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世界富豪的成长记录

2019-10-12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58)

  往者,长洲韩公为吏部[1],听事而归,喟然叹。余问曰:“公何叹?”公曰:“昔有医者,与吾故且狎[2],吾叩焉,曰:‘人皆谓子之医能杀人,何也?’曰:‘非吾之医能杀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罢而死也[3]。吾固知吾术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获已,以物之泛而缓者试焉[4]。其感之浅,而与吾方相中者,固尝有瘳矣[5]。其浸寻反覆[6],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恻焉,而无可如何。’今某地告饥,上命发粟以赈,而大农持之下有司[7],核所伤分数。夫民之饥,朝不及夕,而核奏议赈,在三月之外,有不罢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与其议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负医者之责也。”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1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2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3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4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5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7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0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8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9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10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1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12,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13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4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我译这些书[指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之类]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15这就把他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白了。在他这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面,在他那些不畏讥笑,坚持翻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后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种“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几乎从踏进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学和社会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经失去的社会战士和思想先驱的自信,要摆脱那局外人的沮丧和孤独。他并没有想到这些挣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只顾一件事,就是竭力挣脱那绍兴会馆向他伸出的热情招呼的手。
  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0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16对这个“通缉”本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17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18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19他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20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21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22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0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23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24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明报》大辉煌

  余曰:“公所见,其显焉者耳。凡官失其职,而事堕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罢而死,而特未见其形也。姑以所目击于州县者征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罢死于旱潦矣;两造悬而不听[8],情伪失端,而民罢死于狱讼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锄[9],而民罢死于奸蠹矣。岂独残民以逞者,有杀之形见哉?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获已。’其既皆曰:‘吾心恻焉,而无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沉痼而无告也。”

  注释

这时的金庸,已经不想再在《大公报》继续干下去,他想自己办报纸,虽然外交官不能做,但办报纸依然可以自由抒发,影响公共舆论,况且自己在报社里任职多年,完全熟悉各种操作。

  吾友冯君文子将令于礼县[10],为诗四章,自道其心与俗吏异。因举昔之所闻于韩公及相语者以告之。盖所望于良吏者,谓能已民之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无形,而大吏之为民疾者,复多端而难御。令之职,环上下而处其中,下以致民之情,而上为之蔽。虑于下者不详,则为民生疾而不自觉;持于上者不力,将坐视民之罢死而无如何,其术不可不素定也[11]。君,韩公之门人也,能因是而自审其所处,则韩公之言,庶几其不旷也夫。

  1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2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二百二十四页。
  3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5同3。
  6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7鲁迅: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至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七页。
  8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七十三页。
  9同上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百零二页。
  10夏衍:《“左联”成立前后》,《文学评论》,北京,一九八0年第二期。
  11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页。
  12这是他一九二九年六月一口致许广平信中的自我描述,出处同2。
  13许广平:《欣慰的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六十五页,
  14鲁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四页。
  15柳敬文:《关于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二页。
  1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十八页。
  17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一九七九年印,三页。
  18同16。
  19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七十三页。
  20鲁迅:《自传》,《集外集》,七十九页。
  21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一百三十五页。
  22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页。
  23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三页。
  2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金庸占80%的股权,负责编务,朋友兼合伙人沈宝新占了20%,负责经营。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90年代。

  注释: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可见金庸对“明”的喜爱,他还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

  [1]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韩公:韩菼,字元少,长洲人。康熙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吏部:据朱彝尊所撰墓碑,韩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调吏部右侍郎,仍参翰林院学士事。故称“吏部”。[2]狎:亲昵。[3]罢:通“疲”。[4]物:指药物。[5]瘳(chōu):病愈。[6]浸寻:指病情渐渐加深。[7]大农:大司农。古代九卿之一,掌谷货。这里是户部尚书的别称。[8]两造:诉讼中的双方。[9]豪猾:强横不守法度的人。[10]礼县:今属甘肃省。[11]素定:事先确定。

当时香港的报纸很多,有比较严肃正统的《星岛》、《华侨》、《工商》,也有很多低俗艳情小报,怎么才能打开出路,金庸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既有严肃正统内容,也有软性香艳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父仲舒,善诗。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应江南乡试第一名。四十五年(1706),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但未及殿试,因母病归侍。五十年,戴名世因《南山集》一书获罪,方苞因为该书作序,被投入刑部狱,论死。得李光地力救,得释,以白衣入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后又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又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再直南书房,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擢礼部右侍郎。后因年老多病,辞官归里。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如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提倡古文要重“义法”,文字要“雅洁”。他自己的散文,就写得简练雅洁,开创了清代古文的新面貌。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集外文序》)所著有《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刘季高校点本《方苞集》。

但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本文选自《方苞集集外文》卷八。冯文子将去礼县当县令,方苞写了这篇赠序。序以医生治病杀人为例,劝勉冯文子为官要能“已民之疾”,即以州县长官来说,要从修水土、听狱讼、更弊政、锄豪猾入手,否则就像为了一己之小利的庸医那样杀人。文章设喻精巧,论述平实而透彻,把那些为官失职而推托“吾不获已”的“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官僚们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也体现了方苞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境界。

为了挽救自己的报业,金庸拿出了杀手锏,就是他的武侠小说,来支撑报社走过艰难的创业阶段。而当时连载的就是著名的《神雕侠侣》,这本小说一出,男女老少争相购买报纸,期待着每天的连载,尤其是杨过与小龙女的16年之约,引来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大家都在猜测最后的结局。当然,金庸最后让他们重新相聚,报社的销量是节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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