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革命火种,第十六章

2019-09-27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55)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共势力大为惊恐。但南昌不宜久留,因为赵义军处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的四面包围中。

1938.2—4

1936.3—1937.1

  面对如此不利形势,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汕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矗而且,占领了汕头就有了出海口,可以争取到国际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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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起义的兵力约二万二千人。①起义成功后,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号召革命。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第九军原是在江西的滇军的番号。滇军参加起义的兵力不多,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滇军中有一个师长叫韦杵,那时是国民党左派。起义前朱德曾同他交谈过国是,韦杵抱着同情的态度。朱德建议由韦件担任第九军军长,自己任副军长。②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委员会根据朱德的建议,作出任命。③不料,韦杵在起义前夕因病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八月三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时,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④他根据前委指示,一面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一面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

  在维也纳,人们几乎立即便感觉到了希特勒之不流血的清洗的反响。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前总理,现在是出使一小国的微不足道的公使——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我想等你在报上读到这节消息时通知你。”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他痛苦地回忆说。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决定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尽又忧愁满腹。“他双眼发呆,心不在焉。他试图用空话作藉口,解释我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交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他讽刺地补充说,他只希望谈判桌旁在希特勒对面坐的是位精神病医生才好呢。说实在的,与这样一个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确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确处于不利地位。
  2月11日晚,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火车一抵达莫扎特的出生地,卧铺车厢便被分开了。次日上午,两人驱车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过飞机场,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用希特勒式敬礼对他表示欢迎。德国海关官员都潇洒地抬臂敬礼;奥地利客人也以此礼回敬,虽然此举犯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前兆;片刻后,另一个凶兆亦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如果他是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或许会抗议。然而,此人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不会的”,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齐整、房顶被残雪厦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有些还正在兴建。履带车突然猛地拐弯,在贝格霍夫的大台底下停住了。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了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时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就是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津津有味地呆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事实上,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那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大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之一,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道——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之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作出的成就都大。且靠的还是武力!“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过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也纳——像一阵春天的风暴,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想不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我不相信恫吓,本人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但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
  “这点嘛”,说着,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咖啡是在邻近的冬季花园——四周有墙——里喝的。突然,主人告辞,与里宾特洛甫同去他的书房。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时近下午4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
  如果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此外,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待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另一个“温和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任的宣传头目应被解职,作为“顺利地执行报界停火”的一部分。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许士尼格跟前一推,“无可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天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此后,他的同事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跟班特尔。
  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进行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天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作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一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分)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尔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们是不堪信任的。”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作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对德国之干预会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法—西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⑤但他们或态度暧昧,或公开反对。起义军南下的前夕,朱德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销,弟拿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⑥然而,杨如轩仍顾虑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杀头;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没有回信,只是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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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三日上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朱德担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被任命为先遣司令。⑦他带着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之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它职务”,他说,“决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之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诸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之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24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云,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2月15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诸于世。但是,由于他已立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2月18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1938年2月17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它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呆。“在铿锵有声的讲演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讲演过程中”,记者G.E.R.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10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
  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之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捅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1936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虽然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获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卍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那年夏天,奥林*?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象征犹太人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耳,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而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则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整个儿停止了。他们对此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大肆国际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涌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1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他的长蛇阵式的车队,在4万名冲锋队员和其它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道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30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这支管弦乐队由理查·施特劳斯指挥,还有一支3000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施特劳斯为此次运动会创作的《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11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礼——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将之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250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的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未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记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记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待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未待与三名美国选手——其中两名是黑人——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8月16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在闭幕式上他没有节目——“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的胜利——虽然不怎么够格。德国人获得了大部份的金牌(33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德国人竟以57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的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是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之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雷妮·里芬施塔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尽管戈培尔进行破坏,甚至不让她进场,她还是拍出了一部获得全世界欢呼的影片。
  在尔后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在参加了为他的继任人举行的宴会后,他便用手枪自杀了。

  临川,旧称抚州,距南昌一百九十里,是起义军南下时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从南昌到临川,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先遣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沿途群众作宣传,筹措粮草和安排宿营。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⑧驻临川的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那里时,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又“慑于革命声威,同时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⑨八月六日,朱德率起义军先遣队到达临川,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欢迎起义军,还为部队准备了凉篷和茶水。

(3)

(3)

