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曹地府也随着他,蒋介石传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24)

1943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北伐,占领了北京,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至少在报纸上,他使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除了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大军阀都投到他的旗帜下,而当蒋进入北部首府时,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也死了。
  至于共产党,蒋在那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他们将再也不会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确,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显而易见地占了上风。
  但是不久,局势便明朗了,1928年旋风般的胜利。只是一个虚幻的梦。蒋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队的力量和其他一点别的东西。他宣称要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这一理想却远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其他力量中,有蒋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
  蒋始终想挫败他们,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到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壮大。192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的力量减少到几百人。他们行军至横跨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带的险恶山区。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到达了这一新的山区根据地。第二年2月,他们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这支联合起来的部队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数达到八千至一万人。
  毫不夸张他说,在这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多不超过900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毛泽东为他未来征服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只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装,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政治训练。它还是一支平等军队,俸禄极低,但人人都有。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同样都是五分钱。资金“只能通过剥夺土豪获得”(毛泽东写道)。
  毛努力使农民和部队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创立阶段,他们鼓励农民参加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
  由于这些贫农几个世纪来的确一直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参与这种行为时颇有一些积极性,而且,他们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和他们自身的延伸。此外,毛还为部队在分配到贫农家住宿时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当毛在那岩石指挥部里刚安定下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恢复他在国民党和国统区中的独裁地位。他的同僚们实际上已把他视为“永久的”统治者,虽然他们并无此意,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资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关闭苏联办事处之后,蒋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为和新娘呆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迫使他的同僚们请他复出。
  1928年1月2日,蒋收到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复他北伐军的领导职务。4日,在又收到几份电报之后,蒋才登上火车重返首府。途中,两起互不相关的使火车脱轨的企图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誓效忠,开始着手于北伐的完成。
  现在,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同意蒋辞职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他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他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只是党的主席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这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是2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到会者均同意不再开展军事上的强攻。
  他的同僚们可能曾经希望限制他的权力。但蒋不可避免地支配着会议。
  临近1月底时,他企图通过公布新的宣言来获得知识界舆论的支持,蒋说,中国应停止与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宣布它与这些国家的条约无效。对苏联的新政策应得到确定并进行认真的解释。
  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确实发生变化之前,这项政策仍将有效。在这篇宣言中有一个奇怪的建议——就是中国应帮助殖民地和从属国“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自我解放。
  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到,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
  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
  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讯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是,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做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
  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
  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
  即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
  有着传奇色彩的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顶众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战地服装,还有那双手制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俭朴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欢自己驾着军用卡车环城行驶,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拜访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讲远非象对冯玉祥那样令人愉快。他成了军事部长,显然人们希望他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只。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象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出外作了一次视察。1928年11月,在视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赌博场所,鸦片馆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内立即关闭。
  在安庆,他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指示他们剿灭盗匪,修公路,办学校。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当他回到南京的政治争斗中时,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他大声责骂说:“官员们并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我门的工作时间不长——一天才六小时……但我仍看见一些职员在办公桌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有的茫然地盯着空地,有的在看报,或者在睡觉。”
  那一年结束时,形势对蒋极为有利。
  他把少帅安排到行政院这一举动激怒了李宗仁,但张学良不负蒋所望,1928年11月29口,他下令奉天总部上空升起国民政府的旗帜,并公开宣布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年以后,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绑架了蒋并使其蒙受了耻辱。
  1928年底,蒋可以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中国。大唐中文扫校

在日月潭他漫不经心地撒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和西藏边疆等地还有零星的残余部队在抵抗。
