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全,还是一个破落户

2019-10-2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18)

  一对现代战争的思考

图片 1 姓名:阿瑟·克拉克 国籍:英国.英格兰西部英国 年代:1917- 职位:英国著名科幻作家
  姓名:阿瑟·克拉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7年  出生地:英格兰西部  国籍:英国 
      阿瑟·克拉克(ArthurC.Clarke,1917-)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以及国际通讯卫星的奠基人。 
    克拉克1917年生于英格兰西部的一个小城镇,1941年进入部队服役,从事与雷达有关的技术工作。在克拉克服役的最后一年——1945年,他在《世界无线电》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卫星通信的科学设想论文《地球外的中继——卫星能给出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详细论述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为今后全球卫星通信奠定了理论基础。战争结束以后克拉克进入大学深造,攻读物理学和数学。自1950年起克拉克开始创作科幻作品。他以“太阳风”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太阳帆船》曾引起美国国家宇航局的注意,并因此而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60年代以后,这位科幻大师一直居住在岛国斯里兰卡。 
    克拉克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太空题材科幻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讨论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主题,其《童年的终结》(1950)、《城市和星星》(1956)、《2001:太空探险》(1968)、《与拉玛相会》(1973)、《天堂的喷泉》(1980)等作品无不寓意深刻、脍炙人口。克拉克的作品以其出色的科学预见、东方式的神秘情调以及海明威式的硬汉笔法而著称,此外克拉克还善于运用哲学的方式,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哲理性,给读者以思考。 
    克拉克在其创作当中,还善于积累有关科学文化方面的经验,并以“定律”的方式加以总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被称为“克拉克基本定律”,很值得我们借鉴。 
    定律一:如果一个年高德劭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也许是非常错误的; 
    定律二: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 
    定律三: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克拉克最为辉煌的成就当推《2001:太空探险》,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展现出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与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享硬软科幻最佳作品的宝座。这部作品首先是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的,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影片一经公映便引起巨大反响,使科幻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谁也看不起”一下提升到“谁也看不懂”,其中某些眩丽多彩的镜头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镜头。 
     
    《地球外的中继——卫星能给出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童年的终结》、《城市和星星》、《2001:太空探险》、《与拉玛相会》、《天堂的喷泉》、《2001:太空探险》等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0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1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2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3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4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5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6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7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8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来。在这个如此重要的认识上,三十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他自己大概也料不到吧。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9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10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11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12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13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14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15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16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17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此辈小氓,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18还是轻蔑“围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19他都忍不住要举出古事来比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连写出《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一系外文章,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书的一段记载,再拿了那样的记载,转回身来解释今天,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隔了十年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那样深沉透彻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他就不知不觉会倾向于历史循环论。一九三四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间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对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20这不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认识吗?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写出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他连写《北人与南人》这样的随感,也禁不住要用讽刺的语气,说出“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这样的反话来。甚至他有心要鼓吹历史进步的观念,一不留心,还是会露出循环论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写信对人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21开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乐观,结尾却是近于沮丧的悲观,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就是循环论思想介入的结果。在他晚年;这循环论思想那样强烈地诱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时代”伪理论来抵挡。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说:“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人是进化的长索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各在这长索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22从具体的木刻艺术,他一下子扯到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可见那“将来究竟会怎样”的疑问,在他心头是坠得多么沉。他所以用这种“且不管它”式的回答来搪塞,就说明他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对人强说“将来一定进步”了。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恶,又身为“左联”的盟主,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有这样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懔。……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23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24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0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25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一九三0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26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27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28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29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1953年10月,叶剑英离开中南,返回北京,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建军若干问题”的发言。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叶剑英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在这届大会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1月9日,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注释

  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航天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原子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从50年代初就开始设计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蓝图,提出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