  八月的江西,一向酷热难忍。起义军各部队因暑天行军,途中减员较多,在临川休整了几天。部队进城后,中共临川县委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号召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参加起义军。临川中学有三百多师生报名参加了第九军宣传队。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军南征的这支地方武装,在壬田战斗后编入了第九军。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吉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分毫。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莱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
  然而,1938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其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之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之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义。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3月初,大不列颠王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3月3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整整花了10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相互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等问题。英国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为何坚持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干预“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指责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而这个问题又被下述事实复杂化了:“人们既信任像苏联那样的野蛮家伙的条约,又信任一个野蛮人对某种数学公式的理解。与苏联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进入欧洲。”
  他东拉西扯了两个小时,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格在一边。次日,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是带着新的要求——包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勾消的一切东西——前去的,以希特勒之私人代表的身份会见了许士尼格。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方面,而他又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之必需。所以,他的举止更像是个恩人而不是个掠夺者。“元首当时所期望的”,凯普勒回忆说,“是演变,换几句话,是要从奥地利内部去搞掉它。如有可能,尽量不将德国明显地卷进去。”可亲可爱的凯普勒于是便得出结论,加速这一进程的时刻业已到来。
  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许士尼格满腹狐疑,问:事隔才不过三星期,希特勒何故又端出一套强加于人的要求?只有在承认奥地利长期独立的基础上,他的政府才会与奥地利的纳粹合作。据许士尼格的回忆,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但凯普勒却向国内汇报说,“会晤开始时有如暴风骤雨,结束时和解气氛特浓”,他的印象是,“许士尼格决不向暴力屈服。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不使他丧失威信,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合作。关于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我们可依靠他的忠诚”。他进一步报告说,奥地利党正在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格拉茨,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倾向于刹车,以便将更多的人从许士尼格方面争取过来。”
  许士尼格对纳粹所作的让步,只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今晚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明晚高喊“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运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3月7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回话作出保证。由于戈林曾保证不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尼的劝告于不顾。
  3月9日,他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褐上衣、绿背心)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作为演讲家而不是学者发表演说,这是第二次,“蒂罗尔和奥地利同胞们,对蒂罗尔说‘赞成’,对奥地利说‘赞成’吧!”他这样宣布后便用蒂罗尔方言以安德利亚斯·霍弗号召志愿军攻打拿破仑的名言结束讲话:“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从同声高呼,坚决抵抗。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人们,大多数也义愤填膺。然而,斯达汉堡亲王却目瞪口呆。“许士尼格完蛋了”,这位奥地利前副总理对妻子说,“希望奥地利不会完蛋。希特勒永远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如同他所惧怕的,这一宣布令元首采取了强硬手段。为自由和团结的奥地利而进行投票一事意味着——结局可能是这样——合并的推迟,如果不是终结的话。由于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提,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之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3月10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作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回忆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作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设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星期六即12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48小时内作好这样一个战役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6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那就这样办吧——希特勒这个业余战略家说。
  元首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连忙口述一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之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在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援助过他。他答应,承认意大利与帝国之间的疆界为布列纳山谷,并以此作为对意大利的支持的报答。“这个决定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怀疑。”中午,希特勒将信封好后交给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吩咐他亲手将信交给墨索里尼。亲王带着一篮花草,准备带回罗马自己的花园里栽植。他坐的是专机,对所携之信是何等的重要,他一无所知。
  在奥地利全境,路牌上都贴满了海报,宣布进行公民投票。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城镇街道上穿梭,督促公民们星期天投票时应投“赞成”票。在维也纳,爱国者闹得比纳粹还起劲。一队队的爱国者走上街头,高喊“许士尼格万岁!”“自由万岁!”以及“星期天,投票天,大家都投赞成票!”
  群众的热情鼓舞了许士尼格。他继续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不能也不准备当傀儡”,(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曾指责说,公民投票是违反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许士尼格致函回答说,“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被毁灭的时刻,阁下勿以为本人会袖手旁观。”在信的结尾,他紧急请求赛斯—英夸特,作为负责安全的部长,他应采取措施,结束恐怖活动。否则,他便无法阻止反对势力。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赛斯—英夸特系希特勒的走卒,但,对奥地利之独立,他也是很关切的。他虽同情奥地利纳粹的某些政策,但纳粹并不将他看作是自己人。在意识形态和天性上,他都比较接近许士尼格。两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两人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酷爱音乐的文人。赛斯—英夸特答应通过广播敦促其追随者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证明他比纳粹更爱国。
  当晚,许士尼格“带着极其满意的心情”上床——纳粹对公民投票的威胁已消除了。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此时的赛斯—英夸特在其党内已没什么影响了。奥地利的纳粹死硬派业已排成四列纵队,上了街,朝骚乱的中心德国旅游局涌去——大楼上悬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他们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初时,爱国者(数量上与他们相比为三比一)对此喊声还颇觉有趣。接着,许多窗户被砸碎了。站在一旁的警察连忙圈起封锁线,以避免更大损失。纳粹党徒高声怪叫,警察们不但置之不理,反而集中力量对付爱国者。末了,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带卍字章的纳粹竟充斥街头。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1000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WeissemundBrawnemHaus》(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