  另外,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海南岛、长江口的舟山群岛、厦门对面的金门岛、东山岛以及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等都有“自由中国”的存在。当时,蒋介石还有各种部队约80万人,750辆至1000辆坦克装甲车,还有一支拥有300至6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如果只算第一线的飞机,只有300架,如果加上所有的飞机则为600架,另外,还有70艘军舰。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则足以与共军对抗,并通过空袭和经济封锁来摧毁共产党的统治。
  在蒋得意忘形、充满无限自信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暂时放弃东北,集中力量保住关内的建议。结果他不但失去了东北,而且也加速了他失去大陆的步伐。他把战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企图保住一切。可他不明白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的。在国民党仍控制着的岛屿中,只有台湾才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广东近海的海南岛是他舍不得放弃的一块肥肉。他可以利用那里的铁矿、富有潜力的海军设施以及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将是一个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如果他们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的活,事情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警备司令薛岳将军(外号“小老虎”)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但是,他们在内线常常遭到与国民党警备军数量相当的共产党军队的狙击,在1950年2月和4月之间,大陆共军曾十次进攻海南岛,但均未成功。4月16日共军集中兵力占领了海南岛,国民党军队很快撤退到南部海岸。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将军将其部队撤退到台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支更大规模的拥有15万人的军队,乘坐16艘自由号轮船和一些小船也从长江的舟山群岛撤离了。
  另外还放弃了通往广州的万山岛和福建海岸的东山岛。国民党的撤军结束了蒋对上海和广州的封锁。
  从此以后,蒋介石便完全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基地。除了福建海岸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以及澎湖列岛以外,“自由中国”逐渐地退缩到台湾岛上,台湾岛面积不足苏格兰的一半,耕地面积下列三分之一,当时的人口为1000万或1100万,其中包括100至200万来自大陆的难民。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形势下,蒋介石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保持政治地位和维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蒋来台湾的那一天起直到他去世,他的众所周知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又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最后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信仰。
  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国民党对在台中国人的统治中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底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两个主要任务,即保卫家园,让外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台湾无权控制毛泽东政府统治下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通过残酷的安全措施和锐意改革,蒋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通过一系列不大可能的事实,他使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否认共产党政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蒋介石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蒋就指导他进行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按传统的做法,佃农要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况且不管天气和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
  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
  5月30日,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十年内分期付款,佃农可以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或四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
  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它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然而,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只好通过严厉的管理措施加以处理。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期间,中共已在国民党人员内部扶植了许多代理人,有些还是高级官员,例如,参谋部副部长WU吴新(音译)shin将军和他的妻子。国民党仅在1950年的头6个月里,就处理了300多起间谍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000多人的地下组织。同年5月,蒋介石答应赦免所有背叛共产党跑到台湾的人。其中有400多人获得赦免。但是,那些被捕的并且没有条件获得赦免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被处决了。
  此外,蒋介石还改组了国民党。
  在1950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蒋介石宣称:
  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友为世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为实现此目的,我们要彻底改组我们的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坚持消除宗派之问以及党内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大陆灭亡的个人主义行为和思想的存在,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蒋介石说: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被取消了,在此基础上蒋又成立了两个小型机构:执行行政权力的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一个由党的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已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毛泽东但又拒绝来台湾的中间派也被国民党除名。
  军队也进行了清理。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雇了上万名军事官员,181个军、师和更小的军事单位被解散了,事实上这些单位都是徒有虚名的,它们不过是充实军官钱袋的花名册而已。
  下一步是货币改革。上海陷落以后,蒋介石政府就推行了新的台币制度,以黄金和外汇为值牌,台市与美元的比值为5:
  1。
  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再次宣称他对所管辖的领土和人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因为这时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总司令和总裁,而且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50年2月21日,蒋召开紧急会议,向还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碟,要他在三天内到台北,或辞去代总统的职务,李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立法院于24日请求蒋恢复总统职位。他没有拒绝。于是,3月1日蒋又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接受阎锡山的辞职。阎本人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无力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3月8日,蒋介石推举陈诚将军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在蒋介石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毛泽东的总司令朱德在北京接见了台湾解放同盟会的成员。
  朱德告诉他们:“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他补充道,他们正集结重兵以对台湾发动进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时刻,共产党似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进攻。然而,蒋介石及其政权却因朝鲜战争而得救。
