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天突然坍了

2019-10-2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98)

  ①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十二页。
  ②鲁迅:一九一0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六页。
  ③鲁迅: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九页。
  ④阮和苏:《谈鲁迅二三事》,绍兴纪念馆编:《乡友忆鲁迅》,一九XX年版,三十九页。
  ⑤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绥之主编:《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四百八十三页。
  ⑥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桌》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二百零六页。鲁迅:《寡妇主义》,《坟》,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六页。
  ⑦鲁迅:《杂感》《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军委扩大会议原定于1972年3月召开。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会议未能按原计划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延至3年以后,即在1975年夏季才得以举行。

  注释:

  注释

  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曾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便登门看望,问寒问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他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口园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儿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汇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自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①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③语气间竟流露出一种凄苦。贫困和闭塞,向来是套在中国文人脖子上的两根绳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饭碗被砸,就立刻会访惶无措;纵有满腹经纶,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无办法,徒然受气。古往今来,多少有才气有抱负的文人,被这两根绳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鲁迅,回国才两年,心情思路都已经和作“拼命三郎”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对许寿裳讲述催周作人回国的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③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经被艰难琐碎的生计之碾磨损得伤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样,倘若不能挣脱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恶的绍兴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连一封向许寿裳写信求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千千万万中国人也由清廷的奴隶变为民国的公民。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乘坐一队大木船抵达绍兴,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专制,本是鲁迅在东京奋斗的目标;浙江会党出身的王金发,曾经陶焕卿的介绍,参加过光复会,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无论全国还是绍兴,形势的发展似乎都符合鲁迅原先的期待,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⑦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鸦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边,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⑧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迅速扭转现在的局面,把老作风传下去。总参谋部向全军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普遍开办了教导队,军长、师长亲自任教,对基层干部进行严格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部队干部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①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一百四十八页;并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九十页。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

  他对负责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说:中远程运载火箭要早点儿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去放哨! 1973年9月,叶剑英在华东某地视察海军新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并题词:“加强海军战斗力量,保障海防。”在视察中,他指示要加强协作,努力把新型舰艇搞上去,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奋斗。要努力把祖国南部和北部的海防都巩固起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叶剑英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他认为,要正确处理好国防科技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的发展,要适应国家的财力,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军工生产应当精密地设计,精密地制作,少量地生产,少量地试用;一定要狠抓军工项目的质量。他说,军工项目质量出问题,就会使部队干部战士多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一次,叶剑英听取一项军工工程的汇报,汇报者说工程“质量基本上可以”,叶剑英当即严肃指出:“科学不能基本上,不过关就是不过关,要有老实态度。”

  当天下午和晚上,叶剑英一直守候在指挥室。前线虽然未再发生战斗,但情况仍很紧张。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当时支持南越当局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从非律宾附近海域向中国南海方向驶来。叶剑英经请示周恩来同意,立即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叶剑英在信中认为,对林彪叛党叛国罪行,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这是对的。但是,从传达的效果来看,快比慢好,显比隐好,应当加快步伐,尽快传达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

  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一直是叶剑英甚为关注的问题。1972年9月,叶剑英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视察了七机部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

  ①《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

  “德生同志,苏进同志是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的同志,请分配他的工作。”

  二筹备军委扩大会议

  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谢富治、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仓皇北窜埋沙碛,

  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作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到了上午10点多钟,敌舰突然向中国舰艇开火。中国舰艇立即坚决还击。这一情况传到北京,作战指挥室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叶剑英不断地向参谋人员询问战况,同时,命令参战舰队:“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地下应惭汉李陵。

  正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集中精力考虑北国边防安全问题的时候, 1974年1月上旬,从祖国南部海疆陆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南越当局正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南越当局侵占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中一些岛屿的非法行径提出严重警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坚定地认为,如果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中国的领海和岛屿,并发动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仍比较混乱。江青一伙掀起以“批孔”、“批儒”为名,实则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着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忍辱负重,一面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一面密切注视万里之外南国海疆的安危。他多方搜集情报,认真分析、判断,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并陈述自己的意见,供党中央、毛泽东下决心。他鉴于南越当局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挑衅活动越来越频繁,于1月17日明确向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西沙的斗争开始了,要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注意掌握情况,准备打仗。同时,他根据南越当局已派出舰艇,侵入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渔轮挑衅,并派兵侵占了甘泉、金银两岛的情况,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进至永乐海区,监视敌人,保护渔民生产,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

  五指挥西沙之战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经过研究,决心乘胜收复被南越反动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经报告毛泽东批准,1月20日,叶剑英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命令。前线部队立即出动,向岛上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战斗,逐次收复了三岛。至此,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①

  中午,参谋人员请叶剑英到作战室旁边的房间里休息一会儿。叶剑英走了进去。没过多久,值班参谋收到一份情报,急需向叶剑英报告。他走到叶剑英休息的房间门边,又犹豫起来。心想首长刚休息,不忍心打扰。但军情紧急,还是敲门走了进去。参谋一看,叶剑英根本没有休息,正在给周恩来打电话。叶剑英接过参谋手中电话记录的情报草稿,看了一遍,又用电话报告给周恩来。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10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委直属单位、军兵种和院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工作的一些设想。他在信中写道:“林彪及其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勾结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促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这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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