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其是杀身祸,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89)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为了赶在盖世太保对斯派达尔严刑逼供之前就设法救出他,免得他胡言乱语,隆美尔匆匆忙忙给希特勒写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

  朱德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④有些案件要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教育全党和人民。

  后来,在隆美尔家中接连发生的几件怪事让隆美尔开始认识到了他的处境。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在这以往的五年多时间里,朱德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三十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

  隆美尔却并不知道,他已经受到了“七二○”事件的牵连,盖世太保正在搜寻他参加谋反的证据。隆美尔甚至还在考虑由于这次受伤,他应得到第六条“光荣负伤”缓带和伤员金质奖章。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了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

  隆美尔在病床上收听了下午和晚上的广播,听完后他便高声嚷道:“这帮疯狂的家伙,他们怎能谋杀元首?一个士兵在战场就可以杀死他,可那又有什么好处!”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朱琦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队基层去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只好转到抗大行政部门工作。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朱琦带着他的爱人来看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亲。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嘱咐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后来,朱琦由组织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当练习生干起,再当司炉,而后才当上司机。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儿子开的火车。朱琉事先不知道。火车到目的地后,朱德见了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渍的儿子,为他学到了开火车的本事而高兴。

  7月17日,隆美尔在接见了党卫军第1装甲师作战处处长狄特里希后,便坐上他的专车赶回司令部。就在他们即将开上第179号公路时,隆美尔发现2架盟军轰炸机向他们飞来。他立即命令驾驶员把车子开向旁边的灌木丛,还没等车子转过弯来,飞机上的机关炮便向他们扫射了。一发炮弹离车子不到1米的地方爆炸了,强大的气浪把车子掀了过去,栽进了旁边的沟里。司机当场毙命,隆美尔头部被石头碰了一下,晕了过去。飞行员看到车子已摔进沟里,便没有继续开火,掉头飞走了。

  (41)

  报告提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12)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13)转发到盛军级以上各级党委。

  隆美尔对这一切感到十分迷茫。他不知道他是怎么被牵扯进这件事里的。他是曾经劝说过元首放弃西线,也曾在背地里责骂过元首,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元首的忠诚,他甚至还曾经带头在向元首效忠的保证书上签字。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诚挚而热烈的欢迎。

  一九五三年底起,中共中央内部开展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后不久,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这样严重的斗争,这是朱德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后来说:“直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面目,认识了反对高饶斗争的严重意义,并坚决地拥护这一斗争。”(15)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16)。

  隆美尔这种“舍西保东”的想法不但被希特勒认为是丧地辱国的做法,而且也没有得到盟军的认可。由于苏联对英美企图和德国单独媾和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所以英美被迫放弃了和德军西线指挥官们达成任何协议的计划,再次重申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英美的这一声明使隆美尔的计划彻底破产。他已成为盟军在西线的心腹之患,盟军开始考虑尽快铲除隆美尔,扫清他们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第四、在处理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中有两种偏向:一是不够严肃,有怜悯、姑息观点;二是简单化,不慎重。第五、有些党员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令,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重视、不研究,常常不自觉地犯错误。

  9.《著名将帅指挥艺术》,葛振峰等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有一次,他去山东视察,正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干部知道朱德很称赞莱阳梨,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他发现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能照他的意见办了。

  10月17日,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在柏林为隆美尔举行了庄重的国葬。隆美尔身上覆盖着纳粹德国的国旗。在一辆炮车的牵引下,他的灵柩慢慢地驶向墓地。纳粹德国这样一位“功勋卓越”的陆军元帅就这样走完了他53周岁的人生之旅。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漠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⑦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巨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⑧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643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好吧,我接受元首的任何惩处。”隆美尔眼含泪花绝望地说道。

  十月二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五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占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他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他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却总是谦虚谨慎,把功劳归于人民,归于党,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看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解放初,他家乡四川仪陇的乡亲中有几十人串连起来,背着柴禾,带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经过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要上北京。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他们中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陪他们在重庆游览后仍送返家园。一九五一年朱德六十五寿辰,仪陇家乡派人到北京到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20)。

  3.《隆美尔亲历记》,范跃江等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一九五三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就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四年。

  豪辛格沮丧地向希特勒报告苏联战场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贝帕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将会降临。”他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霎时间,残断的肢体四处飞溅,烟雾立即弥漫了整个地下室。

  岷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二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诉他们:“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盯请扩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3)中央接电后,在二十一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电报后,在二十二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45)就在这一天,事情突然又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

  为证实一下,隆美尔还是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给统帅部去了一个电话,询问一下到底为了什么事。接电话的是威廉·布格道夫将军,他刚接替死去的施蒙特的职务,担任陆军人事部长和希特勒的第一副官。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朱德认为,纪律检查工作要特别重视怎样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怎样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和倾向。“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③朱德提出“检查和处理案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一定要有根据,要把工作做细,弄清是非和轻重,防止因错误处分而伤害同志。他一直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

  隆美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放下电话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惊慌失措的露西说道:“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一到柏林,他们便会立即逮捕我,到时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为什么这些现象在这个时候增多起来?朱德分析它的原因,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党员干部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他指出:由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②而在主观上,是由于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为此,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经常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并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同执行纪律相结合,对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犯了错误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必须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

  “元首让凯特尔元帅和你讨论一下你的未来。”布格道夫和隆美尔私交不错,他忍不住在电话中向隆美尔发出了信号。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朱德常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

