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前美总统自传

2019-09-2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91)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政治夫妻”

  奥巴马在竞选中被跟踪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简介:现代政治中存在着中伤对手等宣传伎俩,为了找到对手的破绽或者为了编造故事,一方会雇人全程跟踪拍摄。有时候实在过分,奥巴马不得不予以反击。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在进行联邦参议员的普选活动中,我的共和党对手派了一个年轻人拿便携摄像机对我所有的公开露面进行追踪拍摄。这在许多竞选活动中已成了惯常的操作步骤,但是不管是这位年轻人过分热心还是受命来试图激怒我,他的跟踪拍摄变成了跟踪。从早到晚,他如影随形,离我通常不足五到十英尺远。他会拍我乘电梯下楼,他会拍我走出洗手间,他会拍我拿手机和妻子和孩子通电话。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起初我试着跟他讲道理。我停下脚步,询问他的名字,告诉他我理解他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建议他离得稍远一些,这样我在交谈时不至于受他的监听。面对我的恳求,他保持沉默,只是告诉他的名字叫贾斯汀(Justin)。我建议他给老板打电话,弄清楚这是不是竞选活动希望他这么做。他告诉我,我自己可以打,并给了我号码。这之后过了两三天,我决定不再忍受。贾斯汀在身后紧跟着我,我信步走进州议会大厦新闻办公室,对一些正在用午餐的记者说话。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嘿,伙计们。"我说,"我给你们介绍贾斯汀。贾斯汀奉雷恩(Ryan)竞选阵营之命对我进行全程跟踪。"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我解释情况的时候,贾斯汀站在那儿,继续录像。记者们转向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您是不跟着他进浴室?"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

  "您是不是一直都离他这么近?"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很快就过来了几名新闻记者,他们用摄像机拍摄贾斯汀给我录像的过程。贾斯汀像一名战犯,不断地重复他的名字,级别,以及他的竞选人竞选总部的电话号码。下午六点的时候,贾斯汀的故事被当地媒体披露出来。这件事折腾了一周,通过动画片、社论、体育谈话节目轰动了整个州。我的竞选对手,经过几天的不屑一顾,最终还是屈服于压力,指示贾斯汀不要跟得这么紧,同时还发表了道歉。但这对他的竞选运动已经产生了损害。人们或许不了解我们在医疗问题和中东外交政策上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他们知道我对手的竞选活动破坏了一种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价值--文明行为。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教学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简介:奥巴马不但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他已经担任教职十多年了。在课堂上,他常常和学生们讨论宪法问题。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我喜欢法学院的课堂:教室布置简单朴素。每节课开始时,我都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站在教室前面,身边只有黑板和粉笔,心里直打鼓。学生们打量着我,有些目光专注,有些眼含忧虑,有些明显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这种局面被我的第一个问题打破-- "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呢?"--他们试探性地举起手,给出了一些答案。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观点,我都一一驳回,直到慢慢地,空洞的文字被抛去,几分钟前看上去还枯燥乏味的话题突然生动起来。学生们的眼睛放出光彩,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话题涉及的不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它还关系到他们的现在和将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亲爱的大姐: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毛泽东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骄杨”风波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在文中,他写道: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堆来枕上愁何状,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江海翻波浪。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夜长天夜怎难明,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晓来百念皆灰烬,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倦极身无凭。

  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一句残月向西流,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我失骄杨君夫柳,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问讯吴刚何所有,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吴刚捧出桂花酒。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寂寞嫦娥舒广袖,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忽报人间曾伏虎,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泪飞顿作倾盆雨。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暮色苍茫看劲松,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乱云飞渡仍从容。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天生一个仙人洞,

  树《沙家换》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开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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