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叶剑英传,刘伯承传

2019-10-2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7)

  注释:

  劳动大学由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市委领导。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是党的支部局,各班还成立了党支部。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分设普通班(正规班)、预备班和特别班,总共有20几个班500余人。

  刘伯承曾对百团大战作出正确的评价,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又中肯地指出了当时八路军方面对华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指挥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尤其是第二、三阶段更多地采用了阵地战的形式,增大了部队的伤亡,伤了自己的元气。

  ①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百三十九页。
  3、张德耿录写:《鲁迅亲友谈鲁迅》,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四页。
  4、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十五页。

  四在莫斯科劳动大学

  经过10个昼夜的大规模破毁,正太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几个残存据点里的日军龟缩不出,惶惶不可终日。这条被日军视为命脉的“钢铁封锁线”,终于彻底瘫痪了。

直到经过了最近这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确有“命这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算命先生说得口沫横飞的那种神秘的主宰,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指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人来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没有可能为自己作哪怕是一点点的选择,就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甚至他的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一下子获得了生命,赤条条的站到了人世间。仔细想想,这实在荒谬,我们每一个人,竟都是这样被胡乱推到了人生的起点,开始长长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当然了,谁都想尽快踏进乐园,享受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寿那样短暂,倘若你一睁开眼睛,就已经被扔在了废墟的门口,就是身手再怎样矫健,恐怕也跑不了多远,只能遥遥地看着别人奔向乐园,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着生存意志的快马,在人生道上纵兴驰骋,终至于人疲马乏,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发现,你其实还是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打转转,不过像如来佛手掌上的孙行者,自己做一个好梦罢了。你当初的诞生时间和地点,正牢牢地把你攒在手心里:这就是你的命。
  不用说,鲁迅①也自有这样的“命”。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南知子里。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 ,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这就难怪幼年的鲁迅会那么可爱。他长得很健壮,圆圆的脸,矮墩墩,眉眼又清秀,用绍兴话来说,长得很“体面”事实上,直到后来从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乡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他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②那么个小小孩,就会如此去和一脸严正相的曾祖母寻开心,倘在别的场合,你想他会有多顽皮!
  顽皮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天性。随着年龄增长,小小孩的顽皮也就逐渐发展成少年人的鬼脑筋,甚至是恶作剧。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作“对裸”,老师出一句“红花” ,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鲁迅的对课成绩相当不错,屡次得到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⑤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耙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儿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明明是自己买来的书,却这样耐心地描画,鲁迅在这当中感受到的乐趣,想必是非常强烈吧,我们每一个人刚踏上求知之路的时候,总会遇到社会为我们规定的一整套标准课本,社会正是靠着这样的课本,来制造一批批的标准公民,延续它对新一代社会成员的精神统治。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社会成规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首要的条件,就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套标准课本之外,寻找到别样的课本,正是这些非标准的课本,将向他提供发展自己精神个性的内在动机,幸运的是,从这个撅着嘴,一笔一划地影写《荡寇志》的孩子身上,我正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鲁迅就逐渐浸入了一个远非四书五经所能规范的精神海洋,他身上的许多发自天性的冲动,就不像有些被标准课本束缚住的孩子那样,一开始就受到压抑。譬如有这样一件事 ,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听到大人讲话夹着“卖X”的话,他非常好奇,这X怎么个卖法?于是他依照对自己的观察,大胆地想象起来:画了一长串状如香蕉的东西,吊成一串,旁边画一杆秤,这就算是在“卖”了:多么可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小孩子总是早睡,周家也如此,天一黑就把鲁迅和弟弟们赶上床,可他并不能立刻入睡,有一段时间,就和周作人躺在床上聊天,将白天看来的神怪故事编成童话,什么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蚁,有天然的亭台楼阁,仙人在其中炼玉补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连一夜,讲得那么起劲,许多细节都一再复述,两个在黑夜中躺着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了。一个人的天赋当中,最可贵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爱心,人对诗意的敏感,甚至整个的青春活力,都是和这种激情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面看,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也首先是从剥夺他做梦的心境开始,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幻想,再也不做自日梦了,什么时候你也就完全被社会挤扁了。鲁迅向周作人作这种夜谈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不再是小娃娃了,可他仍然这样热衷于编造童活,这样兴致勃勃地投入幻梦的境屏,我真忍不住要说,你真是有福的人!
  像这样爱好童话世界的孩子,心地必然是温良多情的。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间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他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这一房的长孙,坚决不肯签字,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这位长辈就是鲁迅的开蒙老师周玉田,当时鲁迅非常生气,晚上在日记里还忿忿地记了一笔。但是,事情过后,他却并不记仇,依旧去玉田老人那里玩耍,聊天,还在这一年用楷书恭恭正正地抄了他的一百首诗,题名为《鉴湖竹枝词》,自己注道:“侄孙樟寿谨录”。直到几十年后写《朝花夕拾》,虽然记到了那次家族聚议,却并不指明玉田的名字;在另一处直接谈到他的时候,却用了那样温情的口吻:“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④我觉得鲁迅对周玉田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基本的情感状态,他是那样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一个对周围满怀好感,不知道记仇,更不喜欢报复的孩子。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甚至已经能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恐怕谁都会替他庆幸,热切地祝福他顺利成长吧。