  起义军在临川经过将近一周的休整,于八月十二日告别临川,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九千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准备拦击起义军。他的两个前哨团驻在瑞金以北三十里的王田市。桂军黄绍竑部十个团也正赶来增援。面对这样的局势,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二十军的第三师拨归负责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⑩八月二十五日,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壬田同钱大钧部两个团开始激战,坚持到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赶到,在第二天清晨将钱大钧部的这两个团击溃,乘胜进占瑞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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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金,缴获了敌军许多文件,得知钱大钧、黄绍竑两部集结的计划。

  3月11日凌晨2时,仍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经修改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它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需于12日中午前后作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利。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5时30分,许士尼格的床头电话响了。电话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报告说,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他急忙赶至巴尔豪斯广场之总理府,他在那里得悉,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师已被动员,据悉其目地的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10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瑙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与他一起前来的是赛斯—英夸特(英夸特到阿斯盆机场接他的)。赛斯—英夸特大受震动,汇报了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以待类似萨尔公民投票的“合法投票”得以建立。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那他就认为赛斯—英夸特受人阻止,无法打电话,而他戈林便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时已是11时30分,赛斯—英夸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元首的名义将限期延至下午2时。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他已在内城筑起了一条警戒线——筑得“尽可能远”——但是,由于许多纳粹警察已复职,政府已不能再依靠警察。在此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内阁”即最亲近的顾问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此时已快下午2时。片刻后,那两名末日的使者,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回来了。他们不接受妥协之说。这样一来,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作出不愉快的选择了。他匆匆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了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返回办公室后,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内内阁”。一时间,众人全都哑口无言。在沉默中,人们听见卡车上的广播喇叭在宣布进行公民投票,之后便播放“啊,你,我的奥地利!”
  片刻后,许士尼格总理对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广泛地采取诸如晚8时开始宵禁等安全措施。两位使者表示关切,退身外出,给戈林打电话传消息去了。(这次的电话记录,以及尔后几天内柏林与各国首都通电话的记录,是盟国当局在帝国总理府发现的。)
  “许士尼格总理的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戈林回答说。话一说完,他便撂下电话自己考虑问题去了。
  他原应与希特勒商议的——据巴本说,希特勒此时差不多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他未这样做,只管自行其事。下午3时多一点儿,他又与赛斯—英夸特通话。“柏林绝不能同意许士尼格总理所作的决定。”他说。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这个要求: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赛斯—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2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1915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款待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这次讨论”,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更加紧张,而张伯伦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泰然自若和头脑冷静。”英国首相念完维也纳发来的电报后,里宾特洛甫“声称他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还表示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他补充说,如果属实,“和平解决”的办法或许为最佳。
