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灾难,历史插曲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09)

(5)

  第三部分 
  逃跑的方式(1) 
  1485年,黑死病在米兰肆虐,一直持续了三年的时间,1485年是黑死病爆发的第二年。列奥纳多曾在佛罗伦萨见识过这种瘟疫。1479年黑死病在佛罗伦萨突然爆发,但几周之后则慢慢平息下来。而米兰这次却要严重得多。据估算,城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不过这也可能有些夸张。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的情景:街区被瘟疫洗劫一空,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的雾气,一车一车的尸体被运到坟场集体掩埋。牧师在布道坛上歇斯底里地鼓动人民与瘟疫决一死战。人们小心翼翼地查看身上腹股沟是否有肿块,如果发现肿块则表明已被感染,医学上称其为“腹股沟淋巴结炎”。1485年3月16日,地球发生了日全食,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列奥纳多透过一大张打满孔的纸观看了这一现象,他还在一份简短的笔记中对这种观赏方法加以描述,取题“在观看日食时如何保护眼睛”。
  瘟疫肆虐之时,列奥纳多正忙着绘制《岩间圣母》。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就呆在米兰提契诺门附近的德·普雷迪斯作坊里。我们知道列奥纳多的讲究很多,他的手指上常会带有玫瑰水的香味。恶臭的气味、人满为患以及他们携带的病菌令他苦恼不已。他曾说过:“人们就像山羊一样,成群结队,摩肩接踵,走过之处臭气熏天,到处传播瘟疫和死亡。”[222]而《岩间圣母》里却是一派迷人景象,全然没有现实中那一切烦恼。一个凉爽的岩洞与世隔绝,带有某种荒凉的祝福。
  就在这个时间,他写下了一种药物的配方,可能是用于对付瘟疫的秘方:取一些黑麦草的种子蘸有葡萄蒸馏酒的棉花某种白色的天仙子一些起绒草乌头的种子和根将上述材料弄干,然后捣成粉末。将粉末与樟脑混合,即成。
  瘟疫使大家人心惶惶,考虑到其紧迫性,列奥纳多对“理想城市”的构造和功能开始了思考。这个话题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阿尔贝蒂和菲拉雷特都曾对其进行过论述,之前伟大的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也曾撰文探讨过。我们可以想像列奥纳多与他博学的朋友多纳托·布拉曼特也对这个问题促膝交谈过。在约作于1487年的笔记和素描上,列奥纳多画了一座通风良好、由几何图形组成的未来城市图,城市里建有广场、凉廊、隧道和人工水道。未来新城共有上下两层,上面一层专供行人使用,美观大方,具有社会功能,类似于现代都市的“行人区”。下面一层是人工水道网,用来运送货物和牲畜,还用来建造商铺和仓库,以及所谓的“普通人”的住所。街道宽大,房子正面的高度有严格的要求,烟囱很高以便将烟尘排在屋顶上方。他建议在公共建筑上建造“螺旋梯”,因为人们常会在方形楼梯的阴暗处随地小便。他脑子里总是想着如何改进公共卫生,这无疑也是为了应对瘟疫的来袭。他还大胆设想过理想的厕所,虽无法与晚一个世纪的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的抽水马桶相提并论,却也是设施齐全。他说:“厕所里的坐垫应像女修道院里的十字转门那样转到另一边,然后凭借平衡力重回原来的位置。厕所的天花板应打有小孔,以便通风,使里面的人呼吸顺畅。”
  还是在这个时期,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人类飞行”这一诱人的想法。他这样写道:看看拍击空气的翅膀是如何将一只巨大的雄鹰送上空中……再看看大海上空流动的空气是如何使船帆鼓胀,驱动载满重物的船……如果人的身上巧妙地装有足够大的翅膀,那么他也可以克服空气的阻力,最终战胜空气,在空中飞翔。
  这一段后面跟着就是他作的一幅降落伞的草图和一段文字描述:“如果人身上披着12臂长(即24英尺)宽、12臂长长的用亚麻布做成的降落伞,那他无论从多高的地方往下跳都会毫发无伤。”这里表明他并非真要考虑人类飞行的可能性,但他为何又想到造降落伞了呢?
  列奥纳多金字塔形的降落伞在2000年6月26日这天终于成为现实。一个名叫阿德里安·尼古拉斯的英国跳伞运动员从非洲南部克鲁格国家公园一万英尺高的地方进行试跳。他用的降落伞基本就是按照列奥纳多的规格制成的,只是原来的亚麻布换成了棉质油画布。伞衣绑在松木棒上,总重量接近两百磅,约是现代普通降落伞重量的40倍。尽管降落伞很重,但运动员的降落的过程还是十分顺利。尼古拉斯用五分钟时间下落了七千英尺,这并不算是快速的降落。最后降落阶段他扔掉那个降落伞,改用普通的降落伞,因为列奥纳多设计的降落伞的一大缺点是无法折叠,着陆的时候整张伞很可能会全部压在运动员的身上。尼古拉斯事后说:“降落的时候,我心情舒畅,非常开心。我不禁想说:‘达·芬奇先生,你实现了你的诺言,我万分感激。’”《岩间圣母》中温馨的荒凉场面、乌托邦式的城市里通风的大街,以及开阔的飞行空间,这是精神上逃离这个瘟疫肆虐的城市的表现。但有的东西你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就潜藏在你的体内。这一时期列奥纳多还画过一系列怪异、揭露秘密的寓言式素描,现藏于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这些素描含有两个主题——“享乐之后就是痛苦的必然性”和“妒忌对美德的攻击”。而这两个主题常会相互重叠。人们会产生一个感觉,这些素描都是在表达同一个观点:体验的基本两重性。每一个积极的事物都带有消极的一面,那不可避免的“另一面”潜伏一处,伺机毁坏。这些素描都画得比较粗糙,似乎都是赶制而成。 
  逃跑的方式(2) 
  享乐和痛苦被表现成一个杂交而成的男人,两个脑袋和两对胳膊长在同一个身躯之上。素描上写着:“享乐与痛苦是双胞胎,因为他们密不可分,仿佛就是粘在一起。”“痛苦”是个蓄着胡须的老者,而“享乐”则是个留着长发的青年。列奥纳多曾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画风创作过多幅老者面对年轻男子的素描和草图,这幅图对这类作品进行了绝妙的诠释。那些老人下巴突出,嘴唇内陷,牙齿分明已经掉光,被称为“瘪嘴之人”。而那些年轻男子则长相俊美,一头鬈发。人像下的两行字告诉我们连体人一脚踩着金子,一脚踩着泥巴。
  画上还写着:“享乐之时,别忘了伴随享乐而来的痛苦和悔恨。”列奥纳多喜用一语双关,此处也不例外。痛苦(tribolatione)的代表物是神秘的尖头小东西,它们从老人的右手中落下。这个尖物是一种武器,其意大利文是tribolo,意思是“铁蒺藜”。这种武器也出现在作于15世纪80年代末的一幅素描中,素描题目是“铁蒺藜”,上面还有一段文字解释如何将其撒在地上和壕沟里,以阻拦敌人的前进。朱利奥·佩洛伯爵曾提到过这个武器,他回忆说:“几年之前(他写于1881年),在米兰城堡里建造骑术学校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两枚铁蒺藜,我亲眼见过它们的样子,与列奥纳多描绘的一模一样。”列奥纳多这里使用的一语双关表明他参与过(或是希望参与)军事工程的活动。
  痛苦老人一手掉落痛苦的尖物,另一只手则挥舞着一根树枝,树枝大概代表了悔恨的匍匐枝。“享乐”的动作跟他有些相似。年轻人一只手中落下一长串硬币,因为追逐享乐要花很多钱(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关于摩德纳的那个笑话——“我付10枚达克特金币却只能让我的鸡巴进入”),另一只手握着一根芦苇。列奥纳多对芦苇的解释颇有意思,因为那是不多见的双层文本,就恰如描写风筝的笔记那样,即表面上的主题会突然变成另一个更为私人的主题。列奥纳多在纸上解释道,享乐“右手拿着一根芦苇,右手因而没有用处,没什么力气,芦苇造成的伤口是有毒的”。这明显是芦苇的象征性含义,后面的文字却渐渐变成了某种回忆,抑或幻想。全文如下:
  在托斯卡纳,人们将芦苇用作床的支撑物,来表示就是在床上人们做着虚幻的梦,就在床上人生一大块时间被消耗掉,也是在这里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就在清晨,大脑处于安静的休息状态,身体可以开始新一天的劳动,人们却只会享乐,或想像着无法实现的事情,或做一些导致身体衰老的乐事。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将芦苇置于床下的原因。
  无疑,托斯卡纳区的人将编好的芦苇置于床下是出于实用考虑,而不是因为其象征含义。他在这个令人读得喘不过气的句子中总结并精心阐述的寓意更多是个人的想法。他这里是在自我忏悔:当他清晨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做过“虚幻的梦”,即性幻想;他对此深感内疚,因为他本该起床工作,也许是因为他性幻想的对象是男子。享乐手中那根男性生殖器状的茎秆是软弱而“无用”的芦苇,那芦苇明显就是射精后的生殖器的象征,从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射精是因为手淫,而非性交。关于感染的注解——“芦苇造成的伤口是有毒的”——使其完全具有“自我厌恶”的意味,这种感觉就出现在这个形象周围,似乎再一次将这幅画与米兰瘟疫的传播联系起来。
  “美德与妒忌”系列素描给人同样的感觉,它们与“享乐与痛苦”所要表达的观点一样。这些相互矛盾的品质都相互包容;这些素描也都暗含性爱的含义。“美德”并非只意味着道德优良,还代表着“精神的力量”(因为美德“virtu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vir,字面意思是“刚毅”)和趋向完美的“才智”。一般说来,美德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是一个人更崇高或更完美的自我;而妒忌则对美德进行攻击,降级,贬损。与“享乐和痛苦”的素描类似,美德与妒忌也被画成一个连体人。画的下面写着:“美德出生之时,她又生出妒忌与自己作对,妒忌就像美德的影子永远伴其左右。”画中妒忌的眼睛被一支橄榄枝刺中,耳朵里插着一根月桂或香桃木的树枝。列奥纳多解释说,这是要“代表胜利和真理使她不快”。尽管列奥纳多将美德描述成女性(“她又生出妒忌”),但画中的美德却并非女性。“美德”的乳房特征不够明显,而且画中人物的动作更像是在性交,而不是分娩。该画与藏于温莎的一幅著名解剖人体画相似,在那幅画中切成对半的夫妇正在交媾。
  在另一张素描里,有两个女子骑在一只巨大的蟾蜍上。画旁的说明文字表明两人分别代表“妒忌”和“忘恩”。死神在两人后面紧追不放,他是一个手持镰刀的骷髅架。从这幅画中我们再一次感到了瘟疫的含义。画中的“妒忌”正要将一支箭射向固定住的人的舌头一点,舌头象征“虚假情报”。在另一张素描上,“妒忌”骑在一个骷髅架上面。在这两幅素描里,妒忌都被描绘成一位老妪,乳房耷拉在胸前(“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却将“一张画着美貌的面具挂在脸上”。骑在蟾蜍和骷髅架上的女子这个形象暗含性爱的意味。这些画与列奥纳多早期一幅奇怪的草图有所类似。草图上画着一年轻女子骑在一个老人的背上,女子的脸颊已涂上了颜色。人们将该画称为《亚里士多德与菲丽斯》。众所周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娶了一个朋友的侄女,亚里士多德的年纪要比她大很多。尽管亚里士多德那时不过只有四十岁左右,但后人却添油加醋将两人描述成一个年迈的哲学家沉迷于一位适合婚嫁的年轻女子。A.E.波帕姆说过,“菲丽斯骑在亚里士多德的背上,这是中世纪犬儒主义偏爱的主题之一,象征了智力屈服于爱情。这个故事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故事,比如篮子里的维吉尔的故事、参孙与黛利拉的故事。”列奥纳多在草图背面写下了一行字:“情妇 享乐 痛苦 爱情 嫉妒 快乐 妒忌 财富 忏悔”。 
  逃跑的方式(3) 
  《亚里士多德与菲丽斯》的草图也许比牛津大学收藏的寓言画要早几年,但我们可以对它们有相同的诠释。该草图的主题是有关性爱;寓言画则较为隐晦地表达了性爱的涵义。这些画给人一种“诱骗”或“熵”的感觉:所有的冲力都会被反冲力所抵消;所有装好的东西都会分崩离析;金子终会化成烂泥。一个人努力向上,但总有一个相反的力量拽他向下,那可能就是妒忌和其他邪恶的品质。与向上的力量相比,邪恶的力量可能更大,这些缺点或性欲的“腐蚀”能够使人丧命,使人犯罪,使身体衰竭而亡。 
  “摩尔人”的情妇(1) 
  通过高超的画技,他使她看起来似乎在侧耳聆听,而不是说话。
  ——贝尔纳多·贝林乔尼,《十四行诗》
  早期的笔记本中写满了计划和方案,但这些计划和方案却涉及多个领域,令人印象深刻,涉猎广泛已经变成列奥纳多的特点。但不同的计划方案却都服务于一个计划——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宫廷里的工作。军事武器、城市规划、飞行器、建筑图纸,以及用于宫廷娱乐的文字游戏,这些都是列奥纳多为了成为“摩尔人”手下的“全能专家”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继布鲁内莱斯基之后“工程师”这个词最为宽泛的内涵。这些工作永久地保留在笔记中,流传至今。卢多维科对他的努力有何反应,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一定会惊叹于这个佛罗伦萨人出众的才华,但这种欣赏是否能转化成具体的资助呢?也许是的,就像他的佛罗伦萨同乡贝内代托·代,列奥纳多也会从斯福尔扎国库领取少量的小费、救济和不定期发放的薪水。也许卢多维科给钱是要他研制用于进攻的潜水艇和用蒸汽驱动的大炮;抑或是用于重新设计城堡花园里公爵夫人的“阁楼”。一切都只是猜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时米兰的朝臣托马索·特巴尔蒂说过一句令人心酸的名言:“活在宫廷,死在救济院。”写于这一时期的笔记本向我们讲述了列奥纳多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告诉我们他是靠什么过活。实际上,列奥纳多接的第一份卢多维科的工作既非军事工程也非建筑,而是为“摩尔人”年轻貌美的情妇切奇利亚·加勒拉尼绘制画像。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不像他哥哥那样暴戾恣睢,道德败坏,但他却利用特权,沉溺于女色。在他眼里,女人只是他私人猎场里的小鹿,可以随意享用。不管女人自己怎么想,任何令他眼睛一亮的女子都知道他的宠幸就等于是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一张通往快乐和特权的通行证。切奇利亚·加勒拉尼生于1473年初。她的父亲法齐奥是米兰的官员,在佛罗伦萨和卢卡做过大使。她的母亲玛格丽塔·布斯蒂则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博士之女。切奇利亚家里殷实富足,但也不能说是富可敌国。她7岁大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她有六个兄弟,他们凡事都比她优先享受,因此她从小只是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她聪明伶俐,知书达理,后来成为许多作家的资助人,马泰奥·班德洛就是其中一个。大量描写她的诗歌和信件使我们相信,她具有摄人心魄的美貌。但这个推论实属多余,用当时人们常讲的话说,她永远活在列奥纳多为她作的画像中,画像的名字是《怀抱白鼬的女人》。