  蒋介石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失望。尽管毛泽东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美国人还是有意承认他的政府,就象1950年1月英国人所做的那样。然而,早在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毛宣布,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后来,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雷顿·司徒雷登博士的官邸。当时他正有病在床。1950年1月13日,共产党军队又占领了美国驻北京的领事馆。他们逮捕了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并以间谍罪将其监禁四周。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召回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青岛的135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
  从政治上来讲,华盛顿这时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事实上,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明确指出了他对中国的政策是“不干涉”政策。他宣称美国将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也不会向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
  受中国问题游说议员领导人之一威廉·F·诺兰德参议员的鼓励,并且鉴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国务卿艾奇逊于1月24日宣布了一项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战争便成了这一计划的转折点。根据雅尔塔国际协议,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朝鲜,北朝鲜由苏联接管,南朝鲜由美国接管。美国对在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保安部队感到满意。苏联也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令人望而生畏的北朝鲜部队,其中包括在东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并的一些军队,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已命令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他设想美国不会对此作出反应。
  他的这一假设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美国已将朝鲜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带之外了。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南朝鲜和台湾在太平洋安全体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北朝鲜的入侵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从消极状态中猛醒过来。
  苏联人的错误判断使杜鲁门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得以采取行动。苏联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如果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就会否认一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6月25日安理会举行会议,以9比0(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一项要求北朝鲜从南朝鲜撤军的决议。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执行该项决议随时给予帮助,并制止向北朝鲜政府提供援助”。
  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帮助南朝鲜。与蒋介石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是,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在朝鲜战争期间要保持中立。第七舰队奉命前去遏制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阻止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
  美国的最后一次帮助至少可以使蒋介石感到宽慰。几星期以前,大约15万共军集结于台湾海峡对岸、而现在却不会马上有危险了。
  对南朝鲜来说,北朝鲜攻入的前几天是灾难性的。汉城陷落,南朝鲜军队在混乱中撤退到釜山。
  蒋介石趁机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3.3万名军人,以帮助由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麦克阿瑟立即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的军事援助。
  他的这一建议直到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才为人所知。鉴于来自英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拒绝了蒋的援助。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建议,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应当恢复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国援助顾问团,尽管该团直到1951年初才在台湾开始工作。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亦将访问台湾,并且就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状况提出报告。
  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北,并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一次真诚友好的会晤,因为他们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他们还就国民党在大陆牵制共军的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磋商,但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苏联人对其不在场时杜鲁门的主动性感到惊讶,所以,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联合国。
  8月1日,麦利克大使接管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他以强硬的措词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并立即给予北京代表团以联合国的席位。
  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英国的背信弃义使美国感到震惊,但丝毫没有支援他们的决心。这项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9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联合国报告了北京对北朝鲜的支持。他表明,大约4一6万名北朝鲜军人在东北接受过中共的训练,并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些人参加了入侵南朝鲜的战争。
  两星期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率领联合国军队在北朝鲜战线以后的仁川登陆。战争形势有所改变。
  10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庆祝了她的第一个生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对他们的邻国轻举妄动”。
  蒋介石的情报表明,周恩来的威胁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拥有50万人,自7月初以来他们已经沿京广铁路线向北移动了。10月28日,来自美国的情报说,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部队已从东北穿过鸭绿江,正加入北朝鲜的行动。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率军到朝鲜边界山地,一路上击毙和俘虏的北朝鲜军人达20万。然而,不久人们便都知道,中共已向北朝鲜派遣了50万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前,现在轮到麦克阿瑟撤退了。
  蒋介石撤退到台北以后,在失意中冷静地观察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用苦行僧主义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生活是清苦的。他行动自如,神志安详,住在山脚下的一所青砖绿瓦平房里。朴素的花园里开放着杜鹃花,这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前门正对着一间平日不为人熟悉的屋子,这间屋子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中间有四根方形石柱。屋子的右边摆放着一张可供1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左边摆放着几张供人休息的扶手椅。仆人的住室以及助手和秘书的四间小卧室紧靠着这间房子。
  蒋介石常常天亮时起床,穿一件传统的中国式蓝色长袍,或穿一套不带军衔的军服。蒋夫人身穿晨衣陪他做晨祷。
  他的早餐有米饭、咸菜和白开水。早饭后,他读报到上午9点,然后秘书抱来大摞文件,黄色文件代表例行公事,红色文件代表紧急问题。10点或11点,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召集官员开会。中午时有些官员就留下来吃便饭。
  午饭后,蒋介石午休半小时,然后再开始工作。下午4点半,他常常带上一个助手去散步,换换空气。等他散步回来时,茶点已摆好了。吃完茶点,他又继续工作到7点。然后再去做祷告和沉思,直到晚饭。
  晚饭后,他往往继续工作。如果有人劝他,说看场电影并不是浪费时间的话,他也会同意去看。有时候他也会冒险进城看场京戏,睡觉前洗一个含有硫化物的泉水浴,然后再写上一段日记,这是他一直保持着的睡前习惯。
  蒋介石已痛苦的认识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也许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战略家坚持认为,胜利是他所参与的一切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冲突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政治态度。