  这番话已足以抚慰一个决心与希特勒友好相处的张伯伦了。即使他的外交大臣气愤地指责说,许士尼格“已受到入侵的威胁”,张伯伦还是同意里宾特洛甫的看法,说眼下没有德国动武的证据。之后,张伯伦便叫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给奥地利政府——这封电报想必令他畏缩无疑:“英国政府无责任为总理阁下采取任何会将其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行动提出忠告;英国政府也不能保证保护(奥地利)不遭危险。”
  许士尼格并不抱幻想,不指望英国或意大利会予以援助。他约于下午4时提出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断然拒绝执行关于委任赛斯—英夸特为总理的命令。他挑选警察局长为总理,但遭拒。武装部队总督和前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总理也婉言谢绝。由于无人肯任此职,米克拉斯总统便劝许士尼格再作考虑。他拒绝了,说他不参与“该隐为再次杀害其弟亚伯作准备,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据《圣经》,该隐与亚伯系亚当与夏娃之长子和次子——译注)然而,但当米克拉斯惊异地回答说“我明白大家都抛弃我”时,他勉强同意作为退位总理留任,直至委派了新政府首脑时为止。说完,他便退回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下午,随着天色慢慢黑下来,总理府内的感情压力也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柏林的压力,特别是戈林(他倒是如鱼得水)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下午5时,陆军元帅在电话里向一名地下纳粹领导人,奥迪罗·格洛博茨尼克大声疾呼,说新内阁必须在7时30分前组成。戈林说,晚7时30分,赛斯—英夸特必须向元首打电话,说新内阁已组成。接着,他便口述了一份包括他妹夫在内的内阁部长名单。数分钟后,赛斯—英夸特亲自与戈林通话,说米克拉斯已接受许士尼格的辞呈,但坚持让一前总理接替他的职务。戈林咆哮着说,告诉米克拉斯立刻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业已在国境全线执戈以待的德军,将向前挺进,奥地利将不复存在……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我们将悉你已在7时30分前被任命为总理,进军令便会停止,德军将留驻在我方一边。”同时,赛斯—英夸特应让全国的国社党人走上街头。他最后说:“若米克拉斯不能在4小时内明瞭局势,我就让他在4分钟内明白!”
  “嗯,好吧!”赛斯—英夸特疑云满腹地说。
  不到7时30分戈林便得到了报告。不到一小时,戈林便被通知说,米克拉斯依然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就任总理。“你听着”,戈林向赛斯—英夸特喊道,“我愿再等几分钟。我等你的电话,你可使用领事馆的优先电话。不过,你得快一点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事实上,人家是不准我再多等一分钟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奉命行事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在自行其事,因为此时希特勒还不是急着非办不可。“到那时如果他还不任命你,你就用武力夺权,好吧?”
  纳粹分子响应柏林的号召,正在将街道夺取过来。一群向内城涌去的党徒边走边喊“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等口号。置身于总理府的许士尼格,不但听见了这些口号声,还听见了前进的脚步声。他认定这就是入侵的前奏,便赶至总统办公室,向总统作最后一次请求。但米克拉斯坚决不同意,顽强地拒绝委派一名纳粹党徒为总理。当许士尼格一再坚持时,总统便说:“你们现在就抛弃我吧,所有人!”许士尼格仍找不出比赛斯—英夸特更合适的人选。他说,赛斯—英夸特是个天主教徒,又有忠诚可靠的好名声。他于是便提出,由他通过电台,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很快地,许士尼格便进了大楼楼梯旁的“隅室”(在总理府一楼)。“隅室”中央立置着一个麦克风,离陶尔斐斯被纳粹杀害的地点还不到5步远。晚7时50分,许士尼格走至麦克风前——室内发出一阵嘘声。他谈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奥地利全境,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广播。威廉·希拉将此次演说描述成是他有生以来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说。
  “米克拉斯总统要我转告全体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在武力面前屈服了。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最后关头,我们应无意让日耳曼人流血,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陆军,若有入侵他们便不战而退,继续待命。”希拉觉得,许士尼格的声音会变成啜泣声,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这样”,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便用日耳曼人的告别方式,也是能衷心表达本人的愿望的方式:‘上帝拯救奥地利!’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室内一片沉寂。文化宣传总督一名叫哈默斯坦—埃夸尔特的人,这是个古老的日耳曼贵族的姓名——扶着拐杖,探身向前,对准麦克风喊道:“奥地利万岁!我今天不好意思做个日耳曼人!”接着,几个技术人员便播送预先录制好的国歌——系海顿所作,几乎与《德意志高于一切》雷同。
