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初皈神灵的狂喜

2019-10-2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84)

  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第一节长江局军委书记

但鲁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不断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却不以为然,经常还是兴致勃勃,对将来充满信心.他还年轻,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还不能充分领会艰难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为,他这时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刚刚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正处在一个信徒初皈神灵时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这事情还要从他在南京时的看闲书说起。他看得相当杂,既读小说,从《茶花女遗事》开始,凡是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有一本就买一本;也看报纸,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后来到日本,阅读的面就更宽,一九0三年七月他特地写信给周作人,向他推荐约翰·穆勒的《名学部甲》【即《逻辑体系》】,可见兴趣有多大。他当然并不能都读懂这些书,但靠着严复对赫脊黎的学说的中国式的简化,①更由于梁启超们对社会进步的前景的动人的鼓吹,那种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那种后人必胜于前人,将来必优于现在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却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头脑。可以这么说,他这几年间阅读的主要收获,便是知道了严复式的进化论。
  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是很难体会一百年前鲁迅初次知道进化论时的兴奋心情了。从我们这一代懂事的时候起,进化论就已经是一个"常识"。从小学课本起,我们接受的全部正规教育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进化论,我们在课堂上学来的有关时何和历史的全部知识,都被牢牢地框限在历史进步论的范围之内,以至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认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天经地义,不证自朋。可是,鲁迅时代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西方思想才刚刚传入,影响极为有限,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依然是传统思想的天下。说来也怪,中国的历史著作那样丰富,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却颇为单一。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老于对"小国寡民"的赞扬,还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更不必说墨子对"上古"和"当今"的种种比较了,基本的思路都是一个:今不如昔。正是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悲观主义描述,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复古理想,而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轮回"式的循环论观念。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似乎又不断在证实那历史沉沦的悲观主义描述,证实那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思想。你当可想象,到鲁迅开始认字的时候,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传统,会对读书人有多大的权威。事实上,鲁迅在读到《天演论》之前,脑子里原有的历史观念,就正是复古和循环的那一套,他别无选择,他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观念,就只能接受它。
  不用说,他愈是厌恶四周的现实,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就愈对他造成精神的重压。一个人不满现状,,总是因为他另有一个理想,既然现实已经是一个坏的世界,那他理想中的好的世界,就只能存在于将来,也就是说,不满现状者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将来。可是,传统的历史观念却告诉你,你憧憬的将来并非真正的将来,它实际上是过去,你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复活过去。但是,你和统治着现实的既存的势力相比,谁和过去更加接近呢?当然是它,不是你,因此,传统的历史信仰实际上是把反抗现实者诱到了气馁的边缘,你是在和一个比你更有资格代表理想的对手作战,你稍微缺乏一点毅力,就会一下子跌进绝望的深渊。更何况,还有那个历史不断沉沦的悲观描述在旁边捣乱,你就更难摆脱绝望的诱惑。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对现实深恶痛绝的人,却少有坚决行动,来彻底改变现实的人,即使真的动手了,许多人也最终都陷进绝望、颓唐、甚至精神崩溃的境地,这传统历史观念的无形的窒息,正是主要的凶手之一。绍兴城里那一位比鲁迅早生三百年的徐文长,便是一个例子。
  难怪从清代中叶开始,一代一代的改革者都竭力来打破这种传统历史观念的桎桔。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鼓吹社会改革,常常都是以倡导新的历史观念,作为第一阵开场锣鼓。但是,龚自珍也好,魏源也好,最后都程度不同地落入了循环论的窠臼,即使强调历史不可重复,也不过是重申韩非式的主张。康有为那个"进化有渐"的历史观念,更是直接套用了公羊三世说和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不论他的本意多么新颖,披上那么多传统辞句的外衣,内蕴的锋芒必然会被掩去许多,倘是头脑不大灵活的人,还不容易领会其中的真意。因此,这些人探索新的历史观念的努力,最终都聚不成真正强有力的风暴,荡除传统历史观念的空气,许许多多像鲁迅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只能呼吸着陈腐污浊的空气,不自觉地走近那无数内心充满怨忿,行动上却并不反抗的失败者的行列。就说鲁迅吧,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观念来激发他的反抗的勇气,他会不会也加入这个行列呢?从那个默默忍受着奚落和冷眼的少年人的身上,我分明看出了这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读到进化论的时候会那样震动,二十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脊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包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③原来历史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的,从猿到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原来人类进化的规律,早已决定了新物必将代替旧物,年轻人必将胜过老头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为自己争取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早晚都会被淘汰,我又为什么不奋身而出,也来充当一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呢?在鲁迅此时的心口中,进化论哪里只是一种学说,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人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阳光,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的起点,是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新判断的基石;他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看着鲁迅这兴奋的神情,我真要深深地感激严复,正是他描画出来的那个进化论,和传人中国的其他西方思想一起,耙一批敏感的中国人拉出了那条已经婉蜒数千年的忍受和绝望者的长队,赋予他们对历史趋势和个人价值的乐观主义的新认识,最终将他们造就成一代奋起反抗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先觉者。
  鲁迅的心情大变了。先前那份受轻蔑、受压迫的痛苦依然存在,但另一种俯视现实,俯视黑暗的气魄与日俱增;那份走投无路的煌惑并没有消失,但另一种踏上卞坦途的欣喜明显压过了它;对势利和愚昧的人们的厌恶依然强烈,但就在这旁边,又生出了一种分析、探究和拯救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热情,虽不能说那默默忍受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但一种奋起反抗的冲动,显然是更为强烈。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旦信奉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理想,就自然要付诸行动了。
  于是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接着更沉人"如何求国的庄严的思考,多次和朋友们讨论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叶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毛病是怎么沾来的?"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那该怎么办/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③这些看法并不特别,无论提问的角度,还是回答的思路,都明显受了当时报刊和留学生中的流行思潮的影响,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心路历程,却正是由这样的思考开始故。他吟出"寄意寒星垄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宣誓般的诗句,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又发表《斯巴达之魂》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绝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⑤俨然要做一名斯巴达式的战士了。
  难怪他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他很快就重返三年前的生活轨道,依旧是学外语,读理论,也依旧是写文章,谈救国。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抒发去仙台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那些思想,譬如《人之历史》,是宣传进化论,《摩罗诗力说》,是崇扬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文化偏至论》,是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与四年前写下的《弁言》的题旨,几乎一模一样。尤其他这些文章的语言和文风,也像四年前那样慷慨激昂,一点都不比《斯巴达之魂》有什么逊色。我觉得,与文章题旨相比,语气和文风更能够表现写作者的情感状态,正是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的慷慨激昂的文风,表现了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基本心态。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一九0三年他寄给朋友的照片上,眉字间流溢出那样一股勃勃英气,就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对自己的处境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但鲁迅的这种情形,还是会使人特别担心。命运是无情的,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日暴露给你夕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心中灌满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借,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人震惊和绝望的深渊?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建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没有被会议所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叶剑英支持毛泽东,便同毛一起回到后方。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红军发展到10万人(7万支枪),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注释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这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①严复在翻译赫肯黎的《进化和伦理学》时,依照他当时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作了相当多的简化和改造,详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期。
  ②《朝花夕拾》,五十四页。
  ③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
  ④鲁迅:《自题小像》、《鲁迅诗全编》,二十四页。
  ⑤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五十八页。