  但周恩来因工作离不开,未能来粤。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阎锡山、朱怀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胡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12日中午,敌军攻占了广州制高点观音山的一些山头,有小股敌兵冲下山向吉祥路前进,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受到威胁。叶挺和叶剑英命令教导团团长李云鹏带领队伍夺回了被敌军占领的一部分观音山阵地。不久敌人后续部队上来,又重新向观音山阵地反扑,观音山再度告急!这时,叶剑英立即派红军指挥部副官陈赓,①率领部队前去增援。适逢徐向前率工人赤卫队亦奉命去增援,起义军经过猛烈冲杀,粉碎了敌人多次反扑,守住了观音山阵地。

  当晚20时,声势浩大的正太路破击战役打响了。随着一道道划破夜空的红色信号弹醒目的闪光,各路破击部队以神速的动作扑向铁路沿线的车站和据点。在同一时刻,同蒲、白晋、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许多公路干线上都燃起了战火,日军的华北交通线陷入全面被攻击之中。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达到100多个团,所以以后就把以正太路为主的破击战役称为“百团大战”。第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共有46个团。

  巡视回来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我上楼一看,财务部长的办公桌上放满了五十元、一百元的票子。我看了一下,又到楼上、楼下都找了一遍,见不到一个人。我当时没有想到把那些钱拿起来,将来交给党,白白丢在那里了。”①这一天夜里,起义军主力从市区撤出,在黄花岗集中后,经太和圩向花县撤退。敌军以比起义军多十数倍的兵力向广州围攻。13日上午,来不及撤退的部分起义队伍和工人赤卫队,坚守街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军陆续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13日下午,广州全城被敌军占领。

  白晋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师除原有的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外,增加了新编第一旅、四旅、七旅至十一旅等7个旅,师特务团改为第三十四团。这时,全师主力共有9个旅另1个团。此外,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

  2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清党运动。学校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叶剑英接受审查,被认为“历史清楚”,就通过了。①在清党中,王明(陈绍禹)一伙大搞宗派活动,他们在劳动大学把持支部局,拥护校长米夫,把中共“六大”会上的分歧带到学校,挑起激烈争论,制造两派尖锐对立。他们借反托派之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许多人受到处分和迫害。据唐友章、陈一诚回忆,叶因不理王明的一套,开始要开除党籍,后降为劝告处分。直到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明确宣布,在莫斯科清党时的处分不算数,叶剑英等人才被平反。

  8月18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方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向参战部队指挥员布置作战任务。

  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八路军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左翼队由先遣支队一大队组成,由王树声指挥;中央队由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等部队组成,由李达指挥;右翼队由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团一部和独立支队、师特务团组成,由桂于生、周希汉指挥。3个纵队由邓小平统一指挥。

  叶剑英入学后,被编入特别班。参加特别班的都是中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董必武、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夏曦、李国琛等老同志都在这个班。还有稍年轻的,如吴亮平、唐友章、杨之华(女)、李哲石(李文宜,女)、赵世炎、张志立等,因革命起义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开导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败,就怕没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只要认真记取经验教训,爬起来再干,不怕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

  范汉杰沉思了一会,说:“请李参议稍待几日,容我考虑一下。”

  当时,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劳动大学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中国学生还是尽量优待的。吃、穿、用全包下来。不但发普通西装,还发衬衣。

  这些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对晋冀豫根据地后来日益深入的交通斗争,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劳动大学在王明一伙的宗派活动影响下,组织和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混乱。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纷纷向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工作。

  国民党顽固派两面进逼,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同时出击。经过计算,太行、冀南部队和前来增援的晋察冀、冀中等部队,数量上超过顽军,而且国民党第四十一、七十一军尚未渡过黄河,总形势对八路军有利。于是,他们主持制订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和卫(河)东战役计划。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劳动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于1925年9月创办的。

  “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灵动、秘密、突然袭击,干脆决战的,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①“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面积的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

  陈赓在起义后的报告中写道:“当时负指挥之责者叶挺为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12日午12时,李福林军约一团由观音山来攻我军,赓奉叶剑英命率队前往观音山与敌抗战。赓亲督队与敌奋战,约数小时将敌纷纷击溃,并缴得军械甚多。”②敌军又一批援兵到来,向观音山阵地发起了新的反扑。

