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不定的灵魂,叶剑英传

2019-10-20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62)

  叶剑英对临县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早有所闻。听了冯文耀的汇报后,他感到问题比较多。遂答应一面向中央请示,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注释:

  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作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11⑩。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12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13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14他甚至替佛教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15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性会的拯救来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定的灵魂。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16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18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19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因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强调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建设和工作搞好。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发言中,还离开讲稿,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①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昔日庄严金佛像,

  ①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②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③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④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⑥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⑦同⑤。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⑨同上书,五十三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11同上。
  12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13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14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15同上书,二十七页。
  16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17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18同16
  19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二中央的“耳目”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

  他们无私地支援革命,支援战争,可他们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回到驻地,他立即将后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为群众突击打井。同时,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一起于。叶剑英尽管工作很忙,每天早晚都要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并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说:“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分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立即着手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整顿。1975年夏季,他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叶剑英参加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

  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

  三围绕筹备四届人大的较量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1页。

  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玻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二苦撑军队危局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后,于2月15日作出批示,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打算。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作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②叶剑英:《关于外事组改组及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7年5月11日。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47年4月29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汀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①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

  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有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讽刺地说:张春桥同志今天头疼,也坚持来参加大会了。

  临县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晋绥分局的指示下达以后,临县的部分县区干部,对土改工作团能否真正贯彻分局的指示表示怀疑。他们想到,中央后委就住在本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因此,希望他能出面领导纠正本县土改中的偏向。

  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已经下来:“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7页。

  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万嘱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沙,从12月23日至27日,经过与毛泽东4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措施。①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才结束。会后,叶剑英离开西柏坡村,返回中央后委驻地。途经山西五台县时,中共五台县委正在召开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与会同志听说叶参谋长来了,纷纷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再一次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过去在解放区打仗,吃的是解放区的粮,要的是解放区的兵,花的是解放区的钱。

  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四人帮”继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总参、总政“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为肃清林彪的流毒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指使总政文化部个别领导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对于“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叶剑英竭力予以抵制和反击。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泊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①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 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①访问戴镜元谈话记录,1990年8月。

  1月24日,江青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的领导人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在此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叶剑英接到这些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划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会前,秘书给叶剑英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但他在会上却没有讲。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他一句也不愿多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干部根本听不下去。①到了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让他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还是由江青的两个干将在会上大放厥词。在这两次大会上,迟、谢都秉承江青旨意,以所谓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名,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入学、当兵问题大作文章,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影射攻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办法,进一步搞乱军队,搞乱全国。

  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四人帮”对这个会议确实感到头疼。他们虽想把军队搞乱,想把“老家伙”都打下去,看到与会人员中有20多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看到军队高级干部团结一致,内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什么市场,不便发作,憋着一股气,不头疼才有鬼呢!

  三交纠偏会议以后,上改工作团和临县县委、各区区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12月下旬,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

  1947年7月,叶剑英从山西临县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一部分)西柏坡村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贯彻中央颁布的土地法的重要意义,接着,着重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党中央确定的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共主要力量,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一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斗争形势决定的。他认为,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主要是:(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是可以打出去的。(三)蒋管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我们打出去以后,可以就地得到补充。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叶剑英强调指出,摆在老解放区面前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外线作战。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还要在武器、物资、兵员等方面帮助外线作战的部队。

  一中美会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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