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肉店的由来,彭德怀传

2019-11-0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90)

  不久后,蒋介石将宣抚使署名义取消了。从此,对红军不再抱这样的幻想了。

  11月29日,刘伯承出席了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授衔授勋典礼。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176名高、中①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将原来的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六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济南、武汉、兰州、昆明、内蒙古(后划归北京)、西藏(后划归成都)和新疆部队(后改称乌鲁木齐部队),以后,又组建了福州部队。

   一天卖七八头肉,十分繁忙,卤肉早已顾不得做了。每日凌晨四五点就得起床,着手准备工作,妻子在一旁帮忙。刚开始很不适应繁忙的体力劳动,胳膊腿都肿胀了,一摁一个深坑,半天也不能复原,几次想找帮手,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随着技艺的日臻成熟,胳膊腿也练就了非凡的功夫,慢慢地就习以为常了。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

   初中时的一位同学王会延,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考取某炮兵学院,分配至银川某部队服役,后提升为团职。2003年功德圆满,拿了几十万元退休金光荣退休,回乡省亲,听说我在县城杀猪卖肉,想找我喝酒叙旧,可是问遍了大半个韦曲,没人能知道我的名字。

  〔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静下心来,逐渐想通其中的道理:愈是非常时期,人们把生命愈看得贵重,即使是惜财如命的人。在屠宰场,按质论价,我看见歹货,就心慌意乱。只要货好,即使无人要,放在案头,也看着舒服,所以总是进购一流货,价格略高。一般居民不在乎两三毛钱,吃个放心,但有的食堂、餐厅、饭店计算成本,专拣便宜货。“非典”时期,饭店生意一落千丈,而我的客户散户居多,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因而异常火暴。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自此以后,再从西安拉肉,不再雇用嘣嘣车,改换成面的,不就贵几个运费吗?人可舒服,不用风吹雨淋,不必担惊受怕,如今都讲提高生活质量,咱们把工作质量也提高提高,想必不会遭什么非议吧!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想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进行了连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搞了十次思想整风。不断批评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高了学员、教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保障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你不卖肉,害得我们都没地方买放心肉了。”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批发商精明得很,一看偌大的市场空空荡荡,就会猴急,狗急跳墙,担心批发不出去,臭在手里血本无归,“唉”的一声,赔本的买卖行家做,竞相跌价。这时再瞅准时机,适可而止,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人心没底,一刀子就想将人家割死。否则,到了最后,价是很低,但也没有了好货,得不偿失。

  正在深入展开土地改革斗争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三军团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数干部继续坚持,要三军团夺取赣州。我接到这项命令也是乐意执行的。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晚上关了店门,雇个汽油嘣嘣车,八时前后准时到达批发市场。批发市场是鬼市,价格不稳,忽高忽低。倘遇雨雪或者周末,市场的货少,价格看涨,这时不敢犹豫,抓紧时间赶快上货,最好找熟悉的批发商,照顾情绪,多少也得优惠点。否则,一转眼,价又涨了,甚至断了货源,第二天案头就得揭白板。当然也有“蹲死”的时候,一头头大肉挂过满满几十杆,少人问津。这时,你千万谁都甭搭理,躲得远远地,找个地方坐下,慢慢地喝酒抽烟,饭钱、烟酒钱不用操心,批发商会替你买单。你要是沉不住气,瞅上熟人一眼,他就会把你黏住,帮帮忙也得进他的货,他给你再优惠,最终发现还是价格太高了。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附近就是安泰酒店,那么大的标志性建筑,偏偏要说立交桥,眼睛莫非让鸟给啄了?”

  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将车修好,我又去乘中巴时,已到了晚上十点,中巴车主趁火打劫,票价成倍地翻,一元变成了两元。没办法,总比出租车便宜,先坐上再说。将到韦曲,手机又响。车又坏在了三爻村立交桥下,气得我差点儿把手机摔了,想想摔了也是白摔,还得花钱另买,又没处报销。我又下车,急往回折,一摸口袋,已被中巴车打劫得一文不名。好在韦曲距离三爻村并不远,于是就发扬红军二万五的精神,步行过去。走到立交桥下,嘣嘣车踪影全无,照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过去,对方是公用电话,说人八辈子前都走了,待要仔细询问,对方挂断了电话,再打,对方索性不接了。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有人也许奇怪,“非典”时期,人们畏SARS如蛇蝎猛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使迫不得已,也会戴上厚厚的防毒面具,缘何生意还会火暴?

