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数理化通俗演义

2019-10-12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8)

  一创建军事科学院

  上回说到摩尔根在他的《基因论》一书的末尾预言了基因是化学实体的假设。但是摩尔根总是念念不忘他的老本行——胚胎发育学,他作此预言之后就离开对细胞遗传学的研究而重操旧业去了。

1948 年3 月。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军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加以研究和探讨。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已由单一兵种逐步转变为拥有一定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但在军事理论指导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叶剑英作为主管全军军事教育训练的军委领导人之一,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形势,深感建立与发展人民解放军自己的军事科学,势在必行。他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于1956年秋向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0月31日,叶剑英主持拟定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12月4日,经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任委员。创办军事科学院,对人民解放军说来是个创举。叶剑英受命后,与筹委会的同志一起,立即着手调配干部,组织力量建院。在选择院址时,他亲自参加勘察。经过多方磋商,选定了香山附近环境幽静的一块地方作为院址,并与建筑专家反复商量,定下全院的布局和楼房设计。同时,他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军事科学院的组织规程和编制体制,明确军事科研任务和指导思想,并同有关机关协商,有计划地选调干部,以便于建院后能迅速开展研究工作。①1958年1月8日,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叶剑英任临时党委书记,委员有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1月1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军事科学院工作计划大纲。叶剑英对大纲中有关建院工作,如营房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班子配备、干部学习以及同驻外武官建立科学研究的联系等问题,发表了中肯的意见。他把即将成立的战理、战术、战史、外军等几个学术研究部比做是“几个大的车间”,明确要求各“车间”根据大纲拟订具体工作计划。他指出:“目前重点是战术,其次是战役、战史,最后才是战略。”

  这科学的研究总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宏观到微观,就如那物理从牛顿探讨天体运行,直到卢瑟福打碎原子,这生物学自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孟德尔、摩尔根发现遗传规律之后,又渐渐追根到细胞内,进而又研究细胞核的结构。就如物理学进入核物理阶段一样,生物学也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分子生物学,它要对生物细胞的分子结构进行探索,从而来破基因之谜。

  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震憾着中华大地。人民解放军旌旗所指,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三大战役相继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力量上已占绝对优势。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他要求全院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以此为武器解决战役、战术的研究以及编写战史等问题。并且强调军事科学院是“生产部门”,要出成品。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一年、两年没有出成品,或出的净是废品,别人就会认为搞这个机关没有必要,如果开张三年还搞不出成品或出一些废品,别人会考虑这个机关要改组。”②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向全院人员讲话,首先提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的三者统一的机关。”

  其实在摩尔根之前就有人在作这样的探索,不过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1869年,瑞典人米歇尔发现细胞核主要由含磷物质构成,20年后人们发现这种物质是强酸,便称为核酸。德国人科赛尔将核酸水解,又发现它含有三种成份:核糖、磷酸和有机碱。而有机碱又含有四种成份:胸腺嘧啶(T)、胞嘧啶(C)、腺嘌呤(A)、鸟嘌呤(G)。这名字有点别扭,我们只要记住那四个字母就行,下面还会有用。这细胞核真像一个竹笋,到此为止已被剥掉好几层皮了。但是科赛尔的学生美国化学家莱文接过竹笋又剥了一层,他发现核酸里的糖比普通糖少一个碳原子,就叫它核糖。他又发现有些核糖少一个氧原子,就命为脱氧核糖。这样,核酸就有了两种: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好,现在笋皮已经剥光,下一步且看摩尔根的继承者怎样在这个DNA上作文章。

  此刻,退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正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并在幕后指挥蒋军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现在解放军已发起渡江总攻,蒋介石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

  接着,他着重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军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研究战争的理论科学。世界上有很多理论,不一定都是科学,而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却是真正的科学。这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战争的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针对①《关于建立军事科学院机构的问题》1956年10月31日。

  科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前相比,其研究方式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一是,一个课题很难由本学科单独完成,出现了多学科交叉。比如原子核的裂变便需要许多费米、哈恩一流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共同参予才能发现。二是,一个难题由一个科学家单独解决越来越不可能,需要有庞大的实验室、研究中心,要有许多科学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这个DNA就在这样的时刻被托到解剖台上,而首先举起解剖刀的却是几个物理学家。

  4 月22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石头城上的青天白日旗呼啦啦落地。国民党政府已到穷途末路。

  ②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1月11日。

  三十年代中期,正是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在与爱因斯坦大论战,他们新创立的量子力学正蓬勃向上。这批物理学家不满足于只用物理现象来解释自己的理论,探索的触角又向生物学伸来。

  蒋介石把他的赌注押在了险山恶水的大西南。他幻想着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以实现其“等国际形势变化,以卷土重来”的迷梦。

  当时军队内部有些人不重视总结自己经验的倾向,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自己有经验没有?打了二三十年仗,经验多得很,一个小小的战斗,都包含有真理性。但是这些真理的颗粒还被埋藏着,埋藏在毛主席脑子里头,在元帅、兵团、军领导同志的脑子里头。为此,必须把各个负责同志脑子里的东西用什么方法搞出来。原料取出后又如何整理?要像国棉工厂那样,经过多道工序,把棉花织成布,变成成品。

