德累斯顿黄色炸药制造厂”。但在一八八六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成功地在价格和地区方面,将这三家公司控制在由他自己的德国和英国公司组成的卡特尔之内。这项国际协议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战①爆发后,当然遭到突如其来的破坏,但在第二年,上述公司便被汉堡的“黄色炸药有限公司”所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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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自一八八九年起,这家公司便同柏林的一家炸药企业“科隆——罗特魏尔有限公司”,有着对前途重要的利润和冒险分摊协议,每年的清算是通过特别为此成立的一个公司进行的,这个公司就是汉堡的“阿达斯特拉管理有限公司。
  本世纪头十年内,“黄色炸药有限公司”以其一千二百万马克的股金,有六百名工人的克鲁梅尔工厂,以及它的三个德国附属公司(施莱布什、萨尔韦林根和彭斯塔斯),成为欧洲最大的炸药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意志帝国的催逼下,有着二千七百名工人的克鲁梅尔工厂,在狂热的军工生产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它曾生产了制造弹药所需要的混合无烟炸药,以及各种附属品等高效能爆炸物。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立即停止这方面的生产,因此,整个工厂的炸药产量急剧下降。
  工厂遭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战后的几年又是阴郁的,但却并不缺少资金和德国精神。关键在于寻求一些从生产角度来说纯属和平时期的产品,以便通过仍然存在的优良技术源泉:工程师和工人,未遭破坏的机器和实验室等,来制造这些产品,诺贝尔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使工厂转向和平时期的形势需要而焦急。在一种危机的时期里,这家公司努力的结果,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恢复,以及对于科学,也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意义。
  在克鲁梅尔建立了一座大型的研究实验室和两座新工厂,一座生产人造丝,另一座制造“维斯特拉”化纤,这两种纺织纤维产品,都是以低硝处理的纤维素为基础造成的。这些后来在纺织工业中起过巨大作用的新型产品,在其制造过程中的很多技术问题,都是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于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在圣雷莫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私人开创性研究和设计为基础解决的。“德国爆炸材料有限公司”的三家大工厂(瓦恩、古森、杜伦),也投入硝化纤维的生产,其产品包括赛璐璐、人造丝、人造革、漆、胶和发光合金的白炽罩等。一九二○年,从原公司分出单独设立在朱利奇的“诺贝尔胶片公司”组成,生产制造电影、X光和业余摄影用的胶片。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间,黄色炸药有限公司,买下了接着要提到的四家德国大公司的多数股票,这些公司也已经转到生产民用炸药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业用品。这家公司通过一些特设部门加强研究工作,尽管条件困难,但却以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那种追求进步的精神,使产品在很多方面得到改善,新的机器和生产方法也被采用。买下的四家公司是:
  汉堡的“碳质炸药有限公司”,它在施菜布什有一个生产合成树胶、虫胶片和油漆的工厂;在基尔还有一座生产钢丝的工厂,这家工厂在战争期间曾为海军制造过水雷和雷幕材料,现在则被诺贝尔公司组织生产工业、矿业、航运和渔业需要的各种型号的钢丝、绳子、金属丝和网制品。
  汉堡的“纳恩森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它在多密茨的一座工厂,利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八六五年发明的最新形式,生产工业需要的各种类型的爆炸雷管和引爆剂。
  多特蒙德的“德国西部爆炸材料有限公司”,制造矿山使用的炸药及其附属材料。
  科隆的“控制工具有限公司”,它在符根多夫的工厂生产各种木器螺丝材料;在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霍帕克,还有一座生产蓄电池和矿用灯等产品的工厂。
  值得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诺贝尔公司的鼓励和支持,在新巴贝尔斯堡,建立了一所杰出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局”某些有世界重要意义的试验曾在这里进行过,并曾对化学和技术事务提供过许多咨询意见。