  创造新苏区 学会做群众工作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天无绝人之路,上天有好生之德。一日闲得无聊,在街头瞎逛,路遇几位老主顾,问及近况,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他们叹息之余调侃道:

  打赣州

  11月17日,刘伯承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现地组织指导这次演习。

  装车之后拉到韦曲,又不敢贸然直接进店,必须先拉到食品公司和动检站的复检点,分别上完费,第二天方敢放心地出售。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作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生气归生气,牢骚归牢骚,心平气和之后,问题还得解决,谁让咱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上了卖肉的这趟贼船呢?

  过了两天,黄梅庄这个大流氓果然来到黎川,还带一青年特务,装扮为学生。进我军防线时,自称是黄公略亲兄,警戒部队把他送到三军团指挥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约滕、袁、邓谈。介绍黄梅庄的情况:黄梅庄系大学生,黄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余岁,看起来似公略的父亲。他虐待公略,不给公略钱上大学,贱视公略母更甚。蒋委任黄汉湘为宣抚使,幻想勾引黄公略叛变,黄梅庄即为此事来穿线。黄汉湘系政客,黄梅庄为流氓。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环提为妾的,平江起义后,被黄家逐出家门,她表现很好,对公略无怨言。我说,对黄梅庄不采取欺骗手段,就得不到实证。得证据后将黄梅庄处决,再告公略,断绝蒋介石的幻想。他们同意了。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我当初的肉店叫“百兴肉食店”,取“百姓”之谐音,喻百业之兴盛,可惜未能长久,也未能兴盛,结果无疾而终。新店开张,仍沿用过去的老招牌,一方面,节省一百余元,不用另做新招牌,更重要的是借老招牌招徕老主顾,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嘣嘣车的载重有限,拉七八头肉,已累得气喘吁吁。一次,批发市场“踢死”,我进了十头肉。人自然无法坐,我步行一截路,刚坐上回韦曲的中巴车,手机响了,嘣嘣车的车胎爆裂在了批发市场的大门口。我赶紧下车往回赶,白白浪费了不少感情,还是借不来千斤顶,只好在马路边铺上塑料布,将大肉一头一头地卸下,一人看货,一人找地方补胎。

  杀了黄梅庄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然而,市容局不同意,他们要规范管理,严格实行一店一牌制,没有招牌,就得关门,决不姑息养奸。

  (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10月17日,刘伯承以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的名义,发布了演习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加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和部队都要充分认识演习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参观见学人员服务,为高级干部的教育与训练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思想、组织、训练诸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些同行看着眼馋,以为我祖上烧了高香,选中了风水宝地,于是纷纷迁址,想方设法搬到我的附近。我刚开业时,韦曲环南路一带仅我一家肉店,短短两年,竟增加了二十余户,快变成“肉食一条街”了。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级军官以各级军衔和勋章。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中,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23人被授予中将军衔,2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役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官系”。

   嘣嘣车司机的小灵通既不灵,也不通,偏偏在这时,老天又故意与我作对,竟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我又冻又饿,久找不着嘣嘣车,以为车修好之后又开走了,就又返身往回赶,还未走到,电话又响,问我怎么还未到?我询问具体位置,才说在安泰酒店附近,离立交桥尚有一段距离。我的肺几乎被气炸: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十五 眼镜肉店的由来(2)

  这时,膝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还在等我告情况,我即将实情告知。袁说:“将黄梅庄头割下来,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贼前来的特务,星夜赶送南昌,只说黄梅庄已密去黄公略处,数日后可来此地接他。”此事交政治部保卫部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处理的。邓萍以公略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将黄头密封,信附其间,交黄梅庄随从速送蒋介石。将黄梅庄罪证和处理经过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兴地回了信,同意我们的处理。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后来,与批发商逐渐熟悉,他们见我量大,争先恐后地给我免费送货。有一次,我进了十二头肉,批发商的东风大货车给我拉回。累了一天,我自己也懒得卸货,便雇了一位“板的”司机,说好十二头肉给七元钱。“板的”司机抱一片数一次,肉架子上已挂了十多片肉,车子上还有很大的一堆。待弄明白了“头”与“片”的区别后,“板的”司机连呼上当。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今天,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已经接近午夜子时,冷风飕飕,雪花飘飘,寒意阵阵。车坏在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平时那么多修理铺,紧要关头,却一家都找不着。万般无奈,只有先卸载,再作计较。奇怪的是,货卸完后,嘣嘣车一发动,“呼”的一声,险些撺进路边壕沟,司机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发现嘣嘣车偷工减料,钢板太软,稍一吃重,车厢下沉,车帮与轮胎紧紧地粘贴在一起,成了自然的闸皮。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只占8.9%。现在有教授会50个,专修室86个,教员1300多名。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已占63%。已经从毕业学员、在职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