  话说1932年夏天,哥本哈根正在召开一个国际光疗会议。作为物理学家的玻尔不怕人说班门弄斧,竟到会在各国医学家、生物学家面前作了一个《光与生命》的演讲。他别出机杼,没有就生物论生物,而是从量子力学出发,大谈物理与生物的互补原理,使在场的许多专家听得茅塞顿开,犹如久坐密室忽然打开窗户,吹进一股清新的凉风。单说这时在台下有一位叫德尔布吕克(1906-1981)的青年。他虽然才26岁,但正是一位原子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本是德国人,曾就读于著名的哥廷根大学,这时正在丹麦玻尔的实验室里工作。当时他听了玻尔的讲话,忽然觉得和物理学相比生物学的微观世界远远没有被人涉足,而物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原理正可以用于这门新学科。生理现象是比物理现象复杂,这原因就是它是生命的体现,而生命之谜正在遗传,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题目。于是,德尔布吕克暗下决心,改弦更张,由物理转入生物学研究。

  1949 年8 月24 日。蓝蓝天空,万里无云。

  叶剑英语重心长的讲话,使全院研究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但也有少数同志不安心搞研究工作。他反复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败,只要战争危险存在一天,就不能放松这项工作。

  这次大会不久,欧洲大陆战云密布,科学家们纷纷避难美国。前面我们说到玻尔也去美国参加研究原子弹去了。他的学生德尔布吕克也到了美国,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曼哈顿工程,而是一头扎到摩尔根的研究基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这时他看到实验室里在使用一种“噬菌体”做细菌和病毒研究的材料。这噬菌体是一种病毒,它的结构简单得出奇。它有一个六角形的头,头部中心含有DNA,头部后面拖着一条尾巴,尾巴稍上又有六根尾丝。当噬菌体感染细菌时,先用六根尾丝牢牢地粘附在细菌壁上。这时它的尾部放出一种譗,把细菌的细胞壁溶解开一个洞,然后就可钻入。噬菌体与其他生物的细胞染色体的基因有一样的物理、化学属性,但是它又极简单,就是一层蛋白质外壳包了一组基因。而且它繁殖得很快,侵入大肠杆菌内后,只要20分钟就可繁殖数百个后代。德尔布吕克见到这东西心中不觉一喜。选择最简单而又典型的对象来研究,不是物理学中常用的方法吗?要研究自由落体规律,就用一枚石子;要研究原子结构就先从只有一个质子、一个电子的氢原子入手。现在要研究基因,何不就从这个噬菌体身上突破呢?

  一架飞机从广州机场腾空而起。这是总统专机。飞机上,蒋介石闭目养神,正苦苦思索:共产党军队何以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完全击败了国民党军?

  大家要“安居乐业”,要有“工作在科学院,死在红山口”的长期打算。

  噬菌体头部含有DNA,其他部分都是蛋白质,现在的问题是要区分它进入大肠杆菌后是靠哪一部分遗传繁殖的。好个搞原子物理的德尔布吕克,他立即从物理学的武库里借来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和生物学家赫尔希等人设计了一个极妙的试验。

  这是他永远想不通的问题。

  二确定科研方向

  原来DNA中只存在磷,不存在硫,而蛋白质中大多是硫,只有极少的磷。于是他们用放射性磷(P-32)和放射性硫(S-35)来分别给DNA和蛋白质作了记号。然后用作了记号的噬菌体去感染大肠杆菌。带有放射性的噬菌体就像背了一个发报机一样,人们随时可以接收到它发回的信号,掌握其行踪。果然,这一着很灵。他们发现,当噬菌体侵入细菌内部时是将身体外壳留在细胞壁外,而将DNA渗入细胞内,这通过记录到的P-32和S-35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确实是只有DNA进入大肠杆菌内。但是20分钟后生成的噬菌体仍和原来一模一样,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只有DNA才是真正的遗传物质,执行遗传任务的并不是蛋白质。德尔布吕克因这项发明而获得1969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他半路出家,善借他山之石,终于有此殊勋,被后人尊称为“分子生物学之父”。

  不,我们不能就此失败,我还要以西南半壁江山与共军一决雌雄!蒋介石心想。

  为了把军事科学院办得更好,叶剑英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建院经过,并对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对象及方法步骤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请示。这个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军事科学院总的工作大纲,是为全院工作奠基定向的重要文献。

  DNA就是遗传物质,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怎样实现遗传呢?这个生物学中的大难题却又是一个物理学家首先来作答案。读者还记得,1900年这个年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孟德尔遗传学说被重新发现,二是普朗克创立能量子概念。想不到40多年后这两条各不相干的河流却流到了一起。1944年量子力学家薛定锷写了一本研究生物学的书《生命是什么?》。他指出遗传物质可能是由基本粒子连接起来的非周期结晶。它就像电报中的电码,通过“•”和“——”组合成一种口令,这种生命的口令被复制,传给后代,这就是遗传。真是无独有偶,薛定锷这本书和玻尔的那篇演讲同样出手不凡,很快成为名着广为流传。在为这本书所激动的许多读者中也有一位青年物理学家叫克里克(1916-),他本毕业于伦敦大学曾专攻物理,但看到薛定锷的书后就如德尔布吕克一样决心转攻生物,便来到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时克里克又遇到了从美国来的华生(1928-),他本是学动物的,也是受到薛定锷那本小册子的影响来探索遗传之谜。于是两人合兵一处开始探求DNA的结构。

  不一会,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蒋介石扶着舷梯走下来。一群国民党军政官员早已迎候在机场。

