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二次革命

2019-10-0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06)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1923—1924

1943

19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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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准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Gestapa,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Gestapo,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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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G·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3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5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年4月1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平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地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之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启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断。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呼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作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得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4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决”,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埃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埃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急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帐”。部队已作好行动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普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起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起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4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讯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像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11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6月30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于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普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普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普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单,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之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之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之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作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品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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