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生涯,爱迪生传

2019-09-2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22)

  想象力引发构想,而知识实现构想。
  读书对于智慧,也像体操对于身体一样。
  遇到困难时,我决不灰心……成功的三个
  条件是勤勉、努力和尝试。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 ),是位举世闻名的美国电学家和发明家。翻开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在科学技术史上有过种种发明或发现的人很多,但是像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有那么多发明,而且以84岁漫长的一生,持之以恒,专心致志的为发明奉献生命的,可说极少。正因为这样,围绕着这位天才发明家,热心的人们便对他进行有点儿传奇色彩的描述,更有甚者,竭力想在他的过去历史中也“发明”点什么新东西出来。那么,爱迪生传记中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他在什么环境中长大?他的少年时代又具有什么特点?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爱追根问底的孩子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说过:“越是伟大的思想家,时代的特征在他的传记中就表现得越明显,他的传记就越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为历史。”
  我们知道,“18世纪是理性时代,19世纪是科学时代,20世纪是科学在人类物质的、智力的、感情的和美学的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性的干预的时代。”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出生于科学时代。他诞生于1847年2月11日。爱迪生的一生与美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及欧洲技术力量高速发展的时期,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需要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爱迪生则是这个科学时代的伟大发明家。有人这样评论美国这位最伟大的发明家:“虽然爱迪生不发明历史,但他的发明却为历史锦上添花。”
  爱迪生诞生的地方,是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米兰小市镇。当时的米兰镇,是有名的小麦集散地。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小麦被运送五大湖,它是必经之地,同时富庶的休伦湖的出口也在这里。有一家公司把航程从河口扩展了数公里,剩下的一段用来挖拙运河,可以通行载重250吨的船只。这地方因为是谷物的出口,所以拥有“西方敖得萨”之称。因此,造船业也很发达,使得这个小镇十分繁华。
  关于美国这位最伟大发明家的家庭,某些传奇故事是这样说的:爱迪生家一贫如洗。其实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Ford )写道:“爱氏一家不可算是真正贫寒的,换句话说,他们始终是丰衣足食,住宅也好。人家说爱迪生出生赤贫,那简直是无稽之谈。”
  阿尔的祖先是荷兰人,于1728年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移居美洲。
  阿尔的祖父约翰爱迪生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到了英王军队一边,不久,英军战败,所以,约翰不得已带着全家躲到了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他在那儿以务农为生,并安定了下来。
  他的儿子——也就是阿尔的父亲塞缪尔·爱迪生(Samuel Edison ),在伊利湖畔的维恩那城经营旅馆生意,生活过得还算不错。在这城里有个名叫南希(Nancy )的女教师,她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由于她教学认真,颇受市民的尊敬。她引起了小塞缪尔的爱慕,于是这位旅馆主人开始向她求婚。后来他们的爱情日渐增进着,最后终于达到了沸点,便在1828年结婚了。结婚后,他们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才迁走。
  这一次他们又乘着“草原马车”再次迁徙,定居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米兰。塞缪尔在此经营屋瓦的制造和贩卖,生意还不错,夫妇俩过着幸福的日子。
  他的住宅是一幢带有顶楼小屋的红砖砌的平房。房子座落在山脚处,外观朴实大方。
  南希结婚后,前后生过7个孩子。在全家迁居米兰之前,南希就生下了4个孩子。此后,她又生了3个孩子。爱迪生是排行第七,也是他母亲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按照祖先长者的名字,爱迪生取名为托马斯,由于他父亲与阿尔瓦布雷德利船长私交甚好,便又借了这位船长的名叫阿尔瓦。爱迪生的全名叫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周围的人都叫他阿尔瓦,他的母亲喜欢叫他阿尔。
  他们一直住在这个淳朴的小镇,直到阿尔7岁他们才又离开。不过这个城市却令阿尔难以忘怀。
  虽然他并不完全记得这城市的一切,但是教堂的尖屋顶,宽阔的原野,家门前那棵耸立的大树等等,却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当他年老时,他仍然清晰记得这些景象。
  小阿尔在米兰的轶事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首先,小家伙出世以后几乎从来不哭,总是笑。灰色的眼睛,亮晶晶的,看起来很聪明,不过头显得特别大,身体很孱弱,看上去弱不禁风。他常对一些物体感兴趣,然后试图用手去抓。他的嘴和眼睛活动起来,就像成年人考虑问题时一样。他从来不停止他已决定做的事情。他一学会走路,就无需人的帮助。这孩子的头发稀少,竖了起来,一点也不服贴,长得很难看。父亲看了不舒服就替他理了发,结果反而更难看,母亲也皱起了眉头。3岁时,阿尔瓦像一个大人思考问题时所做的那样,用手指理他的头发。
  阿尔的与众不同,不仅如此。孩子在小时候都有好奇心,喜欢问东问西。所不同的是,“阿尔比一般孩子更为好奇,并且有一种将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付诸实验的本能,以及两倍于他人的精力和创造精神。”就人们的记忆所及,他学说话好像就是为了问问题似的。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虽然不重要,但不容易回答。由于他问的问题太多,他家的大多数成员甚至都不想回答。但是,他的母亲总是试图帮助他。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刮风?”塞缪尔爱迪生回答:“阿尔,我不知道”。阿尔又问:“你为什么不知道?”
