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明人也会做蠢事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2)

  上回说到25岁的伽利略,年轻气盛,当众做了落体实验,驳得那班老教授们哑口无言。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恨得牙根发痒,真想找借口把伽利略赶出校门。过了不久,这借口真叫他们给找到了。这比萨城所在的佛罗伦萨公国公爵是柯斯摩,他有一个私生子,学识不深,却好出风头。有一天,这人花巨资制成了一架挖泥机械,要去疏通海港。伽利略看了他的机器,说:“这怕是行不通的。”这一句话得罪了公爵,别人又乘机说了许多坏话,于是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教授的饭碗也没了。

1939.1—1939.8.24

1945.1.17—1945.4.20

  伽利略有不少朋友,靠着大家的帮忙,他来到了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任教。而威尼斯早被教会摒弃,不受什么宗教裁判所的限制。意大利不少学者都逃来这里,自由地讨论学问。伽利略一来便广招门徒,积极社交。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一手好琵琶常常成了晚会上最吸引人的节目。这伽利略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在他周围很快形成一个热闹活跃的圈子。这时期,他进行了关于地球磁力的研究,发明了复杂的指南针,还有温度计。成果累累,多不胜数。我们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伽利略发现的那些基本定律,实际上当时人们最崇拜的是他的那些小发明。他玩弄这些东西有如变魔术一般,直把那些凡夫俗子弄得神魂颠倒,叹为观止。他爱吃喝,好交际,要搞试验,常感钱不够花。于是他又开了一个小铺子,出售自己发明的天平、脚规、摆锤等,生意极好。他真是名满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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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年8月21日上午,天气晴朗,海风习习。伽利略拿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圆筒,身后簇拥着一群人,登上威尼斯城的钟楼。跟在后面的人们都知道十九年前伽利略登高做了一个有名的斜塔实验,今天大约又要出奇,所以谁也不说话,只是拾级而上。这时他们已到楼顶,极目望去,只见亚德里亚海湾里碧波万顷,水天一色,这正是观海的好天气。伽利略将那固筒架在眼上说:“诸位,可曾看到海上有什么船只?”大家齐声说:“海上干干净净,并无一帆一船。”伽利略说:“天边正有两只三桅大商船向我们驶来。”说着他将那筒递给大家。果然,人们从筒中望见两艘大商船鼓满风帆,破浪而来,把那些人都惊呆了。他们又将圆筒转向西边的市区,透过开着的窗户,一般人家正在吃饭、下棋、干活,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跟随伽利略前来的小官僚看此情景,忙将圆筒放下,大叫道:“这个可怕的魔筒,威尼斯城有了它真不可设想,我要回去告诉我的妻子,叫她千万不要到阳台上去洗澡了。”大家一阵哄笑。说话间,刚才在筒里看到的那两只商船已渐渐在海天之际显了出来,人们又是惊叹一番。原来,前些日子,伽利略听说荷兰一个眼镜商将两片凸凹镜片叠在一起,制成了一个能放大三倍的望远镜,他很快便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又重新作了改进,现在这个望远镜已能望远30倍了,今天他特地到钟楼上来,向人们演试一番。演试先后,他将这宝物献给了威尼斯公爵。公爵大喜,随即下令聘请他为帕多瓦大学的终身教授,年薪五千元。