  在报告中,叶剑英首先从部队作战、训练急待解决的问题出发,说明创建军事科学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其一,部队和学校训练所采用的各种条令均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它不可能与我国我军情况完全相适应,如我国的经济条件、地形、气候,我军现有的装备、优良传统等等,与苏军有很大的差别。几年来,许多事例证明,完全采用苏联的一套,很难避免产生死搬硬套、削足就履的教条主义倾向。有的学院学员反映,教员上课很少举我军的战例。南京部队反映,他们部队在搜捕匪特的战斗动作中,竟完全采用正规的战斗方法,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由此可以理解,编写适合我军的作战条令,已成为当务之急。其二,我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可是除了建军原则、军事路线、战争理论、战略问题,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作了系统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外,在战役和战术方面尚缺乏全面的总结。目前如不抓紧时机,采取老少合作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和总结,因循下去,待老成的凋谢了,就会有失传之虞。

  话说当时一起向DNA这个神秘王国进军的共有三支人马。

  蒋介石的眼光从众人身上掠过,然后以坚定的口吻说道:“今日重庆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的使命,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由此他进一步论证说:“军事科学上,不进则退,‘落后的总是要挨打的’。为了摆脱我军在现代战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将目前我军各军种、兵种、各高级院校已经分别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组织起来(一部分是自发性质的组织),以便统一规划,组织协作,交流经验,建立一个军事科学院,亦属必要。”

  这第一支人马是伦敦大学的威尔金斯领导的一个小组。他也是用物理办法,请X射线来帮忙。因为DNA是生物高分子,普通光学显微镜根本看不到它的分子结构。X射线波长很短,穿过DNA分子时,射线打在分子的不同位置,造成在一些方向上加强,在另一些方向上减弱,这叫衍射。分析这种衍射图样,就可以确定原子间的距离和排列,这样就可以弄清它的分子结构。威尔金斯就用这种办法拍到了一张DNA晶体结构的照片,这上面是一片云状的圈圈点点,他不敢立即下结论,只猜想DNA的结构大概是螺旋形的。

  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此次来重庆他要坐阵指挥“川西大战”。

  关于军事科学院应当遵循的工作方针,叶剑英在报告中初步拟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我军战史。

  这第二支人马是美国的结构化学权威波林(1901-)领导的小组。1951年夏天他先用X射线探测蛋白质的结构,顺利地得出阿尔法螺旋模型,眼看离探清DNA的结构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早在这年年初,蒋介石下野退居溪口时,就成天冥思苦想对付共产党的良策。就是在这时,他想起了抗战时期,有一天,他上峨眉山,一老和尚曾经告诉他两句真言:一曰“胜不出川”,二曰“败不离湾”。当时他没悟出其中的深意,现在当他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这两句话。想起了大西南。不是吗?抗战时期,大西南成为他的战略大后方,现在他要再次凭借大西南的山川险阻,与中共来一次最后搏击,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以期卷土重来。

  叶剑英在报告中进一步确定了工作步骤:第一步,从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人民解放军30年来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第二步,从研究军队的具体情况入手,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同时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制定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步,采取批判学习的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吸取其先进经验,编写出军队的作战条令。①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上述各种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58年7月间,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应该集中一批有丰富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是毛泽东直接交给叶剑英的一项新的任务。

  这第三支人马就是半路出家的华生和克里克了。论实验条件是威尔金斯实验室最好,论知识底子是波林最雄厚,但是论年龄却是华生和克里克最年轻,思想也最少保守。

  当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蒋介石惊恐万状,四处活动,以期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可是墙倒众人推,他的后台老板美国对他也冷眼相待了,尽管夫人宋美龄使尽浑身解数也未争取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又飞往菲律宾、南朝鲜,也一无所获。不过,他坚信,国际局势总会变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的机会就来了,他不甘心承认失败。

  ①叶剑英:《军事科学院筹建经过及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给主席的报告》,1958年2月25日。

  却说这两个年轻人日夜苦干,决心打破这三军鼎立的局面,首先夺魁。也合该他们得胜,机会终于到来。1951年5月华生在一个科学会议上遇见威尔金斯,威尔金斯身边正带着几张DNA的X光衍射照片。华生为喜异常,立即要了一张。威尔金斯倒不保守,同他们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猜想。

  此时,解放军主力部队已从西南地区的东、北两个方向包围上来。从东边看,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已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主力之一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率领退守衡阳、邵阳一带。北面,西安、宝鸡等地已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

  三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

  再说华生得了这张照片,回到卡文迪许实验室立即喊克里克快来。两人伏在案头好一阵切磋。DNA的结构是螺旋形,看来确定无疑了。这时华生拿起一个放大镜仔细扫视图面,突然他把目光停在一个十字状的地方说道:“这地方有个交叉,我看这种螺旋很可能是双层的,就像一个扶梯,旋转而上,两边各有一个扶手。”

  蒋介石根据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矛头指向,判断解放军在向华南进攻的同时,很可能派一部入川。川东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解放军由此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是入川的捷径,且背靠老解放区,交通方便,解放军很可能由陕南、陇南入川。加之六月份以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对秦岭之敌接连发动攻势,蒋介石对上述判断确信无疑。于是调兵遣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境为重点,构成了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具体部署是:

  为了完成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科研任务,叶剑英经过与军委领导人多次交谈,召集军科院党委多次开会务虚与务实,心里逐渐形成一个蓝图。1958年底,他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编写条令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粟裕、宋时轮、杨勇、杨得志、张宗逊、张爱萍、韩先楚、萧华、许光达、许世友、唐亮、廖汉生、陈再道、洪学智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他虚心向大家请教,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准备, 1959年1月12日至28日,全军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彭德怀等军委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叶剑英介绍了全军科学研究的组织状况和工作状况,充分肯定了过去几年的科研成果和经验,并提出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体系。建议在全军范围之内,成立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委员会,各个主要军区和军种(海军、空军)成立分会,各兵种司令机关成立相应的军事科学研究部门。①要做到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叶剑英通过这次会议和以后连续召开的几个会议,不断解决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对,很有道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威尔金斯小组的弗兰克林也认为它是一种双链同轴排列。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就只差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了。到底在这个双螺旋体里T、C、A、G这四种物质怎样组合排列,弄清这个也就弄清了DNA的模型。”克里克说着也感到很兴奋。

