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第一执政

2019-09-06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3)

企业文化

曾有记者问乔布斯:「你的特长在于招聘最好的人才?」

乔布斯回答说:「不完全是招聘。招聘到人才后,还必须为人才创建最好的环境,让这些人切实感觉到,他们身边到处都是与他们一样出色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巨大的影响力,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清晰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除了招聘到最好的人才,乔布斯也会努力为这些人才创建一个最好的工作环境──这个包含各种软硬件因素在内的大环境,通常也被称为企业文化。

今天的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库比蒂诺无限环岛路(Infinite Loop, Cupertino),是一组排列方式别具一格的办公楼群。这一片办公楼群由6幢低矮的办公楼组成,整个园区建成于1993年,最初只租售给研发型的公司,6幢大楼也因此被命名为「研发1号」到「研发6号」。事实上,「无限环岛」这个名字就是从编程里「无限循环」的概念得来的。

乔布斯主管Macintosh团队时,苹果就开始逐幢逐幢地搬入无限环岛及其附近的办公楼。乔布斯回归后,园区内除了苹果公司占据的办公室以外,又搬入了一些非研发性质的公司,6幢大楼随之被改名为「无限环岛1号」到「无限环岛6号」。苹果员工还亲切地把园区西南角停车场外一家孤立的连锁餐馆戏称为「无限环岛7号」。

驾车行驶在无限环岛1号及其周边,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别样的稳重与内敛。道路周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外观缺少变化的办公楼在路两旁错落有致,园区里很少能看到在谷歌总部园区经常见到的动感色彩与造型。园区正门的商店除了销售苹果产品外,还销售带有苹果商标的T恤、帽子、马克杯、水壶、衣服等纪念品。走到园区6幢办公楼中央的庭院里,访客总会感觉到,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的花园,而不是那些正在开创未来的、激情四溢的工程师们办公的地方。

实际上,乔布斯想在苹果内部营造的,是一种既面向未来、面向技术精英,又井然有序、制度严明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像谷歌的企业文化那样完全以技术和创新为主导,又不像IBM的企业文化那样过分强调等级和结构。可以说,乔布斯的苹果所代表的,是一种专制氛围烘托下的创新文化。

顺便说一句,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苹果正在距离无限环岛路大约1英里的地方兴建新的办公园区。2011年6月7日,乔布斯在库比蒂诺市政会议上,亲自为大家展示了新园区的设计方案。新园区预计在2015年完工,将成为一个占地150英亩,可容纳12000名员工的超级办公区。那块地皮原先归惠普所有,乔布斯显然是利用早年积累的人脉,说服惠普将地皮转让给了苹果。乔布斯说:「你会发现新园区看起来像一艘正在降落的飞船。大楼将是环形的,且全都是曲面玻璃。我们将之前建造苹果专卖店的经验搬到了这里。」

一方面,苹果的企业文化充满自由创新、不循规蹈矩的因素。曾在苹果工作6年之久的李开复回忆说:「苹果的文化是工程师文化。当年,有一位工程师自称可以做出比英特尔更好的芯片,斯卡利就给他买了一台价值1500万美元的克雷(Cray)超级计算机。后来,在发现根本不可能跟英特尔竞争,几千万美元都是在白白浪费之后,这个项目才被取消──对苹果来说,这是一次错误,但也是苹果工程师文化的一种体现。」

苹果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一派天马行空的作风。1994年,苹果的工程师们在研发Power Macintosh 7100电脑时,把项目的内部代码命名为卡尔·萨根(Carl Sagan),这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字。尽管项目的内部代码并不公开,但卡尔·萨根先生本人却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这件事。极其在乎名誉的萨根先生怕这个内部代码真的变成了产品名字,一怒之下起诉苹果,并发了律师函,要求苹果改名。苹果同意改名,但工程师们却报复性地把项目名字改成了「BHA」,这个缩写其实是「大头鬼天文学家」。萨根再一次被激怒,将苹果告上了联邦法院。不过,法官还是没有支持萨根先生的诉讼。为了取笑萨根,苹果工程师又改变了项目的内部代码,这一次,Power Macintosh 7100被工程师们称做「LAW」,这实际上是「律师都是胆小鬼」的缩写。

在乔布斯的感染下,苹果员工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工作改变世界。在苹果,工作几乎被上升到为信仰献身的程度,就像宗教一样。例如,一遇到新产品发布的日子,员工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彻夜不眠地为第二天的主题演讲做准备。乔布斯或其他高管在台上开始演讲后,苹果的员工们则会狂热地聚集在办公室、食堂或咖啡馆里观看直播,这些员工几乎和参加发布会的「果粉」一样兴奋。一位苹果员工说:「参加或观看发布会是在苹果工作时最美妙的体验。」