  破击部队和群众纷纷撤离正太路向南退去,广阳至沾尚以南的山沟里一下子聚集了数万人。

  ①聂荣臻:《吕端大事不糊涂》,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刘伯承首先传达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总部命令,这次正太路破击战役,我师跟晋察冀军区共同进行,他们在东段,我们负责西段,彼此以阳泉为界。

  二城区鏖战

  敌人全面强化交通的情报接连不断地汇集到第一二九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②载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为了援救寿阳等残存据点里的日军和扰乱八路军进行破路,片山连续组织重兵猛攻狮垴山,并以大炮、飞机助战。第三八五旅主力依托阵地坚决抗击,打退了多次冲击。

  ②访问奏元邦谈话记录,1985年7月1日。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三秘密转移到香港

  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在讲堂镇设立了前方联络所,在宋家庄师指挥所颁发了榆辽战役作战基本命令。决定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王景3个据点;以第三八五旅并指挥新编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出援的日军,配合作战。

  城内的敌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可笑的是,张发奎和陈公博在梦中被枪声惊醒,还打电话找叶剑英,命令他派兵镇压。及至得到教导团、警卫团相继“叛变”的消息,连衣服、鞋子都顾不得穿,狼狈逃窜到珠江南岸,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保驾”!

  周希汉迅速部署防御,令第十六团守卫羊儿岭主阵地,第三十八团守卫附近的红崖阵地作策应。

  1928年秋,中共组织决定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多年的夙愿就要成为现实了!但他想到要离别母亲和家人,远走异国他乡,心里又有点惆怅。他是个孝子,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母亲听说儿子又要走,也暗暗流泪。叶剑英理解母亲的心情,何尝不想留下来,尽人子之道!但一想到革命重任在肩,只好劝说母亲再苦熬几年,等待光景好了,再回来团聚。他母亲是位贤慧勤劳、同情革命的老人,儿子长期离家,她已经习惯了。她虽然一时舍不得儿子离开,但并不拖儿子的后腿,反倒让儿子早一点启程。叶剑英把照顾母亲的事委托给弟弟叶道英,毅然告别了家人。

  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部队辗转于峰峦沟谷之间,进行坚决抗击。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在桥上、人家岩阻击辽县进犯麻田的日军,掩护北方局和总部机关安全转移。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分别于辽县、温城以南及武乡东田、韩壁一带阻击由辽县、武乡外出“扫荡”的日军。

  叶剑英利用战斗间隙,返回总指挥部,同时挺等冷静地分析了敌情,然后找到军事顾问诺伊曼和斯库托夫,提议迅速抽调兵力迎击来自北面的许志锐部和来自西南的李汉魂部敌军,还提出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农村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叶剑英眼看第四军军部据点久攻不下,又得到警卫团第二连叛变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命令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田时彦到指挥部,当面交代两项任务:第一,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第二,解决叛军后,即在山上架炮,居高临下,炮击第四军军部。田时彦率炮连到达阵地后,架好山炮,即派人与叛变的二连连长谈判。对方看到全市大部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便无可奈何地带领全连交枪归顺。接着,炮兵连将炮拉上山顶,炮口对准长堤方向,由炮兵指挥官杨达夫(朝鲜籍)亲自操炮,朝着第四军军部驻地肇庆会馆连连开炮。目标被击中,顿时浓烟四起,守敌乱了阵脚。

  山西新军,是“七七”事变后,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等利用跟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它包括决死队第一、二、三、四纵队和工卫队(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政卫队(随营学校组成)等。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日后,大力帮助新军进行整训和充实领导力量,使新军逐步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学生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认为应当让所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干部,一律回国,去接受实际斗争的考验,看看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不久劳动大学正式停办。

  侨民中不少人吓得六神无主。有的特地穿上了新衣服,准备以身殉战。

  叶剑英在香港“隐居”期间,除了读书,秘密访友之外,还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于党的工作。

  计划规定的战役纲领是:

  叶剑英当即命令:“你火速带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持陈赓部的战斗,坚决守住观音山!”

  8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息想给各部队发了个指示。指示分析了日军的铁路、公路和据点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揭露了日军的“拐骗术”,在于把八路军的注意力引向“伸出的公路和据点”,以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指出基干军队因为“忽视了铁路的重点”,所以处于被动地位。

  观音山虽然一时守住了,但从其他方向进攻的敌人又猛压过来。珠江南岸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再次强渡珠江,进犯江北市区。叶剑英即调教导团第一、三营在永汉路布防,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但是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兵力不济,部分阵地被敌占领。

  8月底,华北、山西的日军才从全面被攻的态势中恢复过来,他们急欲向八路军报复。驻守白晋、同蒲南段的第三十六、三十七师团各一部开到太谷、榆次等地,阳泉第四混成旅团也陆续调回了平定、昔阳等地的驻军,准备袭击第一二九师破击部队的后方。31日,榆次、寿阳、阳泉以及和顺、辽县的日军,分路向马坊、安丰进行合击。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