   一般来讲,车碾旧辙,买主走熟路。专卖店轻易不能歇业,倘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顾客会认为不实在、靠不住,销量就要大打折扣。新店开张之初,因熟客稀少,税费增加,生意萧条,第一个月即赔本一千元。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利用与屠宰场熟悉的优势,将头、蹄、下水等批发进来,加工卤肉销售,以增加品种。

  三军团东渡赣江

  这一天,刘伯承发布了建校五周年嘉奖令,授予战术教授会写作组等13个单位以集体奖励;授予杨得志、张震等33名同志以一等奖;授予廖汉生、吴克华、林浩等118名同志以二等奖;授予孙继先、左良等494名同志以三等奖,以表彰这些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教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与保障工作,为军事学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粉碎第二次“围剿”

  这些数字,记载着军事学院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程;记载着在学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全院教职员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

   言者无意,闻者有心。我杀猪卖肉两年,在环南路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何不利用现成的资源,重操屠刀,再作冯妇?于是经过充分筹划,2002年元旦前夕,我在韦曲南街重新高价转让来门店,简单地进行整修之后,肉店又开张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第二天,刘伯承又陪同朱德视察了军兵种教授会的专修室。专修室布置一新,整洁明亮。墙上挂着一些兵器的照片、图表;地上放着这些兵器的实物或模型;桌子上摆着沙盘和其他教具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图表,指点着一些兵器,和他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朱德,这种专修室每个教授会都有一个,全院共有几十个,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朱德称赞专修室建得好,并建议内容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一般卤肉店,为降低经营成本,往往调味品少放,肉煮得生硬,我将之作为副业,正好相反。一位从青海省公安厅退休回乡的老者,第一次来我店里买猪肚,吃着舒心,第二天又来,将肠子、肚子全部买走,放在冰箱里慢慢享用。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2003年,长安撤县设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堪称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宣传长安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于是有关部门斥巨资请来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的明星、大腕们演艺助兴,市容环卫局亦开展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大检查活动。我的招牌陈旧,影响市容,更影响长安改革开放的形象、招商引资的大局。市容局令我摘除,否则强制执行,还得收执行费。我想新店已经营一年有余,老主顾都知道了我的所在,要不要招牌无所谓,于是就不打算再做新牌匾。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几年来,刘伯承在军事学术上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指导集团军战役演习,为发展和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使全军高级干部掌握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查来查去,找不出症结所在。嘣嘣车发动起来,马达轰鸣,就是纹丝不动。问过司机,才知道路不平,颠簸了一下就成了如此模样。

  过去我与黄见过面,这次我装得分外“亲热”,待以丰盛午餐,且专备“竹叶青”。我敬了他的酒,说:“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饮一盅。”他一口即干,我说:“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饮。”他说:“我喝两盅,你一盅。”想把我弄醉,搞情报。他只知道我不饮酒,不知道我能饮而不饮。我喝了两三盅,还吐了一些,他满满地喝了五六盅,说:“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得真快!”我说:“不大,公略军才三万人,我也不过五万。”他见我说出兵力,很高兴。说:“再喝一盅。”我喝了半盅,说:“好!汉湘先生高升,公略与我同贺。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祝你成功。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如有好处,幸勿瞒我。”他连说:“不敢!不敢!”他酒量虽大,此时亦有半醉。我说:“我们共才几万人,能编个什么呢?”他说:“总司令!总司令!公略去仍当军长。”尽吐实情。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吧,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不是。委员长(指蒋)、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当时,他酒已到八九成,说话颠三倒四,连说:“高兴!高兴!再来一杯。”我说:“勉陪吧!”谈着,他把皮箱底层剖开,从夹层拿出蒋介石、黄汉湘给公略的信。蒋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黄信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一套鬼话。看他酒性发作,似难支持,我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时再谈。”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许多老主顾又陆续找到小店。第二个月盈亏相抵,第三个月略有盈余。从此,生意一月赛过一月,至2003年“非典”时期达到峰巅。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考试从上午8时开始。应考学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考场大楼,按顺序先到各个候考室等候,听到点名后进入应考室。应考室正中坐着主考官,两旁是陪考官和苏联顾问。应考学员先向主考官报到,接着就抽签答题。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整个考场气氛紧张、严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三堂会审”。这一天上午,刘伯承陪同朱德视察了整个考场的情况。朱德还亲自考了两个学员。下午,朱德听取了陈伯钧教育长和学院首席顾问罗赫里斯基的汇报,并接见了全院教授会主任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军事学院创办三年多来,在“传授先进军事科学”“为全军培养高、上级干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告诫学员要把技术与战术同等重视起来,“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他极口称道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协会的创举,要求学员毕业后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研究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强调指出:“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要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荣耀的事业。