另一方面,苹果也差不多是现代IT企业里对员工要求最严格的公司之一。苹果可不是一家可以随便打哈哈的工作场所。一位苹果前设计师说:「当然,苹果是一个非常严格、无情的工作环境。」而一位苹果前产品高管则说:「虽然要求严格,但苹果的态度是,你在一家生产全世界最他妈酷的产品的公司工作,你够荣耀的了。那么,请闭上你的嘴,好好工作吧。」

与Macintosh的「海盗团队」时代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苹果总部,你看不到太多穿着短裤和人字拖的工作人员,也看不到装饰得很有个性的办公隔间。乔布斯当年回归苹果后,就对员工作出过严格的规定,包括园区内不准吸烟,禁止带狗进入园区等。这种情形完全和谷歌的办公环境相反。要知道,在谷歌,不但可以带狗上班,甚至还有「穿睡衣上班日」、「带小孩上班日」这样的活动,公司里随处都是好吃的和好玩的。

乔布斯还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园区内的上万名员工。因为学佛的缘故,乔布斯自己是一个只吃鱼和素食的「鱼素食主义者」。有一次,在公司会议上有人问乔布斯,他对公司内部什么地方最不满意。乔布斯回答说:「员工餐厅。」很快,乔布斯更换了餐厅的全部厨师和食品采购员,并专程从他喜欢的一家餐厅聘请了新的厨师。大家不久就发现,乔布斯自己最爱吃的豆腐成了员工餐厅菜单里的主角。

保密是苹果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加入苹果的员工都被近乎苛刻地要求遵守各种保密制度,例如,员工不得在博客或任何其他公开渠道谈论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也绝对禁止和配偶讨论有关公司的事情,在公司工作时,很多涉及保密或法律相关的事情都不能在电子邮件中讨论。对于外界关于苹果的负面报道,苹果的公关部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沉默,普通员工更是禁止对外发表任何看法。保密项目或艾维所负责的工业设计团队的员工,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严防死守的安全门,每道门都要刷卡、输入密码才能通行。办公室的保密区域都装有摄像头,最保密的东西甚至用黑布包裹,一旦取下黑布,就有红灯亮起,以提醒员工加倍小心。

实际上,各代iPhone和iPad发布前的几次外观泄露事件,大多是通过苹果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代工厂泄露出去的。2010年,苹果的工程师在一家酒吧喝酒时,不慎丢掉了他当时正在测试的iPhone 4原型机,好事者将手机卖给科技网站Gizmodo,造成了苹果历史上最著名的员工泄密案,这也许是苹果自身近年来出现的最大保密漏洞了。

严格的管理也体现在员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位苹果中国的员工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公司规定的五星级酒店里。在苹果,员工出差住酒店必须住公司建议的酒店,对于不在公司清单里的酒店,即使价格便宜,也不能住。这位员工在酒店里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材料。大会要求同声传译,必须为每个同声传译员预先准备好所有幻灯片的打印稿。这位员工算了算,所有打印稿共有1千多页,如果在酒店的商务中心打印,每页价格高达10到12元人民币,总计费用将超过1万元,还不如就近买一台轻便的打印机,在酒店房间里自己打印便宜。但即便是为公司省钱,这样的事情也必须报请上级批准。这位员工给经理发了电子邮件,直到收到经理肯定的回复后,才去买了打印机,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

虽然苹果的企业文化以严格著称,但苹果人还是很喜欢苹果的工作环境。苹果的人才流失率一直很低。

苹果公司的一位猎头说:「人们加入苹果并留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信仰公司的使命,尽管对他们个人来说,可能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开心。」

苹果一位前副总裁则说:「在乔布斯的团队,员工工作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不会因为乔布斯是天才,就觉得自己的创造力受到了压抑。乔布斯在预测未来方面非常出色,想法通常领先所有人三年左右。虽然他也不是一贯正确,但员工还是很高兴能有人预见到未来的产业趋势,他们为拥有一个对产业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领导者而骄傲。」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雾月18日政变

