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2019-09-27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1)

宋振庭
  当代青年的形象青年,是整个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我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一辈人如此,几辈人在一起谈话也如此。青年问题在社会学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摧毁性打击,榨取剩余价值的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万恶后果,被各国人民所憎恨;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了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新浪潮。到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朝气蓬勃。五十年代的青年处在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革命高潮之中。五十年代的青年是正统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有理想、守纪律,听党的话,严于律己。
  从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历史发生了奇异性的变化。苏联出了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上台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出现坎坷和挫折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国际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时机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尽其仇恨和辱骂、丑化、攻击之能事;与此同时,苏联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行为,更为这种攻击帮了大忙,一下子把整个世界带入迷惘的境界。中国本来被世界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希望和前途所在,不幸的是我们继1958年失误之后,又发生了十年内乱的大失误。此时,正赶上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次大的技术革新,以电子计算机、现代自动传导信息控制及核子能为标志的新的经济起飞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繁荣,新的福利主义。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的镜子。事实上,中年人、老年人这些社会的当家人办了事,办得好或不好,社会走正了或走偏了轨道,青年人最敏感,总是他们最先以最明朗的方式反映出来。
  从六十年代末到今天的当代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重新思考、重新选择、重新评价社会问题及人生道路的。在这种思考、摸索中,一些青年也确实产生了虚无主义、看透一切、怀疑一切的现象;也有一些青年饥不择食,吞进一些劣等的、甚至有毒的精神食品。于是就发生了人们所说的当代青年问题。但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一切青年自己能负主要责任吗?
  依我看,当代青年有前几代青年比不上的许多特点。他们思想比较解放,框框少。他们渴于求知,渴于探索。当然这里边就有吃毒菌的危险,但是由于经过了自己头脑去选择和比较,走完思考的历程,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时代的思想家、探索家、革新家是会从他们中产生的。他们的技术装备、满足知识胃口的条件(包括引进而接触到的外国的好的东西)远比前几代人要好得多,因此成长快,成熟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代胜过一代。
  当然,当代青年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他们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有些青年人在思考、选择中,甚至和不必怀疑的真理去较量。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们也要怀疑一番。也有少数青年轻浮好动,随风飘荡,甚至不知落到什么污秽的港湾里去了。所以,对青年要很好地教育和引导。
  对青年问题要正确对待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国青年一直是寄予极大的厚望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今后几代青年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当代青年的厚望,并不是一个纯理想和纯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当代青年的现实出发,从中找出如何加以引导扶植的路子问题。事实上,象早一些的张志新、新近的张海迪,在这两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整个队伍的身影。青年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的一点是青年的可塑性,教育者可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通过巨大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把青年培育成四化的栋梁之材。这里面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当代青年,对他们的整个估量是不是正确。
  应该承认,在青年问题上有两种偏颇现象,这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种偏颇是摇头、叹气,对青年持悲观看法。这些同志,这些青年的父兄师长,从十年动乱的消极后果出发,看到了青年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现象和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应该说,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
  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

