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散文集,一月革命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0)

                 
  你们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难受不是?这就是我现在的苦恼;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泛,但这喉关偏跟你别扭,它捏住你,逼住你,逗着你——不,它且不给你痛快哪!前天那篇“自剖”,就比是哇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我告你我想要怎么样。
  我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影响来逼迫或引诱你的分心,再不须计较旁人的意见,喝彩或是嘲笑;当前唯一的物件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本性。
  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不曾隐遁,不曾装作;赤裸裸的听凭你察看、检验审问。你可以放胆解去你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你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我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样一个时机。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到夜间,比如此刻,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我真羡慕我台上放着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他的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我们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我们躲;见好吃的,我们唾涎;听声响,我们着忙;逢着痛痒,我们着恼。我们是鼠、是狗、是刺猬、是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你有心想亲近你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无形中经过几度挣扎,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在我虽则难受还是照旧,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我私下觉得愧悔,因为我不该拿我一己苦闷的骨鲠,强读者们陪着我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我承认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为,不敢望恕的。我唯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我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们认识我的深浅——(我的浅?)我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容易形成一种虚拟的期望;我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该扛上的担负。
  是的,我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我宋编辑副刊,我有一个愿心。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我心目中的读者们,说实话,就只这时代的青年。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有出息得多。我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为这不单是机械性的一种任务。(感谢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晨报变了我的喇叭,从这管口里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它是我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我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我也决不掩讳我的原形;我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我的经过,我的深浅,我的偏见,我的希望,我都曾经再三的声明,怕是你们早听厌了。但初起我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我自己。也不知那时间为什么原因我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我宣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我信我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我一些对敌力量的。我想拚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着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他的惆怅,他的迷惑,他的伤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
  并且我当初也并不是没有我的信念与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则。有我爱护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
  往理性的方向走,往爱心与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真的方向走,往健康快乐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这是我那时的一点“赤子之心”。我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什么都是病象: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我不是医生,不会治病;我就有一双手,趁它们活灵的时候,我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但紧接着我的狂妄的招摇,我最敬畏的一个前辈(看了我的吊刘叔和文)就给我当头一棒:……既立意来办报而且郑重宣言“决意改变我对人的态度”,那么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冶—番,不能单凭主觉,随便说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一时的兴奋,是无用的,说话越觉得响亮起劲,跳踯有力,其实即是内心的虚弱,何况说出衰颓懊丧的浯气,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给他们以可怕的影响,似乎不是志摩这番挺身出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这一喝这几个月来就没有一天不在我“虚弱的内心”里回响。实际上自从我喊出“迎上前去”以后,即使不曾撑开了往后退,至少我自己觉不得我的脚步曾经向前挪动。今天我再不能容我自己这梦梦的下去。算清亏欠,在还算得清的时候,总比窝着混着强。我不能不自剖。
  冒着“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的危险,我不能不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我心身的累赘、淤积,或许这来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来这做人真是奥妙。我信我们的生活至少是复性的。看得见,觉得着的生活是我们的显明的生活,但同时另有一种生活,跟着知识的开豁逐渐胚胎、成形、活动,最后支配前一种的生活比是我们投在地上的身影,跟着光亮的增加渐渐由模糊化成清晰,形体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奥妙的存在,你动它跟着动,你不动它跟着不动。在实际生活的匆遽中,我们不易辨认另一种无形的生活的并存,正如我们在阴地里不见我们的影子;但到了某时候某境地忽的发见了它,不容否认的踵接着你的脚跟,比如你晚间步月时发见你自己的身影。它是你的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觉到你有超实际生活的性灵生活的俄顷,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你许到极迟才觉悟(有人一辈子不得机会),但你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动作、思想,没有一丝一屑不同时在你那跟着长成的性灵生活中留着“对号的存根”,正如你的影子不放过你的一举一动,虽则你不注意到或看不见。
  我这时候就比是一个人初次发见他有影子的情形。惊骇、讶异、迷惑、耸悚、猜疑、恍惚同时并起,在这辨认你自身另有一个存在的时候。我这辈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冲,一时踹入一个泥潭,一时踏折一支草花,只是这无目的的宾士;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在那里,该怎么走,这些根本的问题却从不曾到我的心上。但这时候突然的,恍然的我惊觉了。
  仿佛是一向跟着我形体奔波的影子忽然阻住了我的前路,责问我这匆匆的究竟是为什么!
  一种新意识的诞生。这来我再不能盲冲,我至少得认明来踪与去迹,该怎样走法如其有目的地,该怎样准备如其前程还在遥远?
  啊,我何尝愿意吞这果子,早知有这多的麻烦!现在我第一要考查明白的是这“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决定掉落在这生活道上的“我”的赶路方法。以前种种动作是没有这新意识作主宰的;此后,什么都是由它。
  四月五日(原刊1926年4月7日《晨报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先斩后奏”于安亭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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