  她成为“摩尔人”的情妇的时间虽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我们却能猜个八九不离十。1487年的一份资料正式解除了她与乔瓦尼·斯特凡诺·维斯孔蒂儿时订下的婚约。婚约的结束很可能就是因为卢多维科的宠爱的缘故。她那时不过14岁,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这么小的年纪就结婚嫁人在当时也很普遍。1489年的初夏,切奇利亚不再与家人住在一起,而是搬进新修道院教区内一个房子里。那里应该就是她与卢多维科的爱巢。同一年,她的哥哥西耶利罗与人争吵时失手将对方打死,卢多维科的介入使他免于法律的制裁。有鉴于此,切奇利亚似乎应该在1487年成为卢多维科的情妇。直到1490年,我们才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两人的亲密关系,证据就是她怀孕了。
  虽然切奇利亚的婚约可有可无,但卢多维科的婚姻则要麻烦许多。1480年,卢多维科出于政治原因,与费拉拉公爵的女儿贝娅特丽丝·德斯特订下了婚约。两人正式的婚礼仪式一天一天地逼近,为了庆祝两大家族的联姻,米兰届时会举行盛大的庆典。1490年11月8日,费拉拉公爵收到米兰大使雅科博·特罗蒂发的急件,上面说卢多维科对“公爵夫人”(即贝娅特丽丝)的求婚意图并不明确,因为他仍痴迷于“那个他所热恋的人”(即切奇利亚)。他还说:“在斯福尔扎城堡里她伴其左右,不管是去哪里他都带着她。他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她。她现在已有身孕,看起来还是娇美如花,我常随同卢多维科去看望她。”可能是发现自己说得有些过了,特罗蒂最后老练地说:“但是婚礼时间不会改变,会如期举行。”他甚至在信中也用了一个双关语,即用sforzare指代斯福尔扎(Sforza),意指“强迫做爱”。
  卢多维科与贝娅特丽丝的婚礼于1491年1月16日如期举行,婚礼仪式盛大排场。婚礼之后,切奇利亚还仍然占据着卢多维科的心。结婚一个月后,特罗蒂大使报告说,摩尔人“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他想到洛卡(他在城堡的私人房间)那里跟切奇利亚做爱,跟她静静地呆一会儿,这也是他妻子的意思,因为她不愿屈服于他”。显然,贝娅特丽丝因为卢多维科还与切奇利亚鬼混在一起,而拒绝与他同床。3月21日,特罗蒂又报道说卢多维科命令让切奇利亚搬出城堡,“他不想再碰她,不想与她发生关系,因为她现在肚子很大,在她为他生子之前不能再做那事儿了。”“摩尔人”4月安排切奇利亚住的那间房子可能就是新修道院里那个房子。
  1491年3月3日,切奇利亚产下一子,取名凯撒·斯福尔扎·维斯孔蒂。诗人贝林乔尼连夜赶写了三首诗以庆贺孩子的诞生,他在诗中称切奇利亚为“Isola”(意思是“岛屿”,意指Cecilia/Sicilia),祝贺她生下了“摩尔人的后代”。贝林乔尼后来在1492年2月写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与切奇利亚的朋友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卢多维科: 
  “摩尔人”的情妇(2) 
  我昨天早上与切奇利亚女士共进早餐,在她那儿一直呆到傍晚,相谈甚欢。我敢保证我们与凯撒先生玩得很开心。小凯撒长得可爱异常,身上胖嘟嘟的,确实很胖。我想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肯定能蒙他的恩赐。
  唉,真不愿看到他这么写。这个打油诗人在那年夏末已经死去。
  最早提到列奥纳多的画像的人也是贝林乔尼。那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诗,诗中是这样写的:
  啊,自然,你将会多么的嫉妒
  嫉妒芬奇为你的宠儿画像,
  美丽的切奇利亚,她那美丽的双眼
  似乎令太阳都失去了光芒
  ……
  不如这样想想:她越活泼可爱,
  今后的岁月中你就愈加荣光。
  要感谢卢多维科
  感谢列奥纳多的才华和精巧的双手,
  他们都想让她永垂不朽。
  据我所知,这首诗是最早对列奥纳多的画作加以描述的文学作品。诗中含有对此画非常敏锐的观察,我在这个章节开始引用了这一句:“借助高超的画技,他使她看起来似乎在侧耳聆听,而不是说话。”这一句再现了画中人的姿势:她专注地看着画外发生的事情。这里面是否也含有他对切奇利亚的回忆呢(“而不是说话”)?也许生活中的她十分健谈,总是唠叨不停,而惟有这一次是安静无声的。
  上面就是此画的背景情况:斯福尔扎宫廷中的性爱、流言蜚语和诗歌。与列奥纳多早期画的吉内弗拉·德·本奇画像相似之处在于,此画也是为了博得她的情人的欢心而作。但这幅作于米兰的画像却毫不加以遮掩。画中完全没有本博对吉内弗拉柏拉图式的迷恋,切奇利亚的画像能激人情欲,这是与吉内弗拉画像中静谧、月亮般的感觉所不同的。切奇利亚用手轻抚一身毛皮的动物的举动带有隐晦的色情含义。她身上的时尚饰品——金制的额饰、黑色的头带、绑紧的面纱和项链——暗示了她作为情妇受到了约束。还记得《论绘画》中有一段文字,列奥纳多辩称画家也能像诗人一样“用爱使人燃烧”,他也能使人“爱上一幅画”。他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曾画过一张女神像。一个男人看到此画就深深爱上了她,并将画买走。他很想将神的标志从画中移走,以便毫无顾忌地亲吻画中的她。最终良心令他将此画从家中拿走。
  故事中的画不是切奇利亚的画像,但它令人宠爱、激人性欲的特点却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它。
  切奇利亚怀中抱着的白鼬使此画带有一连串的象征性的和民间传说的联想。画中的白鼬是意大利北方品种,冬天里它的皮毛呈白色,但由于清漆有些退色,因此画中的白鼬微显黄褐色。白鼬象征“纯洁”和“洁净”,正如列奥纳多在15世纪90年代初编写的“动物寓言”中说的那样:“白鼬因其癖性……为了保存自己的纯洁,宁可被猎人抓到,也不愿藏匿于泥泞的洞穴中。”这个说法并非列奥纳多原创,而是摘自他那本破旧的《德之花》中的动物寓言。白鼬作为“纯洁”的象征,也出现在维托雷·卡帕切的《骑士像》(1510年)中,动物上面的漩涡花饰中写着:“宁可死去,也不被玷污”。[249]“白鼬”与“纯洁”的联系使这幅画像带上了些许讽刺意味:为了构图均衡的这个象征物带有色情意味。白鼬的另一个象征是一个高雅人士熟知的一语双关。鼬鼠或白鼬对应的希腊语是gale,画里暗指切奇利亚的姓:加勒拉尼(Gallerani),这一作法与吉内弗拉画像中的杜松有些相似。列奥纳多好用双关,这也许是应客户之命所作,但他似乎不大可能知道这个生僻的希腊词。也许是卢多维科的秘书——希腊人巴尔托洛梅奥·卡尔克告诉他的。
  白鼬具有这些含义,但这种动物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含义:白鼬指代卢多维科本人。1488年,他被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迪·阿拉戈纳授予“白鼬”的头衔,因为费兰特的孙女——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不久就要与年轻的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成婚。贝林乔尼写的一首诗将卢多维科称作是“意大利的摩尔人、白鼬”。因此切奇利亚怀中的动物象征着社会关系和肉体关系上都与她密不可分的那个男人。我们可以看到那只白鼬长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前腿肌肉发达,张开的爪子紧紧抓着女孩的红色衣袖。跟列奥纳多其他作品一样,他将画中的象征含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人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他指代何物。画中的白鼬给人食肉动物的感觉,而且白鼬的本性也是如此,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卢多维科。列奥纳多很可能临摹了活生生的白鼬。皮货商曾将白鼬进口到米兰。莫斯科一个旅行家曾写信给卢多维科的哥哥,答应为他寄送“漂亮的紫貂、白鼬、大熊和白兔,死活都有。”白鼬及其同类动物(鼬鼠、貂鼠、雪貂等)常用作装饰,因而这幅画像并不是凭空画成的。在黑色幕布的映衬下,凭借类似照片一样真实的形象,这幅画像就精彩地展现在观者面前,激发了他们的共鸣。
  尽管移住他处,切奇利亚仍然受到“摩尔人”的宠爱,还因为她为他延续了香火。她获得米兰北部萨拉诺区里的一块土地,并于1492年嫁给了一个克雷默那人——卢多维科·博加米尼伯爵。切奇利亚在米兰的卡马尼奥拉开办了一家不大的沙龙。很多人都向她大献殷勤,其中作家马泰奥·班德洛就写过两部中篇小说献给她,他对她的智慧和博学,以及用拉丁语写的诗文不吝溢美之词。 
  “摩尔人”的情妇(3) 
  该画像一直由她本人保管。1498年4月26日,贪婪的收藏家伊莎贝拉·德斯特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似乎是在给切奇利亚下命令一般(信中的口气还算友善,因为伊莎贝拉是贝娅特丽丝的姐姐):我们今天碰巧看到佐亚内·贝利诺(即乔瓦尼·贝利尼)一些制作精美的肖像画。我们后来谈到列奥纳多的作品。为了与我们收藏的画作加以比较,我很想一睹他的作品的真容。听说列奥纳多·达·芬奇曾为你画过像,你能否将你的画像交给带给你这封信的人,让他带回让我欣赏一下。除了比较之用外,我们很高兴能一睹你的芳容。我保证欣赏完后马上还你。
  4月29日,切奇利亚回信说她已将画寄出,她在信中写道:如果画中人更像我的话,我会更加乐意将其寄出。夫人您不要以为这是大师的失误造成的,我真心相信他是无与伦比的。只是因为绘制这幅画像的时候,我尚处于发育的阶段,如今我已经大变样了,所以如果您将这幅画像与现在的我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画中人就是我。
  这并非此画像的最后归宿。1536年,切奇利亚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该画都存放在米兰。到了18世纪,根据安布洛西亚纳图书馆管理员卡洛·阿莫雷蒂记载,“此画仍然还在米兰,是博纳萨娜的侯爵夫人的收藏品。”他还暗示有一些画是以这幅画为模型所作:一幅是手持齐特琴的“圣切奇利亚”;在另一幅画中,“画中的女士气质高贵,与第一幅中的她一模一样,是列奥纳多在她花季年华时所作,但她手里没有齐特琴,换成了身上长袍的一处衣褶”。后来约在1800年,波兰王子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将此画买走,送给他的母亲伊莎贝拉。她将此画挂在自己的美术馆里,美术馆名为“哥特屋”,位于克拉科附近的普瓦维庄园内。这一时期,有人将错误的两行字加到画的左上角处:拉·贝尔·费罗尼耶列奥纳多·达·芬奇伊莎贝拉·恰尔托雷斯基在一段笔记中解释说,这幅画“应该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的画像。她名叫拉·贝尔·费罗尼耶,她丈夫据说是个五金商”。是列奥纳多绘制了这个不太出名的法国女人的观点没有变,而另一个谬误之处是将这个法国女人又认为是他在米兰绘制的另一幅画中的人物。
  1842年,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被流放到巴黎,该画也随之被带到那里。它在他们住的兰伯特酒店的房间里存放了三十年,而法国艺术界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在阿尔塞纳·乌塞1869年列出的详尽的列奥纳多作品的目录里,他称此画已经失传。普法战争之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重返波兰,《怀抱白鼬的女人》也于1876年在克拉科的恰尔托雷斯基博物馆里第一次被正式公开展出。直到20世纪初,世人才相信这幅画是由列奥纳多所作,画中人物就是贝林乔尼等人所记载的那位切奇利亚·加勒拉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抱白鼬的女人》经历了最后一次冒险。就在纳粹德军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此画与恰尔托雷斯基收集的其他名画都藏于谢尼亚瓦,其中有一幅伦勃朗的风景画和拉斐尔的肖像画,但德军最后发现了这个地方。《怀抱白鼬的女人》随之被带到柏林,在凯泽·弗里德赖希博物馆展出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就置于希特勒设在林茨的私人博物馆中,但最终成为纳粹设在波兰的指挥官汉斯·弗兰克的私人藏品。1945年,波兰美国委员会在汉斯巴伐利亚的别墅里发现了这幅画。这帧胡桃木画板上铭刻着爱情和战争的记忆,这段记忆始于列奥纳多1489年的工作室。 
  维特鲁威人(1) 
  最早可以确定列奥纳多对解剖学产生兴趣的素描和笔记作于15世纪80年代末。这些素描和笔记只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大成就的开端。就他的实际贡献或影响力来说,他在解剖学方面取得的成绩要远大于他在工程、发明和建筑方面的成绩。他绘制的人体图和记录的相关笔记要比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更为严格和准确。他的人体解剖素描为揭示人体器官提供了全新的视图,就像他的机械素描与机器的关系一样。进行这种探索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勇气,会受到传统禁忌的阻碍和教条主义者的质疑,而且还需要在尸体冷却之前在紧张的时间内,进行令人厌恶的解剖。列奥纳多的解剖活动体现了他“勇于实践”的工作理念,这是对先哲——加伦、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被普遍接受的智慧的剖析和再评价,这三人当时依然是医学派别的主流。