  法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1798年底,俄、英、奥、西班牙、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策划者和组织者是英国,军事行动的支柱是俄国和奥国。反法联军从意大利、瑞士、荷兰、莱茵地区四个方面进攻法国。1799年初,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奥联军击败意大利的法军,4月底占领了米兰,7月底攻下曼图亚和亚历山大里亚,8月底又在诺维获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法国著名将领儒贝尔战死,法军损失12000人。意大利北部又成为奥地利的殖民地。战争的失利使人们不禁要问:昔日的胜利者现在哪里?他带领几万人到哪里去了?把他和几万名法国男儿派到遥远的沙漠地区去流血牺牲,而让曾经取得光辉胜利的祖国在自己的边疆蒙受耻辱,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法国期待着困守在埃及的拿破仑迅速归来。
  督政府的勾心斗角、腐败无能以及经济困窘加剧了法国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拿破仑从意大利运到巴黎的几百万金币,全被督政府袒护下的官员和投机商私自侵吞。城乡群众继续挨饿,他们提出一个口号:“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吃上饭的政权。"军队中的士兵缺少鞋袜和粮饷,成千上万的成年人为逃避兵役到处流浪。有产阶级也在责备督政府的昏庸无能,因为督政府的内外政策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早已销声匿迹的保王党运动,突然又在旺代死灰复燃了,这些保王党竟大胆地在街上喊出"苏沃洛夫万岁!打倒共和国"这样的口号。到处都是不安、动乱和不满。督政府5个督政官之间意见冲突,勾心斗角,已无足够的力量来制服各个党派,来平息愤怒的情绪。人们期盼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希望他能恢复法兰西昔日的平静和荣耀。
  拿破仑在弗雷居斯登陆的消息不胚而走,人们心中重又出现了美好希望。这个战功卓著的军人,曾把法国国旗插上罗马神殿和金字塔。他的伟大活动、他的辉煌战绩、他对法兰西的忠诚献身精神以及对自由原则的肯定态度吸引着众多群众涌向他的身旁。拿破仑在向巴黎的行进途中,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人们为他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张灯结彩,举行游行,把他当作共和国最优秀的将军来欢迎。
  10月13日,督政府向议会报告,拿破仑将军已回国,即日将抵达巴黎。议员们全体起立,整个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会议中断了,代表们跑上街头,奔走相告。繁华的巴黎兴奋得像发了狂似的,在剧院、沙龙、中央大街上,到处都在传颂着拿破仑的名字。首都的卫戍部队则奏着军乐,走遍了整个巴黎以示欢迎。如果说在返回法国前,拿破仑心中所构筑的有如海市蜃楼般的高楼大厦还有模糊之处,那么如今这异口同声的喝彩和万众欢腾的景象使他坚定了信念,他把夺取最高权力、除去不学无术、愚蠢自负和贪污腐化的督政府看成是民族的使命。现在整个法兰西已为拿破仑通往权力的巅峰铺平了道路。
  10月16日,拿破仑到达巴黎后,立即在贝尔蒂埃、蒙日和贝托莱的陪同下拜见督政官。拜会完全是礼节性的,猜疑的双方缺乏热情地互相拥抱,然后进行了十分拘束的谈话。在卢森堡宫的外面,激动的人群拥挤在图尔农街道上,想亲眼见见从埃及归来的将军。拿破仑出现在人群中,他身穿一件半东方式的外国上衣,戴着高毡帽,一把马穆鲁克的弯刀挂在腰间,头发比以前更短了,非洲的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得黝黑。拿破仑轻松地微笑着,接受着群众对他的热烈欢呼。
  在开始那冒险事业的同时,拿破仑也不忘惩罚一下不贞的约瑟芬。回到巴黎后,他让人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决心毫不宽容地将痛哭流涕的约瑟芬挡在门外。约瑟芬在门外几乎整整啜泣了一夜,苦苦哀求他的宽恕。当她因彻夜呜咽而精疲力尽,不想再去感化拿破仑时,再也按捺不住的拿破仑却打开了大门,向约瑟芬伸出了双臂。约瑟芬浑身颤抖地扑进了他的怀抱,两人又和好如初了。