   我认为,招牌是一个门店的名称,如同人的姓名一样,只是一个符号、代码,要尽量简洁明了,通俗易记,最好能与主人联系起来,反映主人的特征。我刻苦读书十余年,死读书读死书,没能读懂社会,却读坏了眼睛;知识奉还给老师,近视眼却留给了自己。无论干什么,总离不开厚重的老式眼镜。消费者不知我姓甚名谁,便以“眼镜”称呼我,我也稀里糊涂,胡叫冒答应,久而久之,“眼镜”便成了我的“绰号”,也是我的特征,可以将我与其他肉贩子区别开来。同时,虽然这么多年自己从事的职业与文化边儿也沾不上,但在骨子里,我恬不知耻,厚着脸皮,仍以文化人自居,“眼镜”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故取名“眼镜肉店”,寓自食其力,开店做生意不欺客,绝非古时候的蛮横屠夫镇关西。

  从军事上看,当时罗卓英率两个师从吉安沿赣江西岸南援,广东两个师六个团由南雄沿粤赣公路北援,我应集结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南康机动位置,另以其他部队围困赣城进行佯攻。那次消灭两路援军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机会,但我未积极建议打援。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其次敌情不明,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如当时守敌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开了。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同时,刘伯承也强调不要放弃领导。他指出:“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较之长安,西安的大肉批发价格低。为了节省几个钱,到了冬季,我有时到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搞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必须重视。我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年冬成立,约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祁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做改组派〔46〕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说明这些布置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要坚持根据地,红军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是复杂的问题,要有时间逐步去解决。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这些问题总算是大体得到解决,但在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深刻。

  3月25日,甘泗淇来到军事学院,首先主持了政治理论国家考试。接着,学员们又进行了军事想定作业的国家考试。

  “你找眼镜,同行没有不知道的。”事后我对他点窍。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1955年,军事学院教育训练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都是令人鼓舞的。

   一晚上折腾了两次,我精疲力竭。另雇了车,将货拉回肉店,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冬冷寒天,刚睡下脚还未暖热又得起床,况且熬过了眼,不一定能睡得着。”想到这里,索性不睡了,泡杯浓茶,过足烟瘾,喘口气,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粉碎第三次“围剿”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和鼎师,转移到江西之黎川县做群众工作,筹款,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进攻。这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这是“宣抚”谁呢?当然是蒋介石在两次大举进攻失败后,企图以阴谋手段分裂红军,“宣抚”黄公略。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在总结报告中,刘伯承用十分清朗、欢快的语调,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五年来,学员系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学员系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10个,现正筹备成立战史系和化学兵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发展到近3000人。

  注 释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个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军团奉总前委指示,分布在会昌、安远、寻邬、信丰及鄠都以南地区,中心是放在会昌、安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两个多月的成绩还是不小的:消灭地主武装,肃清民团;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创造新苏区;成立了一个赣南独立师,一千五六百人,黄云桥为师长。每个新成立团是从三军团中抽一个连为骨干扩大起来的,很快就有了战斗力。这个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也是好的。三军团本身由一万五六千人东渡,经过三次反“围剿”战役,只剩有一万人左右。现又争取了约四千人补充三军团,建立了安远、会昌、寻邬、信丰四个县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约近半数地区分配了土地。我当了三年多红军,这时才学会分田。对毛主席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才体会到:只有做群众工作,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群众才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队中的阶级觉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筹款、筹给养时也不会把富农当地主打。对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了体会。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粉碎第四次“围剿”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参加国家考试的324名学员,以优良成绩结束了在军事学院的生活。他们象一颗颗种子一样,撒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之中。

  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刘伯承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当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时,他从毕业的400多名学员中,一下就留下了200名当教员。又从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测绘学校等的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当教员。这样,就较好地改变了军事学院教员队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员队伍的质量。不仅适应了当时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来分校建院准备了师资力量。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刘伯承致完训词,向全体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奖状和奖品。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五年来,教员队伍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学院成立时,有教授会11个,教员29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

  这一天,军事学院隆重召开了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作《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

  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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