  赛斯—英夸特想必是从“隅室”跑着出去的,因为7时57分他便与戈林通话了。“这边的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了!”他报告说。奥军正从边境后撤。“这里的诸君决定坐等入侵。”
  戈林听说赛斯—英夸特还未被任命为总理,立刻便发火:“那好吧!你定要掌管,这全靠你了。把我现在给你说的迅速传达给各位负责人:谁反抗德军,谁组织反抗,谁就将受到我们的法庭的审判。”赛斯—英夸特半心半意地反驳,却被戈林的喊声压了下去:“好啦,就这样,你已拿到我们的正式命令了。”
  聚集在总理府外的爱国者约有10万人左右。纳粹的男女支持者,一面有节奏地喊着元首的名字,一面在火炬照耀下欢呼雀跃。这使爱国者队伍也喧嚷起来。在内城,一些纳粹支持者更肆无忌惮,一面高歌,一面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杀掉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
  在两次向维也纳发布最后通牒强行左右时局的间隙中,戈林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而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
  元首一直迟疑至8时15分。后来,当他与戈林一起散步时,一个警官见他在大腿上拍了一下。“现在,行动吧!”他喊了一声。半小时后,希特勒为“奥托战役”签署了“第二号通令”,宣布德军于次日拂晓开进奥地利,“以阻止奥地利各城市流血。”
  希特勒签署通令后3分钟,戈林在冬季花园内用电话向经济专家凯普勒再次发出命令。赛斯—英夸特必须用奥地利省政府的名义发电前来,急速派兵至奥地利,帮助奥地利恢复法律与秩序。赛斯—英夸特必须立即办理此事,“他不一定真发电报前来,只说他发了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牛赖特正好偷听到了这句话,便把消息告诉了客厅内的众人。“老天爷”,巴本禁不住喊道,“当心别把它弄成埃姆斯电报第二!”(这系指1870年法国外长发给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封不容反抗的电报,其时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出游。此电报经压缩后由俾斯麦发表。删节后的电报使法国的要求带侮辱性,加速了普法战争的爆发。)巴本很关切,转身问魏德曼上尉:“向奥地利进军能证明什么呢?它只能使全世界反对我们。警察行动一下就够了。”魏德曼同意这一说法,牛赖特却叱责两人,说把事情搞得这样悲哀。他说,多年来,希特勒就梦想将其最精锐的师开进奥地利,“何不让他高兴高兴!”
  按戈林口述,以奥地利临时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请求德国立即派兵援奥的电报,就是使希特勒高兴高兴的东西。这是另一桩“先斩后奏”的例子。它给了希特勒将其部队戴上解放者这副假面具的机会。他精神振奋,令其部队大张旗鼓地开进奥地利。缺乏的只有一件事:墨索里尼的保证。10时25分,菲利普·冯·赫森打来长途电话。“我刚从维内西亚宫回来”,他告诉希特勒——他的心想必激烈跳动不已,“墨索里尼总理听到消息后反应很好。他向您表示深切问候。”这就算是墨索里尼的保证了。其实,奥地利问题再也不令他感兴趣了。
  希特勒欣喜若狂,喊道:“请您转告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感激之词被倾泻出来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听着——他想签什么协议就签什么协议。我们的处境已不像片刻前那样可怕了。我是说,在军事上,万一我们要与人发生冲突。您可再告诉他:我最衷心地感谢他。我永世不忘他!”话一开始,他便无法不讲下去:“若他需要帮忙或处在危险中,我都与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他,我将会,我一定会……”
  在维也纳,新总理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请求凯普勒去教促希特勒取消其入侵令。然后,赛斯—英夸特便把注意力转向许士尼格。他感谢他的前任为奥地利作出的贡献。由于大街小巷满是举行庆祝活动的纳粹,他主动提出与他一起乘车回家。“您是否想到某个大使馆去?或者到街道另一边的匈牙利大使馆去?”
  许士尼格想要返回寓所。当他走近总理府一楼那座大楼的楼梯时,看见两排佩戴着卍字章的非军人。这时,他首次醒悟到总理府已被占领。人们向他行纳粹抬臂礼,但他故意置之不理,继续下楼。楼下,军人们也向他敬礼。他向他们说了一两句感谢和告别的话后,便爬进了赛斯—英夸特的汽车。车子缓缓前行时,年青的纳粹党徒跳上踏板,保护前总理驶过吵吵闹闹的人群,以防发生万一。
  在柏林,赛斯—英夸特关于遏制德军的请求,被用电话传至外交部。接着,凯普勒也提出类似请求。他的请求被传至陆军司令部和总理府。这样,三方的电话辩论便开始了。维也纳请求停止入侵,你这请求有现实基础吗?是否要将这一请求转给希特勒?——他在两小时前与罗马通话后回到了总理府,至今仍处于兴奋状态。
  凌晨2时30分,希特勒被叫醒了。沉思片刻后,他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返身上床。然而,被入侵这个怪物弄得坐立不安的将领们,仍在左思右想。清晨4时左右,总参谋部第二总参谋长冯·维巴恩将军打电话给凯特尔将军,哀求他给“希特勒做做工作,叫他放弃向奥地利进军”。凯特尔答应照办,但在片刻后他便回电话说(其实他未给希特勒去电话),元首再次拒绝这样做。“元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回事。”
  凯特尔后来承认了“假如他知道,他对陆军将领们的看法可就不得了。我不想让双方都不高兴”。
  陆军参谋长勃劳希契和维巴恩不时来电央求,使当晚成了凯特尔的“地狱之夜”。勃劳希契本人也非常沮丧;维巴恩则心神不定,一会儿大声祈祷,一会儿说大难临头,然后便一声不吭。约德尔叫他控制自己,他则将自己反锁在房内,抓起墨水瓶就往门上扔,还威胁说,谁要进来他就开枪打谁。