  拿破仑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督政府取得一个席位。他开始物色自己的合作伙伴。10月18日至20日,拿破仑在家里会见了塔列兰、罗德雷、马雷、雷阿尔、富歇等人,其中塔列兰和富歇在拿破仑的计划和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塔列兰身为贵族和主教,曾因在国民议会上提出没收教会财产的议案而出名。在革命初期,曾出使伦敦。雅各宾专政时期,在美国流亡。他担任督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同拿破仑有书信往来,双方对国际问题看法一致。现在闲居在家。塔列兰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审察能力,他决定公开出来为拿破仑服务。富歇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以残酷的暴力闻名,以后同热月党人一起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他现在是督政府的警察总监,握有实权。富歇是个见风使舵、制造阴谋的能手,他从拿破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决定投靠拿破仑,从内部策划政变。
  现在拿破仑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五位督政官。他认为五位督政官中,戈伊埃、穆兰、罗歇·迪科三人无足轻重,因为这三人毫无主见,只知附和另外二位督政官西哀耶斯和巴拉斯的意见。对付这三人轻而易举,关键是如何对付西哀耶斯和巴拉斯。他本想与巴拉斯合作,挤掉西哀耶斯,取代他担任一名督政,但很快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虽说巴拉斯果断、聪明、细致,职务甚高,但人们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人们不仅仇恨他,而且鄙视他。恬不知耻的盗窃行为,无法掩饰的贪污行为,与供应商和投机商一起营私舞弊,在忍饥挨饿的贫苦群众前大摆酒宴,这一切都使巴拉斯臭名远扬,成为督政府腐败、罪恶和瓦解的象征。拿破仑决定与西哀耶斯结成临时联盟。西哀耶斯在革命前夕,因发表《什么是第三等级》而获得盛名。但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并无杰出贡献。督政府时期,他先担任驻柏林大使,1799年5月代替勒贝尔出任督政官。他的名声远比巴拉斯要好。此时,他也正在物色听话的将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曾注目于儒贝尔和莫罗,但儒贝尔战死,莫罗在政治上又不称他的意。现在拿破仑出现了,他把拿破仑当作他理想的代理人,而拿破仑也正好要利用他,于是,二人结成临时联盟。只是西哀耶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场斗争中,不是拿破仑为他冲锋陷阵,而是他充当了拿破仑的马前卒。
  10月30日,拿破仑在巴拉斯处吃午饭。这时的拿破仑已决定抛其他了,既不把他当作敌人,也不把他当作政变中的人物。而巴拉斯虽对拿破仑有颇多猜忌,但他仍幻想着拿破仑这次仅仅扮演一个类似七月和果月事件中的那样的角色,起一个作为他的主要帮手的作用。
  10月31日,拿破仑没有出席奥地利、俄国军旗展览会,也没有出席巴拉斯为全国将军、外国使节举行的晚宴。他在弟弟吕西安的家里再度会见了西哀耶斯。五百人院为了表示对拿破仑的敬意,选举了吕西安为五百人院的主席。在吕西安家里,他们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在政变那天散布谣言,说有一个雅各宾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然后让两院作出一项决议,把两院从巴黎中心迁移到离首都几公里的一个小镇圣克鲁,并任命拿破仑为巴黎武装部队司令作为"预防措施"。拿破仑让西哀耶斯负责说服督政官迪科参加政变,而对于其他三位督政官,则采取说服、威胁和利诱等手段迫使其辞职。拿破仑估计用金钱可以收买巴拉斯,但是如何对付上了年纪的共和派律师戈伊埃呢?吕西安说:“我们迅速把他除掉","用武力解散两议院。"拿破仑摇摇头说:“政变最好采用合法手段。不使用暴力、不流血,这才是政变的理想途径。”
  11月1日,拿破仑同当时的陆军部长贝尔纳多特一起吃早饭。贝尔纳多特精明强悍,性如烈火,胆大而有冒险心,不受利诱,不为感情所动。他曾在拿破仑归返巴黎途中,建议巴拉斯立即逮捕他,把他作为擅离埃及战场的逃兵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巴拉斯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没有力量。"拿破仑对贝尔纳多特有些畏惧,担心他可能出来反对自己,他现在要争取贝尔纳多特保持中立。
  当天晚上,拿破仑到塔列兰家讨论政变细节。两人谈到深夜。突然,街上传来一阵吵闹,是巡逻还是搜查?拿破仑脸色发白,以为阴谋已经败露,督政府前来逮捕他们。塔列兰将灯熄灭,走到阳台上看了一会,原来这只不过是街上夜游者的一场狂欢,两人虚惊一场。