  以主力胡宗南集团五、八兵团等八个军,依托秦岭山脉,沿成县、微县带,构成第一道防线;以第七兵团六个军沿川陕边境的白龙江、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解放军从陕南入川。

  如何确定军事科学的分类体系和研究范围?这是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看来我们现在的主攻方向就是要立即制出一个DNA模型。有了这个模型才能说清遗传机理。”

  以宋希濂集团第十四、第二十兵团等部六个军及地方部队,置于鄂西湘西的巴东、五峰一带及其以西北地区,并同位于巫山至万县地区的十六兵团等部三个军相配合,构成川湘鄂边防线,阻止解放军从鄂西、湘西入川。

  1958年初,叶剑英指出:“人类知识有两大类,一是自然科学,一是社会科学,综合的是哲学。现在又有个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认识自然,技术科学改造自然。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军事科学又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他认为,军事科学应当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军事科学的骨干。1960年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更明确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这一科学的阐述,是叶剑英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独创见解,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它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的体系构成,对推动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找来金属绞合线,又参考了弗兰克林测得的数据,两人在实验室的车间里做成又拆掉,拆了又重做,这样连级十几个月,总是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模式。这天他们正在实验室里累得汗流满面,突然助手推门造来说:“有了一个新方案。”

  以谷正伦部第十九兵团两个军配置在贵阳地区,扼守黔东门户和湘黔公路沿线要点,阻止解放军从湘西入黔;以第八、第二十六军配置在湘黔边界和滇粤公路沿线,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桂黔边区纵队;以直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第十五兵团十二军配置在南充、达县地区,作为二线兵团,准备向川北、川东机动,以二十一、七十二军驻守泸外、内江一带,机动作战;以杨森部第二十军驻守重庆,邓希候部第九十五军驻守成都;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驻守西昌等地,担任警备任务。

  如何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军事科学研究?这也是在军事科研方针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无论编教材,写条令,钻研每个专题,都要有依据。依据什么?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以我为主”,这就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时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叶剑英解释说,这五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孤立与分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统帅和灵魂。

  “什么方案?”

  上述总共部署兵力达百万人。

  总结经验、学习友军、研究敌人都必须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指导。人民解放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宝贵基矗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照顾将来就是要看到发展。总起来贯穿着一个“以我为主”的精神,就是要“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考虑①叶剑英在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开幕时的讲话,1959年1月。

  “波林已经宣布,他完成了DNA模型,是三股螺旋!”

  8 月25 日。山城重庆。山洞陵园。

  问题,解决问题。”叶剑英强调指出,“以我为主”,有主就有次,主次是对立的统一。“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立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因此,“以我为主”还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我”本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将来。由此可见,上面提到的各点互相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其中主导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有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友、敌和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

  这个消息可是非同小可,就是说在这场竞赛中,对手已经超过他们冲到了终点。刚才还是一种迷惘的烦恼,现在更加一种失败的沮丧。克里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顺手将那些乱七八糟的木棒、线头推到一旁。华生病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自语道:“三螺旋,这不大可能把?”

  蒋介石在一栋小平房的前廊上,正在等着他的得意门生宋希濂。

  为了贯彻军事科研方针,保证科研工作顺利开展,叶剑英还提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研究工作同教学、“生产”工作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这三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研究人员要参加到院校的教学和部队的训练中间去进行研究,特别要到基层连队里去,同他们一道进行教育,一道进行训练,一道进行实验。然后才能鉴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合乎客观实际的需要。二是研究工作与战备、训练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他们是处惊一场。没有多久各实验室都证明三股螺旋的模型并不能解释DNA的结构。

  宋希濂走来,向蒋介石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校长,学生宋希濂奉命来到。”

  写条令贯穿着以战备为纲,训练也是为了战备,要把研究的成果提供给部队,改进训练,改进技术兵器。研究是为战备服务的。”①叶剑英经过一段实践探索,制定了《两年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并在全军各大单位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安排。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研机构,组织起一支7900多人的研究队伍,出现了全军动手搞科研的新局面。①①叶剑英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9年11月。

  华生和克里克经这场虚惊之后对自己的想法更有把握,更加紧了制作,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车间也为他们帮了大忙。1953年元旦刚过,华生和克里克就制出了一个新模型,在两股糖与磷酸的螺旋链之间,夹着一一相同的硷基。A基与A基相对, T基与T基相对。这种模型倒是符合已知的资料,但是构型憋扭,因碳基分子大小不同,使两条外骨架发生了扭曲。

  “好,好,快坐下。”蒋介石笑着。

  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2月。

  华生坐在桌旁。对着这个奇怪的模型陷入沉思。他想神秘的DNA应该是有一种和谐的,美的结构,决不应该这样歪歪扭扭,他这样想了一会儿便把碱基拆下来重新换了个位置,大小搭配,让A和T配对;G和C配对。这样一来面前的模型真如一条凌空翻舞的彩绸,那样舒展自如,那样轻松和谐。而且又符合前不久关于DNA结构的另一项发现:A、T两基的数目与G、C两基的数目都正好相等。DNA结构之谜从此解开。