  传统观念认为解剖学太过古怪,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子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像机器那样被大卸八块。早期的人文主义者科卢切·萨卢塔蒂就曾写道,解剖学揭示了“自然所一直精心隐藏的东西”,“我不相信如果在看到人体深处的时候,有人能不潸然泪下。”列奥纳多的解剖活动至少有一次使自己与教会发生过对立。那是1515年的罗马,一个居心叵测之人“千方百计阻挠我进行解剖,不仅在教皇面前公开指责我,还在医院里喋喋不休”。
  列奥纳多的解剖活动属于科学研究,同时也与艺术领域有着紧密联系,解剖学拉近了科学与艺术的距离,或者表明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距离。解剖学同几何学和数学一样,都是绘画的基础。在一幅画出颈部和肩膀神经的解剖图的下面,列奥纳多写道:“这种表现形式对一名优秀的绘画者十分重要,就好比优秀的语法家要知道单词的拉丁文起源一样。”[257]你是否还记得,《最后的晚餐》中列奥纳多用人物的紧绷而又扭曲的颈部肌肉来表现当时戏剧性的一刻。列奥纳多对解剖学的兴趣,就像稍晚一些对光学的兴趣一样,是他从事绘画的必然结果,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他在米兰作坊向弟子和学徒传授绘画技艺的必然结果。“画家哲学家”的理想观念也随之产生,列奥纳多的艺术是建立在他对描绘之物的深厚的科学知识之上。他也是自此开始发奋撰写小册子和专题文章,这些文章在他死后被收录进他伟大的《论绘画》中。在早期的传记作家看来,研究解剖不完全是件好事。焦维奥确信列奥纳多艺术方面的低产是因为他将大把的时间用来研究“艺术之下的学科”,主要是研究解剖学和光学。瓦萨里也认为在这些领域探索并不重要,最终会削弱他的艺术创作。
  列奥纳多应该可能跟韦罗基奥学过解剖。佛罗伦萨15世纪70年代的艺术表现风格,比如安东尼奥·德尔·波莱沃洛的绘画和韦罗基奥的雕塑,都带有强烈的人体解剖的细节和戏剧性。波莱沃洛对人体肌肉曾做过十分细致的研究,这显然是借助解剖进行的,随后他创作了著名的《裸体人大战》。列奥纳多应该知道佛罗伦萨的解剖专家安东尼奥·贝尼维尼,他俩可能还彼此相识,贝尼维尼还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朋友。贝尼维尼研究过心脏和其他内部器官的功能,但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在死刑之后解剖尸体,寻找犯罪行为的体内表征。他的专著《隐藏的原因》讲述了他在进行20次这种解剖之后的调查结果。
  也许佛罗伦萨还有其他人在解剖学上影响过他,但是列奥纳多对解剖学的兴趣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候还是在米兰。1489年,列奥纳多曾打算出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这实际是一本手抄本专著。有一些文字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草稿和目录列表,其中一张草稿的写作日期是1489年4月2日。列奥纳多后来给这个计划中的书起名为《论人体的形态》,再一次证明了解剖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
  1489年,36岁的列奥纳多开始思考世界通用的死亡的象征:人的头骨。在藏于温莎皇家图书馆的三页纸张上,他描绘了八幅关于头骨的习作,有侧面图,有截面图,还有从上方斜看头骨的图。这些素描画得巧妙精致,阴影效果优美,神秘怪异。不同的习作选取不同的角度——有画脸部的血管,有的表示眼眶和颚骨之间的关系,还有的是俯看颅骨的空腔,描绘了颅内的神经和血管。但他绘制这些习作的主要兴趣出现在画边的注解上。他的兴趣不在科学研究,而是形而上学方面。其中一幅头骨习作被按比例画成方形,列奥纳多在画边上写着,“a-m线与c-b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各种感觉的交汇之所。”
  他这里特意强调的“各种感觉交汇之所”就是亚里士多德曾假设的“共通感”。各种感观印象在大脑这个地方得到协调和解释。“共通感”被称为大脑三个“脑室”中最重要的一个,另两个一个是“印象区”,用以收集原始的感观数据,另一个是“记忆区”,用以存储加工后的信息。“脑室”只是指一个地方或腔室,但“共通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作用。打个比方,“共通感”就类似于电脑里的CPU(即中央处理器),两者既是物质实体,又都是抽象的系统。在一些与头骨习作同一时期创作的笔记中,列奥纳多是这样给这一传统理论下定义的:
  “共通感”用来判断其他意识所提供的信息。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说,人的解释能力来自于一个器官,其他五个意识将所有信息都送到那里……人们说“共通感”处在大脑的中央,位于印象区和记忆区之间。 
  维特鲁威人(2) 
  “共通感”因此就成为理智、幻想、智力,甚至是灵魂的来源。列奥纳多继续说道:
  似乎灵魂就寄居在这个器官之内……名叫“共通感”。“共通感”并不是像许多人想的那样遍布身体各处,而是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如果灵魂到处都是的话,感官器官就用不着汇聚到一起……因此“共通感”就是灵魂之所在。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会冒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念头:如上图所示,在温莎这幅成比例的头骨习作中,列奥纳多用坐标方格找出了人类灵魂的实际位置。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过简单了。列奥纳多其实是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得到结论。他指出这个理论是“古代的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他还暗示其他一些古代思想家认为灵魂在身体里无处不在,比如柏拉图和赫耳墨斯。不管怎样,这是典型的列奥纳多式的飞跃,提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发现的可能性。通过这些素描所体现的这种清晰而客观的研究,当然有可能找到人脑中内部的各种秘密。如果真有“共通感”存在的话,我们肯定能将它找到;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灵魂肯定就在那里。读过这些笔记我们似乎能感到他既像是个魔术师,又像是个怀疑主义者。他小心翼翼地向头骨的各个腔室和隐蔽处窥探,心中充满好奇心,却又不敢确定,脑子里交织着“恐惧和期望,既对森然可怖的黑洞感到恐惧,同时又渴望知道洞里是否藏有奇妙之物”。
  在一张头骨习作的背面他留下了日期:1489年4月2日,并记着还要研究的项目的列表。列表先是有关人的头部和脸部,然后转到头骨部分:
  是哪一根肌腱导致眼睛的运动,以至于一个眼睛的运动又带动另一个眼睛的运动?
  又是那些肌腱导致
  皱眉。
  扬起和低垂眉毛。
  眼睛的眨动。
  鼻孔的外张。
  开启嘴唇,而牙齿闭紧。
  撅起嘴唇。
  大笑。
  惊讶……
  他的问题的范围突然变得宽泛起来,从大笑和惊讶表情的肌肉运动,突然转向:
  描述人类的起源,人是怎么会在子宫里的,为什么八个月大的婴儿不能在体外存活。
  人为什么打喷嚏。
  人为什么打呵欠。
  癫痫
  痉挛
  瘫痪
  冻得打哆嗦
  流汗
  饥饿
  睡觉
  口渴
  性欲
  他接着转向人体的肌腱和肌肉体系——“使肩膀到肘部运动的肌腱”,“使大腿运动的肌腱”等等。这个主题可以与另一份早期的习作联系起来,那幅习作画的是胳膊和腿的肌腱。该习作画得不够细致,表明它是列奥纳多在解剖时作的,因此才会较为粗糙和仓促。
  从这些解剖习作,我们能感到列奥纳多那种趋向“全能”的冲动,这也成为他科学研究一个拖累:他必须要对万事万物重新进行解释,每一个研究主题都揭示了许多其他需要研究的主题。
  伴随《论人体的形态》的研究还出现了一系列素描,这些素描用平面展现了人体比例,展示了人体各器官之间的数学比率。列奥纳多这里又一次受到维特鲁威的影响。维特鲁威是罗马公元一世纪伟大的建筑家和军事工程师,惟有他的著作提出了关于人体和谐比例的理论和实践。温莎皇家图书馆藏有一些列奥纳多这方面的素描,它们大约作于1490年,其他一些素描已经失传,但《惠更斯抄本》里收录了一些摹本,这是一个16世纪下半叶汇编的一个手抄本,大概是米兰艺术家季罗拉莫·费奇诺编纂,他曾是列奥纳多早期助手弗朗切斯科·梅尔兹的弟子,因此有机会接触梅尔兹收集的大量列奥纳多的资料。
  这些人体比例习作中最为著名的一幅,实际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素描之一,就是那幅人称《维特鲁威人》的素描,又称《神圣比例》,该图已成为列奥纳多和他的雄心壮志的一个标志。就像大多数负有盛名的作品一样,这幅作品常被单独放在名誉的聚光灯下探讨,而不是放在其诞生的背景里考虑。
  《维特鲁威人》是一幅钢笔画素描,画在一张大纸上(13.5×9.5英寸),现藏于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之所以藏在威尼斯,大概是因为弗拉·乔康多于1511年在威尼斯印刷了维特鲁威作品的对开本,里面有一张依照这幅素描作的版画。素描的上面和下面都是手写的小字。图画上面的字是这样写的:
  建筑家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大自然把人体的比例安排如下:四指为一掌,四掌为一足,六掌为一腕尺(cubit)[指前臂的长度,该词来自“肘部”的拉丁文cubitus],四肘尺合全身……
  这些人体比例是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第三卷第一章中节选的,书的后面写得越来越详细:“肘部到手的中指尖的长度为身高的五分之一;肘部到腋窝的长度为身高八分之一……”素描下面是用手指和手掌为单位作的比例尺。
  画中描绘了一男子,他摆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姿势,这些姿势与画中两句话相互对应。双脚并拢、双臂水平伸出的姿势诠释了素描下面的一句话:“人伸开的手臂的宽度等于他的身高。”画中人因此被置于正方形中,每一条边等于96指长(或24掌长)。另一个人将双腿跨开,胳膊举高了一些,表达了更为专业的维特鲁威定律: 
  维特鲁威人(3) 
  如果你双腿跨开,使你的高度减少十四分之一,双臂伸出并抬高,直到你的中指的指尖与你头部最高处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你会发现你伸展开的四肢的中心就是你的肚脐,双腿之间会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画中摆出这个姿势的人被包在一个圆里,他的肚脐就是圆心。
  这幅素描的一个魅力在于抽象的几何学与观察到的身体现实的相互作用。画中人的身体只画了主要几部分,但轮廓优美,肌肉结实。这人的双脚实际似乎是踩在正方形的底边之上,或是抵在圆形的弧线上。这两个姿势给人一种运动的感觉,也许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实际上是一个人在上下摆动双臂,如同小鸟摆动翅膀一样。人体的线条清晰而简约,但脸部的处理却有些不同。脸部画得要更深刻一些,阴影处画得更富有戏剧效果:这是一张怒视前方的脸。
  我有时会猜想这个《维特鲁威人》是否就是作者的自画像。仔细想想也许不是,因为该素描作于1490年,而画中人看起来远不只38岁。另一个可能就是,这张脸解释了随后文字中描述的人体比例,比如发根到眉毛的距离等于下巴尖端到嘴部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张脸是完美的,起到了示范作用。然而这幅画似乎是对上述抽象的生物几何学对称规律的完美诠释,因此圆圈中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似乎应该是个大人物,而不是无名小卒。他眼眶深陷,目光犀利,一头浓密而卷曲的长发,头发从中间分开。至少我要说这幅《维特鲁威人》带有自画像的成分,这体现了自然和谐的人,同样也体现了惟独能理解这些真理的人——艺术家、解剖学家、建筑家列奥纳多·达·芬奇。 
  “论光和影”(1) 
  “1490年4月23日,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笔记本”,这个“本子”就是现在的“巴黎手稿C”。这本手稿共有14张纸,折叠起来形成28页,纸张为大开本,非常轻薄,纸上压有一个奇特的水印,由一个小圆圈和两条波浪线组成,样子就像一只长了两条尾巴的蝌蚪,但这个水印无疑指的就是“维斯孔蒂蛇”,它是米兰的一个传统象征。这是列奥纳多的第一本与他人合写的手稿。该手稿的主题是“光的特点”。弗朗切斯科·梅尔兹称其为“一本关于光和影的书”。尽管手稿中列有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材料,但列奥纳多却还是不能坚持写完,手稿中还包括许多关于其他领域的笔记和图画,如物理学、声学、游戏、笑话和水。一些纸张上还画有关于具体物体的微小的素描(例如铁锤、钟、小刀、酒桶和正在劈柴的斧子)。手稿中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的图表,而绘制这些小巧的素描则成为他工作之外的放松。这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是将光学和几何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手稿上的文字简洁明了,但描绘图示却花费了列奥纳多不少心血。他用钢笔勾勒出细密的平行线来表示光和影的细微而又富有层次的变化。这本笔记本是1490年至1491年间列奥纳多在韦奇奥宫的作品,与那幅音乐家的肖像大致出自同一时期,他在其中大胆采用“明暗对照法”。