  德国诺贝尔公司于一九二六年,再次联合成不仅类似英国的公司,而且类似“I·G·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当时仍为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有利于以后取得良好成果。。公司的总部也由汉堡移到靠近科隆的特罗伊斯多夫。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的和平岁月,是这家公司的兴隆繁荣时期。这时,它的母公司有三千名工人,股金达四千七百万德国马克,利润也很高。
  接踵而来的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去与和平奖金设立四十多年后,他在一八六五年设计的作为一个和平工业进行生产的克鲁梅尔工厂,变成了一家有九千名工人的德国最大的弹药厂,无情地为死亡和破坏服务。在当时良好的发展阶段中,一切建设性的工作都被推置在一旁。说也奇怪,这家工厂直到战争将近结束时,长期没有遭到破坏。只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个白天,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它才被一千多枚重型炸弹所摧毁,而这些炸弹所使用的炸药,也正是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自己的发明为基础制造出来的。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所有的金属材料均被没收熔化,来满足希特勒的军工需要,甚至连为纪念这位黄色炸药的发明家和工厂创始人而在前院建立的一座上面镌有“技术胜于自然力”的大型铜像,也未遭幸免。但是,后来在废墟中找到了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半身塑像,虽然它被弹片损坏,却依然屹立,已被安安放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大楼里。它在这里以安详但却忧伤的眼睛,继续注意着现在的董事们,自一九四五年后,其中有一名董事是英国的管制军官。
  克鲁梅尔工厂的生产当然不可能恢复,但这家现已改名为“诺贝尔黄色炸药有限公司”的德国母公司,却仍在进行工作。它的总部还在特罗伊斯多夫,在其他未被破坏或重建的地区,有现代化的工厂和办公室。
  克鲁梅尔工厂区,是在莱茵河畔起伏不平的一片坡地里,现在那里野草丛生,只剩下一座办公楼没有遭到破坏。汽车疾驶,现在这里的一切就象一八六五年当年轻的诺贝尔带着各种计划首次进行现场勘察时那样平静。密茂的杂草,已被后来建立的厂房废墟掩盖起来。那所已被摧毁、但未被遗忘的小小砖砌平房,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那里坚持试验直到制成黄色炸药的地方,正是在这座小平房里,他首次造出了一小包炸药。
  在工厂附近的格斯塔赫特小城,仍然可以找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创时期的痕迹。象本特森、彼得森、斯文森和尼尔森等很多纯瑞典人的姓,是当年跟随诺贝尔迁居这里的工人和工头们的子孙后代,这一切使我们可心想象到将近一百年前,工厂是怎样开始创建的。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瑞典救济组织在这里被夷平的地区,建立了一座瑞典教堂,这座教堂成为安排孤儿和各种难民的秩序良好的居民区的中心。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苏格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诺贝尔公司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60〕。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61〕。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这位发明家在他的旅行中,经常访问维多利亚女王和格拉德斯通首相任职时期的英国。他通常是首先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在这个国家寻求保护他的发明专利权。但由于不是在当地制造、而是从克鲁梅尔进口专利爆炸油所发生的事故,使得最初在英格兰生产黄色炸药成为一件难事。诺贝尔原想试图调动火药制造商对黄色炸药的兴趣,但他们对这种局面也无能为力。
  因为爆炸油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事故,使英国人民对任何与硝化甘油有关的东西都很不信任。一八六九年一项议会法案,禁止“在大不列颠制造、进口、销售和运输硝化甘油,以及任何含有它的物品。”当初,这看来是对整个计划的致命打击,特别是他在这个时候同最有影响的咨询人之一,著名的英国化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艾贝尔进行第一次接触时就碰到了坏运气。艾贝尔在科学史上是有名的人,特别是以他对化学稳定作用及火棉应用的发现著称;他曾多年献身于火棉应用的发展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他还有着个人的经济利益。当硝化甘油法案通过时,他是政府和议会的专家顾问。