  11月6日,拿破仑同莱茵战线的指挥官莫罗将军一起参加两议院在卢森堡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莫罗将军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事人才。上个月当他听到拿破仑即将抵达巴黎时,他正在同西哀耶斯谈话。他站起来对西哀耶斯说:“注意,这正是你要物色的人。为完成你的政变计划,他是一个比我强得多的人选。"对于莫罗,拿破仑并不害怕,他有办法对付他。
  11月7日,拿破仑同塔列兰、西哀耶斯并进晚餐,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贝尔纳多特和儒尔当。儒尔当是北方战线上的英雄。席间,拿破仑问儒尔当对目前政局有何看法,儒尔当答道:“除非能够出现较为稳定的秩序,不然的话,救国恐怕没有希望。"拿破仑放心了。显然,儒尔当是不会妨碍他的行动。
  政变的发动者决定在48小时内行动。缪拉、拉纳和马尔蒙分别去通知各个部队的军官,贝尔蒂埃负责参谋部,吕西安负责五百人院。
  11月9日即共和历雾月18日上午,所有忠于拿破仑的将领都会集在他家。因为房间太小,连院子和通道都站满了人。与此同时,元老院正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会议。一位议员宣布:雅各宾阴谋正在进行,共和国很快就会被这些兀鹰啄死。然后,议员雷尼埃引证宪法第102条,建议通过两项提案即把立法会议移到圣克鲁开会和任命拿破仑为首都以及近郊武装部队总司令。因为许多没被吕西安拉拢过来的议员没接到开会通知,所以这两项提案以虚假多数获得通过。
  早上8点半,元老院代表乘车到拿破仑府邸,将这一命令授予拿破仑。拿破仑立即向在坐的将领宣读议会对他的任命书。然后,在一批威武显赫的将领簇拥下乘马车来到元老院。拿破仑向元老院发表了一篇简短、不甚连贯的演说,他说:
  “诸位代表公民们,共和国在危急中,你们充分了解这种情况并颁布法令去拯救它。灾难归于那些企图制造困难和混乱的人!在勒费弗尔将军、贝尔蒂埃将军和我的军队同伴们的帮助下,我将把他们逮捕起来。……你们明智地颁布了这个法令,我们的双手有能力完成它。我们要的是基于真正自由、平等、人民代表制各原则的共和国。我以我的名义和我的同伴们的名义发誓,我们一定能获得这样的共和国。”
  这时,在杜伊勒里宫的园林里,早已集结了一支数万人的庞大军队,由布农维依、莫罗、麦克唐纳等将领率领。拿破仑检阅了这支部队,向他们宣读了元老院任命他统率一切武装部队、责成他维持公众安宁的法令,并发表了讲话:
  “共和国两年来的治理工作很糟糕,你们曾经希望我的回国将会结束这么多的灾难。你们一致祝贺我的任命,我正在完成这一任命所给予我的那些任务。你们将完成你们的任务,你们将以我经常在你们中间看到的那种毅力、坚定和信任来协助你们的将军。自由、胜利与和平将把法兰西共和国重新放在欧洲所占有过的位置上,只有无能或背叛才会使它失去这个位置。共和国万岁!”
  军队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向他欢呼。
  就在这时,巴拉斯派秘书来见拿破仑。巴拉斯一向善于见风使舵,在这次事件中,他估计自己应被列为拿破仑一派,因此,当票他两位督政官戈伊埃和穆兰前来同他商讨对付拿破仑的阴谋时,他避而不见。现在,他见拿破仑迟迟不来向他报告,便焦急起来,于是派秘书前去找拿破仑。谁知拿破仑一见到这位督政官的代表,便高声斥责道:“我为你们缔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法国,而你们把法国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为你们创立了和平的局面,而我回来看到的是战争!我从意大利为你们运来了百万黄金,而我回来看到的却是掠夺性的法律和贫困!我为你们取得了胜利,但我回来看到的是失败!你们把我所熟识的10万法军、我的光荣的弟兄们弄到哪里去了?他们都牺牲了!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该是信任那些有权获得信任的国家保卫者的时候了。”
  督政府已经到了它的末日了,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因参与了这场政变从而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督政官身份。拿破仑派塔列兰去说服其他三个督政官。塔列兰到卢森堡宫时,巴拉斯正准备宴请客人。餐桌上放了30套餐具,但只来了一位宾客,巴拉斯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塔列兰讲话,走到窗口,看见一群士兵,又走了回来,迅速地在塔列兰交给他的辞职书上签了字,自我解嘲地说:“很高兴回到普通公民的行列。"于是,巴拉斯在一排龙骑兵的护送下,前往自己的领地,去过平静的乡村生活。巴拉斯就这样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过去他一直成功地欺骗所有的人,这次自己却被别人品了。戈伊埃和穆兰眼见大势已去,也都宣布辞职。督政府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地解散了。
  雾月18日晚,两个立法议会的行政人员已到了圣克鲁。拿破仑睡觉前对秘书说:“今天事情进行得不坏,我们看看明天如何。”