  就像1489年计划撰写的那本解剖学方面的著作一样,列奥纳多的“关于光和影的书”是他为成为具有全面科学知识的大画家所作的努力的一个表现,也是当时作坊的一种精神特质:大师在传授他的智慧。就像列奥纳多早先对解剖学所作的研究一样,在“光与影”这个领域上他也花去大把时间,手头的工作就像九头蛇一样不停地出现。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大西洋抄本》中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记录了列奥纳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他关于这个主题要写好几本“书”:
  我将我的第一条有关阴影的命题表述如下:一切不透明物体及其表面都被阴影和光包围。我将在第一本书中专门阐明这一点。此外,因为这些阴影缺少的光线有程度的不同,因此阴影呈现出多少不同的暗度。又因为这些阴影是撒在物体表面的最初的阴影,故我称它们为“原生阴影”。我会在第二本书中专门对其进行探讨。
  第三本书专门探讨派生影,以此类推,他总共要写七本书。
  在列奥纳多这个时期写的另一份手稿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光源(“二级光”、“光反射”等)和不同品质的光,比如穿过玻璃的“约束光”和农村地区户外的“自由光”。他用“撞击”(perchussione)这个词形容光线落到或者撞击物体的感觉。这个词使人感到光是一种动态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他还把光定义成一种“精神的力量”。这里的“精神的”具有“非物质的”或者“不能察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意义,即“没有质量的能量”。
  列奥纳多就这样不动声色而又近乎固执地为描画阴影和光线定下了规矩,这些规矩是“让人们了解物体形状的最明确的方法”,因而是“卓尔不群的绘画科学”所必需的要素。从中我们能发现列奥纳多的“渐隐法”或“烟状”风格这种最微妙最难以捉摸的效果的科学基础。用他的话说,“不依赖阴线或笔划,阴影和亮部的融合,如同烟雾一般”。这种色彩上具有细微差别的“渐隐法”风格在《蒙娜丽莎》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这幅画中,这种画法不仅仅成为光线和阴影的描绘,更是在作品中化成一种情绪或气氛,充满了对秋天稍纵即逝的惋惜。“渐隐法”的层次变化也是描绘距离的方式,对描绘远景起到了辅助作用。在《论绘画》中,列奥纳多认为描绘物体的时候,“远方的物体应该迷失其中”。近物被“明显的分界线所界定”,而那些较远的物体则拥有“烟雾般模糊的界线”。他将之称为“迷失透视法”(与“体积透视法”相区别)。这一短语再次表现了一种跟视觉现象类似的精神层面的气氛:蒙娜丽莎身后延伸的距离是这种“迷失透视法”的一种充满诗意的净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更小更厚的笔记本。那是标准的八开本,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巴黎手稿A”。这份手稿最初有114页,页码是列奥纳多按顺序标出,但是这份手稿后来却被利布里伯爵撕下50页,其中的10页笔记此后销声匿迹,再也没能出现。“巴黎手稿A”基本上算是本画家的手册,但与传统的佛罗伦萨艺术家的手册却大不相同,比如切尼诺·切尼尼那本《艺术家的手册》。这本手册从画家的角度直接探讨绘画的技巧,还论述了其他不同的主题:光学、透视法、比例、运动和力学等。除此之外,手册还探讨了关于光和影,使人再次想起《蒙娜丽莎》:
  绘制肖像画要选在阴天或者夜幕降临时分……在傍晚时刻或者天色阴沉之时,站在街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来往行人的脸上满是优雅和甜蜜。所以,画家啊,作画之处所在的庭院四周墙壁要涂成黑色,屋顶的瓦片也最好重叠在一起……如果阳光灿烂,就应该用遮阳篷盖起来。作画要选择傍晚时分,阴天或有薄雾的日子,那才是最完美的氛围。
  列奥纳多所倡导的更精细、更阴沉的色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他在佛罗伦萨学到的那种耀眼而灿烂的审美迥然不同。 
  “论光和影”(2) 
  在笔记专门论述绘画技巧细节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了列奥纳多几处富有想像力的创举,用他的话说,“唤醒大脑的创造性思维”:
  观察任何一堵带有各种各样污迹的墙壁,或者一块带有斑驳的图案的石头,你会发现上面浮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景……或者是人们格斗的场面,或者是样子怪异的脸部和服装。总而言之,你可以将上面的各种图案想像成各种美好的图形。除了从墙壁和石头上获得灵感之外,你还可以从钟声里有所感悟。在隆隆的钟声中,你会听到任何你想要听到的名字或者词语。
  与之相同的观点也出现在《论绘画》中,只是措辞不同而已。这个观点出现在他与波堤切利的一次争论中:“只需把一块浸过各种不同颜色的海绵往墙上一掷,墙上就会留下污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美丽的风景……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的头部、动物、打斗、岩石、海洋、云彩、森林和其他相类似的东西。”这类视觉上的幻想或者自由联想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列奥纳多在这方面是一个梦想家,一个流浪者。如他所言:“混乱的事物能激发思维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事物。”
  在“巴黎手稿A”中,我们发现了《论绘画》的最初蓝本。在编纂《论绘画》的时候,梅尔兹用的最多的原始资料就是来自这本笔记。列奥纳多本人也许曾将这本笔记扩充,写成了一本正式的书。1498年,在《神圣的比例》中,数学家卢卡·帕乔利用书信体写了一篇题献,他在其中声称列奥纳多“已经完成了”一本“关于绘画和人类运动的好书”。这本书与洛马佐后来提到的那本“书”可能是同一本。洛马佐提到列奥纳多在这本书里讨论了绘画和雕塑相对的优点,“我几年前看到过他这本书,是列奥纳多用左手写成,是应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要求而作”。绘画和雕塑的比较出现在《论绘画》的开篇处,同样也出现在“巴黎手稿A”的草稿中。这些评论表明,1498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为了取悦“摩尔人”,列奥纳多“巴黎手稿A”中一些材料编进一本“书”中,即一本装订好的抄本。
  在“巴黎手稿A”的第一页上有一小幅素描画,表现了“一个人画的阴影”,解释了阴影中半影的原理。素描下面还有一段说明文字:“如果窗户a-b让阳光进入一个房间,太阳光会使窗户显得大一些,也会使人的阴影变小。这个结论是比较之后得出的,即把他较少的阴影与……”后面的部分越发复杂起来,我省略了后文,因为后面的细枝末节可能会有喧宾夺主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潦草的小图也是一幅自画像。那个影子也必定是绘制素描的这个人,此人当然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这幅画并没有表现他的面容,他被阴影所“包裹”,只能看到他的轮廓而已。也许是15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正站在韦奇奥宫的一扇弓形的窗户前留下的。
  “巴黎手稿C”和“巴黎手稿A”的页面设计巧妙,并配有大量的文字和插图,这些都表明列奥纳多设想的内容跟锡耶纳建筑家和工程师弗朗切斯科·迪·乔治·马尔蒂尼的技术手稿很相似。列奥纳多当然知道这些手稿——他手头就有一本,他还在上面的空白处留下了笔记和画,这本笔记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内。马尔蒂尼当时就在米兰,这也使我相信他确实对列奥纳多产生过一定影响。1489年之前,马尔蒂尼肯定是在米兰,因为当时他正忙于为大教堂的穹顶制作模型。1490年的夏天,他还和列奥纳多一同前往帕维亚旅行。马尔蒂尼当时五十出头,生活阅历十分丰富。关于这次旅行,我们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细节,并能感到列奥纳多确实玩得很开心,这使他能够暂时离开画架和办公桌得以休息。
  1490年6月初,马尔蒂尼受帕维亚大教堂工程部之邀到那里对大教堂的重建工程提供咨询,列奥纳多在卢多维科的建议下也一同前往。大约是在6月18日,两人骑马从米兰出发,身后是随行的“工程师、助手和仆人”,其中可能还包括索罗阿斯特罗,他与列奥纳多如影随形,是他手下的工程师兼特效师。米兰到帕维亚的路途并不遥远,大约只有20英里。到了帕维亚之后,他们在一家名叫“撒拉逊人”的客栈里安顿下来。他们在客栈的花销共计20里拉,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于6月21日替他们支付了这笔费用。据记载,他们到帕维亚是“被邀提供咨询”,因此他们是以“顾问”的身份到那里的。
  帕维亚是一座小型城市,自称“百塔之城”,在政治上附属于米兰。帕维亚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创办于14世纪,彼特拉克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这个城市似乎让列奥纳多充满活力。我前面提到过列奥纳多看到骑马雕像《雷吉索利》之后兴奋的反应,为他铸造斯福尔扎铜马像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还记录了这次旅行许多其他细节,这些细节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列奥纳多:在这次惬意的夏日远足中,他边走边看,还不时有问题提出,对一切事物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下面是他站在河边,观看挖掘工程时所写的:
  我看到他们正在加固帕维亚一段旧墙的墙基,这面墙壁就建在提契诺河的岸上。岸上有一大堆过去的东西,那些用橡树建成的结构黑得像木炭一般,而用桤木建成的结构则像巴西树一般红,而且重量仍然不轻,硬如钢铁,上面竟然没出现一点儿污迹。 
  “论光和影”(3) 
  他在维斯孔蒂古堡的外面,发现“这些烟囱有六排出口,每个出口之间的间距为一臂长”。我们跟着他走进城堡内著名的图书馆,里面的书都是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二世收集的。他在那里找到了波兰数学家维泰洛的一份手稿,并随手在笔记本上写道:“维泰洛这本手稿中有805条关于透视法的推论。”列奥纳多回到米兰之后又写道:“要搞到帕维亚图书馆里那本维泰洛的手稿。这份手稿与数学有关。”让列奥纳多垂涎三尺的这本手稿如今已不知去向,因为在1500年法国占领帕维亚期间,这家图书馆里的藏书散落各地。
  在这些有关帕维亚的笔记中,有一幅小草图令人备感意外:那是一幅快速绘就的平面图,旁边标明是“妓院”。这个图是否也是在帕维亚所画?他去过那里吗?也许是吧。如果不是因为传统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同大教堂、河边建筑工地、博学的维泰洛的手稿一样,妓院也能激起他的兴趣,令他神往。或许因为妓院可能是为艺术家提供模特的来源(传统上就是如此)。在后文中,我会探讨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列奥纳多丢失的《丽达》中的模特就是一个妓女。 
  小魔鬼(1) 
  我像对我儿子一样用牛奶喂你。
  ——《大西洋抄本》, fol. 220v-c正如列奥纳多笔记中所写的那样,他于7月中旬回到米兰。笔记是随手写成的,因而隐瞒了此事在列奥纳多感情方面的重要性:“贾科莫在1490年(7月22日)的圣抹大拉的玛利亚节来跟我住在一起。”
  “贾科莫”是来自奥雷诺的一个10岁男孩。奥雷诺位于米兰北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与蒙扎相距不远。他全名是乔瓦尼·贾科莫(或贾乔科莫)·迪·彼得罗·卡普罗蒂,但他的绰号“萨莱”更为世人所熟知。对孩子的父亲彼得罗,我们知之甚少:他手头肯定不宽裕,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也没什么正当职业,但他也不大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那种粗鄙的农民,此外贾科莫也不大可能是“顽童”。在一份法律文件上,彼得罗被称作是“已故乔瓦尼大师的儿子”。“大师”这个敬语意思不够明确,却能表明萨莱的祖父乔瓦尼拥有一些土地,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萨莱的名字就是沿用了祖父的名字。不管怎样,彼得罗已经准备好支付贾科莫在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工作室学艺的费用。这或许是因为这个男孩表现出一定的艺术天赋,也许是因为彼得罗想摆脱他,抑或是因为列奥纳多无意中发现了他,想将他纳入门下。贾科莫似乎是家里惟一一个儿子,尽管本书后面会出现他的两个贪婪的姐姐。
  在作坊里,这个男孩的身份大概是个“男仆”,做一些跑腿打杂的活,也常会充当工作室的模特。同时列奥纳多也有意识地将他培养成一名画家,而他也确实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列奥纳多画派”的画家。用现在的话讲,他也是个缺乏管教的孩子,或者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流氓。很快他就有了这个伴随了他一辈子的绰号——“萨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列奥纳多于1494年1月写的一张帐单上。“萨莱”意思是“小魔鬼”或“恶魔”,也许有“小鬼”的意思。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萨莱”(Salai)这个词好像来自阿拉伯语,这个词还出现在路易吉·浦尔契的幽默史诗《摩尔干提》中,这本书令人百看不厌,列奥纳多开的每一份书单里都提到了这本书。列奥纳多有时还会使用“萨莱”的昵称“萨莱诺”(Salaino)称呼他,人们后来误把他当做是列奥纳多画派画家安德烈亚·索拉里奥(Solario)。一个虚构的“安德烈亚·萨莱诺”会多次出现在19世纪关于列奥纳多在米兰的交际圈的描述中。