1922—1923

王海
  由《海上文坛》编辑部策划的“谁是最辉煌的一代”的调查,涉及66届初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70年代的“小三届”(泛指1970年至1977年的中学毕业生)、如今的“六八式”(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年龄横跨25年。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极其不同,所以成为事实上的三代人。另有少部分被调查者或比老三届稍许年长,或比六八式年轻。
  老三届:一只翻来翻去的“两面黄”43.3%的被调查者认为老三届最辉煌,36.7%认为六八式最辉煌,13.3%则选了小三届,另有6.7%认为三者无法比较,不置可否。
  耐人寻味的是,在认为老三届最辉煌的人群中,属于老三届的仅占30.77%,而小三届、六八式各占23.07%!从中不难看出各年龄层次的人们对老三届的普遍认同。在关于“辉煌的原因”一栏中,100%的人认为老三届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经历过磨难”。对“磨难”一词深有体会的现代中国人似乎对老三届们接受苦难的心理承受力深信不疑。
  上海作家沈嘉禄先生(41岁)在调查问卷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道:时代为老三届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赋于历史的重任,改革开放又将他们推到社会舞台上。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善于审时度势,将传统教育中得到的文化积淀与生活磨炼结合成一种精神财富和生活知识,其中包括政治谋略、经济运作手段和人情世故。
  虽然青春远逝,但老三届们奋斗的精神和力量令人震惊,那种勃勃的生机足以让年轻人汗颜。他们清楚自己的优劣所在,他们注重奋斗的过程,不怕失败。
  在认为小三届或者六八式最辉煌的人群中,79.33%的人认为老三届之所以不辉煌的原因是“文革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20%的人认为系“传统观念的束缚”!文革成为老三届们的“滑铁卢”,人们对此几乎已达到共识。
  客观地说,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成长起来的老三届们的确命运不佳。
  南方一张著名的报纸曾对此有过颇为精彩的论述:他们的童年正值成长,却赶上了三年困难的时期;他们的少年正值学习,却要去上山下乡;他们的青年正值恋爱,却遇到性压抑最为严重的年代;当他们生儿育女时,只能生一个;当他们无奈离婚时,社会上大批“陈世美”,离婚仍然要单位开行政介绍信,而单位是一般不给开的;当他们“多年媳妇熬成婆”,应该分房子时,开始住房改革,要花钱;当他们应该提干时,干部年轻化,去年北京市就越过一大批中年处长,提拔了一批30岁以下的局级干部;当他们的子女要上学时,学校开始收费;当他们要申请职称时,又要加考外语,明文规定“50岁以上可以不考”,而老三届,这些被迫中断10年学业的人都必须与年轻人一起考;当他们的工龄达到30年时,企业开始了破产和裁员……有人这样戏言:老三届像翻烧饼一样翻来翻去成了“两面黄”。
  小三届:夹缝中“独怆然而涕下”与社会角色定位得到大众普遍认同的老三届相比,小三届在此次调查中可谓“口碑”欠佳。在仅一成多认为小三届“最辉煌”的人群中,有75%属于老三届,小三届自己仅占25%,而六八式的比例为零!这除了反映出老三届的宽厚外,多少也能看出小三届自身的缺乏自信和六八式们的“鄙夷不屑”。
  东方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袁鸣(25岁)在调查表的空白处如是批注:(小三届)处在两代夹缝之中,观念断层,比传统前卫,比先锋保守,尴尬、失衡。
  作家沈嘉禄认为,社会留给小三届的机会和空隙不多,同时这一茬人与老三届相比,毅力、魄力和生活积累都少得多。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的助教周珠凤(25岁)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她认为小三届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学到的东西太少,盲从较多,毫无特色。
  让小三届们最感“无地自容”的是,在认为老三届或六八式最为辉煌的人群中,有71%的人认为小三届之所以不辉煌,是由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启蒙教育”;仅有29%的人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过多地依赖老三届”。
  在云南三矿上海办事处工作的周建国(48岁)可以说是持“小三届最辉煌”论的少数派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身为老三届的周建国认为老三届们虽大都有过辉煌的理想,但在各种思潮交接的过程中,固有的彷徨终使旧的意识不能满意,新的意识又不能接受,因此他们总是飞不高,飞不远,飞不久。在当代人的眼中,老三届只是一头耕耘很久、却所得甚少的令人怜悯的牛而已。六八式则是一条有待冲天的龙,但毕竟还太年轻,缺乏社会的磨炼。唯有虎虎有生气的小三届,不仅依然富有年轻人的朝气,同时也具备了成年人的深沉。
  对小三届的调查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小三届们的优势似乎仅剩下了年龄和与之匹配的“成年人的深沉”。这种优势是极为脆弱的。
  六八式:结果至上的一代在选择老三届或小三届最辉煌的人中,有近80%的人认为六八式中缺乏社会责任感成为普遍现象,而正是这一点,使六八式的精英们“难铸辉煌”。
  认为六八式最辉煌的人群中,老三届、小三届各占9.09%,其余的皆为六八式“本人”。从积极方面看:六八式有着超人的自信;从消极方面看:尽管六八式自我感觉颇好,同志们还是很有意见哪!假如关于六八式的是非问题是一档如今打开电视机就不难看到的辩论赛的话,其场面大致如下:崔恒余(正方主辩,51岁,上工文体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最辉煌的一代必定是六八式。这是时代造就的。六八式与前辈相比,没有受到文革这一代的磨难,却接受了过来人的教诲。没有经过磨难,这是他们的幸运,感受到老三届们的苦难,更是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生长在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时代是六八式得以辉煌的必要社会条件。
  沈嘉禄(反方主辩):从历史角度看,社会向六八式人士提供的机会甚至比老三届还多,但他们在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方面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不太善于利用机会。另外,这一茬人的整体素质严重下降,文化上有断层的现象,因此谈不上“辉煌”。
  袁鸣(正方辩手,25岁,东方电视台主持人):六八式自信,不具有前辈的心理阴影,唯其自信,才具备反观传统与前瞻的勇气,假以时日,假以磨炼,假以时势,成就必将超越前代。
  张路(反方辩手,28岁,劳动报记者):六八式一切都太顺利,夜郎自大,这是六八式人自己造成的结果。
  林塔(正方辩手,33岁,国际象棋国际大师):我用9个字来总结本方的辩论:命运,更加垂青后来者。
  权作评价老三届注定要承受苦难,在承担了旧时代“文化革命”的成本后,又要来承担改革时代的成本,这一辈人的最大问题是“成本居高不小,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然而,人们需要他们辉煌,这仿佛一项政治任务般压在老三届的头上。
  平淡无奇几乎成了小三届的标志。小三届是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一场精彩的演出之间,总得有幕间休息。
  严格地说,六八式还是一件半成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拿他们同成型的老三届与小三届相比,无疑是不公平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成为中流砥柱的那一拨人无庸置疑是最辉煌的。今日的六八式,在未来注定要扮演今日老三届们的角色,只是可能轻松许多,“辉煌”的成色更加纯一点。
  三代人的自白陆幸生(47岁,老三届)我们从没有多夸耀自己的体会与经验,只是取得这体会与经验的代价过于庞大,应当允许我们偶尔来谈论这些个代价,和不愿意太早放弃生命的心情。
  别认为老三届的人是堵墙,我们其实是一扇敞开的门。门比墙要坦白,墙不告诉你那边是什么,而敞开的门让你把要去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何建华(40岁,小三届)正迈入中年门槛的这代人成熟、稳健、务实、能干,既不保守也不“前卫”,既不失传统也不乏“新潮”。岁月无情,小三届不会像老三届那样从心底深处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喟,也不会像六八式那样从言谈举止中挥洒出“天之骄子”般的气派。这样的境况之中,小三届人的最大心愿是社会的理解、认同与更大的舞台!梦晓(28岁,六八式)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满心满眼都曾是理想,而我们却将理想揣在了口袋里。

(1)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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