  刘伯承跟邓小平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种种矛盾,认为顽固派部队的广大官兵是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是团结争取的主要对象。顽固派里存在着派系斗争,可加以利用,争取他们大部中立或暂时中立,一部向八路军靠拢,集中力量打击反共顽固分子、特务分子。在当前,鹿钟麟势孤力薄,所部张荫梧又是反共最积极的家伙,应首先予以打击。

  这时,停泊在珠江上的几艘英国军舰,对准天字码头一带的起义军阵地猛烈轰击。防守这一地带的工人赤卫队和警卫团士兵急报指挥部。叶挺、叶剑英立即下令教导团的炮兵连狠狠还击。敌舰连中数弹,见势不妙,急速向白鹅潭方向退去。但是,敌舰仅退至起义军炮火射程之外,又继续向岸上射击。反动军队也向市区步步进逼。

  鹿钟麟一开始是晋冀豫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首脑人物。他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失意军阀。1938年5月,蒋介石为了利用他跟共产党、八路军争夺河北,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主席,12月又让他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保安司令。鹿钟麟自知缺乏实力,难以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立足,因此想凭自己的老资格,纠集原西北军的人马,组成一股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的势力。他积极联络石友三、庞炳勋、孙殿英、高树勋、孙良诚等原西北军的将领,组成进攻晋冀豫根据地的阵营。同时,他又要求蒋介石把这些原西北军的部队调给他。蒋介石允其所请,下令石友三第六十九军、孙殿英新编第五军等隶属鹿钟麟,又乘机调进国民党中央系朱怀冰第九十七军,任命石、朱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朱怀冰也都心怀鬼胎,各有打算。石友三原是西北军里的一名高级将领,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旧军阀混战中数度倒戈,反复无常,深为各方憎恨,因而失势。抗战爆发后东山再起,先任第一八一师师长,后困部队扩编升任第六十九军军长。他从鲁南山区奉调来冀南,一心想取鹿而代之,独霸一方。朱怀冰自恃与蒋介石同属保定系出身,又握有装备精良的1个军,企图通过磨擦扩地增兵,自成局面。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高举带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分三路出发,投入了市内的战斗。随后,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着各个指定目标发起勇猛的攻击。

  “扫荡”首先从太行区开始。10月6日,武安日军800余人,进犯武安、阳邑一带,10日,辽县、武乡、潞城、襄垣等地日军3000余人,分多路会犯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

  陆久之原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曾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暂避香港。叶剑英十分同情并支持他,让他寄宿在自己的住处。后来,叶剑英通过关系介绍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陆曾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未能成功。抗战胜利以后,陆久之同蒋介石与陈洁如所领养的女儿蒋瑶光结合,成为蒋介石的女婿。

  白晋战役结束后,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行前,彭德怀、左权在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送行。刘伯承与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谈起华北战局和两区的配合作战,认为横贯在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

  叶剑英坐船从香港到了上海。先期到达上海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工作的恽代英,热情接待了叶剑英等准备去苏联学习的7人,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宣布由叶剑英当组长,负责带队。他还嘱咐说: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最多3年就可以回国。那里的斗争也很复杂,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叶剑英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把几个同志安全带到苏联好好学习。

  23日23时,左翼队和右翼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指战员冒着日军据点的密集火力猛攻,很快攻克沿壁、王景、小岭底、铺上4个据点。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5日。

  30日,由武乡东援的日军进入第一二九师预伏地区。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展开了围歼战。指战员们冒雨连续发动10次猛攻,歼敌过半,逐渐将残存的日军压缩到两三个山头上。

  起义的枪声迎来了羊城的黎明。

  战役原定2月11日开始,由于石友三9日突然秘密南窜,程子华、宋任穷命令部队进行猛烈追击与堵截,战役就此发起。经连日作战,歼石友三、孙良诚各一部,将石友三主力堵截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这时,日军突然出动3000余人进到广平、丘县一带,侧击冀南八路军部队,掩护石友三部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逃向清丰、濮阳地区。八路军部队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一“夜半枪声连角起”

  26日午后,中央纵队为避免与敌决战,令守卫狮垴山的部队主动撤离。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送了不少人到那里学习。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烈义愤。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国民党反共,我们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指示,于1928年4月决定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此时,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也合并到劳动大学里上课。

  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主力返回太行区后,及时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搜集分析有关情报,识破了敌人准备大“扫荡”的阴谋。他们在中共晋冀豫省委、地方抗日政府的协助下,对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应付日军长期残酷“扫荡”的思想教育和备战动员。广大军民破坏可能被日军利用的城垣、寨墙、道路,在要点设置擂木、滚石等,全面改造地形。普遍进行空室清野,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情报网、带路小组等,在村寨站岗放哨,防奸防谍。