  私人问题虽然令希特勒意乱神迷,但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他却未停步。1936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语言,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存查。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老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或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到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它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1.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2.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巩固与英国的关系,而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着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从德国回来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图。凡尔赛条约的作者之一、战时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也有同样看法——尽管他曾极力推行“绞死德皇”的口号。9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台阶上热烈地欢迎了他。“对促进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本人历来是很感兴趣。”劳埃德·乔治说:“在战争结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尔后数月内签约,否则,两国便会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说。年轻时他就有建立这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末,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板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
  “待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得了妄想自大狂。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足有10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使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当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现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诸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他印象尤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置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起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骑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分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10月21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作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于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39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起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联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1936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11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术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11月18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12月2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12月21日,他会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已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合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伙。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词确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之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非尔德·辛普逊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的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新闻局代表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12月9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起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责任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金金金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起义军指挥部为了避免在继续南下时遭到强大敌人从背后袭击,决定乘黄绍竑部尚未赶到、敌人兵力尚未集中之时,先击破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

(5)

(5)

  打会昌,是起义军南下途中第一场恶战。在这场战斗中,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为右纵队,攻击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归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进攻;贺龙率第二十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驻守瑞金附近,以策应和支援各方。

  星期六一大早,希特勒便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参加进占他家乡的凯旋庆典。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告,按他自己的说法,历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各种事件。“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了德奥边界。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又加进了点儿个人成份。“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8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涌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即兴军事演习。例如,第二装甲师是看着《贝的克旅行指南》前进的,还在当地加油站加油。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草木予以装饰。“老百姓看到,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几乎在每个城市和乡村,家家户户都挂起卍字旗,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阻止向维也纳快速进军的唯一障碍是,道路上堆满了抛锚的坦克和卡车。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离布劳瑙不到一小时车程)。入侵部队司令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秉报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由于通往茵河(lnnRivAer)的道路上满是车辆和看热闹的人群,希特勒的车队直到下午大半晌后才得以过河。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一步地爬行。欣喜若狂的人们争先恐后要摸摸他的车子,好像它是某种宗教圣物似的。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波默旅店驶去——约在49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伴随下,希特勒一行继续朝他所熟悉的土地驶去。在朗巴赫,在那座破旧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制服之两臂挂卍字章)前,希特勒令司机停车——他曾在那里上过音乐课。
  在伦敦,内阁召集紧急会议。张伯伦阴郁地判断是,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时各大国说,‘如果你向奥地利开战,你就得对付我们’。”但是,此事并不可能发生。”反正”,他得出结论说,“那个问题已时过境迁了。”对此已成事实,他一笔勾销,认为无足轻重。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其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多少个夜晚,他曾独自在林嗣街头流浪)。其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约10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令他的随行人员和副官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已极。“整个气氛有如触电一般,热烈兴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凯特尔回忆说。希特勒泪如泉涌。站在他身旁的古德里安坚信,“他决不是在演戏。”
  在发表了简短的思乡之感后,希特勒回到下榻地文津格旅馆。旅馆老板让出了自己的套房,主屋内堆满了动物标本。