  “你对当前局势有何看法?”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问。

  四发扬“攻关”精神

  读者也许要问,物质的客观形状与人主观的美感有什么关系,那华生何以从美学角度出发倒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原来自然中的生物却常常是以一种美的、合理的结构存在。你看那树叶上对称的叶脉,你看飞鸟对称的双翅,还有那蜜蜂为自己建造的蜂房都是标准的六角形小格,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见了也叹为观止。所以这美感决不独为艺术家所有,它又常常是科学家的一种素质。甚至现在还专门有一门工程美学。

  “校长,当前国军连连败退,己抵挡不住共军的攻势了。西南虽偏安一隅,但也在劫难逃。依学生之见,总裁您还是早做打算。”宋希濂直言道。

  攻城不怕坚,

  再说华生和克里克得到这个美的、合理的模型,喜不自禁,便立即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1953年4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确是个奇特的模型。不过既然DNA是个不寻常的物质,我们也就敢作不寻常之想了。”的确,在这三支力量的竞争中,华生和克里克资历最浅而首先夺魁,正得力于他们敢大胆想像,不循常规。后来,直到1974年,波林还遗憾地说:“我深知核酸内含有嘌呤和嘧啶,但为什么就没有想到给它们配对呢?我总在探讨三螺旋,就是没有去试一下双螺旋。唉,那些极简单的概念,有时竟是这样难以捉摸。”华生他们的论文只千把来字,但是它足可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媲美,它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华生、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因此同时获得196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

  “不,我们要固守西南,我还有一百万军队,还有西南五个省,我要在西南与共军决一雌雄。”蒋介石激动他说。

  攻书莫畏难。

  按照华生的模型,遗传信息怎样传递呢?在这条螺螺旋中两股糖和磷酸组成梯子的两侧A-T、C-G连成梯子的横杠。在一个人体细胞中,DNA梯子全长约有一米,所包含的横杠就有60亿条之多。一个人的基因,它可能是梯子的一段,约有2000条横杠。

  “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我们只要在西南坚守半年,等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的盟友就会来帮助我们。”蒋介石接着说,“我们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便死无葬身之地。尤其高级军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抱定为总理的三民主义奋斗终身的宗旨,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科学有险阻,

  当细胞繁殖的时候,这条双螺旋就从中间分开,犹如拉链一样从中间分成两半。这时每一个碱基对都拆开了,但是这剩下的一半在浮游于细胞核内的分子中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伴侣。A又与新的T结合,G又与新的C结合,这样就形成两个与原来的DNA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这就是生命的遗传。如果DNA在复制过程中出一点意外,就会造成物种的突变。

  蒋介石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这次党国中兴大任就落在你和宗南身上了。你们都是黄埔学生,对党国对我一直忠心耿耿,现在党国正处于艰难时期,你们如果能够给我守住西南,等国际形势变化之后,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到那时,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苦战能过关。

  DNA上怎样携带大量的遗传基因呢?这正是薛定锷假设的密电码。构成DNA的四种核甘酸,每次取出三个构成一组,这样排列组合,便有了足够的遗传基因。60年代末用电子显微镜摄到的放大了730万倍的DNA照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科学家的一个目标就是被译这些密码了。

  宋希濂听到这儿,立即响亮回答:“学生一定不辱使命!”

  这首著名的“攻关”诗,是叶剑英几十年战斗、学习的经验概括。在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他同样倡导和发扬这种求知若渴、知难而进的攻关精神。

  各位读者,人类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正如认识了原子核的结构就要设法让它释放能量一样,现在既然知道了遗传密码就要让生物按照人的意志来遗传和变异了。这便是生物遗传工程。1973年,美国科学家第一次实现了按人的意志来制造新的生物。他们将大肠杆菌的一个带抗四环素,和一个带抗链霉素的遗传信息的基因重新组合,又放回大肠杆菌中复制,结果新的菌就同时既抗四环素又抗链霉素。

  虽然下了保证,可宋希濂心里清楚,大西南怕是保不住了。

  他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准备和积累,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学术准备的重要工作是理论准备,就是刻苦攻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军事著作。

  别看这个极小的实验,它的意义就如费米当年发现核裂变就可引来以后的原子弹爆炸一样,预示着人类在生命领域也将要大显身手了。比如脑激素是治疗糖尿病的良药,但是过去要从牲畜脑桨中提取,十万只羊脑才能提取到一毫克,何等昂贵。1977年人们已经能人工合成脑激素遗传基因,让那个繁殖很快的大肠杆菌按照这个基因去复制脑激素,它果然顺利完成了任务。提取一毫克脑激素,只需要两升大肠杆菌培养液,从此就不用那么多羊脑了,成本大大降低。

