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第十六章

2019-10-2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5)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1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2“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4“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6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7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8“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9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10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1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12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3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14“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5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16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17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18一九三三年初秋,顺着眼以牙还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个“酷的教育”的说法:“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19几乎同时,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为革命的暴力开脱。他详细叙述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梗概:“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人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造主义者[指堂·吉诃德],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又引用剧中一位革命者德里戈对堂·吉诃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玉,我们是专制的。……”然后称赞道,“不能不称赞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20把革命的残暴誉为“正确的战法”和“坚强的意志”,他在这时刻,是完全被敌我意识牵引着,站到“踏着残酷前进,的立场上去了。
  鲁迅要剔除的另一种思绪,就是对大众的轻蔑,他现在是指望“愚人”来支持世界,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去揭发他们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21从在日本的时候起,他自己不就经常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愚昧无救的读书人么?可他现在的立场变了,虽然承认老百姓确实“像沙”,但他强调的重点已经转移,不在他们怎样像“沙”,而在他们如何被治成“沙”,锋芒所向,是统治者了。一年以后,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亚的《凯撒传》,指责民众永远是受人操纵,“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国人的话,把这“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解释成民众对“鸡”、“狗”的赏玩:“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23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24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
  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25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暴,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一九三0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26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活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这也是役有办法。叶赛宁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盼残暴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27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28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29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30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能够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他也就获得了心理平衡,他现在可以隐约地自居为新知识分子,而放纵他对“旧”知识分子的失望。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31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32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33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34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35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36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37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38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39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40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41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42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43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44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45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46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47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8,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49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诺贝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他的财产累计达30亿瑞典币。但是他与许多富豪截然不同。他一贯轻视金钱和财产,当他母亲去世时,他将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慈善机构,只是留下了母亲的照片,以作为永久的纪念。他说:“金钱这东西,只要能够解决个人的生活就够用了,若是多了,它会成为遏制人才的祸害。有儿女的人,父母只要留给他们教育费用就行了,如果给予除教育费用以外的多余的财产,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鼓励懒惰,那会使下一代不能发展个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聪明才干。”

  陈炯明叛变后,在广州市区纵兵抢掠,激起了广州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

  1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2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3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4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5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6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7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8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9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10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11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12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13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14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15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16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17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18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 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19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20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21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22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23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24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2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26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27同9。
  28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29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30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31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32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33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34同上。
  35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36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37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38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3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40同26。
  41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42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43鲁迅: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44同14。
  45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46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0年第二期。
  47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48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49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与别的发明家不同,诺贝尔不仅仅是呆在实验室的研究者,也是一个出色的商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他终生守着自己研究、自己创造、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不变法则。他很了解商业界的阴谋险诈与反复无情的激烈竞争。诺贝尔将世界各地硝化甘油炸药公司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托拉斯”,无论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均由他独揽大权。

  1920年初,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梅县雁洋堡,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做,在家闲祝他常常到丙村培基学校,借阅《孙文学说》等革命书籍和报刊。

  注释

勇于为科学献身的坚持。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动员令,命令各军出师北伐。北伐军前锋部队很快进入了湖南境内。但是,早已从广西返回广东的陈炯明,阳奉阴违,千方百计破坏北伐。他不但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联盟,阻止北伐军假道湖南北进,而且与直系军阀吴佩罕暗中勾结,准备夹击北伐军。3月21日,陈炯明在广州暗杀了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孙中山发现陈炯明居心叵测,遂变更北伐计划,督师回粤。4月中旬,他在江防舰队护卫下,率领大本营由桂林沿西江到达梧州。他电召陈炯明至梧州商讨北伐大计,陈炯明不但不去,反而以辞职相威胁。孙中山十分气恼,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但仍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以冀其悔①叶剑英:《忆孙先生在桂林》,1938年3月21日。

聪慧的天赋与好动、好奇的性格。

  三护卫大总统脱险

诺贝尔把他的毕生心血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但他却终生未娶,一生过着独身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他谦虚谨慎,拒绝别人的吹捧,不让报纸刊登他的照片和画像。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但在生命的垂危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对新型炸药的研究。1896年12月10日,这位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和实验家,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逝世。

  邓泽如一向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接到叶剑英等人的信后,当即捐赠一笔款项,并将南洋爱国华侨数十人的名单和通讯地址寄给叶剑英等人。叶剑英等逐个发函募捐,同时还给海外各埠云南讲武堂同学写信求援:“学长无恙。??迹者,陈逆竟存,数月以来劫杀奸淫,惨无人道,近复包藏祸心,窥窃公器,忽然以吾粤市政各局抵押自肥,作外人监督财政之俑,陷粤人于万劫不复之灾。凡有血气之伦,对兹逆贼当手刃其胸,生食其肉??凡我侨胞,或还海外,或职军营,当本爱国之忱,建成义成仁之举。

在诺贝尔遗嘱刚刚公布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举动还不能完全理解,包括他的亲人和同胞,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当初诺贝尔执意设立的奖金却成为瑞典人最引以为豪的骄傲。其中的三个科学奖项从1901年第一次评奖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以其权威性和公正性而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和尊重的科学奖项。