  据吴亮平、陈修良、李文宜等回忆,叶剑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常常拉琴,和同学们一起唱粤剧、京戏和革命歌曲。他常和董必武、林祖涵、徐特立等赋诗填词,互相唱和,跟大家在一起讲笑话、猜谜语。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同学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叶剑英抖出谜底,说是撑船用的“篙”,大家齐声叫绝。叶剑英还常与徐特立等人到俱乐部去下棋。由于他们的棋艺精湛,经常引来同学们围观。

  在这种情况下,红崖头、关地垴地区的第三八五旅等部队,于当天中午再次发起强攻,争取在日军援兵到达之前歼灭被围的日军。由于日军守卫部队利用抢修的工事顽抗,攻击未能成功。

  叶剑英和柯氏兄弟等平时很少外出,贪婪地阅读各种报刊资料和能够看到的党内文件,等待党组织的安排,时刻准备投入新的斗争中去。①①访问粱广、柯麟、柯平谈话记录,1986—1991年。

  破击部队发动了更勇猛地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正太路西段200多里的地面上,枪炮声、炸药爆破声响成一片,夜空中火光闪耀,连绵不断。

  每个月每人发两个卢布。每年还组织学生到海滨地区休假、疗养。

  8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令第三八五旅主力及青年抗日纵队、独立支队、冀西游击队各一部,对张荫梧进行反击。反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各方向进到元氏、赞皇地区,突然发起猛烈的打击。张荫梧部大部被歼,残部逃向冀南赵县、栾城地区,又遭到东纵主力痛击,全部被歼,张荫梧只身逃脱。张荫梧所属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在任县邢家湾被青年抗日纵队一部消灭。晋冀豫根据地取得了反顽斗争的一次较大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

  10日晚,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及有关人员举行了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挺、张太雷、周文雍、黄平、聂荣臻、杨殷和徐光英;还有新任命的教导团团长李云鹏和各营营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警卫团团长梁秉枢,以及工人赤卫队、市郊农军的领导骨干多人。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和各路起义队伍的战斗任务、行动路线、联络信号等等,同时要求大家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第五节激战关家垴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起义军总指挥部召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认为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不宜坚守广州,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向农村,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0日。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5月。

  在频繁的作战间隙,刘伯承特别注意总结“现实战术”,以便有效地指导部队的作战行动。这年7月,他撰写了《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这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强调指出要战胜现代装备的日本强盗,必须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动员广大群众参战,同时,把基干军队与游击队、自卫队配合作战的一般组织形式,提高到以基干军队为骨干结合游击队、自卫队组成的游击集团,发展为全面游击战争的高级组织形式。根据第一二九师的实践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详细论述了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扼敌交通等主要游击战术手段的运用,并在理论上多有发挥和创造。在这以前,他还写下了《游击战与运动战》、《抗战第一周年战术总结》、《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迸敌人的战术观察》等军事论文,分析了日军的作战特点,提出了适宜的对策,大大促进了部队的战术素养。

  广州起义迫在眉睫。12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中特意提出:“我们指导力量薄弱,希望恩来兄能即来。”

  在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同时,刘伯承还积极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上层人物,使他们加入到共同抗日的行列里来。

  ②访问陈慧清、刘祖靖、刘少卿谈话记录,1984—1987年。

  “你们仗打得还是不错的,不是抗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吗?部队打得很顽强。最后没有守住,一是敌人兵力大,二是你们吃了不懂战术的亏。我总是强调我们师的干部战术素养差,跟日本鬼子打了三年,应该说这方面有进步,但离实战要求还差得很远。你们三个人,宗书阁和李震是知识分子,作战经验少,周明国是红军,仗打了不少,可战术上的道道也不多。”①三个人觉得刘伯承的分析完全符合他们的实际。

  对于当晚最后撤离的情景,叶剑英回忆说:“那一天晚间,当我从长堤①与陈赓大将同名,后牺牲。

  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①他透辟地分析着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

  1930年夏秋之交,叶剑英与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等20多人一起,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越过国境,经哈尔滨、大连、青岛到达上海。

  右翼队第十三团进攻管头,由于地形所限,在占领一个碉堡后,未获进展。右翼队除以一部兵力对管头敌人围困外,集中兵力攻击石匣,经1昼夜激战,于28日攻克石匣。

  ②《陈赓给牛斌的信》,载《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①访问张西蕾(张太雷之女)谈话记录。