  8 月28 日,胡宗南、宋希濂经过密商之后,一起来到重庆,谒见蒋介石, 面陈他们精心策划的退却方案,即保存实力,向滇缅、秦边境退却。

  在他的指导下,军事科学院先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军事文选,还编辑了一些文摘和专题论述,供院内外研究人员学习。叶剑英在出席军事科学院的各种会议中,几乎是逢会必讲,动员大家下苦功夫读书学习。他指出,学习不仅是从事共产主义事业,改造世界观的需要,而且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特殊需要。只有认真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才能进行正确的军事研究,同时也只有如此,才能把解放军的宝贵经验系统化,上升为理论。他形象地说:“理论好比是一条红线,老同志一脑子珍珠玛瑙。再好的一箩珍珠,不用红线穿起来,还是一箩珍珠。”①在学术准备方面,叶剑英首先从自己做起。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座右铭:“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他在那翠柏红枫、藏书数千卷的“二号楼”里,孜孜不倦地攻读各种书籍。文史经哲、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所不读。“书丛藏醉叶,又是一年秋”。他这位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儒将”之称的“书迷”,年复一年,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反复学习《自然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特别用功精研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深刻领会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思想。他把读书的零星心得集中起来,写成笔记和文章,他的许多著述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他深感自己知识不足,除了学习政治理论书籍之外,还聘请院内外“老师”,帮他攻读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外文。他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尊师重道,重新补课。②他经常用“力戒骄傲”四个字要求自己、教育别人。他引证古语说,“满招损,谦受益”,“良贾深藏如虚,君子盛德若愚”。一个人不骄傲自满,才能把人家的一点一滴的水珠加进自己罐子里去,时刻感到不足,才能欢迎人家的批评与建议。他非常谦虚地说:“我这个院长,实在惭愧,脑子里的科学也不多。怎么办,要末爬上琅琊山,要末退休,解甲归田。还是要爬山,科学的大山要爬。马克思五六十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斗争,要战斗,前进的人生。”

  在农业方面,作物需要大量的氮,因此全世界每年要生产四干多万吨氮肥。人们早就发现豆科植物可以自己依靠土壤中的根瘤菌来吸收空气中的氮。如果我们能将这种遗传密码也送到小麦、水稻等作物中去,那么全世界的氮肥厂就都可以关门了。

  蒋介石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不快的神色:“我们大陆上必须保存西南地区,这样将来才能与台湾沿海岛屿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我们完全放弃大陆,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地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叶剑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周围的同志和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学习。他经常向大家推荐新出版的著作,并提倡“一人读书,众人受益”的办法,组织身边工作的同志,作出计划,分头读②《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47页。

  随着人们解开遗传之谜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来制造新的生物,将可以通过修复和调节基因来治疗疾病,改造生命自身。试想,当人类对大自然还不甚了解时,会是怎样的盲目、被动,是怎样地受着自然的嘲弄。但是随着自然之谜的揭开,一天一天,人类终于成了自然的主人。当人类对自己的生命还不甚了解时,也曾是怎样地受着疾病的折磨和嘲弄。现在,随着生命之谜的揭开,人对自身的认识便出现了一个飞跃,其意义决不亚于当初哥白尼发现宇宙。从此,人类不但能改造世界、还能改造自己的生命,科学将使他们在宇宙间获得最充分的自由。   

  “成都、重庆历来是战略要地。抗日战争中,我们依靠山城,顶住了日本的大攻势,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仍然要依靠西南,同共产党决一雌雄。”

  ①叶剑英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开幕时的讲话,1959年7月14日。

  “总裁所说都有道理。然而我认为目前形势十分险恶,保存实力为上策。

  ②访问沈捷、郭雅兴等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成都不是坐守之地。三国孔明不断北伐,实是以攻为守。死守四川,乃兵家所忌,望总裁明察。”胡宗南为了自己几十万大军的生死存亡,犯颜直谏。

  书,然后集体汇报内容,同大家一起议书评书,谈学习收获。不论在院里或到外地,一有机会他就督促检查大家的学习效果。据高锐回忆,一次在武汉,他突然“考”起身边的军科研究员,问他们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逊没有?读懂没有?他和大家重温恩格斯的《步枪史》,颇有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样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甚至花费那么大精力,对步枪的历史作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还写不出那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他严肃而又诚恳地教育大家,要以革命导师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精神,挤出时间下苦功夫读书,钻研学问。

  “不,你们的这个退却方案,我不能接受!”蒋介石激动他说。

  叶剑英提出,做好学术准备,还要向实践学习,向部队学习,向老同志学习。他同几位副院长多次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取经“探宝”,陆续整理出人民解放军著名战例、战役战斗经验和战史资料数万件,并邀请老红军、老八路座谈体会,撰写文章。叶剑英还提出向外军学习,向敌军学习。在他的倡导下,军事科学院还专门举行军事学术讲座,规定每星期五开课一次。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要善于分析和把握形势,不能光盯着自己的部队。

  第一次讲座,他和宋时轮等到会带头讲演。他强调指出,举办讲座,不仅要学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也需要学点我国古代的东西,接受古人的经验。在方法上,他提出“一是自学,二是互教”,不管是谁,只要对某一问题有研究,就让他当先生。叶剑英还领导军事科学院建立起了资料处和图书馆,出版了古代兵法选辑等书籍。此外,他还积极促办学术《通讯》、学术《动态》等刊物,使军事科学院有了一个“瞭望台”和学术交流的阵地。

  目前局势虽然于我们不利,但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我们固守四川,就有了半壁江山,一切尚有可为。”蒋介石缓和一下口气,继续说服部下放弃退却计划。

  五群众冷暖挂心头

  宋、胡二人从山洞陵园出来,面面相觑。

  叶剑英在创建和领导军事科学院期间,不但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学术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且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干部生活福利的保障。建院时,他就提出院内设立门诊部、幼儿园和合作社。还建立了几个生产基地。在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他特意组织人员到外地打黄羊,搞豆子,想方设法保证大家渡过难关,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的女儿向真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时,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玻父亲见我面孔苍白浮肿,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上大学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像儿时那样多了。能和父亲聚一聚,见见他慈样的面容,成了一件经常盼望的美事。正巧一天下午没课,中午我就回了家,和父亲共进午餐。

  “总裁固执己见,看来我们只有以死抗争了!”胡宗南说。

  桌上的菜虽然简单,但对我来说也是“久违了”,心想可以饱餐一顿了。我端起饭碗大口吃起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父亲根本没动筷子,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神情望着我。

  北平,菊香书屋。

  “爸,您怎么不吃呀?您不舒服???”