  时剑英听到言岭关失守,主动请命,率第八旅开抵关前,准备反攻,同时报告此刻正在广州养病的张民达。张旅长闻讯,抱病返前线督战。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终于挫敌破关,夺回要地。守放大部投降,小部逃窜。言岭关大捷,使粤军士气大振。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赢了这个硬仗,成为名震一时的战将。

在瑞典诺贝尔开办过4家工厂。1865年,诺贝尔又在德国汉堡开设了德国的诺贝尔公司;1873年至1891年迁居法国期间,法国诺贝尔公司所属的工厂开办到7家;英国的诺贝尔公司所属的工厂曾发展到8家;到70年代,诺贝尔已成工业巨富,他委托大哥在芬兰和俄国开办了化工厂,还投资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后者曾是诺贝尔巨额资产的重要财源之一。

  一连数日,孙中山率领舰队,与叛军顽强作战。一天,叶剑英看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白色小艇驶近“永丰”舰,从艇上下来几个英国人,登扶梯上了“永丰”舰。叶剑英后来得知,这几个洋人竟以白鹅潭为通商港口和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向孙中山提出无理要求:舰队驶离白鹅潭,孙中山离粤,以平息事态。孙中山当即给予严词驳斥。但孙中山毕竟因兵力不足,难以控制广州。

孤独的超级富豪

  待他迈进家门时,父亲已经去世。叶剑英顺从母意,借了一笔钱,办理了父亲的丧事。不久,他又返回粤军,到工兵营任职。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际工业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许多有名但却保守的英国企业,没有像英国诺贝尔托拉斯那样,及时地通过卡特尔或其他方式来设法保护自己。因此,它们遭到德国等地企业的尖锐竞争,悔不当初。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出讨陈通电,号召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孙中山令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下,于16日占领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回老巢惠州。孙中山随即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设立大元帅府,复任陆海军大元帅。

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好学、好思考的好习惯。

  悟。这期间,孙中山令海军司令温树德和陈策接管驻黄埔的北洋舰队,扩充海军陆战队。4月12日正式任命陈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叶剑英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后来各国的公司和工厂被改组为两个国际托拉斯:英德托拉斯和拉丁托拉斯。从1886年到1896年的10年间,诺贝尔跨国公司已遍及21个国家,拥有90余座工厂,雇工多达万余人,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诺贝尔跨国公司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

  五参加驱桂战役

基于这样的思想,同时为了弥补炸药在战争中造成的伤害,诺贝尔不顾其他人的劝阻和反对,在遗嘱中指定把他的全部财产作为一笔基金,每年以其利息作为奖金,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中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奖金分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及支持和平事业等5份。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从1901年开始,每年在他去世的日子里,即12月10日颁发诺贝尔奖。

  接着孙中山将入闽粤军组成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又将驻广西的桂军、滇军及驻西江一带的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叶剑英在香港听到讨贼军组成的消息,立即赶赴福州,投效东路讨贼军,被委任为总部参谋。东路讨贼军第八旅旅长张民达,是广东梅县人。他听说时剑英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就向许崇智提出,要叶剑英到八旅当参谋长。得到许崇智的批准后,叶剑英于是到第八旅赴任。

成功秘诀

  叶剑英到达福建漳州粤军驻地,粤军司令部兵站总监张醁村接待了他,并很快把他安排在粤军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过了些日子,叶剑英要求到基层部队去,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于是,他被派往熊略支队担任见习教官,训练士兵操炮。

  孙中山的卫队只有50人,他们顽强抵抗。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孙中山的秘书林植勉和参谋林树巍不顾一切,强架着孙中山,走出越秀楼,冲出叛军的包围,向长堤天字码头奔去。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政府。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9月,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打败桂系军阀部队,占领广西。桂军头目陆荣廷经越南逃往上海。两广统一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上,讨伐北洋军阀。10月15日自广州乘“宝壁”舰西上赴桂,经梧州、桂平、南宁等地, 12月4日,抵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叶剑英被吴铁城、陈策等荐举为大总统随员,跟随孙中山到达桂林。大总统行辕和大本营驻扎在桂林风景秀丽的王城。叶剑英被分配在幕僚处供职。这个处根据《大本营条令》,负责作战军令参谋事宜。

  1921年12月上、中旬,孙中山在桂林王城大礼堂里,向上千名北伐军官佐发表了以《军人精神教育》为题的三次演讲。叶剑英每次必到,认真仔细地听课。孙中山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精力、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深深地打动了叶剑英的心。他后来在一篇回忆孙中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的将士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军队的精神。孙先生在桂林对各军将领所进行的精神讲话,是每一个统帅所当服膺的。”①叶剑英在军官教导团任教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接到一项新的使命。孙中山为了保障抚河上运兵船舶的航行,令陈策任抚河航务管理局局长,并从大本营抽调叶剑英担任护航第二营营长。叶剑英随即以主要精力投入紧张的护航任务和部队整训,随时准备参加北伐,同时仍然兼顾着军官教导团讲授未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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