很自然,他要把诺贝尔看成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因此,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甚至利用他的官方讲坛来顽强宣扬他的观点,说什么如果可能的话,黄色炸药将比硝化甘油对社会有着更加严重的危险,而他所发明的火棉,则有着无限的优越性。直到诺贝尔于一八六七年在默撒姆当着一大批专家的面亲自进行炸药的应用表演,以及在他给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些人写了精湛的解释之后,顽固的官僚主义的英国当局,才最后被迫放宽了严格的规定。他们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漏洞,即“对那些被证明是安全的高效爆炸物,内政大臣可以按个别情况发给许可证”的规定,发给进口和制造的许可证。
  这些表演至少使那些公平的专家确信无疑,道路现在看来已经打通,但却要经过苏格兰,,而且不象诺贝尔通常的作法那样,在搞完试验和取得专利权这些先行工作之后,立即以传统的高速设入生产。
  由于艾贝尔教授的影响和权威,诺贝尔多次想从伦敦的金融界支持者来在英格兰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厂的试图均遭破产,人们仍象过去一样抱着有利于火棉的的偏见。然而,通过在格拉斯哥进行新的示范表演,他出乎意外地获得了成功,接到了苏格兰的一些主要金融家和矿主提出的合作建议。其中为首的是约翰·唐尼,他以其不屈不挠的精力和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当时生产黄色炸药的一名拥护者。
  一八七一年,诺贝尔同苏格兰人一道建立了“英国黄色炸药有限公司”,它的总部设在格拉斯哥,握有股金二万四千英镑。马上便作出了在阿迪尔建厂的计划,这里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岸,靠近埃尔郡阿德罗桑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诺贝尔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既安全,又有发展前途。
  为了设计这家他所经手的最重要的新工厂,诺贝尔把他的老朋友和亲密合作者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请了来。利德伯克从一八六五年起,一直负责在温特维肯的瑞典工厂的生产。,他曾帮助设计和装配了设在另外几个国家的黄色炸药工厂,并且为它们设计了某些最重要的生产仪器。因此,他是这家产业最内行的专家。
  在阿迪尔工作过的一位瑞典工程师说过,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这家工厂开工的那天非常高兴,他在向苏格兰经理会讲话时,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好啦,先生们!我把这家公司交给你们了,这是一家即使在经理们管理不善的情况下,也必定会成功的公司。”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阿迪尔工厂占地面积达八百五十英亩,有四十五座厂房和几百名工人,年产各种黄色炸药一千吨左右,硝化甘油一千四百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座稳步发展的模范工厂。除了厂址偏僻这个优点外,阿迪尔的原料和制成品从海上运输亦很方便,它在加诺克河口有自己的海港码头,供装卸船只使用,还有一条专用铁路,同格拉斯哥及西南部铁路公司和喀里多尼亚铁路公司联系起来。一八七七年和一八八○年,还分别在西区和雷丁穆尔建立了生产硫酸、水银雷粉、炸药点火装置及雷管等附属产品的工厂。由于政府管制炸药制造的规定非常具体,诺贝尔对这些工厂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在阿迪尔很少发生爆炸事故。事实上,黄色炸药、爆炸胶和其他高效炸药在制造过程中的工人死亡事故,比起在煤矿中使用它们要少得多。在阿迪尔工厂的设计过程中,对生产炸药这种昌险事业可能发生的各种危险因素,以及对于保障工人安全的措施,都曾给予仔细的考虑。
  诺贝尔喜欢雇佣当过兵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服从精神。在阿迪尔、西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厂里,有相当多的工人是退役军人。
  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硝化甘油严重事故的报道显眼地出现在报刊上,给这家工厂造成了很大麻烦,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出过事。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三年间,英格兰所有的铁路都拒绝载运硝化甘油炸药。因此,从工厂到港口,以及自到岸港口至用户手里这两段有时还比较远的路程,只好用马车搬运,而“装载黄色炸药的车夫,则成为大路上的社会之敌”。据说有些竞争者,“经常将硝化甘油装在瓶子里作为‘淡酒’走私进入这个国家,从而比较便宜地取得它”。于是,这家公司很快便建立了自己的轮船队,拥有一些特制的货船和安全仓库,以阿德罗桑作为中心港口。甘油和硅藻土是从德国进口的,硝石则是从智利进口的。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阿迪尔住过很长时间,在这里的最后一年,他完成了伟大的新发明:爆炸胶,并且达成了一项转让这份专利权的新协议。为此,于一八七五年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诺贝尔炸药有限公司”,拥有股金二十四万英镑。对于老公司的全部财产,均以股票的形式偿还;新公司的股票,还作为分红发给原来的股东,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领取现金。仅仅四年的经营结果,英国的黄色炸药公司的股票价值就增加了十倍,这是这些发明的重要性和产品受欢迎的明显证据。