  日军对冀南平原进行大“扫荡”,占领了主要点线后,就把进攻的重点移向太行山区。1941年6月以前,日军为大“扫荡”作准备,分别从正太、平汉、同蒲、道清各线向根据地侵犯,占据和顺、翼城、浮山、安泽及白晋路上的南关等重要城镇,并逐步向外延伸据点,在周围进行小规模“扫荡”,以建立大“扫荡”的前哨阵地。

  东路,教导团主力直指沙河,那里驻有张发奎留下的一个步兵团。经过战斗,步兵团被打垮, 600余人被俘。接着,教导团主力又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助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反动堡垒公安局。

  1940年9月23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榆辽战役,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城。

  叶剑英在香港期间,还接济和保护一些进步的同学和战友,秦元邦就是一个。秦是叶的同乡,也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友,中共党员。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只身到达香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一天,叶剑英在九龙码头上与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龙大埔堤家中暂祝此时,秦元邦正周身生疮。叶剑英尽管住处不宽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场所露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求医治玻20多天以后,秦元邦身上的疮被治好了。叶剑英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广东梅县老家,使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②在香港期间,叶剑英还与中共香港九龙区委负责人梁广以及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等取得联系,进行秘密活动。为了避开国民党便衣特务的追踪,①访问梁碧光、曾庆石谈话记录,1981—1991年。

  各部队的任务是,师特务团结合地方游击队,破击东观至来远段;第三八五旅、平汉纵队主力与边区纵队第一、三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第三八六旅及决死第一纵队破击权店至柳村段。

  12月12日晨,各国驻粤领事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派陆战队登岸,驻守沙面。原来欲图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的李福林部,向江北市区发起进攻。起义军在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杨殷等分头指挥下,在长堤一带四次击退了强行渡江的敌军。战斗中,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拿着驳壳枪,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还利用战斗空隙去探视伤员,巡查俘虏。

  “八份礼是不是太多了?咱们物资很缺,连您也老用着那条苏联带回来的破毛毯呢。”李新农有些舍不得。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2月1日。

  新军和第一一五师部队在第一二○师的支持下,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当时仍在阵地上指挥战斗的叶剑英,未接到这一命令。黄昏后,他几经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要他们开汽车去东江联络彭湃的农军前来广州增援,罗炳等驾车冲出市区后,因在途中病倒,没有达到目的。

  第三节交通斗争

  12月11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公安局宣告成立。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未到职),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①后被补选为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

  第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也都设置在安丰以南的卷峪沟一带山谷里,西距道坪、东距石拐都不到40里。如果日军一旦突进来,后果将会很严重。刘伯承立即命令周希汉率左翼纵队坚守高坪、道坪阵地,命令陈锡联率中央纵队的第三八五旅阻击石拐方向的日军。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城市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周希汉率领部队撤出战斗,一算时间,整整打了15个小时。

  一天,一个叫陆久之的人,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找到大埔叶剑英的住处,请求帮助。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着铁路、公路。

  “夺得政权声势众”。广州城内满街奔走着“红带友”。总指挥部门前,工人们排着队领取武器。在总指挥部里,叶剑英协助总指挥叶挺紧张地指挥着各支起义队伍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到11日中午,起义军占领了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叶剑英离开总指挥部,冲到第一线指挥战斗。他先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庙门口,教不熟练的炮手架炮,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②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勾结,调兵遣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逃到珠江南岸以后,匆匆忙忙登上一艘军舰,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遣部队,大肆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一举扼杀在摇篮中。

  最后,邓小平又强调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他特别告诫大家: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并要求大家回去把任务向部队交代情楚,进一步做好战斗动员。

  这时,刚刚从西瓜园广场返回总指挥部的张太雷,听到一股敌军正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的报告,急忙乘车赴大北门指挥部队阻击,他走到大北街附近,遭敌伏击,中弹牺牲。①叶剑英得知这一不幸消息,不胜悲痛。

  榆辽公路是日军深入太行根据地修筑的平辽公路的前锋段,他们企图把这条公路再由榆社向西南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达到其既分割太北根据地,又能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

  邱维达回答说:“这是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决不能丢失。”

  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停止破击,转入反“扫荡”作战。

  时隔五十年后,叶剑英在《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中,对这次伟大的起义,曾经作过如下的评述:“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②广州起义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参加起义的队伍大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汇合。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曾经决定叶剑英去当合编后的师长,恽代英去当党代表。东江特委得悉这一决定后,也曾给省委打报告,要求“快些派他们来”。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被阻断,叶剑英没有去成。起义的另一部分队伍到达北江,在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辗转斗争,上了井冈山。还有一部分人到广西,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7月初,日军集中5万余重兵,在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指挥下,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沿线各县出发,分九路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即所谓“第二次九路围攻”。日军企图依托前一阶段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打通白晋路及临屯、邯长公路,控制主要城镇,把由平汉、正太、同蒲、道清4条铁路形成“口”字形包围的晋冀豫区,从中间再划出一个“十字”,造成“田”字分割,逐步压缩八路军主力的活动地域,摧毁根据地。