  毛泽东正面对一张军用大地图凝神深思。地图上箭头所指,表明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毛泽东的眼光从南京移向广州,又从广州移到重庆、成都。

  “女儿,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上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他不是别人哟,连他都不肯吃肉了。??”父亲的声音开始颤动,说不下去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表情忧伤而痛楚,眼圈都红了,我作为女儿在他身边,心里说不出地难过。我知道自己是无法排遣他的沉重心情的,因为在他心里,正想着暂时困难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痛苦。

  蒋介石欲经营大西南,卷土重来的美梦,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深知西南这块宝地的重要。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即兴赋词,慷慨高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语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下西南,绝不会给蒋介石任何卷土重来的机会。

  于是,毛泽东部署了大西南歼灭战。

  他命令二野的陈锡联、杨勇兵团直出川东、贵州,解放川东、贵州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出沪外、宜宾、乐山,截断胡宗南退往西昌、滇西的退路。这是第一道包围圈。

  命令陈赓兵团经桂西、黔西,直捣云南,这是第二道包围圈。

  命令贺龙率一野第十八兵团,开始在川北方向进行佯攻,迷惑敌人。切断敌人退路之后,迅速追击,直捣重庆、成都。

  毛泽东远见卓识,高瞻远瞩,决心在大西南重演关门打狗。两军未开战,蒋介石就注定了要输掉这一仗。

  大西南,地势十分复杂险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和敌人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决心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方针。

  大迂回,就是要插到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出敌意料,突然向敌防守薄弱的黔川东区挺进。毛泽东不仅仅要占领大西南,而且要关门打狗,干净彻底地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

  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决战的枪声就要打响了。

  1949 年6 月,夏日炎炎。

  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曾一度骄狂,与我军几度交战后,再不敢与林彪的四野正面交锋,只有节节败退。

  然而,白崇禧毕竟是白崇禧,六月底,他又苦心经营了“湘赣防线”。

  他一方面企图利用鄂西的宋希濂部,牵制共军主力,一方面把非桂系的四个军部署在粤汉路两侧地区,从正面抵挡我军;而他却将桂系的三个军部署在防线右侧的赣江以西、醴陵以东的浙赣路南北地区,企图相机侧击四野主力,将程潜的三个军部署在衡阳东西地区,一个军放在长沙、湘潭地区,既可监视程潜行动,又可在不利时掩护桂系主力脱逃。

  此时陈赓的第四兵团归林彪统一指挥。

  6 月25 日,林彪向四野各部及陈赓兵团发出了向湘赣进军的作战命令。

  林彪称之为”新的百团大战”,决定以四野十二、十五兵团及陈赓兵团发起湘赣战役。以陈赓兵团的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为第一梯队,十八军为第二梯队,于七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州一线,以邓华的十五兵团从浙赣路以北插向右翼配合,形成一个半平行的正面,摆开决战阵势。

  作战命令下达到第四兵团,此时,陈赓正在南京开会。副司令员郭天民连忙召集各军长开会讨论。大家对林彪的这一部署都有不同意见,但碍于林彪的地位,谁都沉默不语。

  陈赓回来,听到副司令员的汇报,当即打电话给林彪,表示不同意去湖南的计划,建议迂回广东。

  但是,林彪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陈赓的建议。

  陈赓左右权衡,思前想后,七月中旬,他正式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四点意见:

  第一,从双方所处的态势看,按照湘赣战役计划,只能侧击白崇禧之尾部,而使其主力像赶鸭子似的速向两广退缩,从而造成尔后聚歼的困难;

  第二,根据在长江以北与白崇禧较量的情况看,此人十分狡诈,正面与之决战极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第三,部属多出生在北方,到南方过第一个盛暑季节,非战斗减员已经不少,故不能再让他们作徒劳无益的消耗;

  第四,建议:充分利用四兵团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占领广州,堵截白崇禧到广东的退路。

  电报同时发给刘、邓和林彪。

  可是不等中央军委复电,林彪也未征得刘、邓意见,又重申命令:“我的决心已定,不能更改,立即执行!”

  林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决定了的事情,别人提意见他也不会接受。

  陈赓焦急地等着中央军委的回电。

  7 月16 日,终于盼来了中央军委给二、四野战军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7 月17 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拟电就“追歼白匪之部署”再致林彪,指出: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三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等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一由陈赓率部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属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陈赓的正确意见。

  随即陈赓开始着手进行迁回广东、广西的准备工作。他决定,先拿下赣州作为大迂回广东的出发地,然后将已渡过赣江的部队撤回,继续开展人马健康运动和反骄傲运动,为大迂回广东作战,做好充分的体力、物质和思想准备。

  9 月12 日,毛泽东再次致电二、四野首长:“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9 月11 日林彪下达命令:决定集中四野主力与陈赓兵团十四个军三十二万余人的兵力,组成三路大军,向敌“湘粤联合防线”展开突击。其中,以陈赓、邓华两个兵团共五个军组成左路军,由陈赓统一指挥,向广东战略迂回,切断敌海上退路,之后,邓华留干广东,陈赓入桂,协同四野中路、右路围歼白匪。

