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第十九歌

2019-10-2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75)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2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3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5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6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7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8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9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10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11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12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13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14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15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16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17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简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8一个人情愿背负着大堆怨恨离开人世,他对这人世的绝望和厌恶,也就不可解了。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里,这几乎成为他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九二八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结果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19不如干脆不听。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他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20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返观那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大凡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二十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帐的心愿。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21仿佛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清教徒式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我想,单队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来,这一组散文是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已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
  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
  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
  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
  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
  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星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
  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
  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22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着“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民族,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就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2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重取舍?不就因为他的心胸,早已经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了吗?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民族,就在自以为是退缩在个人天地里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某种身外的价值罗网笼罩住,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领悟。但是,他直到现在才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欢乐。倘在别人,这样的领悟也许能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可在鲁迅,这领悟却似乎只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意味着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24,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他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一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但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作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顾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他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25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26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发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是一位恶客。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人生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于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27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我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就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记起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他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总说明他的心境还是从容的,恶劣的环境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信写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字,会使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悲哀。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你一种涩的感觉。他的杂感越做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是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因为生病,而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都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捱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字:死。

  一在总预备队指挥部

“大宇”神话

  注释

  1926年,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猛烈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确定党从各方面推动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

但是金容顺是一个守成的人物,再加上年纪也大了,他不想继续扩大投资,而金宇中正是要大展手脚的时机,他已经无法再在汉城实业呆下去了,他要自己创业。

  1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四十二页。
  2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一百页。
  3增田涉:《鲁迅印象记…鲁迅在上海(三)》,九十二页。
  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5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乡友忆鲁迅》,一百六十四页。
  6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二页。
  7鲁迅: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致台静衣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零九页。
  8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鲁瑞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八页。
  9鲁迅:《伪自由书·前记》,《伪自由书》,二页。
  10鲁迅: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七十八页。
  11鲁迅: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五十三页。
  12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九页。
  13鲁迅: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五十三页。
  14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九十四页。
  15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五十一页。
  16鲁迅:《半夏小集·七》,《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零六页。
  17鲁迅:《女吊》,《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七页。
  18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19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七十六页。
  20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七十三页。
  21鲁迅:《我的种痘》,《集外集拾遗》,四百三十六——四百三十八页。
  22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零九——一百十页。
  23同上。
  24含沙:《鲁迅印象记),上海,金汤书屋一九三六年版,七页。
  25鹿地亘:《鲁迅和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九百九十四页。
  26鲁迅:《无常》,《朝花夕拾》,三十三页。
  27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鲁迅在上海(二)》,一百四十六页。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当时的北洋军阀内部,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中。但从表面上看,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存在着三大势力: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它的主力一时还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原属直系,后成独立势力的孙传芳,盘踞于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军队20万人,战斗力比吴佩孚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万人。这三股军阀势力总共有兵力约70万人。而国民革命军方面,北伐开始时只有广东的六个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济深的第四军,李福林的第五军,程潜的第六军),后来归附的,有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总共八个军。

1967年3月22日,金宇中与大都纤维株式会社社长都再焕、以及挚友李雨馥、赵东济、金尚重共5人合伙创办了大宇实业株式会社。“大宇”的商号取自大都纤维会社的“大”和金宇中的“宇”二字合并而成。开创之初,设施非常简陋,办公室是一间借来的仅8平方米的房间,职员只有5名,金宇中自任贸易部长。那年他31岁。

  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十师归第一军建制。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有13万人左右。从兵力数量上看,虽然双方对比悬殊,但北洋军阀的统治久失人心,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

金宇中对市场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他总是看准时机,先行一步。上任伊始,他就趁当时韩国实行“出口第一”的政策,以新加坡为中转站,向东南亚国家出口针织物原丝及其制品,当年就创汇58万美元。

  针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吴佩孚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统一全国。

金宇中认为没有风险就没有机遇,他常对部下说:“对于开拓者来说,只有敢于冒风险,一步一个脚印地顽强开拓,才会使机遇变为成功,这种精神就是使大宇实业发展的根本。”1968年,韩国纺织业原材料需求激增,而绝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原料仍需从美国和日本进口,这时,金宇中经过调查研究决定购买日本仓库中堆积的二等人造纤维。这些货主要是因为重量不足而处理,但却质优价廉,利润很大,但风险更大,若一旦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失败,大宇实业将彻底倾覆。但金宇中的冒险获得了成功,这些新产品由于质优价廉而供不应  