  讨厌狩猎的希特勒屡次几乎被一北极熊头绊倒;那张大床——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用俗丽的镜框框着的约瑟夫因·贝克尔的肖像——也不对他的口味。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环境下,他与赛斯—英夸特议事,合并之事连只字都未提。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之奥匈帝国然。但是,一天来所见到之热情,使他的概念变了。他对仆人说:“这是命运,林格。我是注定要当元首,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的。”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当晚,赛斯—英夸特便返回首都。在那里,他发现维也纳的纳粹已集合好了,准备欢迎元首。他们准备搞火炬游行,而游行者已欢呼得精疲力尽。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车队早在天黑前便从林嗣出发,但由于下雪,又在修路,约数英里的道路难于行走。所以,在抛下最少50辆坦克后,他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时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热情洋溢的市民扭下古德里安将军的大衣钮扣以作纪念,还把他一直抬到住所。令市民们惊奇的是,在日出时分,德国军官蜂涌至食品商店,购买了大量奶油、香肠和其它食品。
  星期天上午,戈林与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把希特勒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向奥地利或米克拉斯发布过最后通牒之说,是个谎言。里宾特洛甫将此一切都吞了下去。回答说,对发生在奥地利之事,一般英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尽管如此,在高兴之余,里宾特洛甫也多少有点儿关切。他问,假若发生某种威胁或麻烦,元首是否吃得住?
  戈林早已派信使坐飞机前往奥地利,敦促希特勒设法超出原来的计划。“如果热情如此之高”,他建议道,“我们何不做个彻底?”或许,希特勒对戈林近日之所为一无所知;但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他的空军元帅自行其事,以便在发生差错时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希特勒业已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至中午时,法律已草就。通过后,希特勒批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赛斯—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起初,赛斯—英夸特大吃一惊。但是,新总理越想越喜欢这项立法。另外,希特勒已答应在一个月内举行无记名自由投票,批准这一立法。在赛斯—英夸特确信这一法令不但必不可免,且“价值连城又有用”时,他便敦促内阁予以通过,理由是德奥合并乃“人民的意志”。内阁一致同意将国家交给希特勒,但是米克拉斯总统再次寸步不让,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宣称“在行使权力方面受阻”,这便给了他的职权移交给总理的立宪权。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但心中还有一个主要兀突。自他与冯·赫森亲王通话以来,他就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两天都几乎过去了,但罗马还未有片言只字前来。事实上,德奥合并的消息已将墨索里尼“难倒了”。他喊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最后,他恢复了平静,于星期天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墨索里尼,我永不忘此事。”
  元首觉得有必要与爱娃·勃劳恩分享其凯旋的快乐,便打电话让她去维也纳。
  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到邻近的里昂丁看了看。他与林格一起,走到父母的坟前——就在老家对面的坟场里。希特勒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花圈,让他与其他随从一同退场,他要致哀。他把花圈靠在墓碑上,默哀了片刻。之后,依旧沉默不语和满腹忧思,这是希特勒孩提时代出没过的地方。他百感交集,却不露声色,即使对亲信也如此。他认出了一个名叫哈格穆勒的同学,与他交谈了片刻。后来,他在林嗣的旅馆内与旧日的朋友团聚,其中包括一名修表匠,和他的历史老师休谟博士。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当得悉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他感动得不禁哭了。“不错”,他好容易才开了口,”一个出色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流血。”这样,奥地利的独立就此告终。3月13日,星期天,即许士尼格希望通过公民投票巩固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业,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施治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药。希特勒还身患meteorism,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番木鳖碱,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份,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至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他命,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一起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对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毋需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几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朱德接受任务后,首先命令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朱德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6)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11)小分队遵照朱德的指示,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大钧部打冷枪,直把他们追到离会昌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才宿营。钱部被搞得精疲力荆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迫,敌驻我拢,。”(12)三十日凌晨,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了。拨归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由教导团和第六团组成。(13)那时,第六团还未赶到,朱德便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带着教导团出发了。不久,就遇到钱大钧的四个团。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答应,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现在,他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她弃我。”弗洛伊德明白了。他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他未过早逃离。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更为凶恶的还是希姆莱主持的对警方的清洗礼—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已开始检查法令全书以及从奥地利秘密警察局局长那里缴获的档案。最少已有一宗政治谋杀案发生,那就是巴本的心腹顾问德国大使馆领事。
  当地的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用酸溶液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的)宣传口号。还有的被抓来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这样欺负犹太人,许多德军军官是看不过眼的。
  记者格底曾亲眼看见两名军官“将两名年老的犹太人用来擦洗人行道的水桶踢翻,告诉他们可以走了,还把看管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员骂了一顿”。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48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这里,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英国大使在星期一发给哈利法克斯男爵的电报中说道,“希特勒先生若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是有理由的。合并或许能结束失业——失业人数达60万,受打击最重的是自由职业者,不少医生沿街行乞。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出发前往维也纳。由于沿途人群甚众,加上满路是抛锚的卡车和坦克,他平均一小时只行20英里,车队抵达首都市郊时已是下午5时了。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年轻时,他是多么想进去呀。现在,饭店用红色条幅装饰,还有他的记号——卍字章。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喊的是根据古老的日耳曼酒令改的新词:“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之后,便回屋去了。但是,群众仍在有节奏地高喊,喊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阳台与他们见面。
  开始时,他很安静,很少开口,好像那永无终止的欢呼声已令他麻木了。然而,随着夜越来越深(希特勒的亲信是这样对国际新闻社的皮埃尔·赫斯说的),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倒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够有讽刺性的,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被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虽然他们身上的香水味仍留在鼻间。我们差不多像他们那样重要,或就铲雪一事论,对维也纳而言也是重要的。那晚整夜大雪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给送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现在,新的任务已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国家也有了个新的国名,叫“东马可国”。不过,这项任务和国名均源于自己的历史,因为来自东方的攻击在古代的东马可国的边界便被粉碎了。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新国名都未使听众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喊叫的热情不比慕尼黑的任何听众差。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讲话。”谁也不像总理那样惊奇:一下子他变变成了一个省的总督!听众应声欢呼,赛斯—英夸特只好接受降格。在这个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做错的。