  他不但好奇爱问,而且什么事都想亲自试一试。有一次,到了吃饭的时候,仍不见爱迪生回来,父母亲很焦急,四下寻找,直到傍晚才在场院边的草棚里发现了他。父亲见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放了好些鸡蛋的草堆里,就非常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小爱迪生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在孵小鸡呀!”原来,他看到母鸡会孵小鸡,觉得很奇怪,总想自己也试一试。当时,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地将他拉起来,告诉他,人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还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母鸡能孵小鸡,我就不能呢?”
  由于阿尔对许多事情感兴趣,他经常碰到危险。一次,他到储麦子的房子里,不小心一头栽到麦囤里,麦子埋住了脑袋,动也不能动了。他差一点死去,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抓住阿尔的脚把他拉了出来。还有一次,他掉进水里,结果像落汤鸡一样被人拉了上来。他自己也受惊不小。他4岁那年,想看看篱笆上野蜂窝里有什么奥秘,就用一根树枝去捅,脸被野蜂蜇得红肿,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阿尔经常到塞缪尔温切斯特(Sam Winchester )的碾坊去玩。一天,他到温切斯特的碾坊,看见温切斯特正在用一个气球做一种飞行装置试验,这个试验使阿尔入了迷。他想,要是人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一定会升上天,那该多美啊!几天以后,他把几个化学制品放在一起,叫他父亲的一个佣工迈克尔奥茨(Michael Oates )吃化学制品后飞行。奥茨吃了阿尔配制的化学制品后几乎昏厥过去。阿尔似乎认为奥茨飞不起来是奥茨的失败,不是他阿尔的失败。
  这次事件不仅使阿尔的父母感到头痛,同时也震惊了附近孩子的父母,他们纷纷警告自己的小孩说:“不要和阿尔玩!”
  小孩子们听了父母的告诫,都不敢再和阿尔在一起,即使阿尔邀请他们,他们也只是以畏惧的眼光看着他,一步也不敢接近,有时几个比较大胆的小孩,甚至会唱着歌来侮辱阿尔,他们唱着:阿尔、阿尔,奇怪的小孩;阿尔、阿尔,他是个呆子;我们再也不和阿尔玩了。
  由于做这些事情,阿尔遭到父亲的鞭打。他的父亲认为,只有鞭打阿尔,他才不会再惹麻烦。他的母亲也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了事,你不鞭打他,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好人。她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在阿尔身上。虽然阿尔受了鞭打,但不能阻止他对一切事情发生兴趣。
  他6岁就下地劳动。爱观察,爱想问题,爱追根求源是他向新奇的大千世界求知的钥匙。村子中间十字路口长着大榆树、红枫树,他就去观察那些树是怎么生长的;沿街店铺有好多漂亮的招牌,他也要去把它们认真地抄写下来,甚至画下来。
  他强烈的求知欲和做实验的愿望,常给他带来麻烦。一次,他在父亲的农场里玩耍,点燃了父亲的仓库,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结果仓库化为灰烬。阿尔干的事太糟糕、太危险了,不能不闻不问。阿尔为此遭到比以前更严厉的毒打。阿尔没有对父亲生气。在这以后,他似乎从不把疼痛看得很重。
  阿尔不久又出麻烦了。一次他与另一男孩游泳,过了一会儿,阿尔发现他一个人在这里,他等这个男孩转来,但等了好半天仍没见这个男孩回来。阿尔独自一人回到家里,对所发生的事什么也不讲,半夜里父母亲把他叫醒并问他的朋友怎么了。阿尔说:“我等呀等呀,他再也不回来了。”他的伙伴后来被发现已经淹死。阿尔不知道他本应该告诉别人已出的事情。这时,他的父亲开始觉得阿尔有些不正常,塞缪尔总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对别人造成什么麻烦。
  爱迪生7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对他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1854年,伊利湖南岸沿湖铁路通车,使得米兰运河的商船生意大减,并使生意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塞缪尔的屋瓦生意已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因此他们的生活日渐困苦。为了另谋发展,爱迪生一家又再度迁居了,可是这次并不用帆船牛车。他们乘火车到底特律后,第二天早晨就上了鲁比号航船。他们沿圣克莱湖岸绕行了一日,而后便溯着圣克莱尔河一直向上驶去。两岸所经处尽是浓林僻野兽类出没的场所。
  小孩们一会儿跑上甲板,一会儿又窜进船舱,注视着两岸的风景。他们遇见了印第安人驾的独木船或是装满木材的白底船时,便都欣喜不已。
  他们在密歇根州休伦北郊的格拉蒂奥特堡定居下来。搬到这里不久,阿尔就患了猩红热,病了很长时间。因此,他的母亲在那一年没有送他上学。他只好留在母亲身边,独自一人玩耍。后来,阿尔的耳朵聋了,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造成他耳聋的原因。