  两院中虽然有不少拿破仑的支持者,但还不能左右议会。特别是五百人院,那里有很多雅各宾党人。雾月19日清晨,拿破仑命令在巴黎和圣克鲁之间部署军队。军队很快行动起来,巴黎人民好奇地注视着营队的转移,看着从首都开往圣克鲁的漫长的军队和车队。拿破仑自己也乘一辆敞篷马车,由骑兵队保护着,从巴黎到了圣克鲁。
  这时五百人院的代表中间有许多人由惊奇转为愤怒,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突然地莫名片妙地把他们的会议从巴黎搬到圣克鲁,他们更不能容忍这样多的军队包围了他们的会场。他们大骂拿破仑是个阴谋家、强盗、罪犯和独裁者。拿破仑得知后,大吃一惊。
  下午1时,在圣克鲁宫的两个会议厅里分别举行着两院的会议。拿破仑及其亲信在旁边的大厅里等候两院通过有关成立新政府的决议。然而,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两院不仅没作出成立新政府的决议,反而对昨天元老院通过的那两项提案产生了怀疑。这时已近黄昏,拿破仑意识到得马上采取果断的行动,否则将功亏一篑。下午4时,他忽然闯进元老院大厅,在可怕的沉寂中,他又发表了一篇比头天还要紊乱、还要不连贯的演说。他说:
  “诸位代表公民们,现在你们所处的环境实在是不平常的。……昨天我安静地在巴黎过日子,你们委托我执行把两院迁至圣克鲁的命令。我立即召集我的同伴,飞奔前来帮助你们。今天,一个诽谤接着一个诽谤向我袭来。有人说我是恺撒,有人说我是克伦威尔,有人说我企图建立军政府。假令我的目标果然是设立军政府,为什么我还要支持国民代表制呢?……共和国现在没有政府……五百人院四分五裂。我的权力是由元老院授予的,现在要元老院安排,请你们快下命令,我在此地等候去执行。我不是阴谋家,你们知道我,难道我对国家的忠诚还没有得到证实吗?难道我不是一个甚至连强大的反法联盟都无法征服、使暴徒都发抖的人吗?如果我是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你们都可以成为布鲁图。……”
  拿破仑不连贯的讲话不断地被愤怒的叫喊声所打断,无法再讲下去。拿破仑退去元老院大厅,在几个掷弹兵的陪伴下前往五百人院大厅。
  在进入大厅前,拿破仑转过身来对跟在后面的奥热罗将军说:“奥热罗,你还记得阿尔科拉战役吗?"在那场战役中,拿破仑曾冒着奥军的枪林弹雨,打着旗子去占领阿尔科拉桥。拿破仑预感今天可能会再现类似情景。他打开了门,出现在门槛上,迎接他的是愤怒的、不可遏制的喊声:“打倒强盗!打倒暴君!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立即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一群代表向他涌来,若干只手臂向他伸过来,有人拉住他的衣领,有人想扼住他的咽喉,有人用手枪、匕首威胁他,拿破仑一下呆住了,他那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善于鼓动士兵的艺术在此时丝毫帮不上他的忙。个子矮小、身体瘦削的拿破仑几乎被愤怒的代表们打个半死。勒费弗尔将军见形势不妙,大声喊道:“救我们的将军去!"他和一些掷弹兵推开议员,把拿破仑救出了大厅。
  拿破仑在经历大厅里可怕的一幕清醒过来以后,又恢复了他固有的坚毅和果断。他决定用公开的暴力,毫不踌躇地解散五百人院。他同五百人院主席吕西安一起去检阅军队,怎样同军队说话,他是有经验的,他高声对军队说:“阴谋家聚集在五百人院,他们用手枪和匕首威胁我,实际上是用来威胁共和国。士兵们,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士兵们迟迟没有肯定回答。这时吕西安在一旁拔剑高呼:“要是我哥哥胆敢损害法国人的各项自由,我誓把这剑插进他的胸膛。"士兵们听了这句话,犹豫顿时消失。拿破仑发出命令,鼓声大作,缪拉率领的掷弹兵跑步入宫。
  鼓声逼进会议厅时,一些代表号召大家进行反抗,宁死不屈。门打开了,掷弹兵持枪冲入大厅,朝着不同方向跑去。一直没有停息的鼓声掩盖了一切。代表四面逃散,有的从门口逃走,有的跳窗而逃,但他们很快又被从四面八方逼向宫殿的军队包围起来。
  逃跑的代表被抓了回来,他们在刺刀的威逼下开了会,通过了解散议会的决定。随后,这些代表被和平释放了。晚上,在圣克鲁宫的一个灯光暗淡的大厅里,元老院驯服地通过了建立执政府的法令,把共和国的权力移交给三个执政,即拿破仑、西哀耶斯、罗歇·迪科。
  凌晨2时,3名新执政宣誓忠于共和国。凌晨3时,一切都安排妥当,圣克鲁宫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呈现出一平空旷无人的外观。拿破仑乘坐马车回巴黎去了。几天的焦虑和紧张使得拿破仑面容憔悴,疲惫不堪。面对新的前景,他陷入了沉思。这一路上,他一言未发,临到家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布里昂,我说了许多贻笑大方的话。我宁愿对军人们说话,不愿对律师们说话。这些恶棍曾使我害怕。我缺乏议会活动的经验,我会学会的。”
  雾月21日晚,拿破仑迁入卢森堡宫。法国已被他踩在脚下。