  联合国警察部队采取的反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法律上来讲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时,一直要求准许轰炸中共在东北的军事目标。
  然而,1951年3月23日,他却公开宣布,他本人已做好与中共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不久便清楚了,他的目的是通过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拒绝的决定,从而破坏正在联合国指挥部进行的有利于休战的外交活动。3月29日,中共给了他一个恰当的否定回答。
  让人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和远东地区总司令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能沟通的。
  4月5日,约瑟夫·w·马丁议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封信。这位国会议员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而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些观点毫不含糊地写出来了。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应停止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竭尽全力地去打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应当接受蒋介石总统的军事援助,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建立第二条战线。
  考虑到那些认为绝对的军事优势应该集中在欧洲战场的人的批评,麦克阿瑟争辩说:“如果我们在亚洲把战争输给了共产党,那么,欧洲战场的失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麦克阿瑟保留自己的观点,或者把这些观点仅限于与其军事和政治上进行意见交换,或者国会议员马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这件事也就会就此搁置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干预政治决定的做法十分愤慨。
  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返回美国。总统随即任命马大·李奇微将军接任司令职务。
  蒋介石希望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然而,蒋也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补偿,那就是美国人放弃了1949年在“白皮书”中规定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立场。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公开宣布,蒋介石比他的中共对手更真实地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参议院里,56名议员发誓反对承认共产党政府,反对把台湾交给北京的任何建议。同年10月,美国向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公安军事费用和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将援助台湾。
  不论从物资方面讲还是从生存方面讲,这一消息都符合蒋介石所需要的保险政策。
  但是,从名声方面来讲,这丝毫没有消除他最近所遭受的一次侮辱,即国民党政府没有获准出席9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日本和平会议。
  蒋介石的唯一安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斥在外。
  英国附和苏联,建议共产党政府应该代表中国,并在4月中旬起草的一份建议中补充道,台湾应该归属共产党政府管辖。蒋介石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难道他不是战争时期的四强之一,不是温斯顿·邱吉尔的盟友吗?6月,杜鲁门总统的共和党的巡回大使曾经到伦敦,去与英国外交大臣肯尼思·扬格解决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分歧。
  双方达成了一次折衷的决定。在日本已经获得主权以后,他们应当自己选择承认哪一个中国政府。
  同时,不论北京或台北都不应当被邀请参加这次和平会议。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东京缔结它自己的双边和平条约。
  令蒋介石极为恼火的是,旧金山条约并未确定台湾将来的地位。此外,罗斯福总统曾经保证过的开罗宣言在蒋介石看来也被破坏了。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朝鲜战争于1951年夏天停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共产党十分需要这种停战,以便要求联合国让战俘在获释后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处。以印度为执行主席的中立国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联合国手中的中国战俘有1.4万人,其中72%的人去了台湾。21名被捕的美国人愿意留在共产党一边。
  中共从此获得了它在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南、北朝鲜仍对峙在三八线上。
  一场关于麦克阿瑟的热烈争论在美国爆发了。
  社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朝鲜战争向中国大陆的任何蔓延,都将促使毛泽东执行他于1950年初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如果斯大林作出反应,他就会很顺利地进攻欧洲,而不是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有可能爆发。
  然而,麦克阿瑟的解职在美国还不广为人知,并且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总统采取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带来胜利,也不会导致战争的尽快结束,共和党的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立即宣布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政策。
  他宣布解除美国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的禁令,如果蒋介石政府愿意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话,美国将不再会阻拦。然而,美国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护台湾。
  这又不是蒋真正需要的,这些最多不过是美国准许台湾“游击队”在大陆进攻反击行动而已。
  蒋介石对自己的兵力了如指掌,尽管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还不足以对他所失去的大陆发动反攻,并且,美国已不准备帮助他这样做。事实上,台湾“游击队”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活动。
  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曾估计大约有40万“国民党残余”在行动。自国民党政府倒台以后,已经有100万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反抗行动是零星发生的,规模在逐渐减小,但将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蒋介石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却是杜鲁门总统曾经害怕过的事。
  蒋介石曾这样描述道:“我们打败共产党并收复大陆的计划必然会形成,……自由世界的总纲领的重点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当来自朝鲜战争的消息表明停战谈判已在进行时,在1953年7月20日,蒋要求签订一个台湾和中国邻国都能参加的西太平洋安全公约。
  同年年底的11月27日,辛格曼·里总统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号召亚洲的“自由国家”建立一个由其他“热爱自由”的民族支持的“反共统一战线”。然而,阻碍这一号召的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已承认了北京政府,并且那个最大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好战意识也减少了。
  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一次讲话,阐明了他的“大规模报复”的新观点。他说这种报复在远东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复活了。
  1953年春季,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覆没以后,美国未能介入,然而,同年9月,美国却率先为东南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防御体系,但台湾却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了。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又使其失望了。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最初宣言相比,该条约后退了一步。根据新条约规定。美国保证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台湾的安全将受到保护,直到作出另行规定。
  但是,如要蒋介石想以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来碰碰运气的话,他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了。另外,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博士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
  从此以后,蒋的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听起来越来越象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1)