  这时,正值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之际。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致使党内原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中革军委针对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挑起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东北战区的主力这军,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方面领导红军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离苏回国,于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7月底,红军第一次打长沙取得了胜利。红三军团乘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桂系对战湘南衡阳、宝庆地区,长沙空虚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长沙。但在由湘桂边境回师的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的反扑下,红三军团被迫仓猝转移,遭到较大损失。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①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

  虽然长沙得而复失,8月5日又被何键夺回,但红军打下象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毕竟是第一次。这一胜利冲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他们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许多大城市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8月3日,决定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东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事先他们征求了刘伯承的意见。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①访问何长工、孙毅谈话记录,1986—1988年。

  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沪顺起义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六大关于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方针,他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是有疑虑的。然而,这是他切次进入中共中央决策机关工作,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他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等提出反对意见,但提醒他们目前进攻的重点不应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而应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并指出南京暴动如果成功,据提供的力量计算,仅“可以固守一个月”。

  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

  李立三军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刘伯承这样的军事专家来为他的冒险主义方针壮大声势。因此,他抓住刘伯承的意见大加发挥。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6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刘伯承说过的如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竟推断出“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思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但对于第二次打长沙的计划并未停止执行,而是认为应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保证二打长沙的胜利。这就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立三路线,而只是部分地纠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倾冒险计划。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①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

  刘伯承对周恩来素来敬重,通过参加会议和单独交谈之后,深为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进一步认识到立三主张之非计。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其他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到了会。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他说,在湘鄂赣豫4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第一步应当是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我们现时的一切工作布置,应直接间接地帮助这一中心步骤达到目的,不容许我们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发展,减弱长沙、岳州胜利的可能。中央认为项英主张在何键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军力向湘赣两方发展,是不妥的。刘伯承委婉陈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后,接着详细地谈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心意思是围绕着红一、三军团二打长沙,湘、鄂、赣3省的红军部队应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和积极截断铁路线,牵制敌军调动,以保证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及株(洲)萍(乡)铁路。最后,他强调指出:“必须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大的发动农民暴动,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动与影响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汉的胜利。”刘伯承发言完毕,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加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帅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当时情形来定”。

  据孙毅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

  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传达到红军一、三军团前,两个部队的领导准备再打长沙,认为上次三军团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长沙,现在是两个军团并肩作战,若鸟张两翼,车行两轮,打下长沙更是不成问题。为了加强作战的领导,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叶校长说话很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待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二严于治校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间,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

  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帐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鲜籍)等。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年7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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