初整朝纲

  执政府成立后,拿破仑便开始任命各部长。康巴塞雷斯和富歇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和警务部长,戈丹、贝尔蒂埃和塔列兰分别担任财政部长、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督政府的旧人员留下了不少。拿破仑认为只要有才能并愿意为他的政权服务,不问过去是属于哪一党派的,他都一概录用,并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西哀耶斯受托起草新宪法。这位法学家经过10天缜密的思考,制订出了宪法草案,其中规定:由元老院选出终身大选长。这位大选长年俸600万利维尔,拥有3000名卫队,居住在凡尔赛宫。这位大选长任命两个执政分别负责战争与和平。他接见外国使节,以他的名义颁布各种法律。他是国家荣誉、权力尊严的唯一代表。宪法草案还规定元老院有权罢免大选长。西哀耶斯想通过这部宪法草案来防止法国出现独裁政府。
  可具有权力野心的拿破仑对这部宪法草案极为不满,他认为大选长仅仅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职位,他向西哀耶斯指出:“大选长仅仅是消瘦的身影,是懒散君主的身影,您能指出世上有这样的庸人竟然低贱到心甘情愿去承受如此的愚弄吗?两个执政中,一个拥有司法部长、内政部长、警察总监、财政部长、国库总监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另一个则管辖海军部长、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围绕着第一个人的是法官、行政官、财政官等穿长袍的人员;而围绕第二个人的则都是些带有肩章的军人。一个为了军队需要钱,需要征兵,一个却什么也不给。这样的政府是畸形的造物。"西哀耶斯则指责拿破仑想当君主。两人针锋相对,卢森堡宫的会议厅连续11个晚上展开对宪法草案的辩论。拿破仑凭着自己的体力和精力的优势,故意把讨论时间延长到深夜,用疲劳来征服他的反对者。最后,精疲力竭的西哀耶斯终于败给了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拿破仑,放弃了大选长制。拿破仑把文、武两个执政各自行使的职权全部归于第一执政。1800年初,这部经过拿破仑修正过的宪法草案交付全民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拿破仑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第一执政。
  宪法通过前夕,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辞去执政之职。为了酬答他们在政变中的合作,拿破仑安排他们在元老院担任终身元老,并把克龙庄园奖给西哀耶斯。接替这两位执政的是法学家康巴塞雷斯和经济学家勒布伦。他们实际上只是拿破仑顺从的助手,一个从立法上帮助他,一个从财政上帮助他。
  督政府给第一执政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而第一执政又没治国方面的经验,缺乏很多必要的专门知识,但拿破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的长处是善于积累知识,善于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能从中抓住一种正确的意见。他曾对继子欧仁·博阿尔内说:“当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城市的时候,你不要闲着,而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城市,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不会来占领这个城市呢?"因此,英国船长们曾对拿破仑感到万分惊奇:他不仅能够谈出法国船具的细节,而且能谈出英国船具的细节,能谈出英国和法国锚索的区别。在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的初期,他经常外出巡视,亲自去了解国情和民情。他把工商业问题如生产的销售、税率和关税、水运和陆运等研究得非常透彻。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听取专家们的意见。1799年12月25日期,他挑选了一些有行政经验的人组成拥有29名成员、以他为主席的参政院。参政院分陆军、海军、财政、立法、内务五个组。这五个组平时分别执行职务,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通常由拿破仑主持,他让参政官畅述己见,但最终决定还是由他来做。他曾说过:“取得战斗胜利的人,不是提出好的建议的人,而是负责执行和下命令执行这个建议的人。”
  拿破仑在一批富有经验的人才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地方行政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制。1800年2月17日,他下令取消了地方自治和选举制度。各级行政区都由一名行政长官领导。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所有官吏都由政府委派,其中大部分省长由拿破仑直接任命。这些省长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他们职权的专业化,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拿破仑认为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发达的商业。政府给工业以巨额津贴,建立新企业,举办工业博览会,鼓励机平生产。1800年2月13日,在"往来存款银行"和“商业贴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兰西银行。此银行在法国金融和工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拿破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关税保护政策,抵制国外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在交通运输方面,1800年,政府投资修建从巴黎到里尔、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和布勒斯特的各条公路,并着手开拓圣康坦、乌尔克等运河。