  成功还在继续取得。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六的十年期间,诺贝尔炸药公司每年都分发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对一家进口一种叫作“劈石剂”的黄色炸药仿制品的德国公司提出的令人恼火的专利权诉讼,得到了有利于诺贝尔的解决,从而使诺贝尔公司在以后若干年内,完全控制了英国市场。
  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大批出口业务也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对南非、澳大利亚、东亚的和南美的出口增加,并且在那里成立了一些负责推销的附属公司。此外,还取得了这些地区几家大型对手企业的多数股票。它们主要包括:
  英国南非炸药有限公司(现称非洲炸药有限公司);
  蒙特利尔的哈米尔顿炸药公司(现称加拿大炸药有限公司);
  加拿大的北方大炸药有限公司;
  平冢的日本炸药有限公司(后来被日本收归国有);
  比利时的阿朗东克南非公司。
  对黄色炸药和类似炸药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矿业和其它工业企业。也许有趣的是,《英国药典》在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承认利用硝化甘油作为一种药品;片剂和溶剂的硝化甘油,很快便被普遍用于治疗心绞痛等病症。药典认可的最大剂量为每次只服到一至二片,每片含有的硝化甘油,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喱。据报道,有一个农业工人在一次打赌时,喝了一小瓶硝化甘油,结果是死在路边并被冻僵。尸体被抬到一间外屋,和在火炉旁边、想把它烤化,但硝化甘油爆炸了,整个建筑物都被毁掉。
  在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项建议:利用黄色炸药来无痛屠宰牲畜。当时使用的屠宰方法,在使人道主义与必要的杀生协调一致情况下,就要求有相当熟练的技巧。而在农村的屠宰场,雇用的工人大半是些没有经验的人,一头牲畜,往往要挨很多刀才能被杀死。如果使用黄色炸药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美国和印度,黄色炸药还被用来加速降雨等自然运动,据说还取得一定成功。在纽约,有一次长期干旱,曾使得这个城市来自克罗顿引水管的供水缺乏;放到天上的一个载着二百磅黄色炸药的气球,“以巨大的威力进行了爆炸。爆炸之后,立刻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政府的农业部曾在这个州的部分地区进行过一系列的试验,因为那里气候干旱,“有时竟连续三年”不下雨,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大宗的黄色炸药,在晚上十点钟前,每隔一分钟就爆炸一次,“第二天凌晨三时雷声大作,接着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当地的一些被誉为精明的天象判测家们宣称滴雨不下,从而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这场雨是由于爆炸引下来的。
  在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叶,英国开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最显著的一次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在这一期间的炸药贸易清楚表明,它在这场衰退中所遭到的影响,没有达到其它贸易那种程度。因为这种商品在战争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破坏和建设中都是需要的。
  甚至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生前,炸药就已经成为一项关键性的工业。从地球内部有效地开采很我非常重要的、工业赖以生存的原料,需要依靠炸药;在交通建设中,当现存的障碍必须去掉时,也要靠炸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世时,主要是通过他在苏格兰的阿迪尔,从各方面看到了这种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阿迪尔工厂能够提供世界炸药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即每年约五千吨。
  英国公司迄今的发展情况,留待关于托拉斯组成的第十五章再叙。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法国公司