  隆美尔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慢声细语地对他说:“孩子,不要难过。死在自己人手里的确可悲,但这所房子已经被包围了,我别无他法了。如果我按照元首的命令去做,他们答应将不会连累你们,并且也不会加害我的部属。”

  (37)

  朱德认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为了肃清高岗散布的“军党论”的错误影响,朱德多次在军队干部中讲话,强调,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17)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朱德再次作了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发言,要求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布格道夫让恩斯特先退出书房几分钟。随后,他向隆美尔转告了希特勒对他的判决。“元首考虑到你以前为帝国所建树的功勋,答应如果你自尽的话,将对你的判国罪严加保密。在您死后,将会为您举行国葬,并将建碑以作纪念。你的夫人和孩子将可以领取到陆军元帅应得的抚恤金。”

  徐向前回忆道:

  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19)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表率。

  隆美尔被随后赶到的参谋们从沟中救出,送进了附近的贝尔内空军医院。当地的法国医生用碎布条缠住了他凹陷流血的头部,随后又给他注射了两瓶樟脑油。虽然这种急救方法比较简陋,但是它最终还是挽救了隆美尔的性命。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首,包括十一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⑥二月三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玫的意见。

  隆美尔脸上强作微笑道:“可以,请到我的书房里谈。”他把他们领进了书房。当他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对他的副官阿尔丁杰吩咐道:“把那份关于诺曼底情况的材料准备好。”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他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是战争年代开始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他到哪里,都说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10分钟后,露西接到了他丈夫死于中风的噩耗。

  二十七日,中央回电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保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的危险”;“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来两电,前电介绍敌情,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58),后电介绍拟与南京谈判问题,又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59)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60)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61),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地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环境,高兴他说:“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杜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21)他在衣、食、注行各方面,处处自奉节俭。建国初期,朱德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是三间老式平房,东头一问是他与夫人康克清的卧室,西头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间一间隔成两半,前半间是过道兼饭厅,后半间作储藏室。后来搬到中南海西楼,住房也并不宽敞,连饭厅都留不出来,节假日子女回来,还得临时搭铺。

  “如果那样,我们就敞开西线,让英国人和美国人长驱直入,一定要让他们赶在苏联人之前进入柏林,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隆美尔最后强调说。

  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47)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

  党的队伍面临着新的考验: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已关系到党能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因此,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克鲁格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差点让隆美尔气得窒息过去,“我的职责规定得很清楚,我有权要求西线总司令按照我的意愿调集一切必要的军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想在你来之前,元首一定已经向你交代过了这些事项,如果没有,我想英国人或美国人不久便会教会你的。”说完以后,隆美尔便扬长而去。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他下令以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它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到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合力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给追击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歼灭一个多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这次进攻。

  一九五三年,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朱德对党的这条总路线由衷拥护,并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

  1944年6月29日晚上,隆美尔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伯格霍夫。第二天下午回到了司令部。他知道,由于他直抒己见,元首已经不会再信任他了。他已经做好了希特勒派人来接替他现在职务的最坏打算。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一九七一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22)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如果饭菜剩了,他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为了不使他吃剩饭剩菜,厨师就严格地按他的饭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时再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他对厨师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23)有一次,机关供应站进了一批对虾,邓师傅买了几个精心烹好,上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者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记住,以后再有对虾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24)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总是非常简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汀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眼。

  6.《隆美尔战车军团》,杨京生译,香港大明王氏出版有限公司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盛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一九五○年三月九日,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主席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目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7月20日,英军特种空军司令部的麦克利奥准将发布了命令:“击毙陆军元帅隆美尔和他参谋部里的高级官员,或将他们绑架到英国。”但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一场意外的事故却使隆美尔逃脱了盟军的刺杀。

  朱德在几天后举行的会议上谈到那几天的经过:“当时国焘同志表示不干,我就回来作计划。我们同昌浩又到国焘同志那边去,讨论,结果大家还是赞成第一个方案(按:指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国焘同志表示服从这个决议,结果国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赶上来。而结果国焘同志到前面来,完全改了。”(48)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

  ⑨

  2.《沙漠斗兽——隆美尔》,培柱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根据中央的这个决定,一九五○年五月六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

  隆美尔马上听出了话外之音,当即回答说:“我非常想去见元首,但是我的医生不让我作任何长途旅行。请您一定要把这个原因向元首当面说清。”在得到布格道夫肯定的回答后,隆美尔才放下了电话。

  根据情况的变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36)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垄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逵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恨据中央意见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到一九五三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了重点复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火行为和处理中的偏差作了严肃的纠正。朱德将这一工作情况,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写了报告。

  在随后的几天,他一边视察防线,一边争取前线指挥官们对他想法的支持。

  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65)。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⑤一九五二年一月,朱德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一九五○年九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入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市政府党组和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在这个期间,第二医院一九五一年四月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玫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和干部进行压制打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玻、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一天晚上,他的仆人似乎听见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当开门时,却只看到一个人影晃了一下,便消失在黑暗中。随后,隆美尔和家人们经常发现夜晚在花园里,总有人影闪动;当他们外出散步或是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采蘑菇时,都发现有可疑的人一直在跟踪他们。毫无疑问,他已经被盯梢了。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执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

  随后,希特勒向露西发来唁电,表示为帝国失去隆美尔这样一位最优秀的元帅而感到哀悼,并称赞“隆美尔的英名将和他在北非的战绩一起名垂青史”。

  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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