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诺贝尔传

2019-11-09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07)

  1959年7月14日
  
  彭德怀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
  
  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身后财产处理留下的遗嘱的来源故事,特别是它长期受人注意的执行情况,以及其复杂和有趣的细节,可以根据现有文件写出几部书来。但在这里,只能略述其大概。
  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内,诺贝尔曾先后三次立下过非常相似的遗嘱。头两次立的(于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三年),由于有了一八九五年写的最后遗嘱而作废。
  这位发明家长期忧郁的状况,有了缓慢的改善。这一点,自一八九四年以后,例如从他的通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造成这种改善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因素:通过最后断绝他与索菲的关系,并且使她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从而解除了痛苦,对圣雷莫以及对在瑞典购买博福斯与那里的安排感到满足;对他的新助手拉格纳·索尔曼也感到满意。当他书写最后的遗嘱时,由于索尔曼整天跟他在一起,因此,他的观察是当时最好的记录。索尔曼写道:
  “在他生前的最后三年内,诺贝尔与他的祖国有了新的接触,也许还由于他已经对自己的财产用途作出了决定,因此,尽管他不断发作的心脏病日趋严重,这一切却给了他的生活以巨大的平衡和满足。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深感兴趣的新生活目的;他想找到一处归宿的美梦,也得到实现,他的这一处、或者勿宁说是两处家庭,是在远离喧闹的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环境里;他还交结了一帮新的朋友,并且完全同情他们。他先前那种孤立的压抑感,明显地有所减轻。在他的最后几年我同他的亲身交住中,我从未看到他的神经衰弱症发作,过去,他常把这种病叫作‘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在圣雷莫的时候,我曾经常看到他犯这种病。”
  一八九五年晚秋,诺贝尔在巴黎度过了两个月;在马拉可夫大街寓所里,他写出了遗嘱的细节,这份遗嘱,成为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奖金的基础。这份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他亲手用瑞典文写的四页纸的文件,是在没有诉诸一位律师的情况下起草的。正因如此,它在法律上的缺陷,曾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纠纷。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病逝于他在圣雷莫的别墅里的。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在那里火化以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用隆重的礼仪安葬的斯德哥尔摩北方公墓的一座家庭墓穴里;在这座墓穴中,他的父母和弟弟埃米尔已先入葬。
  这份由遗嘱人用瑞典文写成并存放在斯德哥尔库一家银行里的遗嘱,于一八九七年公之于众,译文如下:
  “签名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
  ……”
  在列举了特定的私人遗物之后,原文继续写道: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五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作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作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与和平会议作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自然科学院授与;生理或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与;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的科学院授与:和平战士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与。我明确的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受奖金。”
  他指定两名瑞典土木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和鲁道夫·利烈克维斯特作为执行人,他们同他自己一样是地国外工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索尔曼,已在巴黎、圣雷莫和博福斯作为他的雇员达三年之久;而对四十岁的利烈克维斯特,他则只见过两次面。因为索尔曼被第一个指名,而且对这份遗嘱有着更直接的了解,因此他在落实这份遗嘱主面,显得更为积极。
  索尔曼说过,由于这两位执行人对法律事务感到不熟悉,他们指定当时在斯维亚上诉法院当陪审推事的卡尔·林哈根作为瑞典的法律顾问。这对于最后实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基本思想,是非常幸运的一着。林哈根采取气量大的态度来处理引起的法律问题,而不仅仅拘限于形式;他对贯彻执行遗嘱人的思想很感兴趣,并且巧妙地请求被反指定作为奖金颁发机构的瑞典科学院等以及与这份遗嘱有关的瑞典国家当局参与接触和合作。他实际上变成为经管这份财产的共同执行人。执行遗嘱的主要推动者,是拉格纳·索尔曼。
  从一开始发表这份遗嘱,就引起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对其基本原则和法律缺陷的批评,曾被认为将使整个的遣嘱失效。报界公开地鼓励亲属上诉反对它,并且试图取得这样一种妥协性的方案,即这份财产将由直接继承人和遗嘱中指名的机构来共同分享。它被非难说,一个瑞典人不注意瑞典的利益,而去偏袒国际活动,那纯粹是不爱国的;瑞典的奖金颁发机构将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将会扰乱它们个真正的工作,并且使它们处于企图舞弊的境况;至于把颁发和平奖金的任务交给一个由挪威议会指定的委员会,将要严重损害瑞典的利益,破坏瑞典与另一个联盟国家挪威国之间当时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这种指责,就更不用说了。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所积累的财富,即使以当代标准来计算也是很大的,——总共有三千三百多万瑞典克朗(合二百多万英磅)。根据他的财产所在或存放的国家,其地理分布情况如下:
  瑞 典 ……5,796,140.00
  挪 威 ……  94,472.28
  德 国 ……  6,152,250.95
  奥地利 ……   228,754.20
  法 国 ……  7,280,817.23
  苏格兰 ……  3,913,938.67
  英格兰 ……  3,904,235.32
  意大利 ……  630,410.10
  俄 国 ……  5,232,773.45
  总计:33,233,792.20瑞典克朗
  这份遗嘱有几处要点写得不足和含糊,准确地解释与尽可能正确地落实它,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和极其困难的任务。
  以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实际户籍,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谈判的法庭,都不清楚。遗嘱指明的遗产继承者,是一个尚不存在的基金会。大量的金钱,散布在有着很不相同的财产法的不同国家里。来自那些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亲属偿们般强烈地反对,开始在各方面发生并且分成了若干集团。其存在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索菲女士,也通过一名维也纳律师进入了这场争斗,并且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遗嘱中指明作为奖金颁发者的瑞典和挪威机构,在接受由于这笔捐献规定转移给它们的巨大而负责的任务方面,也有两种意见,当时对于这引进任务的范围和影响,还不可能预见得到。
  那真是一个由各种安排、观点、图谋妙计与持久诉讼等构成的错综沸腾的混合体,卷进去的则有几个国家的金融、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报界对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发表的支持和反对的评论,也使得正在以建议者、劝告者和调解者身份进行勇敢战斗的执行人感到事情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在解决这项巨大财产方面可以想象到会出现的一切困难中,他们没有一件能够躲得过去。
  在他死后的一九五○年,只用瑞典文出版的一本题为《一项遗嘱》的书中,拉格纳·索尔曼对事件的过程作了充分和生动的说明。他写道:“这项遗嘱只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那就是指定利烈克维斯特和我作为执行人,以及规定我们的任务。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款和设法保证我们的特权,就成为我们的义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摘要如下:
  1.法律手续和有争论的事情。
  2.与财产清算有关的经济处理,以及按照遗嘱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安全的证券”方面再投资的手续。
  3.组织一个适宜的管理机构来长期经管这项捐赠的基金,并且正式起草每年分配奖金的章程。”
  正象预料中的那样,在诺贝尔的私人物品中,没有任何笔记能够阐明这份遗嘱的简单条款;而这类笔记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通过向那些曾经见过这份遗嘱的他在巴黎时期的朋友打听,执行人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对遗嘱人的意图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当人们了解到,在他的商业事务中,他总是运用这样一条原则,即自己提出一般大纲和主要安排,然后将事情交给别人去具体执行,因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常识把事情办好;那么,人们也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意思是他的遗嘱也将以同样的办法加以执行。
  执行人以外交手腕,有时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分,这是使得博福斯在其辖区之内的卡尔斯科加县法院被确定为处理与这份遗嘱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当然法院。这样,他们就避开了法国的法庭;他们曾担心法国法庭可能破坏诺贝尔意图中的精神,来执行他的遗嘱。
  在不同国家几条战线上进行的关于这份遗嘱的诉讼程序被拖延达几年之久,并且由于反对遗嘱的家庭方面所采取的广泛与激烈的措施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以在圣彼得堡的石油生产公司老板伊曼纽尔·诺贝尔博士为代表的所谓俄国支系,也就是他哥哥路德维格的家族,站到了执行人的方面。经过激烈的持久讨论后,伊曼纽尔·诺贝尔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声明说,他希望尊重他已故的叔叔的愿望,因此,将不对这份遗属提出异议。这在解决如何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是一个转折点和重要的因素;这项声明在诺贝尔基金会的建立方面,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达成了一项对亲属们作某些经济让步的协议,并且同意由政府在执行人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与奖金颁发单位和诺贝尔家族的代表协商,然后规定出关于落实这项遗嘱和管理这笔财产的条款。因此,遗嘱人既未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一项有影响的常识,既瑞典政府仍拥有至高无上、宪法约束和受到尊重的地位。当然,这个政府在推荐和选择奖金获得者方面,却没有权势。
  由于还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又过了两年,才将一切事情办妥。但是,通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项政府决定,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和细则,以及由各瑞典机构授与奖金的特别规则,都被确立下来了。
  拉格纳·索尔曼在他关于诺贝尔遗嘱的那本书里,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这场长期的斗争就此宣告结束。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所取得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满意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任务是一项特权,而诺贝尔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项有着巨大价值的财产。从各方面来看,那些关于在执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委托给我们的责任时必将遇到巨大冒险和困难的悲观预言,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是,它有助于促进对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