  希特勒在赫拉德欣宫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托管的当天,罗马尼亚大使便警告英国外交部,在今后数月内希特勒将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久,英国驻巴黎大使又发回一封令人大吃一惊的电报,更把伦敦仓促地重新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们引入歧途。这封电报错误百出。因为,为了保密,它是由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亲手打印的。“希特勒自己的愿望”,他写道,“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增尔和莱希瑙等人的支持下,是要在六七月间对大不列颠发动战争。”这个风大概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放的,因为他们极力要挑起武装冲突。事实上,元首根本无意打英国,所称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占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他的眼光其实是放在解决德国与波兰的令人烦恼的分歧上。这些分歧是在世界大战后由盟国造出来的,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侵略。德国不但丧失了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省份,而且还沿维斯杜拉河开辟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为内陆国波兰提供一个出海口。位于这条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了自由港,以便作为波兰的一个海港。这条所谓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省与祖国分开,是最能激起德国爱国者的一件事,而矛盾的焦点又在但泽上,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几乎全是日耳曼人。
  奇怪的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及其早年的演讲中,希特勒这个最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耳曼人,却未给它以多少篇幅。这倒不是说希特勒对波兰人怀有友好感情——根据他的标准,波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下人——而是因为他被苏联这个唯一能满足德国的生存空间的国家所困扰。从他上台伊始,希特勒就将波兰问题降到最小的程度,并于1934年与华沙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互不侵略条约。在公开场合,他炫耀德波友好,而且,人们还记得,他邀请波兰人参加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波兰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并不明白,这种宴会的帐最终是要由客人来付的。在慕尼黑会议后一个月,帐单被送来了——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与他共进午餐。里宾特洛甫说,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建议——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波兰将但泽归还德国,允许德国建造联结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部分的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允许波兰使用但泽这个自由港,保证其目前的边界不变,并延长双方签订的条约。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建议,两国在对波兰犹太人实行移民的问题上实行合作,并“在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对俄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由于许多有影响的波兰人士也与希特勒一样,既害怕赤俄又仇恨犹太人,和平解决这一分歧似乎不乏希望。但,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一再拒绝希特勒要他访德的邀请,而暗中却极力加强与俄国的联系。1938年年底,两国发表了苏、波友好的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也得以开始。
  对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两面手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玩弄下去的。贝克终于被迫接受希特勒的邀请。1939年1月初,贝克来到了贝格霍夫。如果他害怕像许士尼格、提索和哈查那样,受到大声呵斥,那他就错了:他又愉快又惊奇。没有威胁,只有引诱,希特勒只暗示可能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则将给予更多好处。这套手法失败了。贝克大耍外交辞令,连归还但泽一事都不予考虑。
  数星期后,里宾特洛甫来到华沙,意在重提德国之建议。波兰人请他跳舞、看戏、打猎,以及没完没了地请他吃鱼子酱和喝绿色的伏特加酒。在谈判桌上,除了得到更多的波兰人的迷人的诱惑力外,他什么也未得到。威廉大街有谣言说,由于贝克一再拒不接受他认为是最慷慨的建议,希特勒高喊说,对付波兰人的唯一办法是威胁。那年3月,用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身上如此灵验的办法,便确立下来了。里宾特洛甫警告华沙,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暴行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接着,戈林的报纸《日报》便开展攻势,攻击说,日耳曼妇女和小孩在波兰的街头受到骚扰,日耳曼人的商店和房屋都被涂上了柏油。贝克不但未被吓倒,反而于星期二把德国大使找来,发出了自己的威胁:任何企图改变但泽现状之尝试,均将被看作是反对波兰的侵略行为。
  “你想在刺刀尖下谈判!”德国大使喊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说。
  波兰此次以及在其它场合表现出来的勇气,获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报答:伦敦主动提出,若波兰遭到纳粹侵略,英国将给波兰提供军援。贝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3月的最后一天,张伯伦“形容憔悴”,步入下院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后,他起身宣读一份声明。他读得很慢,语调也很平静。他把头放得低低的,好像看不清楚字似的。“若发生任何明显地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他说,“而波兰政府也认为有绝对必要使用其全国的力量抗击这一行动时,英国政府将立刻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他补充说,在此之前,关于这点,波兰人已得到保证,而法国也授权他宣布,法国参与英国作出的这些保证。他坐下后,厅内自发地响起了欢呼声;自他从慕尼黑返回后,这是首次表示真正的同意。无条件的支持是张伯伦真正放弃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物证。英国终于团结起来并承担了义务。
  次日,4月1日,德国元首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英国进行讽刺,作为对英下院团结一致的回答。他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对德国的生存权进行干预?“今天,如果某个英国政治家要求将每个有关德国权力的重要问题都得首先拿到英国来讨论,那末,我同样也可要求,英国的每个问题也必须首先与我们讨论。当然,这位英国人也许会回答我说,巴勒斯坦就没有德国人的事嘛。我们不想与巴勒斯坦有什么来往。然而,就像我们德国人管不着巴勒斯坦人的事一样,你英国也管不着我德国的生存空间的事。”假若英国认为德国人做这无权做那也无权,你英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在巴勒斯坦将只要求保卫家园的阿拉伯人枪杀?
  他从讽刺转向威胁恫吓。“日耳曼帝国”,他说,“决不想永远容忍恐吓,连包围的政策也不能容忍。”这威胁,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想来他必花了不少毅力才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如此出色。私下里,他却慷慨激昂。那天下午,当他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口中证实英国确向波兰人作出保证时,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脸都变了,在室内咆哮不止,以拳击大理石桌面,口中骂声不绝。“我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他是否有意与斯大林签约?
  当晚,希特勒又发表演讲。在讲演过程中,他表现得风度不凡。这大概系源于自认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信念。马德里已落入佛郎哥之手;西班牙的内战刚正式结束。此外,由于当天“传来新的谣言”说“意大利已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英国的注意力正在转移——这一转移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把凯特尔召来,对他说,波兰问题亟待解决。他还说,与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狡猾的老师毕苏斯基死得过早,这是多大的一个悲剧!不过,此事随时都可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有关德国前途的问题,这个在地理上把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尽早解决的原因。他不愿将这项工作往后拖,也不愿交给他的继任人去处理。”他接着说,他坚信,只要英国看到了德国的决心,英国就会不理波兰的。
  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于是,希特勒便于4月3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往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该令写道,“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即“白色战役”,将定在9月1日。