拿破仑派遣了很多工程师到工地,自己也经常去那里,同工程师们一道拟订开拓方案。这一切加速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身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这时更加认识到人心向背对一个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为了笼络人心,他在卢森堡宫向荣立战功的官兵授予荣誉马刀和步枪。在第一批被授予马刀的官兵中,有一个叫莱翁·奥纳的掷弹兵军士,他获准上书第一执政表示谢意,拿破仑立即复信道:“我收到了你的信,我勇敢的同志;你无须提醒我你的英勇行为;自从勇敢的班纳赛特死后,你是军中最勇敢的掷弹兵。你领取了我分授的100把马刀中的一把,谁都同意,你是最当之无愧。我很想再见到你,陆军部长下令让你前来巴黎。"这封信在全军流传,法国最伟大的将军、第一执政称呼一个军士为他的勇敢的同志,这种平等的态度使整个军队热情高涨。
  拿破仑这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样也运用在文官中。拿破仑素以精力旺盛、不知疲倦而著称,他每天除了几个小时睡眠、15分钟的午餐和不到15分钟的早餐时间外,其余时间全部都用来工作。他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在他身边的每个人不得不超出一切限度来工作,然而,没有人对此抱怨。一个曾在拿破仑时期长期任职的官员说:“拿破仑有一种用亲昵而毫不拘礼的态度来提高人们对事业的忠诚的本事。他在必要的场合下,善于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下级,像对待平级的人一样。"这种本事使人们产生激情,就像他在军队里使官兵产生激情一样。人们在工作中累得精疲力尽,就像官兵们在战场上牺牲一样,毫无怨言。文官们也像武官们一样,为了得到一枚勋章或主宰的一个微笑,而不惜赴汤蹈火。
  大权独揽的拿破仑也有因意气用事而作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但性格倔强的拿破仑什么时候也不走回头路,即使明知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他也不会立即去改正它。在他初为执政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799年春拿破仑在埃及时,督政府曾把曼图亚城防司令一职授予拉图尔·弗阿萨将军。拉图尔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不久,奥军便来围攻曼图亚。7月间,拉图尔将军向奥军投降,曼图亚失守。督政府怀疑拉图尔将军暗通奥军,便下令军事法庭调查这位将军的行径。拉图尔回到法国后,立即为失守曼图亚辩解。拿破仑升任执政后,听说这一案件,气愤异常。曼图亚是他蒙受了巨大牺牲才拿下的,如今却失守在这位将军的手里,不能不心痛。他不等拉图尔的罪责得到证明,便停止了军事法庭的调查,宣布拉图尔有罪,并发布了一道针对他的激烈法令。这一专断的决定引起了众多将领的不满,他们不由得担心日后一旦失欢于第一执政,也会因第一执政的一句话而断送前程和生命。事后,平静下来的拿破仑开始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些过激,他的秘书也指出他的做法不妥,劝他改正这一决定,但拿破仑答道:“也许你说的对。可是事情已经做了,法令已经发布。我向每个人都这样说明,我不能回转脚步。后退就是失败。我不能承认有错误。过些日子我们再看怎么补救吧。”
  这个时期,卢森堡宫办了一件喜事,那就是拿破仑的妹妹卡罗利娜与缪拉将军举行了结婚典礼。缪拉虽出身低微,但举止文雅,风度高贵,深得执政夫人约瑟芬的喜爱。当时有人传说约瑟芬与缪拉有暧昧关系,为了证明这纯属谣言,约瑟芬极力劝说拿破仑将妹妹卡罗利娜嫁给缪拉。拿破仑很高兴看到妻子对这门亲事如此热心,便欣然同意了。卡罗利娜与缪拉很快就举行了婚礼。
  拿破仑虽为第一执政,但他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执政府只不过是迈向君主制的一个步骤。卢森堡宫变得太小,容纳不下政府首脑,拿破仑决定要搬到法国历代国王的寝宫杜伊勒里宫去住了。
  迁出卢森堡宫那天,拿破仑神情得意地对布里昂说:“我们到底要睡到杜伊勒里宫去了。我一定要排列仪仗前往。这本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们必须铺张一番,因为百姓喜欢。督政府太简朴了,因此没有威信。简朴在军队是适当的,但在一个大城市,在一座宫殿,国家首脑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引人注目。”
  1时整,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3000名精选士兵以齐整划一的步伐在乐队高奏声中行进。将官和他们的幕僚骑马,各部部长乘车。独有执政乘的马车由6匹白马拉曳,令人想起光荣与和平。这些漂亮的马匹是坎波福米奥条约缔结后德国皇帝赠送给拿破仑的。拿破仑还佩带着弗兰西斯皇帝馈赠他的贵重马刀。与第一执政同乘一辆马车的是另二位执政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通往杜伊勒里宫的各条大道上都有卫队夹道欢迎,民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军队在杜伊勒里宫前面的广场上列队。第一执政下了马车,纵身上马,检阅部队。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还有许多衣着优雅的妇女,他们异口同声地高呼:“第一执政万岁!”拿破仑缓缓地走过各个团队,向他们说了许多鼓舞士气的话。然后,他在接近杜伊勒里宫大门处就位,右侧有缪拉,左侧是拉纳,背后站立着大批年轻的勇士,他们的颜面已被埃及和意大利的太阳晒得黝黑。在这里还悬挂着第93、43和30等几个残旅的军旗,这些旗帜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旗杆,上面挂了几条已被硝烟熏黑的弹痕累累的碎片。拿破仑对着军旗脱帽鞠躬致敬,顿时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同声喝彩。军人排成单人纵列后,拿破仑正步跨进了杜伊勒里宫的大门。

平定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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