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一个政党的诞生,从乞丐到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51)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X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27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1972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1973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3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1974年9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1925—1928

1919—1922

(2)

(1)

(1)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8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时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新年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除夕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位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于霍夫曼的意外,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呆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位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檞寄生树下,吻了他(按英国风俗,檞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檞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译注)。“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他一抵达,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下来了。”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启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作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言,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店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约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气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湮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湮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于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用的华丽的词藻后,他的讲演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使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气,“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报纸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发了党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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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4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3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12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1945年5月4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20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他从前就是在零下10度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莫里茨公寓”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座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缉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斯坦格尔的苦口气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 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作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福尔斯达夫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译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叇叇派艺术家之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3)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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