  接着便开始游行。冯·博克将军骑着马,奥地利的将军们跟在他后边(奥地利军队刚被吸收为德国陆军)。游行队伍打冬宫及其投枪式的铁栏杆前走过。在盛大的游行的间隙中,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假如这里的教会也像德国教会那样遭受攻击,合并就会烟消云散。
  “用不着害怕”,希特勒说,“这我比谁都懂。”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巴本的说法,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热烈与他握手,还“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爱娃·勃劳恩也享受了胜利时刻的喜悦,给妹妹伊尔塞寄了一张明信片。她写道:“我疯了。”她是由母亲和她最好的女友赫尔达·施奈德陪伴前来维也纳的。她独居一室,房子就在她的情夫的居室对面,仅隔一条走廊。他们幽会之秘密,连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都一无所知。当日黄昏,希特勒飞返慕尼黑,但未带爱娃同行。
  次日,在柏林,人们把他当作征服英雄加以欢迎。“全城如痴似呆,兴奋万分”。罗希纳给家人写信道,“男孩子和女孩子尤其歇斯底里。”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大谈德奥合并一举,“德国已成了大德国,将来也仍然如此。”他说,上帝挑选了他去实现与奥地利的大团圆,这使他很高兴——奥地利“这块原来最不幸福的土地现已变成最幸福的了”。
  然而,在国内并非一切都顺利。因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而推迟的、对弗立契进行的军事审判终于开庭了,但很快便发现弗立契无罪。此事令希特勒狼狈不堪。但是,他已发明了一种永不失时髦的政治把戏——用大吹大擂胜利的方法,把注意力从这件事上引开。他匆匆召开国会,汇报奥地利的伟大事件。他说,在3天内,“在未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全体奥地利人民便在欢迎他”。4月10月,整个日耳曼民族,即大日耳曼帝国,将破天荒第一次前往投票站,以证明对它的忠顺。他唯一的要求是,他要在四年左右的时间从内部去巩固刚从外部取得的合并。在德国全境,不管元首做过什么或将做些什么,人们立刻全盘同意。就是在这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希特勒于3月25日在柯克希堡举行公民投票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一个德国的边界”。
  大选前的10天,希特勒是在他的家乡度过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差不多已将奥地利的安全系统全盘改组。(奥地利的安全机关也在小心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元首个人的一切资料。据传,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收集了众多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希特勒的祖父可能是犹太人,吉莉·拉包尔可能是被杀害的,他在战时的服务根本不像党的宣传家们吹嘘的那样卓越。如果这些材料,哪怕是以谣传为基础的,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个危险时期透露出来,都能严重破坏元首的名声。战后对希特勒的某些指控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人们曾广泛地相信,在他夺取奥地利不久,便架起大炮,把他父亲的出生地的村庄,连同祖父的墓地和其他可能牵连他的记载一起,化为灰烬。不错,今天的这个村庄是废墟一片,但它不是希特勒毁灭的而是在战后被俄国人夷为平地的。1941年,德军在该村及其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国人抵达时,该村的农庄和房舍仍几乎完整无损。)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5名主教签署的宣言(被送至新任奥地利总督那里),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很明显,既系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4月8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文津格旅馆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库斯特尔·库比席克。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阿尔伯特·鲍曼告诉他,元首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当日见他。明日来吃午饭行吗?9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斯特尔!”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了多瑙河上那座曾伤害过他的铁桥。”那丑家伙还在那里!但长不了多少啦。相信我好了,库比席克!”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他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听到这些,希特勒自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会见仍未结束。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作品——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年轻时他们充满梦想的城市。在维也纳,他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我相信,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归回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之外。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三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赞成他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希特勒的勇敢之举(是戈林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的结果),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对我说来”,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英国大使菲*?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深怕,如果本届或尔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至14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其它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之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G·S·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论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本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之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平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见予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昂贵异常。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将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战斗形成拉锯状态。等到第六团赶到,又展开更猛烈的进攻。但由于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夜间走错了路,城西的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向二十军第三师猛扑。后来,第二十五师赶到,叶挺指挥第十一军发起总攻,激战到下午四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击三十里。钱大钧部伤亡、被俘和逃散的达六千人,只余下三千人退走。这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胜,但自身伤亡也达一千人,在全军人数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三师仍归还第二十军建制。。

  会昌战斗结束后,前委讨论继续南下的路线问题。起义军原定计划是取道寻邹直下东江。这时,寻邹至东江一线已有对方重兵把守,而福建却是对方兵力空虚之地,进军阻力较校加上在王田、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增加了许多伤员,取道寻邬,都是山路,运输困难,而经长汀南下,可以用船只运输伤员。所以,变更了原来的计划,改走福建长廷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

  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后,在九月五日开进长汀,对夺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时,前委内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14)他们认为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主力先取潮汕再回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之可能。再一种意见。“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15)由于后一种意见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会上通过了后一种意见。这就形成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使原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了。

  三河坝分兵计划大体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从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同从西南面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向南泄入水深流急的韩江。在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起义军中都是最强的劲旅之一。划归朱德指挥后,十月一日,朱德便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周上第等,仔细地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朱德认为三河坝位于三江会合处,发生战斗时,第二十五师如果留在三河坝必将背水作战,这是兵家历来的大忌,于是,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连夜构筑工事。师指挥部设在龙虎坑东边高地。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等都在这个指挥所,准备随时迎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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