  有一张清单清楚地记录了贾科莫作为仆人或者学徒在韦奇奥宫的第一年里的各种不端行为。这份清单很可能是列奥纳多的笔记中除他本人之外关于另一个人的活动的最长最连贯的记录。(他的文学创作排除在外。)这份清单的目的就是用来记帐,是将因这个男孩的卑劣行为而造成的开销逐条记录下来,其中还包括他买衣服的开销。帐单上的最后一个日期是1491年9月,上面的笔迹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写完的,因为笔迹的墨水都是不变的茶褐色。因此整段文字事实上是在贾科莫到来14个月之后写的。这份帐单无疑是写给孩子的父亲,想让他支付帐单上的开销,但整个帐单上却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带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口吻,因此原本一份满腹牢骚的清单却给人一种近似幻想的感觉。
  有关这些开销的叙述开始于“第二天”,即7月23日,星期一:第二天,我请人为他作了两件衬衣、一双长筒袜和一件短上衣。但是当我把购买这些东西的钱备好的时候,他却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这些钱。虽然我确信是他干的,但他死不承认。(4里拉)翌日,我和贾科莫·安德里亚一起吃晚饭。这个贾科莫花了2里拉的饭钱,调皮捣蛋又赔了4里拉,因为他打碎了桌上三个油瓶,还弄撒了葡萄酒。后来他又跟我去吃晚餐,我在那里……(句子没有写完)9月7日,他从跟我住在一起的马可那里偷了一支价值22索尔多的钢笔。那是一支银尖钢笔,他是从他的(马可的)工作间里偷走的。马可找遍了整个房间,最终发现笔就藏在贾科莫的盒子里。 ( 1 里拉)条目:之后的1月26日,我在加莱亚佐·达·圣塞韦里诺先生的家里,为他的马上比武大赛的庆典出谋划策。一些仆人脱掉衣服换上“野人”的服装,其中一个仆人把他的钱包随手放在床上的衣服里,贾科莫发现钱包之后把里面所有的钱统统拿走了。( 2里拉4索尔多)条目:就在同一个房间里,阿戈斯蒂诺·达·帕维亚大师送给我一张土耳其的兽皮让我做双短靴。还不到一个月,贾科莫就从我这里把兽皮偷走,以20索尔多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鞋匠。他后来向我坦白说这些钱他都拿去买茴香糖了。(2里拉)条目:4月2日,乔凡·安东尼奥(即博尔特拉菲奥)将他的银尖笔忘在他的一幅素描上面,贾科莫趁机又将其偷走。这支笔价值24索尔多。(1里拉4索尔多)在空白处,作为总结,列奥纳多写下了四个词:小偷、说谎者、倔强、贪婪。这就是有关贾科莫的劣迹报告。但是在这位艺术大师把信寄出去的时候,他眼中说不定还闪烁着一丝愉快的光芒。
  帐单最后列着服装的开销,上面显示萨莱购置了如下的服饰:一件披风、六件衬衣、三件短上衣、四双长袜、一件带有衬里的紧身上衣、24双鞋、一顶帽子和一些花边,总价值为32里拉。服饰的费用这一栏开头标着“第一年”,与这份文件其他部分一样,这里似乎在帐务与浪漫之间找到了绝佳的平衡点。 
  小魔鬼(2) 
  有关萨莱的恶作剧和偷窃行为的生动叙述几乎带有一种无声喜剧电影的氛围:狡猾的小骗子正在作案,背景响起用钢琴演奏的恰到好处的神秘音乐。帐目的细节也很精彩——大块的茴香硬糖、土耳其兽皮、床上的钱包和在地板上摔碎的小油瓶。也许最生动的场景出现在第二个条目中:“我和贾科莫·安德里亚一起吃晚饭。这个贾科莫花了2里拉的饭钱……”。这顿晚餐很可能是在建筑师贾科莫·安德里亚·达·费拉拉的家里吃的。列奥纳多是那晚的座上客,而小贾科莫则是跟着他去的。这是他到这个工作室的第三天。在这个夏日的晚宴上,他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呢?是列奥纳多的小随从?他的开心果?还是他新交的漂亮男朋友?尽管他有种种不轨的行为,但另一个晚上列奥纳多又把他带在了身边——“后来他又跟我去吃晚餐,我在那里……”——但列奥纳多却没有把这个句子写完。这份帐目是要给萨莱的父亲看的,因此列奥纳多可能会想:关于这些出城的短途旅行,也许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太多。帐目中两人主要是同伴关系,贾科莫陪在他身边。列奥纳多从此开始了他成人生活中最为长久的一段人际关系。萨莱此后一直出现在他的小圈子里,时间长达28年。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1519年列奥纳多去世时,萨莱并不在他身边。两人最后可能是因为分手而离开对方。即便如此,列奥纳多临终时仍留给他一大笔遗产。
  对列奥纳多来说,这个顽童是颗粗糙的钻石,似乎满足了他的某种需要。这个所谓的“萨莱诺”是列奥纳多的“小魔鬼”,一个无法无天的精灵。他几乎就是列奥纳多的投影:列奥纳多性格中的这一面——任性、懒惰、爱作弄人——在顽皮的小贾科莫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他因此而解脱出去,投入到更为严谨的工作、研究和实验中去。换言之,小坏蛋贾科莫是列奥纳多那个没有表现出来的自我。
  他们俩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几乎是铁定无疑的,但坚持认为列奥纳多如圣人一般纯洁的人们却一直辩称列奥纳多是个禁欲主义者。瓦萨里曾这样评价萨莱的美:“在米兰,列奥纳多给他的一个米兰的仆人起了一个‘萨莱’的绰号。他面目俊美,清秀标致,一头小鬈发,列奥纳多看了极为喜欢。”瓦萨里对萨莱的评论很多,却没能明说两人的真正关系。还是洛马佐说话比较坦率,尽管是给他的描述蒙上了一层文学的面纱,情景设置在想像中的列奥纳多与古希腊雕塑家菲迪亚斯之间的“对话”。菲迪亚斯把萨莱称作列奥纳多“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并问道:“你跟他玩过佛罗伦萨人疯狂迷恋的‘后背游戏’吗?”列奥纳多答道:“太多次了!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而且也不过15岁左右。”洛马佐消息灵通却又十分老到。他似乎想说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萨莱便成了列奥纳多的性伙伴。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同性恋者喜欢小男孩(或者孩子气的俊美青年),这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无意识的再现,继而也是对失去的母爱感情氛围的一种再创造。我们又一次从中发现了某种心理认同:当列奥纳多看着萨莱的面容时,他有意无意中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萨莱的母亲也叫“卡泰丽娜”,这又进一步加深他的这种心理认同。
  我们当然也能找到画着萨莱的脸的图画,但需要谨慎辨别,因为一些被认为是萨莱的自画像可能画的并不是他本人。其中最早的一张是温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张素描,上面还画着一幅在佛罗伦萨作的圣母子画,这张所谓的萨莱肖像画却约是在萨莱出生的时候画的。温莎皇家图书馆还藏有一幅兼有双性特征的年轻男子的侧面像。从风格上看,该图可以追溯到15世纪80年代末,因此画中人也不可能是萨莱。声称画中人就是萨莱的那些肖像画有相似之处,却各有各的不同。换句话说,画中人带有某种相似的面容,都带有列奥纳多随意涂画的理想的男性之美,这恰恰是他吸引列奥纳多的地方。
  温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双人侧面像看起来最有可能是萨莱的肖像,右边那个画像是用红色与黑色两种粉笔画在事先准备好的粉色的纸上,左边那个是用黑粉笔画在白纸上。与克拉克所说的“列奥纳多早期作品中的韦罗基奥式男孩”不同的是,画中人的下巴更饱满更性感,头发更短,卷得更厉害——完全符合瓦萨里列举的特征:“他有一头小鬈发,列奥纳多看了极为喜欢。”该画像独特之处在于他额头的流畅曲线——前额和鼻梁之间没有一处凹痕。从画风上判断,比如对粉笔的细致运用方面,可以确定这两幅素描大概画于1508年,即列奥纳多第二次造访米兰。画中的萨莱看起来接近30岁——一个慵懒而又优雅的年轻男子,带有一种孩子般的表情。他垂下眼睑,眼睛半开半闭,脸上的表情显得既开心又无聊。今天你还能看到长着这副模样的人在广场闲逛或者骑着小摩托车从狭窄的街道穿梭而过。
  这一独特的侧面像的早期版本有:被认为是出自博尔特拉菲奥之手的一幅素描,画中的年轻人头上戴着用橡树叶编成的花环;还有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版画,画的是一个两性人的侧面,上面还具有标识语“ACHA. LE. VI.”(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学会),该画可以追溯到15世纪90年代末,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探讨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米兰“学会”。这些作品出自列奥纳多的工作室,有可能就是已失传的列奥纳多的萨莱画像的临摹版。众所周知,博尔特拉菲奥的给人忧郁之感的《那喀索斯》有两个版本(分别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和伦敦国家美术馆),这两个侧面像都没有眉毛,也都是一头小鬈发。 
  小魔鬼(3) 
  如果这些画都以萨莱为原型,那么乌菲齐美术馆收藏的列奥纳多用红粉笔画的双人肖像中的年轻人一定也是萨莱,因为我们只能在他厚厚的卷曲的刘海下面才能看到其特有的额头的曲线。他的对面是个没有牙齿的秃头老人,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老人的右手似乎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但他的前臂并没有画出来,因而两人的身体结为一体,让人想起以“享乐与痛苦”为主题的那些寓言画。这幅素描也可以追溯到15世纪90年代末,画中的萨莱接近20岁。该画带有一丝悲喜剧的味道,正如第一次记录了萨莱的种种劣迹的笔记。但在这幅图中,这种幽默的感觉却又表露出一种自我贬低和惆怅之情。老人的眼睛逾越了时间的鸿沟,注视着他深爱的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则是他逝去的童年的一面镜子。列奥纳多当时45岁左右,正当壮年,但是这里(其他画中也是如此)他却把自己丑化成一个“瘪嘴的老者”。这或许象征着他对性爱的某种不确定性:这个男人想找个情人,却发现自己老得差不多都能做对方的父亲了。这幅素描暗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阔佬对他傲慢的小男朋友的溺爱。
  萨莱从1490年的一个狡猾的小骗子长成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些肖像中看到的不能完全信赖的年轻人。下面这些文件都能证实“阔佬”这种说法,因为素来节俭的列奥纳多却对这个年轻人异常宠爱,在他身上大肆挥霍,为他购置了各式华丽衣饰。一处标明日期为1497年4月4日,以“萨莱诺的开销”为标题的笔记记录了他送给萨莱的一件非常时髦的披风:4臂长的银布 15里拉4索尔多做镶边的绿天鹅绒 9里拉缎带 9索尔多小环 12索尔多原料 1里拉5索尔多缝在前面的缎带 5索尔多在写下这些开支之后,列奥纳多补充道:“萨莱偷了那些索尔多”,意思大概是萨莱拿走了找回的零钱。后来萨莱又得到了三个达克特金币,因为“他说要用这些钱买一双带有花边的玫瑰色袜子”。列奥纳多还记录了他借给萨莱的钱财,有时萨莱也会借给他一小笔钱。1508年10月,“我借给萨莱13克朗用做他姐姐的嫁妆。”后来大约在1497年,“摩尔人”送给列奥纳多一幢位于韦尔切利纳门外的房子,列奥纳多离开米兰后把房子租给了萨莱的父亲,房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似乎转到了萨莱的手上,萨莱将房子重新粉刷后又转租他人。在自己遗嘱里,列奥纳多将这所房子“永远地”遗赠给萨莱和他的继承人。
  礼物是维持他俩这种关系的手段。可以看出,萨莱是个贪婪不浅的年轻人:他利用主人的慷慨和对他的喜爱谋取财物。他们之间偶尔也会发生争吵,但最后总是以列奥纳多的妥协而告终。《大西洋抄本》里一页纸上写有下面一句话:“萨莱,我想休息了,不要吵了,以后也别吵了,我投降。”(这句话并非列奥纳多的笔迹,不知为何竟然附在一张购物清单上,也许写下此话的人当时恰好听到或者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此外他们长久的交往中也出现了其他的特点:萨莱还是列奥纳多的学生、仆人、抄写员、娈童、同伴、家务总管、最爱的人和密友,并因为提供“周到而良好的服务”而使列奥纳多在遗嘱中提到他。自从1490年夏天他来到列奥纳多身边那一刻起,这个长着天使脸蛋的坏小孩便与他形影不离,变成了列奥纳多的影子。 
  “卡泰丽娜来了……” 
  1493年夏天,一个名叫卡泰丽娜的女人来到韦奇奥宫。翌年年初她还呆在那里,因为列奥纳多在家庭帐目中提到了她的名字。之后,大概是1495年,列奥纳多在帐目中记录了她的葬礼的开支。我们不知道她的身份,但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她就是列奥纳多的母亲。大约从1490年开始,她孤身一人,开始守寡,1493年她应该是六十五岁左右。
  列奥纳多这样描述她的到来:7月16日。
  卡泰丽娜于16日到达。
  那是1493年7月。
  人们会立即注意到这里出现了语言重复的现象,十年之后他的父亲过世,他当时的笔记中也出现了这种重复现象。弗洛伊德将后者诠释成“言语重复症”这种心理状态,即强烈的感情升华或转变为多余的重复行为和“无关紧要的细节”。关于列奥纳多在他父亲去世时写下的笔记,弗洛伊德写道:“心理分析学者很早就已发现,这种出现‘遗忘’或‘重复动作’的病例非常明显,正是‘精神错乱’揭露了潜藏体内的冲动。”因此这种“言语重复症”与更为著名的“失言”大同小异,语言上的错误不过是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卡泰丽娜葬礼的帐单俨然是一份乏味的会计帐目。人们能再一次从中看到列奥纳多为转换注意力而对“无关紧要的细节”的关注:卡泰丽娜葬礼的开销3磅蜡 27索尔多棺材 8索尔多棺罩 12索尔多搬运和安放十字架 4索尔多搬运棺材 8索尔多请4个牧师和4个办事员 20索尔多钟、书和纱布 2索尔多请掘墓人 16索尔多给长辈 8索尔多当局的许可证 1索尔多[小计] 106索尔多请医生 5索尔多糖和蜡烛 12索尔多[总计] 123索尔多整个葬礼简洁朴素,不事铺张。所有的花费加起来也不过6里拉多一点。1497年他送给萨莱的精美的银披风花掉的钱是它的四倍。用来做蜡烛的蜡一共是3磅,而他在遗嘱规定他自己的葬礼上一定要用40磅蜡(4个教堂中每个都要放10磅蜡做成的“粗蜡烛”)。