  三人十只眼,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62〕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年轻时,就曾在他的学习年代来了解过巴黎,在后来的旅行中,他也经常访问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他喜爱这个国家,因此,曾试图将他的发明在早期就介绍到那里去。然而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在生产和销售火药方面有着国垄断机构“火药与硝石管理局”,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在硝化甘油炸药出现于市场之后,不幸的是被认为也要将它们纳垄断范围。直到一八六八年,诺贝尔亲自或由他的代理人在巴黎进行了初步的探测和实地表演之后,仍遭当局的忽视和冷冰冰的拒绝。
  一八六八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他同在利弗顿的一家企业“巴布父子铁铁器工厂”,进行了初步接触。他设法使这家工厂的小老板,天才的工程师和炮兵上尉保罗·弗朗塞·巴布(1836—1890),对黄色炸药发生兴趣。巴布先生拿出了二十万法郎作赌注,要求百分之六的利息和分享一半利润。这项合作一直保持到保罗·巴布死的时候,并且逐渐扩大到包括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大的企业。
  最初的同几年,国家垄断机构不断拒绝诺贝尔和巴布提出的所有关建立一座法国的黄色炸药工厂的建议。但当时的外交政治进行了干预。拿破仑三世掉进了俾斯麦的圈套,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爆发了。在战争最初阶段,法国的总参谋部惊恐地发现,德国的工兵使用法国不予理睬的新爆炸物黄色炸药来炸毁法国的堡垒和桥梁。埃德蒙·雷鲍夫元帅发出警告说: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它已经为时太晚。经过很多纠纷之后,国防部长利昂·甘贝塔戏剧性地乘坐汽球到达图尔的几天后,以现在的“第三共和国”而不是原来“帝国”的名义,命令巴布的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工厂。于是,诺贝尔这座接受六万法郎国家赠款的法国工厂,终于在一八七一年春注册落成,工厂建在远离战区的法国南部靠近的旺德勒港的保利勒。
  这场诺贝尔讨厌的战争,就这样再一次给他的生产带来了好运气。但在停战之后,他在巴布先生及其良好联系的帮助下,赶忙将黄色炸药投放到意图中的正确市场——为采矿和交通建设进行准备工作。
  巴黎公社时期,有些暴动的民众用炸药自制成炸弹进行杀伤,在全国引起了对于任何新式炸药都有一种被夸大了的恐惧感。一八七一年秋天,国民议会再次通过了禁止私人制造炸药的法令,并且勒令关闭保利勒工厂。巴布以其同伙的名义提出抗议和索赔,呼吁说黄色炸药对和平时期工业也有用途等,但一概遭到拒绝;直到一八七五年,民用的黄色炸药生产才重新开始。巴布在利弗顿的一座临时工厂,被允许进行纯粹为了出口的生产,产品主要销售于比利时等地,无疑也包括仍为德国人占领和法国地区。
  尽管有大量的通信往来谈到各种事情,但是,可尔弗里德·诺贝尔却只字不提他对普法战争中双方利用炸药的看法,这同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作法一样,他对任何时候在战争中使用炸药进行破坏都一概保持缄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忙于实现阿迪尔工程。虽然他知道黄色炸药现在被用于远离他意向中的目的,但却感到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于干涉这种强权政治无能为力。他知道任何阻止由于他的发明这一阶梯所引起的崩落现象的试图,都将是毫无用处的。他必须以善待恶,容忍那些由于背弃建设性目的而演奏的破坏性插曲。
  对于他的伙友保罗·巴布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是一位法国军官,他热衷于复仇和战争,政治和强权,自我吹嘘和功劳荣誉等思想,当然,首先还是喜爱金钱。熟悉这位有才之士的人们曾向诺贝尔透露,巴布甚至考虑用各种手段,以便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来取得这些东西。诺贝尔曾恰当地给他作了下面的结论:“一位能干的人,一位杰出的总经理,但是,由于有着象印度橡胶那样伸展的意识,可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很少用于专一的地方。”
  巴布先生在诺贝尔出色的组织里有很多的股票,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也曾取得过成功,但后来同一些类似他的人一起,给正在繁荣的诺贝尔公司的名誉,出乎意料地造成了巨大破坏。好在由于生产、经济和扩展方面的稳步上升局面,这种破坏还没有影响公司的前进。
  在第十五章论述托拉斯组成时,将介绍一些关于法国的诺贝尔—巴布公司新近的发展情况。

