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三十三章在动乱中稳定军队

2019-10-3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99)

  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一“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19天后,纽约股票市场全面崩溃。全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快美国东部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一些人纷纷跳楼自杀。经济大恐慌像瘟疫一般向南部袭来,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希尔顿感到自己正坠向深渊。

  1966年,中国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83〕、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尽管如此,埃尔帕索的希尔顿大饭店还是在1930年11月5日建立起来。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大饭店揭幕那天,观众比旅馆一年的宾客居住人数还多。当人们看到华丽的套房、直达云霄的19层大厦和300多间以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以及拓荒者的传统风格布置起来的房问时,无不惊讶,叹为观止。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但是在那样的萧条年代,温饱都没有,又有谁来住这样豪华的饭店呢?在加上维持饭店的各种基本设施费用,希尔顿被迫卖掉了几个连锁店,但还是无法应付一天天堆积起来的债务。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①斗争集中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稳定军队”问题展开。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奇迹发生了。7位仍然对希尔顿充满信心的亲友各自掏出了5000美元,有一张支票上签的名字是“玛莉·希尔顿”,那是他的母亲!为了助儿子一臂之力,这位伟大的母亲倾其所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妄图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篡党夺权的工具。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之后,希尔顿借到5.5万美元。他孤注一掷,投资石油。他清楚,如果成功,数字将翻番;如果失败,将再次一无所有。希尔顿把仅剩的8角8分钱装进口袋,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他,在往后的3年中,正是这个油矿为他付清了所有的欠款。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祝②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据查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以及访问刘志坚、李曼村等回忆,主要的有:(一)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二)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由于希尔顿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心,他仍然艰难地维持了下来。熬过30年代的大萧条,当罗斯福总统的“全国复兴法案”颁布之后,希尔顿开始感到脚跟已经站稳,可以再跨前一步,去继续尝试实现自己的美梦了。

  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三)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①访问韩双亭、史进前、吴德谈话记录,1985—1994年。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1936年,希尔顿拥有的旅馆又恢复到了八家。在几次成功的收购后,希尔顿并没有满足,因为他想要得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饭店——芝加哥的史蒂文斯大饭店,为此,他一直暗中关注着它的动向,1945年,机会来了,希尔顿与史蒂文斯饭店老板经过三次讨价还价,终于以150万美元买下了这家饭店。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11月11日。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永不满足的希尔顿又把自己的目标瞄准了纽约,瞄准了被誉为“世界旅馆皇后”的华尔

  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五)8月16日, 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六)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七)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道夫大饭店。这家饭店位于纽约,堪称世界上最豪华、最著名的饭店。早在1931年,希尔顿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这座大饭店的照片时,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在它下面写上“饭店中的佼佼者”几个字。将这张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之物,他发誓一定要弄到手。经过前后18年的努力,希尔顿终于如愿以偿。在1949年10月12日那天,这家饭店终于属他所有了。希尔顿后来提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收买‘华尔道夫’,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常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①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化大革命”、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槁乱军队。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1954年10月,希尔顿再接再厉,用1.1亿美元的巨资买下了有“世界旅馆皇帝”美称的“斯塔特拉旅馆系列”,这是一个拥有10家一流饭店的连锁旅馆。希尔顿成功地做成这笔交易,是旅馆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也是当时世界上耗资最大的一宗不动产买卖!

  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他们经过精心策划,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是,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向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①访问问廷一、胡友之、朱军、莫阳、李文芳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希尔顿实现了他独霸旅馆业的美梦,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国旅馆业大王。这时,他的目光已超出了美国,而放眼世界旅馆事业,成立了国际希尔顿旅馆有限公司,将他的旅馆王国扩展到世界各地。在伊斯坦布尔、柏林、伦敦、东京、罗马、雅典、曼谷、香港……一座座希尔顿饭店巍然耸立。“希尔顿”已遍布全球,除南极之外,几乎各地都有。希尔顿的事业跃上了新的巅峰,成了世界旅馆之王!

  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后来希尔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前提是,你必须胸怀梦想,并配合以祷告、工作,否则祷告就失去了意义。这二者就像是梦想的手和足一样。”这就是希尔顿为什么成功的原因吧!

  二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成功秘诀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当议员、参军、开银行——开旅馆。丰富的行业游历丰富了见识。

  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有“让旅馆的每一尺地方都能产出黄金”的信念。

  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扩张、扩张、再扩张。

  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①林彪、陈伯达无视叶剑英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全国大量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 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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