  1949 年9 月18 日。赣州。

  左路军作战会议召开,叶剑英、陈赓主持会议。

  会上,陈赓强调:二野四兵团要在林总的指挥下,在叶参座为首的华南分局领导下,进军两广。要注意和兄弟部队的团结,主动配合,向四野老大哥学习。他提出:“道路拥挤时,我们走小路;住房紧张时,我们住小村;任务艰巨时,我们要抢着承担。”

  会议定下作战方案是:全线部队9 月下旬赶到粤赣边境集结,然后兵分三路进军广东。以四兵团为右路,先取曲江,尔后以一部兵力直插三水,截断广州之敌西逃之路,主力沿粤汉路南下,从西和西北方向围歼广州之敌;以十五兵团为中路,先奔袭翁源之敌,尔后主力沿粤汉路东侧南下,以一部兵力攻占增城,断敌沿广九路东逃之路,主力从东、东北方向包围广州;以两广纵队及林平纵队为左路,负责切断广州与潮汕地区的联系,协同右路、中路军攻占广州。

  会后,我军按计划开始行动。为使部队逐渐适应南方地区的行军作战,陈赓专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行军计划,开始时,每天行军四五十里,叫适应性行军,主要利用夜间天气凉爽时上路,尔后逐渐加快行军速度,待距曲江还有百余里时,再采取急行军,昼夜兼程,奔袭曲江。部队按此计划行军,轻松愉快,战士们高高兴兴。

  曲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广东的门户。也是白崇禧集团向广东南逃的必经之地。占领曲江,就切断了粤汉路,也切断了白崇禧与余汉谋的战略联系。

  第四兵团大迂回任务的第一步是协同兄弟部队进军广东,歼灭余汉谋集团。

  余汉谋深知曲江的重要,在此严密布防,一共布了三道防线。

  10 月3 日,南进大军士气高昂,夜以继日,冒着滂沱大雨,神速前进, 一举完成对曲江的包围。

  曲江解放,广东门户洞开。部队像潮水一样,沿着所有通往广州的道路,奋勇追击逃敌。

  这时,林彪又接连给陈赓发来几次电报,令四兵团后尾主力原地停止待命,先头追敌部队如未能抓住敌人,并无把握吃掉敌人时也都停止待命,准备由曲江、英德地区直向西平行人桂,以协同四野于湘桂地区解决白崇禧问题。

  10 月10 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林彪这个意见。

  对此,陈赓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林彪关于把白崇禧集团歼灭在湘桂边境,不使退人广西老巢的想法是对的。但在这时命令第四兵团不进攻广州,转往桂林、柳州地区,堵击白崇禧集团的主意,则是欠妥当的。

  可是;中央军委已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如何反映自己的意见呢?陈赓首先召集兵团党委同志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得到兵团其他领导同志的一致支持;又经与当时还在赣州的其他领导同志磋商后,亲自起草给林彪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上说: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队伍、重新动员的时间,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准备的顾虑。

  电报发出,陈赓又焦虑地等着中央回电。

  10 月12 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及陈赓、邓华两兵团:如敌守广州,我军可能在广州地区求得歼灭敌有生力量时,陈、邓两兵团则猛烈攻击,夺取广州。但请陈、邓注意,要以必要的力量先直出广州、梧州间,切断敌向广西的逃路,不使广州之敌逃到广西去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跑,陈赓兵团应不停留地跟踪追击。

  10 月13 日,陈赓即电令各军部队向广州急进。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广东各处守敌闻风而逃。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悉桂系主力被歼,广州城被围之后,感到十分震惊。

  当即给余汉谋发电,让他保存实力,撤向海南。

  余汉谋见解放军的阵势,已是六神无主了,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更感大势已去。于是他匆忙布置撤退事宜后,逃往湛江。广州之敌开始大撤退,一部逃向海南岛,主力逃向雷州半岛。

  14 日,广州解放。

  这时,邓华率军攻向广州城,陈赓率部向广州西南方向插去。

  同日,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报告:“四十五师先头部队接近广州西南市郊,查明广州守敌已逃窜,但去向不明。”

  陈赓当即令十五军不进广州,向佛山追击。秦基伟在电话中当即表示:

  “我们坚决执行。”

  陈赓十分满意,对副司令员郭夭民说:“秦基伟同志真有全局观念,我原以为不让他们进广州,他们会有些留恋呢!殊不知他也看到追击敌人比进广州空城图个虚名意义大得多。他这么坚决,那两个军就更不会有意见了。”

  陈赓判断,广州之敌有两条逃路:一是越佛山向雷州半岛逃窜;二是经三水高要向广西逃窜。于是当即下令十四军军长李成芳,迅速占领三水、高要,堵敌西逃。

  正当陈赓指挥各部勇敢追击逃敌时,林彪电令陈赓并直接下达命令给各军:“如广州之敌逃窜,我不要追击..”

  陈赓一看急了。他让通信科长立即把三个军的报话机都叫出来,向三位军长讲话。

  陈赓:“追击敌人不会犯错误,仍按我们原部署执行,继续追击敌人。”

  他指示十三军。

  “那个电报收到,我们没有执行,坚决按王先生指示办。”周希汉立刻表示。

  “请王先生放心,我们坚决按既定部署执行。”李成芳说。

  “王先生的指示,我都明白了,坚决执行。”秦基伟说。

  听各军长的回答,陈赓欣慰地笑了。多好的部下啊!

  10 月17 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广州逃敌不是向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四兵团应乘胜追击,直取高要、德庆、罗定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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