  阴谋篡大权。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在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

  唯恐天下还不乱。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精力充沛的诺贝尔和巴布等伙友,不能让一处又一处的禁止和限制,来阻碍他们认为是国际性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法国市场在一八七一年被中止后,他们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别的国家和顾客们。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部欧洲,正处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状态。诺贝尔等人经常在那里长途跋涉,有时一起出发,有时单独行动,到各国去进行探试和计划。这是一些经历丰富与完成工作较多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各种忧虑的年代。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在九个国家里建立了不下十座工厂(其中两座在美国),投产初期的年产量总共达三千吨。
  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张诺贝尔制作的登记表,上面开列着这些年来由他自己或其助手建立的所有工厂的名单。读者们可以从这份再制的名单上,得到一幅比较清楚的廓影:
  企业名称及厂址        建成年份
  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温特维肯1865
  德国汉堡附近的克鲁梅尔1865
  挪威奥斯陆附近的利萨克尔(后迁恩格尼)
  (美国新泽西洲的小渡口——美国爆炸油公司——1870年被毁)1866
  奥地利(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扎姆基1868
  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石房谷1868
  芬兰赫尔辛基附近的汉科1870
  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史蒂文斯顿的阿迪尔1871
  法国旺德勒港附近的保利勒1871
  美国新泽西洲多佛附近的麦凯斯维尔(现称肯维尔)——大西洋大火药公司1871
  德国科隆附近的施莱布什1872
  西班牙毕尔巴鄂附近的加尔达卡诺1872
  美国纽约附近的大火药公司1873
  瑞士弗吕伦附近的伊斯尔顿1873
  意大利都灵附近的阿维利亚诺1873
  奥匈帝国的雷斯堡(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1873
  名列这份名单之首的是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温特维肯的硝化甘油制造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改产黄色炸药的工厂(由阿拉里克·利德伯克于一八六七年负责转产)。接着是另外四家从爆炸油时代开始的工厂,其中有两家在美国;再往下是在扎姆基的附属工厂,这座工厂是由在汉堡的第一家企业建成的,旨在供应奥匈市场;另外十座工厂是在一八七○年之后建成的,纯系生产黄色炸药及其后来的改良品种。作为一条规矩,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由当地股票持有者作后台的本家公司,但多数股票是在诺贝尔手里。几年之内,通过预谋、斟酌和明智的生意感,诺贝尔从他的股金中得到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在各国出卖专利权所能得到的最好收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士国家开始计划修建圣哥特哈德铁路。这条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铁路,有三百二十四座山桥和八十座隧道,从戈申嫩到埃罗洛的隧道也在那里,这条穿过花岗岩全长九点三英里的隧道,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工程,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间凿成。为了及时供应这项工程的需要,诺贝尔和巴布成立了一家瑞士公司:“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在靠近弗吕伦的伊斯尔顿建了一座工厂。这家公司由于国家订货而赚了很多钱,在从黑色炸药改用胶质黄色炸药后,这项隧道工程也进展迅速,并且大大节省了成本。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拉丁文国家,对改良型的炸药需要量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年,是由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诺贝尔工厂提供的。然而,,由于边界经常封锁,加之经常需要多次进行麻烦的装卸和其他不便,于是,便在每个国家建立了公司和工厂。
  在开始的几年里,如果工厂的建立和技术领导,不是在这位发明家和阿拉里克·利德伯克的监督下的话,那么这些企业能够那么快地开工,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了。这些新的企业由于借鉴了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安全措施,从而使过去在老厂发生的那些造成灾难和停产等预想不到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能够得到避免。
  在黄色炸药发明后的十年期间(1867年—1877年),当工厂及其组织正在扩展的时候,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当时情况的支配下,过着一种不得休息和高度紧张的生活,他在旅行方面花了很多时间。这些岁月为他的成功与发明奠定了基础,但也使他付出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忧虑和辛苦等代价。这在他的健康及在他对周围世界人委事的看法方面,都留下了烙印。
  没有一天他不需面对各种重要问题:公司的财务和组织问题,取得可信赖的伙友和助手担负经理职务,招聘合适的监工及技术工人来从事这项极端敏感而又包含非常危险因素的生产,在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建筑物,并且根据各国不同的法律采取错综的安全措施。这位发明家积极参加计划和开始每项新的工程,推动它取得成功。但对各公司的具体工作,他却很少亲自过问。
  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显示出他的效率和精力,很多场合证明他是一位熟练和有鼓舞力量的生意人与组织者,但他常说,他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兴趣,他认为这类事务对他的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干扰。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办公室的缘故。毫无疑问,他在家里的实验室里一个人进行试验和思考所用去的时间,多于他同别人、当局及广大以司进行争辩的时间。由于他脆弱的健康和不寻常的情绪、这类交涉谈话,经常象套在他脖子上的一块磨盘。