  我们无法确定“卡泰丽娜”是否就是列奥纳多的母亲,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他母亲,她又能是谁呢?笔记本上记录的那些去列奥纳多家做客或者小住的人毫无例外都是男性,包括他的助手、学徒和仆人。从法律上讲,卡泰丽娜不可能是列奥纳多的学徒,也不可能是他有一技之长的助手。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她是一个仆人:一个厨师和管家,就像后来在法国服侍他的玛德丽娜。下面是关于她身份的两种可能性:米兰笔记本中提到的卡泰丽娜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在列奥纳多家里做了几年管家;她也可能是他守寡的母亲,在她的晚年与他团圆,分享他成功的喜悦,1495年弥留之际还能得到儿子的陪伴,终年约68岁。这两种情况皆有可能,全看你怎么看了。有人觉得她葬礼的简朴证明她不可能是列奥纳多的母亲。但是从卡泰丽娜的作风和办事方式来看,她本质上是一个托斯卡纳的农民,任何关于卡泰丽娜性格的猜测都不会让我们认为她是想扮成其他人。在泽比区那个小农场里,她辛苦劳作,多年的艰苦生活在她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她的葬礼虽然简单,却合乎规矩,符合她本人的身份。
  列奥纳多是在《福斯特Ⅲ》这个小笔记本中记录了卡泰丽娜的到来,但通读全文,我们发现列奥纳多似乎处于哲学性的思考中。他在纸上草草记下了一些简短的格言:经验是智慧之母……
  这是人类最为愚蠢的事情——一个人现在节衣缩食是为了以后不必再紧缩节省,在他可以享受他辛勤劳动所得的成果时,他的一生就这样飞逝了……
  对于某些动物,大自然似乎是一个严厉的继母而不是母亲;对另外一些动物,自然则不是继母而是一个温柔的母亲……
  需要是自然的女主人……
  当镜子里有一个女王的映像时,镜子自我吹嘘,当女王离去时,镜子再次变得卑贱……
  植物抱怨插在旁边的老木棍和围在周围的老荆棘。但事实上,老木棍助它笔直生长,老荆棘则保护它免受伤害。
  列奥纳多在1493年至1494年间还使用了其他三本小笔记本,这三个笔记本现在已合订成“巴黎手稿H”,里面也有类似的格言式的句子:不要对过去撒谎……
  所有伤害都会在记忆中留下痛苦,而最大的伤害——死亡并非如此,死亡在终结生命的同时也抹去了记忆。
  这种苦思冥想得来的灵感在他的大小手稿中随处可见,但在这本手稿中尤为集中。那是他在神秘的卡泰丽娜与他一起住在韦奇奥宫的那段时间写下的。格言中的意象(母亲、继母、女主人、女王),以及那些记忆、死亡和人生苦短的主题使人更加相信这个卡泰丽娜就是他的母亲。这些格言以特有的直率表现了母子俩晚年的相聚,以及列奥纳多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 
  绘制《最后的晚餐》(1) 
  15世纪90年代,小说家马泰奥·班代洛还只是个孩子,那时他在米兰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道明会修道院做见习修道士,他的叔叔维琴佐当时是那里的院长。班代洛常会看着列奥纳多·达·芬奇在修道院的北墙上工作来打发时间,列奥纳多当时正在绘制斯福尔扎时期一幅伟大的杰作——《最后的晚餐》。
  他一大早就到了,爬上脚手架马不停蹄地就开始工作。有时他会在那里从早干到晚,手里一直都拿着画笔。他画个不停,常会忘记吃饭或喝水。有时候,他会连续几天不碰画笔,一天中有好几个小时伫立在他的作品面前,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独自一人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画中的人物。我也看到过他在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好像突然有急事要做一样,放下手头正在制作的黏土模具,离开韦奇奥宫直奔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他也不找个阴凉处休息片刻,就赶忙爬上脚手架,拿起画笔在墙上涂上一两笔,然后随即转身离开。
  班代洛是在几十年之后写下了这段文字。简言之,列奥纳多大概是从1495年开始绘制《最后的晚餐》,因此就不能同时忙着“制作”铜马的黏土模型(该模型于1493年底向世人展示)。但这段文字仍能使我们窥探到这位大师工作时的情况。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创作节奏、热情的迸发,以及期间不时陷入沉思的状态。这种沉思着实令人不解,尤其是让付钱的顾主们备感迷惑,他们还误以为他是在胡思乱想而耽误了工作。这段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绝妙的图景:列奥纳多顶着正午的烈日,大步流星穿过街道,没想过要找个地方歇一歇脚,躲一下日头,脑子里只有偶得的灵感,想到了解决构图细节上一些小问题的方法。“一两笔”这几个字告诉人们他的艺术靠的是不断地辛苦积累。人们在圣玛利亚教堂修道院墙上看到的那一大幅画面正是由上万次画笔的点触和上万次十分细致的决定组成。想到世人皆知的著名画作,人们不禁会问自己——为什么这幅画会是这样而不是其他的样子?事实上,画面的方寸之间都经过画家的不懈奋斗,浸满了他的心血。
  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坐落在古老的韦尔切利纳门之外,西边就是斯福尔扎城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可能也听说过),那里几乎就是块建筑工地。1492年,为了修建布拉曼特设计的新讲坛和穹顶,唱诗区和教堂半圆形的后殿被拆毁,紧接着人们决定扩大与其毗邻的修道院。到1495年底,修道院餐厅的翻新工作已经完成。就在那一年,多纳托·迪·蒙特法诺在该修道院的南墙上绘制了壁画《耶稣受难像》,壁画上标有这个日期。《最后的晚餐》就画在《耶稣受难像》对面的墙上,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绘制的。教堂的整个修缮工程是由卢多维科发起并出资进行的。他希望这座整修后的教堂未来能成为斯福尔扎的陵墓,一座符合公爵王朝地位的纪念碑。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的突然去世和他的女儿比安卡1497年的不幸去世令这件事显得更加迫切。连续失去两个亲人对“摩尔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摩尔人也因此转而笃信宗教,度过了一段阴沉低调的日子。卢多维科对感恩教堂除了金钱上的投入之外,还带有感情上的寄托,他常会独自一人去修道院的餐厅吃饭。列奥纳多的这幅伟大壁画(mural)——因为是用油画颜料画的,因此严格讲还不能算作是一幅湿壁画(fresco)——就这样成为这个享有盛名的斯福尔扎工程的重头戏。这幅不落俗套的作品成为这个优美的追新求异的修缮工程的完美收宫之作。
  要追溯“这幅永不安宁的杰作”(布克哈特语)的制作过程,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温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页笔记,笔记上有一幅早期用钢笔作的构图习作。[311]这张习作仍然以传统的“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法为基础——犹大没有与众人坐在一起,他坐在桌子的左侧,头扭向后面;而圣约翰则坐在耶稣旁边,已经睡着了,旨在表示在耶稣宣布他被出卖的消息的时候,他“斜靠在耶稣的怀里”。这两种形象在最后的版本里都被弃之不用。
  这页纸上还有两幅相对独立的素描。左边那幅素描里出现了十个人物,也许这页纸已被人剪过,把三个人的形象剪掉了。这群人后面轻淡地画了些拱形结构,这是关于图画背景的最早想法,即“最后的晚餐”发生的“顶楼”。右边的素描中出现了四个人物,但画面重心主要放在耶稣和犹大这两个人物身上。列奥纳多在这里集中表现明确叛徒身份那戏剧性的一刻:“与我共用一个碟子的那个人将要背叛我。”(《马太福音》26:23)画中的犹大从他的凳子上起身,正把手向那个碟子伸去。列奥纳多试着给耶稣的双手画出两种姿势——一种是手抬起来好像要伸向前方;另一种是手已经碰到了碟子,与叛徒的手发生短暂的接触。这幅小一些的素描突出了故事的焦点,找到了戏剧性的支点——两手相触的动人心魄那一刻。为了突出表现这一瞬间,列奥纳多把传统的“最后的晚餐”的故事追溯到《圣经》之前的一个场景,即圣餐仪式。
  较小的那幅素描中还描绘了正在熟睡的圣约翰,耶稣的手臂放在他的背上,这里表现出耶稣的“仁爱”,正如《圣经》上所写,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而在那些漠视宗教的怀疑论者们看来,约翰“斜靠在耶稣的怀里”是同性恋的表现。一百年以后,在归为克里斯托夫·马洛[312]的诸多亵渎行为中有一项便是:耶稣对约翰怀有“一种特别的爱”,并“把他当做所多玛[313]的罪人利用”。人们不禁想起那段萨尔塔雷洛插曲,其潜台词是官方不赞成用带有女子气的年青男子作模特来描绘天使和年幼的耶稣。列奥纳多在最后的作品中将人物全部分开,但约翰仍是所有门徒中最年青俊美的一个。 
  绘制《最后的晚餐》(2) 
  不久之后,列奥纳多又用红粉笔画了一幅草图,后来这幅红粉笔画又被其他人用墨水描了一遍,该图现存放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该草图显得比较粗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墨汁的影响,不过《最后的晚餐》的均匀的布局在这幅草图上已初显端倪。众门徒被分成了几组,画面更注重人物的个性特征。为了明确人物身份,人物形象下面出现了匆忙写就的说明文字(其中菲利普被提到了两次)。但犹大仍然在桌子的靠近观者的一侧,约翰依然睡得很沉。
  这些素描让我们看到了列奥纳多关于此画的早期想法。他迅速而聚精会神地做好微型蓝图,心中不停问自己——是这样画还是那样画?但正如列奥纳多常会表现的那样,他的绘画基础非常扎实,尽管这些素描是第一批真正为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最后的晚餐》所作的习作,但我们在他的素描簿中找到了另一张年代更早的纸张,可以追溯到15世纪80年代,上面画着三幅互有关联的素描:一群人坐在桌子旁边,有一人单独坐在桌前,双手托着脑袋,还有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耶稣,他的手指指向那个命中注定的碟子。这三幅素描并不是为《最后的晚餐》所作的习作,因为画中只有五个人坐在桌旁愉快地聊天以打发时间,他们并不是耶稣的门徒。画中场景可能是发生在某次乡村的欢宴中,人们围坐在桌前。但不知是什么激发了列奥纳多的灵感,使他在同一页纸上迅速画下吃圣餐的基督这一令人心酸的场景,十五年之后这个想法终于在那幅伟大的米兰壁画中开花结果。
  温莎皇家图书馆和威尼斯藏有的素描的重心逐渐从整体布局转移到单独人物形象特征上面。温莎皇家图书馆藏有著名的系列头像,大多数用红粉笔画成,有一些已经画得比较完整。那些人物形象终于变得清晰起来:犹大、彼得、大雅各、圣菲利普(几乎可以肯定,最后两个形象用的是同一个模特,只不过在图画中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中有一幅圣约翰双手的习作,画面非常精美;还有一幅习作上画着圣彼得的衣袖。“福斯特笔记本”中还有一些简短的评论,对这些习作进行了补充——某位来自帕尔马的亚历山大为耶稣的手提供原型;“住在比塔的克里斯托法诺·达·卡斯蒂廖内的头部的形状很美”。其中有一处笔记,标题非常简单,就写着“耶稣”两字,列奥纳多在下面写着“摩塔洛红衣主教手下的乔瓦尼·孔蒂”,这个人可能就是耶稣的模特。阿拉贡有位消息灵通人士名叫路易吉,他在1517年亲眼见过《最后的晚餐》,据他记载,画中的一些门徒是“米兰朝臣和知名市民的真实肖像”。
  在一个著名的片断中,列奥纳多列出了一些门徒听到基督宣言后的各种反应:
  一个正在喝酒的门徒把酒杯放回原位,把头扭向说话人。
  一个扭动手指的人,转向他的同伴,表情十分严肃,展开双臂,露出掌心,肩膀上耸,碰到了他的耳朵,惊讶地张大嘴巴……
  一人转过身,手里拿了一把刀子,碰倒了桌上的玻璃杯……
  一个人身体前倾望着说话者,双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其中一些人物描写在最后完成的壁画中得到了体现,比如白胡子的圣安德鲁(从左边数第三个人)摊开他的掌心,耸起他的肩膀。而其他人的动作都发生了改变,转过身、手中拿把刀子的那个人变成了圣彼得,而碰倒玻璃杯的则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就是打翻盐瓶的犹大。这些姿势中至少有一个早已出现在温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幅构图素描中,即人数较少的那组人像中,耶稣和犹大之间的那个人“用手遮住了眼睛”。
  与整体构图一样,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动作体现了列奥纳多《最后的晚餐》中崭新的理念:他摒弃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构图传统,即信徒们沿着桌子呆板地坐成一条直线。在佛罗伦萨,列奥纳多应该看到过塔代奥·加迪、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安吉利科修士和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各自绘制的《最后的晚餐》。吉兰达约是在万圣修道院餐厅绘制的《最后的晚餐》,壁画优雅精致,但缺乏活力,该壁画完成不久列奥纳多才前往米兰。在列奥纳多《最后的晚餐》中,用餐者的线条被打断了,取得了神奇的效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波浪状的一群人,彼得罗·马拉尼把这种波浪形看做是“巴黎手稿C”中的光学图示。门徒们被分成四个组,每组三个信徒:聚集成群的这些信徒突然处在了一个紧要关头。列奥纳多也找到了他戏剧性的一刻:不是圣餐仪式,也不是确认犹大的身份,而是众人在听到耶稣宣布消息时极度震惊的反应——“只有在你们面前我才能肯定地说,你们中间有人将要背叛我。”众信徒悲痛万分。(《马太福音》26:21-2)因而,画面布局的流畅部分是由基督的这个决定造成的,即讲故事的那一刻出现的,几乎就是电影中的一幕。卢卡·帕乔利是最早对这幅壁画作出评论的人之一,他对这一点有过绝佳的诠释。1498年12月14日,他在为自己著的《神圣的比例》一书写的献辞中说道:
  在众门徒听到那个声音说出“有人背叛了我”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像他们当时的表情专注到什么程度。通过行为和手势,门徒们似乎在互相对话,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而那个人又跟旁边另一个人讲,都显得惊讶不已。就这样,我们的列奥纳多用他那巧夺天工之手创造了这戏剧性的一刻。 
  绘制《最后的晚餐》(3) 
  帕乔利的描述非常有意思,因为他那时与列奥纳多交往甚密,因此这段评论可能也反映了列奥纳多本人的观点,即“专注”和“惊愕”的程度,众人把焦点聚集在耶稣身上,以及门徒之间发生的联系。这幅画就这样形成了:人物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交错在一起,口中念念有词:“不是我,是另一个人。”
  还有就是犹大。他是这幅画的反面人物,但在为准备《最后的晚餐》而作的侧面像习作(温莎皇家图书馆藏)中,犹大是一个比魔鬼还要丑陋的人,几乎就是一个怪物,但他也表现出某种懊悔和自我憎恶的意味,这也使这幅侧面像带有某种悲剧色彩,或准确地说带有基督教的仁爱之意。(最近对这幅画进行的修补恢复了以往修补过程中失去的面部表情的细微之处。修补之后要比修补之前更接近作品初始的样子,这幅犹大侧面像就是个例子。)在听到耶稣的话后,当他的手都已经接近碟子里的面包时,他向后退缩了。关于列奥纳多画的《最后的晚餐》中的犹大的脸,瓦萨里曾讲过一个趣闻: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修道院院长总是催促列奥纳多“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并向公爵抱怨这个艺术家如何拖延时间。得知此事后,列奥纳多对卢多维科说他还在寻找一个长着极为阴险毒辣的脸的人作犹大的原型,但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脸,“他一定会用那个不够善解人意、缺乏耐心的修道院院长的头部”作为模型。听到这番话之后,公爵顿时狂笑不止,而“那个不幸的修道院院长糊里糊涂地回到家里,还担心在他的花园里工作的工人”。这是瓦萨里讲的趣闻中有一定真实性的一个,至少当时还有人亲眼看到这一幕。这个故事同样也出现在1554年出版的贾姆巴蒂斯塔·吉拉尔迪·辛蒂欧写的《罗马史论》中,而辛蒂欧则是从他的父亲克里斯托福罗·吉拉尔迪那里听来的。克里斯托福罗·吉拉尔迪是费拉拉的外交官,他在米兰的时候跟列奥纳多有私交。吉拉尔迪的这个版本近似于列奥纳多本人的讲话实录:
  最后只剩下犹大的头部没有画。众所周知,犹大是一个大叛徒,因此应该用一张能够表现他的全部邪恶品质的脸来描画他……有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去波戈托大街,所有最卑鄙无耻的人都住在那里,他们中大多数人道德败坏。我去那里是希望看到一张适合表现这个邪恶的人的脸。不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如果最后发现我找不到,我将不得不借用这位神父,这位修道院院长的脸。
  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属实,这段文字近似于列奥纳多本人观点的真实记录。这是熟悉他的克里斯托福罗·吉拉尔迪记忆中或者想像中的列奥纳多讲的话:“有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去波戈托大街……”
  绘制《最后的晚餐》首先要在修道院餐厅的墙上均匀地涂上一层灰泥,这层灰泥构成壁画的基础。墙壁中间是壁画的主体部分,中间的灰泥要比旁边的灰泥粗糙一些,因为这样灰泥才能与覆于其上的漆层粘合得更加牢固。我们可以看到灰泥与漆层的交界处,那是一条模糊的水平线,靠近用透视法描绘的天花板的中间位置。最近一次修补工作中有一个发现——人们发现《最后的晚餐》草图的痕迹,草图是直接画在灰泥之上的,“极为简洁的红线条,用流畅的画笔描绘上去……按照他的布局勾画出众人的轮廓或外形。”绘上草图之后再打上熟石膏粉或底子。现代的高科技分析显示当时用的石膏粉是“一种小颗粒状的混合物,100-200微米厚,是用类蛋白质将钙碳酸盐和镁粘合而成”,顶层再涂上一层薄薄的铅白色的底漆。在这个阶段,列奥纳多故意在表面留下一些切口,主要是为了勾画出建筑背景的形状和全景;为了追求作品的精确性,图画区域的中心还打上一个小孔,作为整幅壁画的没影点。在放大的照片中能看到这个点:这个点就在耶稣的右太阳穴上。
  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告诉我们这是一项作坊成员的集体工作(班代洛的记述中遗漏了这一点,使人误以为他在艺术创作时是孤独一人)。米开朗基罗一人包揽了西斯廷教堂壁画的所有工作,但《最后的晚餐》并不是列奥纳多一个人的功劳,他手下还有一帮助手。其中很可能有马可·德奥焦诺,他可能绘制过《最后的晚餐》的最早的临摹画;萨莱当时大约16岁,是列奥纳多的伙计;可能还有托马索·马西尼,有资料证明他后来参与制作一幅大型的壁画(佛罗伦萨的《安加利之战》壁画)。他们是列奥纳多信任的助手,此外他或许收了一些新的学徒和助手,我们可以在《大西洋抄本》的两页纸上看到这些人的名字:
  9月8日,约蒂提来了,一个月4达克特。
  10月17日,贝内代托到来,一个月4达克特。
  这个笔记应该写于1496年或1497年。4达克特是列奥纳多向他们索要的膳食费和住宿费;除了这些费用,作为助手,他们还可以赚一些收入。就这样,到当年年底,贝内代托差不多赚了39里拉——只少于10达克特——差不多正好够支付他的膳食费,为挣这笔钱他花了10个星期的时间。贝内代托的名字也出现在一张未标明日期的笔记上,页边的空白已有部分被剪掉,上面记录了大约同一时期列奥纳多工作室里的人手: 
  绘制《最后的晚餐》(4) 
  [……]nco 4[……]iberdo 4詹马里亚 4贝内代托 4詹彼得罗4萨莱 3巴尔托洛梅奥 3吉拉尔多 4第一个名字大概是“佛朗哥”(Franco),可能是指弗朗切斯科·加利,人称“小拿破仑”;第五个人指的可能是贾姆彼得利诺·里佐利;倒数第二个只付了较低的膳食费三达克特,可能是巴尔托洛梅奥·苏阿尔迪,人称“小布拉曼特”,他是列奥纳多的朋友布拉曼特的学生。
  油画大概是从已画好的场景上三个刻有纹章的半圆壁开始画起,现在大部分已经遭到损坏,但仍然能看到铭文的片断和盾形纹章,以及一个用水果和青草编制的漂亮花环。壁画的主要场景大概是从左侧开始画起。用马泰奥·班代洛的话说,在这个时期,列奥纳多不停地工作,有时还交叉双臂长时间地专注着墙壁。班代洛的描述是以准确的资料为基础的:“列奥纳多偶尔会进行反思,并且专注于改进重要的细节,这使他本已不快的进度更加缓慢……每个人物以及桌上的每个物体的轮廓都表现出或大或小的修改痕迹,修改之处也常涂有旁边的颜色,证明列奥纳多给自己很大的自由度,允许自己不停地进行修改。”修补者发现了列奥纳多反思之后作出的改动之处,其中有对耶稣的手指位置进行的修改,而在最初的版本中手指要更长一些。
  1496年的夏天,列奥纳多在绘制《最后的晚餐》的同时,还在装饰某些房间,很可能是贝娅特丽丝公爵夫人在斯福尔扎宫殿的房间。他在那封撕碎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别忘了油漆房间的佣金……”
  1496年6月8日发生了一件列奥纳多有失风度的事情,这种场面极少发生。这件事情被公爵的一个秘书记录了下来,他写道:“装饰房间的那个画家今天闹出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因此愤然离开。”这种紧张状态或许跟写给公爵的另外一封不完整的信的草稿有关,列奥纳多在信中抱怨他的经济困境:“我非常烦恼,你本应该发现我很缺钱,而且……我不得不谋生,这使我只能中断这项工作,参与到不太重要的事务中去,而不能继续执行阁下您委托我的工作。”[318]这项重要工作无疑就是《最后的晚餐》,而那份让他分神的“不太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装饰公爵夫人的房间。
  从这封信的语调中可以看出,列奥纳多当时脾气十分暴躁,再读一下那句几乎未加任何遮掩的讥讽的话“我不得不谋生”——这是一种公爵并不熟悉的麻烦。他继续写道:“或许阁下没有给瓜尔蒂埃洛先生更多指示,他还以为我的钱够花……如果您以为我有足够的钱,您一定是被骗了。”这里指的就是瓜尔蒂埃洛·巴斯卡皮,还有人将他称为“公爵的礼物审理员”,即公爵的出纳。列奥纳多好像没有收到某些预期的“礼物”:所谓“礼物”本质上就是金钱,因为不是定期支付所以不能被认为是薪水。关于列奥纳多绘制《最后的晚餐》所得的报酬的记录不少,但其中差别也很大。据班代洛所说,列奥纳多的年薪是2000达克特,但另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季罗拉莫·布加蒂,16世纪中期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修道士)却说摩尔人每年只付给他500达克特。与《岩间圣母》相比,这已经算不错了,列奥纳多和安布罗焦·德·普雷迪斯为《岩间圣母》总共要求支付1200里拉,约300达克特。
  在这封引人注目的信中,从他出乎意料的大发脾气这件事上——城堡中发生的“不光彩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到列奥纳多绘制《最后的晚餐》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创作压力,这种压力非但没有被其他事情缓解,还一直不断加重。这也是被班代洛捕捉到的同一个列奥纳多,那个在炽热而安静的大街上大步流星走向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列奥纳多。
  班代洛还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列奥纳多心情较为轻松:列奥纳多正在跟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一位尊贵的客人聊天,此人就是雷蒙德·佩劳德红衣主教。有文献可以证明1497年1月底这位主教确实身在米兰。列奥纳多爬下脚手架欢迎他的光临。班代洛回忆说:“他们就很多事情进行了探讨,尤其是绘画的精彩之处,一些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们希望能看到那些被伟大的作家高度赞颂的古人的作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判断我们现在的画家是否能与古人齐名。”为了让这些人高兴一下,列奥纳多讲了一个流浪汉题材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年轻的菲利波·利比被撒拉逊人抓起来当作奴隶,最终因为他高超的画技赢得了自由。这个故事与瓦萨里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中菲利波·利比的故事十分接近。这里出现两个问题:瓦萨里是从班代洛那里抄去这个故事的吗?班代洛真的是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对此我们的答案只能是:皆有可能。1554年班代洛的《中篇小说》首次在卢卡出版,比《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的第一版整整晚了四年,但里面的故事当然要写的更早一些,可能在手稿中也有出现。至于列奥纳多,他可能是从菲利波的儿子菲利皮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他在15世纪70年代认识菲利皮诺,两人关系亲密。同样可能的是,班代洛这个机会主义者编造了一个令人可信的故事,甚至都不用谎称是列奥纳多讲的。 
  绘制《最后的晚餐》(5) 
  1497年夏天,列奥纳多还忙于绘制《最后的晚餐》。那一年的修道院的总帐目中有一个条目记录了支付给一些工人37里拉,“他们为列奥纳多绘制信徒的那个修道院餐厅的一个窗户做了一些活。”1497年6月29日,卢多维科给他的秘书马尔凯西诺·斯坦戈写了封信,在信中他说他希望“那个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能尽快完成他在修道院餐厅的工作”,然后他就能够“参与到餐厅另一面墙上的工作中了”。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嗅出公爵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众所周知,列奥纳多的著名壁画在不很顺利的情形之下却有许多创新。他将油画颜料与蛋彩画颜料混合起来使用,而不是采用传统的在新鲜的灰泥上涂抹颜料的画法,后者更适合用于绘制壁画。借助这种画法,他可以慢慢地创作,不满意还可以重画,但是这种画法的缺点马上就暴露出来:颜料已经开始剥落。湿气这个内在的问题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列奥纳多还在世的时候这幅壁画的表面就已经开始恶化。1517年,日记作者安东尼奥·德·贝蒂斯在日记中写道,这幅壁画“开始损坏”,而到16世纪50年代瓦萨里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壁画上“除了一团污渍其他什么都看不清”。[319]毫无疑问,这就是很早就有许多临摹此画的作品出现的原因,其中有两幅——一幅是马可·德奥焦诺画的,一幅是贾姆彼得利诺画的,这两位画家大概也参与了原画的创作。这也是出现大范围的和强制性修复工程的原因。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修复工作是在18世纪早期,但很可能之前已经有过修复活动了。20世纪30年代,在把这幅壁画的现状与这些早期的复制品以及温莎皇家图书馆里的预备性习作进行比较之后,肯尼思·克拉克痛惜那些麻木不仁的修复者使这幅画失去了人物表情的细微之处。他还认为,“那些具有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的风格的过于痛苦的表情”表明了“16世纪软弱的风格主义的风格”。
  这幅画与生俱来的脆弱现在却似乎成为其魅力的一部分。仅仅几十年之内,这幅画就化成了“一团污迹”,19世纪早期它惨遭拿破仑士兵的故意破坏,1943年夏天差一点被盟军的炸弹击中,能保留到今天真是一个奇迹!
  最近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次修复工作是在皮尼·布拉姆比拉·巴切伦的领导下于1999年开始了。之前二十多年的时间,用在修复此画身上的花费估计高达200亿里拉(约相当于600万英镑)。这次修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以前的修补工作留下的叠印去掉,即将罩光漆和覆盖色的结壳处理掉,用微小的痂使原画结痂,希望某些原作的颜料还留在下面。用巴切伦的话说,人们像对待一个“重病人一样”对待这幅画。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总有人对艺术品的修复工作大肆批评,声称这会使原作“失去灵魂”,但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后的晚餐》已比较接近五百多年前列奥纳多和他的助手画在那面墙上的、班代洛睁大眼睛看到的那幅画。虽然此画与原作十分接近,但也只是部分接近,原作的表面大约只有20%保留下来。这幅画像鬼魂一样附着在那面墙上,残缺不全却重新赋予作品令人着迷的表情和姿势,简单却令人信服的最后的晚餐的细节:只有半杯葡萄酒,桌布上的细丝织法,情绪激动的圣彼得手中紧握着的那把凶器一般的刀。