第一次创业

1979年初,克拉克接受了日本施乐公司开发研究中心的邀请,飞抵硅谷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里,他开发出世界上运转速度最快的芯片“几何引擎”。可以使工程师在相对便宜的计算机上完成设计模型,节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但更为关键的是他挺进硅谷,驰骋在高科技领域,当时的硅谷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创业阶段,而克拉克来得正是时候!

当时,在克拉克周围,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走上了创业道路,而他也在跃跃欲试。在朋友的资助下,1982年,克拉克的SGI(视算)公司成立了。与许多技术出身的企业家不同,克拉克并没有因此放下技术工作,直到SGI发展壮大,他也亲临技术第一线。后来,他又努力促使机器价格下降,以免被廉价的PC所吞噬。

同样关键的是,克拉克始终是公司的灵魂,他时时不忘给工程师们鼓励和表扬。SGI前工程经理尼甘,回忆起在八十年代SGI交互电视的庆典讲话,大多数领导对数字未来侃侃而谈,而克拉克却谈论工程师们已经实现的非凡成就。对工程师来说,“他比现实生活中更伟大,他是一位传奇人物”。

在当时,克拉克的SGI是工程师和好莱坞的宠物,对待工程师而言,它节省了太多时间,对待好莱坞而言,数字图形制作帮助电影实现了以前从不敢做的梦——唯美逼真的三维动画,例如轰动一时的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那上面以假乱真的恐龙就是数字动画的效果,而影片的巨大成功使SGI公司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计算机工作站制造商。

但克拉克过于散漫的风格与SGI产生了矛盾。他一直是SGI的主席,但他却与公司的CEO发生了争吵,与此同时,他在公司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克拉克明白,该是自己离开的时候了。他说:“我感觉就是有人从我的生活中抽走了一种激情和感情。”但他也承认,他学会了从此再也不在自己的公司里与CEO作对。1994年,克拉克离开了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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