  被喻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起义失败了。

  榆社、管头两处,是榆辽公路上的主要据点,各有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守备,工事构筑、兵器配备也都很强。左翼队第七七二、十六团第一次强攻榆社城失利。指挥员们进行阵前总结,认为火力没有运用好是主要原因。他们重新组织了火力,把敌人的火力点、射孔一一编成号,安排轻、重机枪和特等射手分工压制;把山炮拖到距西门50多米的一座楼上实行抵近射击。这些办法立即见效,第二次强攻一下子突到了城内,但残存的日军利用修在中学里的核心碉堡继续顽抗。第三次强攻又未能奏效。指挥员们决定照刘伯承的指示进行坑道作业。经一昼夜努力,战士们把坑道挖到了中心碉堡底下。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中心碉堡崩塌了,里面的日军大部被炸死,活着的当了俘虏。榆社城终于被攻占了。

  叶剑英一行于12月20日从上海出发,经过大连、哈尔滨、满洲里,闯过一道道关卡,然后越过国境线,改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28日,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总部指示,改变原定攻击辽县的计划转移主力于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准备歼灭由武乡东援管头的日军。对和顺南援的日军,则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

  ②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89年4月。

  在对日军斗争日趋紧张、激烈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活动也愈演愈烈。

  午夜,在教导团的营房里,几名革命战士按照计划悄悄摸进参谋长朱勉芳的卧室,将其处决。与此同时,各连的反动分子也被一网打荆紧接着,全团革命师生臂带红布条,鸦雀无声地集合在操场上。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到达操场,简短地进行了战斗动员。

  鉴于这次战役主要是攻坚战斗,命令强调指出:“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如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形势越来越严重。傍晚,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并分头向起义队伍下达了撤退命令。

  李新农带着礼物,顺利地到了第二十七军司令部。范汉杰听说是刘伯承派人来送礼,亲自迎到会客室里。李新农交代完礼品,马上转达刘伯承要求谈判停止越界的建议,并说:“刘师长说范军长曾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对国共合作理应有更多的认识。如今国难当头,不要再现十年内战的历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日。搞磨擦祸国殃民,是万世遗骂的事,希望为范军长所不龋我们是采取忍让态度的,这次朱怀冰、石友三无理进攻,我们的反击也是适可而止。但忍让总是有限度的,刘师长再三嘱咐我说,他不愿意被逼得与范军长兵戎相见。”

  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叶剑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报,决定于11日提前起义。中共广东省委派叶挺前来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他12月10日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前的战斗部署工作。

  在连续攻占正太路西段的车站和据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令部队抓紧破路。各部队按照分工,除一部兵力担负警戒外,其余的部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当地群众、铁路员工。迅速地投入战斗。寿阳东西重要地段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人们按照“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水塔,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根电杆,彻底破坏路基”和“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的口号,日以继夜地进行破路作业。

  叶剑英在两年的留学生活中,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他变得更加成熟了。

  石友三也渐渐露出了坚决反共的真面目。他初到冀南时,因立足未稳,表示愿意同八路军和平相处。冀南根据地负责人为了团结争取石友三共同抗日,多次主动拜访,热情交谈。并在物质上竭力相助,宁肯自己的部队吃杂粮,穿单衣,把节省下来的白面、棉衣送给他的部队。1940年初,石友三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想充当晋冀豫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反共首脑,就加快了磨擦的步伐。1月下旬,他指使部下活埋东进抗日纵队第二团1个排,围攻东进抗日纵队第三团,策动东进抗日纵队特务营大部和冀南第五分区司令员葛贵斋率一部叛变,还到处捕杀根据地游击队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甚至勾结日寇,公开配合日军“扫荡”。

  12日午后4时,教导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邱维达奉命来到总指挥部。叶剑英指着广州市地图问邱:“你知道观音山这个据点的重要性吗?”

  1939年8月17日至9月22日,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及赵涂支队等对道清铁路进行了6次大破击。

  按照初衷,叶剑英本来是要学军事的。他在国内投身革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军旅生活,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很想到红军大学再深造一番,回国好继续驰骋疆场,从事武装斗争。没料到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这与他的愿望有点矛盾。叶剑英的组织纪律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他想,自己刚入党,先提高一下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非常需要的,于是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叶剑英和唐友章等一起到了位于莫斯科市特卡维斯卡亚街的学校报到。

  右翼队由进攻出发地攻击前进,途中遇到了孙殿英的部队。周希汉上前说明八路军专打朱怀冰,该部军官立即命令让开道路。右翼队迅速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打退了顽军多次反扑,关住了顽军突围的大门。

  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①聂、叶当时深感广州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和农军联合起来建立根据地,是个大失误。他们曾向省委提了这方面的意见,可惜未被采纳。