  同志们,怎么办?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63〕,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64〕协。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关于军分会指示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溃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十月以后不久就失守了。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所谓“三人十只眼”,准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蚍蜉撼大树,

  在起草和发表这个指示时,我正随周恩来同志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我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也不知道是谁执笔的。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弼时、左权等数同志在一起闲谈时:“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边摇边狂叫:

  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

  “我的力量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到延安两天,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当晚政治局即开会。在会上,王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话,项英讲了新四军改编经过,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要树立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明确观点,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各党各派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他较偏重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着重介绍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说:在抗日营垒中,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不能分为左、中、右派;CC和复兴社〔65〕吓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复兴社是抵抗侵略的。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

  知道不知道?”

  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只是说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

  大树说: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我知道,

  第二天,我拿着写就的传达要点问洛甫同志(他那时是总书记,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我回到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洛甫同志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又过了两天,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我回到华北以后,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对这个提纲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我想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故把云阳镇红军改编时的精神加进去。在这个大纲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一张报,两个校,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几个小丑嗷嗽叫。”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队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地位,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反磨擦〔69〕战役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同”,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南京轰动了!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说罢,一声长叹!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声称:“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予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两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文汇》充当马前卒。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攻击总理真露骨,

  注 释

  当用开水煮!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伪君子,卖国贼,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谋权篡政心太黑。

  〔58〕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几番梦中称王侯,

  〔59〕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无奈是鼠辈。

  〔60〕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好儿女,皆揩泪,

  〔61〕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总理灵前列成队。

  〔62〕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驱妖邪,莫慈悲,

  〔63〕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要以刀枪对!

  〔64〕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65〕CC和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团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复兴社的主要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66〕本币,这里指各解放区银行在本地区发行的货币。如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翼热察边区发行的长城币等。

  《文汇报》负责人:

  〔67〕伪币,指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如华北日合准备银行、南京日伪政权的储备银汀贝行的货币,均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交通(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68〕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69〕“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70〕石友三,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秦启荣,当时是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71〕张荫梧,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九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赤脚医生

  〔72〕一九三丸年三月至六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准备反共投敌。由于我党在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阎锡山的反动计划未变,同年十二月,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攻新军、屠杀牺盟会干部,积极反共。结果,被我粉碎。

  丙辰清明

  〔7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指使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解放区,诡称”曲线救国”。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为掩盖其降旧反共罪行而制造的谬论。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74〕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斩河妖

  〔75〕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和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手段。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我根据地军民实行的网状压缩包围。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76〕西南国际交通线,即滇缅公路,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从云南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与缅甸公路相通。在抗战时期,是我国与国外保持联系的重要交通线路。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宣布封锁滇缅路交通。

  翻案图穷匕首见,

  〔77〕一九三八年丸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 交 换 条件。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阴谋同上述慕尼黑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攻击总理罪滔天。

  〔78〕一丸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德国对美国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浦江摇桥闪鬼影,

  〔79〕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由皖南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围攻,经过七昼夜血战,军长叶挺被俘,九千多名指战员,除少数突围外,大部英勇牺牲,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誓斩河妖红霞现。

  〔80〕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逐渐转移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一丸三丸年冬季起至一九四三年秋季,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五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青年抗敌决死队;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第二次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这期间,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发生在一丸四三年春季到秋季。这期间,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我党我军有力地打退了这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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