  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各种解释,一般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个粮草问题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当时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萧何就是做这个事情,最后刘邦评定功臣谁评第一,萧何第一,对不对?刘邦对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军说,好比是打猎,一个猎狗去追兔子,最后功劳是谁的,猎人的,你们这些打仗的就是功狗,萧何是功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诸葛亮当然也是功人他不是功狗。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了一个明智但又是个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拿得出去见报,狄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拚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作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D·H·罗伦士在写到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活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
  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最终三国做为一个历史的插曲结束了,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评价这段历史以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历史插曲》。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2至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A·I·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
  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曾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宫廷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东汉末年的条件和局势是什么呢?八个字:旧政已亡,新政末立。这个政指政权,也指政治。一方面东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实在是不要说行将就木,严格地说应该是已经就木了,它是一个空架子了,当时那些人劝曹操当皇帝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是东汉的,没有一个子民是东汉的,它凭什么还存在,是个空架子,只有一个名,一点实都没有了,这个政权已经亡了,但是新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另外,东汉的那个旧秩序,政治秩序没有了,三根支柱支撑帝国大厦,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东汉哪三根支柱: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和宦官在自己内部斗争中,在董卓入京之前这两根柱子就已经垮台了,然后士族这根柱子独木难支。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那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之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之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它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诸葛亮《隆中对》让刘备豁然开朗,原来我刘某人还可以这样啊,那好,那我就干,兄弟你呢,帮我筹集粮草吧。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才正式担任的职务叫军师中郎将,任务是什么?调集赋税以充军实,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再兼财政部长再兼军需部长,真正的去夺取天下刘备带的是别人。入蜀带的是庞统,入汉中带的是法正。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末,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战刀在头上飞舞的情况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带着某种感情,好像患了感冒,身体有病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
  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哀的美敦书。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所以鲁肃和孙权之间有种默契,君臣之间有一种默契,但是鲁肃也有点可怜,就是他死了以后得了个三七开的评价,孙权评价周瑜、鲁肃、吕蒙,对陆逊讲的,对周瑜的评价是最高的,对鲁肃是三七开的,为什么那么说?鲁肃不该要我借荆州,那鲁肃为什么要借荆州呢?鲁肃他是现实主义者,他就考虑到这个时候你不联合刘备你对抗不了曹操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该借不该借我现在也不想说这个问题,我只是说这两个人是现实主义者。

(2)

  荀彧是三国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他重要还不仅仅因为他为曹操平定中国北方做了多少多少贡献,而在于他的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呢?他出身士族,他是属于士族地主阶级的,他的祖父做过朗陵令,朗陵县令,他的父亲做过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他的叔叔位至三公,就是他的叔叔荀爽当过司空,所以荀彧这个家族是一个士族,荀彧本人是个名士。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批评家叫做何颙的,何颙什么人?何颙南阳人,是当时名士集团的领袖,他和桥玄两个最早看好曹操的,何颙说荀彧是王佐才也,所以荀彧是士族兼名士。

(1)

  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太正派了。诸葛亮做人很正派,庞统和法正两个人不好说了。你看刘备入川的时候,去夺刘璋的地盘,这说起来是不够道义的,你们都是宗室,姓刘的,人家请你来帮忙,你把人家地方占了,这讲得过去吗?庞统怎么做解释,说他这个房子,他反正也守不住,我们不去拿了,曹操就拿了,那与其给我们,还是给曹操呢?这是第一笔帐;第二个,我们得了益州以后,封他个大官不就行了吗?这什么话嘛,这等于人家一栋别墅,请你去做客,然后你变成别墅主人了,说分套大房子给他,这种话诸葛亮肯定说不出来的啊,但是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人。那个法正就更糟糕了,他是那个别墅的管家,别墅的主人说请刘备来住住,法正说你把那个主人做了,把这个别墅得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人?但是这个时候刘备就需要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他下不了手,他夺不了地方。所以我们看刘备入蜀带的是庞统,刘备征汉中带的是法正。关羽攻襄樊诸葛亮一句话没说,连他赞成反对我们都不知道,最后刘备发动夷陵之战诸葛亮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只知道他事后说了一句如果法正在就好了,法正一定能拦住主公不让他发动这场战争。请大家想一想,在这一段时间内诸葛亮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诸葛亮一生当中还有很多不解不谜,有哪些不解之谜呢?请看下集《百年孤独》。

1939.8.24—1939.9.3

  * 以上易中天先生用科学的历史观为我们分析了曹操与荀彧都是理想主义者,孙权与鲁肃都是现实主义者,这两对君臣之间又各有各的矛盾,而三国中大家最熟悉的是刘备与诸葛亮,一般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如鱼得水,君臣之间最信任,要不然怎么会有永安托孤的历史佳话呢,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该如何历史地评价刘备与诸葛亮呢?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条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
  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静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她“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庐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5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似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着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们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作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回驳说,无论是发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不听。
  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要吧!英国那一点都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消逝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带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 曹操与荀彧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理想冲突,因为曹操想成就自己的霸业,而荀彧则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己任。既然如此,两个最终分道扬镖则不可避免,东吴的孙权和鲁肃是目标一致的,鲁肃东吴版的隆中对也为孙权的霸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孙权对鲁肃的评价却不是最高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孙权与鲁肃呢?

(3)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就好做评价了,怎么评价呢?谁能做到谁是英雄,就是谁能为国家的重归统一做出贡献,把这个统一的事业往前推进,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8月24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41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所以孙权有三个不在乎:第一不在乎汉室是存是亡。这大汉存不存在无所谓,我觉得它要存在的时候,我说我也是要为了兴复汉室,他哪一点做了兴复汉室的事啊。第二个不在乎,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曹操是个忠臣还是奸臣他无所谓,需要你是忠臣的时候你就是汉相,需要认为你是奸臣的时候你就是汉贼,你去看孙权对曹操的称呼一会儿是曹公如何如何,一会儿是老贼如何如何,他变好几回了,根本不在乎。第三个不在乎呢,不在乎政权属性,就是他不在乎他的政权是属于士族地主阶级,还是属于庶族地主阶级,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条,姓不姓孙,姓孙就行,所以他在江东成了气候。因为毕竟曹操是汉相,刘备是皇族,孙权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成气候呢?与这个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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