  根据这个作战方针,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的部将叶开鑫部击败而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然后兵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

求,他们开发的新产品不仅垄断了东南亚服装市场,而且还打入了美国、取得对美输出垄断权。

  出师之始,蒋介石让何应钦率部驻防汕头,任命他的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车军长。接着,他又令第一军担任总预备队,任王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指挥第一、二师,随他北伐。叶剑英被调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1969年,由于创始人之一的都再焕退出商社,“大宇”解除了同大都纤维的合作关系,由此结束了初创期的合作体制,确立了金宇中一人的经营体制,金宇中也才真正当上了大宇实业会社的社长。

  总预备队沿粤汉铁路乘车向北前进,经湖南郴州、衡阳,于8月12日抵达长沙。同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及邓演达、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王柏龄、叶剑英奉命于8月25日,由长沙向岳州进发。攻下岳州后,蒋介石以岳州为北伐军后方,命王柏龄、叶剑英率总预备队在此驻扎待命。

1971年,美国宣称要对进口设限,纺织品进口将采取配额制度。消息传出,其他商社持观望态度,但金宇中却反应迅速,他马上就以闪电般的手法积极部署,确定以促进当年外销实绩的飞速增长作为争取未来配额保障的战略。当时,办理外销手续要一周左右,他则带着有关证件往返于汉城与釜山,一天就办好了全部手续,由此保证了美国的稳定的市场。

  二参加南昌之役

1974年,大宇对外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达1.2亿美元,获“1亿美元出口塔”的荣誉。大宇的资本比8年前创业时增加了800倍,达40亿元。

  9月6日,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翌日,北伐军一部向江西进军。王柏龄、叶剑英奉命率预备队第一师自岳州开到浏阳集中,随即进占江西之铜鼓城,配合第六军东下攻打南昌。9月10日,北伐军程潜部第六军第十九师向南昌发起进攻,王柏龄、叶剑英率领第一师助攻支援。由于得到南昌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的内应,一举攻克南昌。①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大为震惊,迅速组织优势兵力夺回南昌。蒋介石闻讯,与加伦将军亲临前方督战,再攻南昌。加伦分析战场情况后,提议休整两周,集结力量,再重新组织进攻。但是,王柏龄不听加伦的劝告,争功逞能,急于进攻。

金宇中从一个普通的出口商,经过短短8年,就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财阀,震惊了整个韩国的财界和商界,“金宇中神话”众口皆碑。人们把大宇的迅速成长,比喻为“神话般突变”,把金宇中称作“速成财阀”。

  叶剑英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同意加伦的意见。他对王柏龄一再申明自己的看法: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南昌。南昌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即使我部孤军深入,打到城里,一旦敌人断了我军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况且我军刚退,士气消沉,还是缓攻为好。

但奇迹还在后面,金宇中的扩展步伐开始向其他行业迈进。

  一向刚愎自用的王柏龄拒不采纳叶剑英的意见,贸然下令部队攻击,孤军突进。一部分部队突入城内,遭到敌军猛烈反扑,被分割包围,无法立足。

1976年初,为了发展机械工业,金宇中不惜冒巨大风险,收购了有40年亏损历史的大型企业韩国机械,并在一年后使之转亏为盈,被评为优秀企业。这次冒险是金宇中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也因此而获“韩国最优秀经营人”的称号。

  王柏龄见势不妙,贪生怕死,率先逃跑。叶剑英和团长薛岳等只好组织部队仓猝撤退,部队损失惨重。叶的护兵司徒发回忆说:“当时好险呀!多亏参谋长救了我一条命。”

1978年,出于对金宇中经营才能的信任,总统亲自点名让大宇集团接管玉浦造船厂的修建工作,而当时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滩。经过3年的奋战和努力,10月17日,这个造船厂正式宣告竣工,还被美国海运权威杂志评为最优秀的船厂,从此韩国每年的造船能力由280万吨一跃提高到400万吨,成为世界第五造船大国,使得整个韩国朝“造船王国”的梦想又迈进了一大步。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发起攻打南昌的战役。叶剑英与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奉命率部参加南昌西北的王家铺战斗。