  在入侵苏联后两天,负责放逐犹太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书面抱怨说,这不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例如,必须改变把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国的马达加斯加岛去的做法,而采取一个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简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签字),指示他“在组织上和财力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三个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维尔暗示过他将怎么办。”我好像是罗伯特·考科医生搞政治一样。”这话是在闷热的暗堡里的一次晚间冗长的讨论会上说的。“他发现了病菌,随即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我发现了犹太人这个病菌和让社会解体的发酵剂……我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能生存;没有犹太人,经济、艺术、文化等等,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我所能给予犹太人的最大的打击”)。
  隐藏在乏味的官僚语言后边的,是给予党卫军去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希姆莱——在明斯克的经历仍令他心惊肉跳——问党卫军的主治医生,集体灭绝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回答是:毒气室。第二步,他把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召来,秘密地授以口头指示。“他告诉我”,霍斯作证说,“大意是这样——我记不清原话了——元首已下令最好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队必须执行这道命令。现在若不执行,将来犹太人就会消灭德国人民。”希姆莱说,他特意挑选了霍斯的集中营,因为在战略上奥希维茨地处德国边境附近,有足够空间,可达到隔离的要求。霍斯警告说,这种行动应按帝国国家级机密对待。他不准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于是霍斯回到波兰后,便背着集中营的检察官,偷偷地扩充地盘,以便将它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中心。他的所为甚至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集中营这个概念,以及认为集体屠杀可行。据他宣称,是他研究英美两国历史的结果使然。他非常欣赏南非为波尔战俘设的集中营和美国在荒凉的西部为印第安人设的集中营;他常在内层亲信中称赞美洲灭绝——用饥饿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驯服的红种“野蛮人”。
  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总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1941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10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200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帐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作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兹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头头们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1941年12月10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6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得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1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地,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350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350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1942年1月20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11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56—58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15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30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1月23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1830年,每年还有8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1月27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9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他提醒听众——内中有40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1939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被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作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内才能作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们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饱经风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

(2)

  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1928年所作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过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丧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打阵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斯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们,‘我的先生们,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号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易梭德》的来源,汉夫斯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泰然自若的表演已被他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出一点儿也不仁兹,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2月8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斯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斯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2月20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199,448人,受伤708,351人,失踪44,342人冻伤112,627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3月1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3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12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1000辆坦克,还有2000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2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背着元首干的。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3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

  “……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维辛。前面四个杀人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了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4月24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3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之。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在今冬就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130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词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凯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10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3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钟头又40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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