  西线若发生冲突,要让英法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他手中。
  这一招说明,对于英法向波兰作的保证,他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各国的命运也就因此失算而决定了。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作好战争准备。
  希特勒攻击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的一切政治可能性已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感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隐密而多疑,所以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他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一起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所以,在4月6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不准它插手。
  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炉中有两块铁总比只有一块好”。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亟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血洗(顺便提一句,系受希特勒清洗罗姆集团一举的影响)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B后来,海德里希吹虚说,红军的此次肢解,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在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300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将钱打上记号并不是俄国人耍的唯一的欺骗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将原始材料披露给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图克切夫斯基的权力过大,威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快达20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被抛弃的国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1920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森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20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兵工厂,另派出60名文武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人们记得,这种有利于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于1922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条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至1938年,德苏的友好关系已实际上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条约,又使情况急剧产生变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1939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置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党代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两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作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斯特怀疑,这是否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斯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看上去像个苦行僧——请他们喝茶。显然,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他们就法国印象派闲聊了一阵后,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订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斯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不予置听。他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斯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我并不认为元首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4月17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这是10个月以来俄国人的第一次来访,以一件原由较低级官员处理的事为来访的借口。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又在讨好另一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匆忙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和目标,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于是,在与苏联玩弄“很难得到”的同时,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4月19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次日,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还有数年有健康的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1939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又多又吓人。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自豪。50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它的人。”对其他人而言,他胜过弥赛亚——上帝本人:“我的孩子们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在他们眼中,元首是万物之主。”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至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已消灭或绕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并在华沙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抵达了下西里西亚。苏联人业已逼近奥斯维辛,灭绝营里面的人们都听见了苏军的炮声。过去几星期来,守卫灭绝营的党卫军就一直在焚毁一仓库一仓库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企图掩盖集体屠杀的痕迹。两天后,在这地区的德国官员大部分已逃之夭夭。
  那天下午,卫兵们将5.8万名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犯人集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并将他们赶往西面,有可能便将他们用作人质。约6000名身体太弱、无法站立的犯人则被留了下来;德国人希望能利用前进中的苏军的炸弹和炮弹将他们处置掉。但是,当红军于1月27日像流水般流进这座灭绝营的大门时,里面仍有5000人幸存下来。他们骨瘦如柴,弱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在巨大的营内销毁屠杀罪证的努力一直继续到早晨;他们最后炸毁了毒气室和5个火化场。但是,这也不能将希特勒的死亡工厂里的可怕的罪证销毁掉。尽管被焚和被炸毁,红十字会的官员们仍找到369,820套男人的服装,836255件女外衣,13,964块地毯和7吨头发。他们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牙刷,眼镜,鞋子,假肢——以及埋葬着数以10万计的受害者的墓群。
  在柏林,古德里安将军及其副官于当天下午爬上了总理府门前那座十多级的台阶,前往参加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进了总理府后,他们绕了个大圈子才抵达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因遭盟国飞机的轰炸,捷径已被堵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窗户用硬纸板覆盖,走廊和房间没有画幅,也没有地毯和挂毯。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客厅前,——那里有卫兵用手提轻机枪把守。一名党卫军军官彬彬有礼地要他们将手枪留下,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事包。这条7月20日后实行的规定,甚至适用于陆军总参谋长。
  至下午4时,室内已挤满了军方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片刻后,通向元首办公室的门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在一扇墙中部,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后是一张套着黑罩的椅子。面朝花园。
  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和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正是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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