1978年7月,金宇中看到了汽车业的市场潜力,他买下了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密切联系的新韩汽车的50%的股份,正式投身汽车工业。最初,经营权一直由美国控制,但由于通用汽车独善其身的经营无视中国的现实,使新韩汽车亏损严重,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使汽车需求更是直线下降。到1982年9月,新韩汽车亏损额达到了845亿元。最终将公司的经营权让渡给了大宇。1983年1月1日,金宇中将新韩汽车株式会社改为大宇汽车株式会社。

  战斗经过是这样的: 10月上旬,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孙传芳的部将陈调元所率三个师在王家铺南约10里处,鏖战几天几夜,不分胜负。蒋介石闻讯,恐第七军独力难支,即派第一师前去增援。叶剑英协助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指挥部队,从白山绕出昆仑台侧背,迅速赶到山脚下。他观察战场情况,看到交战双方已打得精疲力竭,战斗接近尾声,便向王俊建议说:“他们已经打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砝码,敌人就退了。”他提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正面用一小部分兵力佯攻,命炮兵向山上开炮,迫使敌军退却,然后在运动中拦头截尾,一举歼灭之。

为了让大宇汽车打入国际市场,金宇中认为,必须做到两点,一要质量高,二要价格低。为此他加大了技术投入和改革力度,在重视汽车生产的本身,还关注零部件的生产,从而大大提高了大宇汽车的整车自制率。1986年9月,大宇汽车会社的轿车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其年产汽车16.7万辆,平均每两分钟生产一辆汽车。从此,大宇汽车成为了集团的旗舰产品。

  工俊急于立功,不听劝告,将部队全部拉到正面,发起进攻。双方刚接上火,敌军看到北伐军援兵到来,连忙撤出阵地向后逃跑。王俊得意地喊起来:“敌人退了,我们追吧!”叶剑英看到这种不讲战术的愚蠢打法,气愤地说:“还追个啥!等你追下去,人家已经跑出几十里了,什么也缴不到。”

到了这一年,大宇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27个系列产业的集团,它涉及服装、纤维、钢铁、机械、建筑、电子、造船、汽车、化工、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职工人数增至8.5万人,海外分支机构67个。已经是韩国的第二大财阀,仅次于现代集团。

  这次战斗,由于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打了一个消耗仗。结果只缴到一个炮筒子。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军怨气横生,把这件事报告了蒋介石。

  第二次攻打南昌,北伐军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

  10月下旬,武昌方向的北伐军主力兼程驰赴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攻打南昌。11月8日,北伐军终于攻克南昌,全歼敌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防守南昌的部队。9日,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移驻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①①访问慕中岳、李任夫谈话记录,1984年12月11日。

  ①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0年12月。

  南昌之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蒋介石深感自己的嫡系部队问题严重。

  他“痛诫”一、二师长官,责骂王柏龄、王堪根本不是带兵人才”,提出对二王要惩办、撤职。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连连失利,于是特意召许叶剑英佩剑晋见。

  蒋介石见到叶剑英,先是夸奖一番,然后摊出了此次召见的底牌,说:“现在一师没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

  叶剑英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想到一师是蒋的嫡系,有些部下目空一切,很难管束,同二王的关系也很难处,而且对蒋介石的面目还看不清楚,所以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蒋介石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玻军医官煞有介事地检查了半天,拿不准是什么玻叶剑英便风趣地说:“我还没吃早饭呢,等你检查确诊,人都要饿死了。”军医官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开个药方子。

  叶剑英懂得一点中医,看了看方子,是些“太平药”,便叫护兵煎几付吃下去,应付了事。②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访问刘复之谈话记录,1994年9月。

  三新编第二师代师长

  南昌之役,北伐军俘虏了孙传芳的军官数百名,士兵数万人。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过来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不便再推辞,只好受命。他在组建师部机构时,选调了一部分云南讲武学校、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蒋介石又从其他部队抽调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充当师部和团、营、连的骨干。同时,叶剑英还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

  不久,师部机关、教导队和三个团都成立起来,营和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总共有6000多人。从师到连各级,都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员和地下中共党员充任。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军纪。部队成份虽然复杂,经过一段整训,政治素质有所提高。

  新编二师组成后,很快就奉命开赴吉安。

  叶剑英率部开进吉安城后,安顿好了部队,就召集各团军官开会,布置教育和训练。他利用总理纪念周这个讲坛和其他机会,每周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他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

  在吉安这一段时间里,叶剑英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时常能接受到部队左派军官和秘密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他以极大的热情出席地方上的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和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就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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