  1鲁迅:《习惯与改革》,《二心集》,二十七页。
  2鲁迅:《现代史》,《伪自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3鲁迅:《我谈“堕民”》,《准风月谈》,二十三页。
  4鲁迅:《迎神和咬人》,《花边文学》,一百零二页。
  5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五至六页。
  6鲁迅:《陀斯妥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三十六页。
  7鲁迅:《朋友》,《花边文学》,三十二页。
  8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致尤炳圻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六十四页。
  9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四百十一页。
  10鲁迅:《由聋而哑》,《准风月谈》,六十七页。
  11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三页。
  12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零七页。
  13鲁迅:《前记》,《伪自由书》,二页。
  14鲁迅:《偶感》,《花边文学》,四十九页。
  15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炜明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七十一页。
  16鲁迅,一九三0年五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五页。
  17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致许寿裳情,《鲁迅书信集(上)》,三百三十九页。
  18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九十二页。
  19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致杨霎云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五十页。
  20内山完造:《上海漫语》,《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二十九页。
  21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致杨雾云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六十六页。
  22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丸日致唐英伟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九至八百四十页。
  23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四页。
  24鲁迅:《从幽默到正经》,《伪自由书》,三十五页。
  25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四十九页。
  26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迟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27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一百零七页。
  28鲁迅: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胡今虚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二十八页。
  29鲁迅: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六十五页。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积极探讨未来战争和现代条件下的军队建设与作战问题,阐述人民解放军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的国防军的重要意义。他还对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型向诸兵种合成型军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各军兵种的领导机构如何设置,组织指挥系统、编制体制如何确立,政治工作、教育训练如何进行,武器装备、供给保障如何加强,等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叶剑英多次发言。他分析了人民解放军的现状,认为,军队虽然逐步实现了由“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到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武器装备有了稍许改善,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从整体看来,军队的建设距离现代战争的要求相差很远。他着重指出:现代战争已进入原子时代。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将是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他形象地说,雷达的发展,使战场成为一眼望尽的象棋盘。红外线的使用,使黑夜变成白天。风火轮、芭蕉扇、雷震子、土行孙、千里眼、顺风耳等等《封神榜》上的东西,有许多都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①1954年12月,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明显特性:(一)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二)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三)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空间上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他提出:为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①这一年,叶剑英身体不适,但仍带病坚持工作。他两次去青岛、北戴河疗养。5月,在青岛,与郭沫若相逢,两位老友忆往事,谈诗文,漫步海滨,游泳垂钓。他用自己钓来的鱼请郭氏夫妇吃“全鱼餐”,畅叙友情,纵论天下事。②在病休中,犹然为国事担忧。在《青岛浴感》一诗中写道:①叶剑英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12月。

  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12月。

  ②访问李德才、宋继庆、佟祥泰谈话记录,1990—1991年。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史,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他望着浩瀚大海的层层波澜,心潮起伏,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效力。他在《北戴河休养》一诗中这样写道:大陆回环海一湾,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

  病卧东山惜岁年。③

  ③《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1页。

  二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担任副部长的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等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

  这一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要搞“两弹”的决策,开会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主张搞“两弹”,并逐步用之于加强部队装备和训练。此后,叶剑英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问题多次配合聂荣臻元帅,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批示,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①原子武器的出现,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带来了新问题。部队在开始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时,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对原子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和夸大原子武器作用的两种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从1955年上半年开始组织全军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高级指挥员参加的战役法集训,在集训的总结讲评中,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战争中原子武器的性能、作用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他肯定原子武器是一种具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又告诉大家,只靠原子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他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器的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兵种、各勤务部队的任务不但未减低,反而加重了。同时,原子武器也是可以防护的。在今后战争中,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应该看作是最重要的战斗保障之一。他深刻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力量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我们要战胜装备有各种现代武器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的装备,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①在全军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之后,叶剑英到辽东半岛参观旅大要塞区、海岸炮兵、机械化师等,以及抚顺、沈阳等地的军工厂,了解战备设施和部队训练情况,总结经验,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②为了加强部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战备训练,叶剑英在这一年8月向军委提出了关于全军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军队训练和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①访问熊光楷谈话记录,1991年3月。

本文由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发布于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名人大全,还是一个破落户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