  山西敌情,守备正太路的日军以一部派往华中地区,参加宜昌作战,其警戒力量有所削弱。

  叶剑英在香港,由于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因此经常变换住址。他先在九龙油麻地,后又搬到香港新界居祝不久,他的弟弟叶道英陪着母亲、妻子也避居香港。全家人又搬到大埔墟一个住处安顿下来。①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和隐蔽在香港的聂荣臻、恽代英等陆续接上了头。12月下旬,他被通知到坚尼城(西环)羲金台23号四楼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当时,在一起开会的还有聂荣臻、恽代英、陆定一、黄甦等。②聂荣臻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

  刘伯承“嗯”地答了一声,然后对李新农说:“这就好办了,拿八条毯子,再加些别的东西,配成八份礼,带着去见范汉杰。俗话说,恶汉不打送礼人,保管你过得去。”

  南路,警卫团第三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四军军部等地发起进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

  各部队并动员广大群众协助破路。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暂时隐蔽在沙面租界。据李松宽、叶为梅回忆,第三天拂晓,他在党的地下交通员、广九铁路职工李运全的掩护下,装扮成铁路工人,从沙面搭省港航班前往香港。

  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宠政策’”②。

  与农军汇合。但是,诺伊曼等人激烈反对这种意见,并大声训斥叶挺等“动冶,想当“土匪”。诺伊曼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编成三个师;打通与海陆丰的联络道路,组织农民队伍前来增援,打击敌人援兵;对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迅速予以解决等等。可惜,由于敌人来势凶猛,这些决定和措施,没有来得及贯彻实施。

  在研究战役计划时,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刘伯承说:“我们这13个团的兵力是朱怀冰部队的三倍左右,这次全用上。除了独立支队作为别动支队外,其他部队编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3路进攻,采取包围芽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他的心脏。关键是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各部队要加强政治动员,讲清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消灭他们!”

  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

  “你跟国民党军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难道连这一点也不了解吗?

  第二,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破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铁路线上的必要据点,破毁其要害,烧夷其建筑物。对于路侧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抑留。第三,当片山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就将其各个消灭之,保障我破路顺利进行,造成收复辽县、榆社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法,拆轨地点和时间的选择等。这种具体、明确的指导,对于缺乏交通斗争有关知识和经验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表现了刘伯承指挥作风的严谨、细微。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斗争中,日军边遭打击边竭力恢复、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他们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在冀南,修复和扩展了公路网,增设了据点,造成根据地军民“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的状况。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邓小平率领追击部队后撤,并把俘虏全部释放归还国民党军。磁武涉林战役胜利结束。

  第二天早晨,战斗胜利结束。除少数日军从地道逃走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日军中队长峰正荣也被击毙,缴获黄色炸药近2000箱和大批军用物资。此外,还解救了被关押的民工。

  我们准备投入10个团的兵力,其他部队。已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路袭敌,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担任正太路主要作战任务的10个团,拟分成3个纵队,请大家把师部发的晋东南情报图打开,由李参谋长来介绍敌情和说明本师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令程子华、宋任穷发起冀南反顽战役。

  在刘伯承文武结合的斗争面前,范汉杰自知理亏,终于同意谈判。他派一名副师长和军部参谋处长当代表,到第一二九师正式谈判。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按划定的界线规定一个缓冲区,那一方违约进入,对方有权阻击。此后,国民党军有计划的越界行动明显减少,太北根据地南部边沿的斗争形势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使根据地军民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日军的进攻。

  6月中旬,刘伯承指挥太行部队主力转至平汉路西侧进行武沙战役。武安、沙河地区,年初敌人已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在刘石岗、范下曹构筑据点,分派伪军高德林部两个营守备。目的是切断太行与冀南两个根据地之间的主要交通联系,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他调集第三八五旅、新编第十一旅等部5个团,攻击刘石岗、范下曹,经两天作战,第三八五旅等部队攻克了这两个据点,共毙伤俘伪军700余人,破坏铁路、公路各1段,实现了打通太行、冀南间交通的目的。

  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91页。

  战线左翼芦家庄的战斗进行得紧张而激烈。该据点驻守着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人和伪军20余人。担任攻击任务的是左翼纵队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战斗开始,第十六团一举突入庄内,连续攻占了车站外围的4个碉堡,将守敌大部消灭。残敌10余人向两溃退,遭到第十六团预伏部队迎击,敌复转向东窜,又与第十六团攻车站的部队遭遇,敌见无法逃出,则占领车站高房死守。第十六团组织强攻,未能攻下。次日拂晓,第十六团实行火攻,并以炮火猛轰,引爆了高房附近的火药库,仅剩的几个敌人仓惶逃出高房,退到一间独立房屋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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