  塞缪尔在休伦新买的房子建在松林中的高地上,能看到从休伦湖流出的圣克莱尔河。这幢房屋有十几个房间,后面有马房,单只建筑用地就有4公顷,另外有40公顷的果树园。塞缪尔在这里经营制材和小麦买卖,也种植蔬菜。他把蔬菜和果园里生产的水果一起卖到市场,生意做得很大。虽然不再是米兰的富商,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是绰绰有余。这地方山明水秀,风景优美。塞缪尔还计划在家里的高地上造一座塔,供人们参观湖光山色,每人收费两角五分。这座塔建好以后,就在车站张贴广告。这座塔高约30公尺,立在塔上可以远眺那蔚蓝的休伦湖的水天一色,渐渐地向南消失去。湖中不断有汽轮、高桅船和各式各样的船只来往着,因此景色一刻万变,不可捉摸。参观的人,每天多到需要排队。阿尔成为这个塔的小管理员,向每位参观的人收费。在参观客多的时候,每天可以达到600人,所以阿尔非常忙碌。过了一些日子,参观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减少,阿尔觉得无聊。阿尔对爸爸说:“爸爸,两角五分太贵了,如果减价也许又会有人来参观。”塞缪尔采纳阿尔的建议,将收费减到一角,可是参观的人还是不多。阿尔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爸爸,在塔顶上,装个望远镜怎么样?”爸爸说:“想得好!”这座塔很快就装置了望远镜,可是参观的人数,仍然没有增加。这样,这座塔的生意也就无法再做下去了。阿尔变得无事可做。
  不过,在管理这座塔的时候,他对工作发生了兴趣。阿尔对父母亲这样说:“我想到镇上去卖菜。”父母起初不同意,由于阿尔向父母再三作出承诺,表示愿意吃苦,一定要干到底,双亲也就答应了。阿尔用车子载着家里所种的菜到镇上去卖。大家都对阿尔很友善。红萝卜、马铃薯、高丽菜的销路特别好。阿尔为人老实,不好的东西不卖出去,价钱一般也比别人的便宜。过了一些时,阿尔又从别的农家买进水果去转卖。生意越来越兴隆,阿尔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位少年来帮忙。阿尔做卖菜生意,一年多就赚了500多元。
  由于他们全家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由于他的疾病,阿尔在8岁时才开始上学念书。进的那所学校,只有一个班级;校长和老师都是那位恩格尔先生。学校课程设置呆板,老师还经常体罚学生。老师讲课枯燥无味,引不起阿尔的兴趣。因此,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坐在椅子上过,老师在讲台上教课,他就在下面走动,有时还跑到外面去。
  有时候,他会收集附近人家丢弃的物品,而制造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并且带入教室,整天就玩这些东西,完全不注意老师在台上讲些什么。长期下来,老师感到很头痛,因为他往往妨碍别人的上课。
  由于追根究底的个性,阿尔对于课业方面的问题非常固执,一个问题未获解答,他就不会继续作下道题目。因此,不了解他个性的老师,便把他当作是一位“迟钝”的学生,斥他为“糊涂虫”、“低能儿”。一次,在上算术课的时候,教师讲的是一位数的加法。许多学生都肃静地听讲。只有阿尔忽然举手质问说:“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他问得老师张口结舌,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回答。
  这样,在校学习不到三个月,老师便把他的母亲叫来,对她说:“阿尔瓦这孩子一点不用功,还老是提一些十分可笑的问题。昨天上算术课时,他居然问我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你看这不是太不像话了吗?我看这孩子实在太笨,留在学校里只会妨害别的学生,还是别上学了吧。”他母亲非常生气地说:“我认为阿尔比同龄的大多数孩子聪明,我将教我的阿尔,他再也不会来到这里!”
  当她携着孩子走出校门时,觉得一阵心酸,眼睛不觉掉下泪来。她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低能儿。因为这时她正做女子学校的教师,是一个富有教育经验的人。据她平日留心地观察,阿尔不但不是低能儿,而且时时表现出非常优秀的品质来。在受了这种刺激以后,爱迪生的母亲决心用全力教育阿尔,要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人物。
  回到家里时,母亲这样问他说:“先生说你是劣等生,你以为羞耻吗?”爱迪生对母亲的问话,回答得很巧妙:“不以为羞耻,但觉得悔恨。”他接着又说:“可是我要知道的事,先生一点也不教我,我不要知道的事,偏偏又教我起来。”母亲接过他的话说:“是呀!先生说你是低能儿,但母亲不以为然。你明天起,不要到学校里去了。母亲今天在先生面前已发过誓了:学校里当你低能儿,无法教育,我总得在家里好好地教育你。阿尔,我今天也应该和你立一个誓。母亲已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使你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人物,你能不能发这个誓呢?”阿尔说:“母亲,我愿意发这个誓,我定要做番大事业,使现在说我低能儿的先生听了寒心。”
  阿尔的母亲接着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老师,但我有两项约束。第一,你要做什么事必须先告诉妈妈,因为你做的事虽好,但也许会妨碍别人。你要知道,给别人惹麻烦是不好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不可再去妨碍别人,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今后你得好好的用功,妈妈要当你的老师,你必须认真听我的教导。”
  阿尔点点头,眼中充满了泪水,母亲紧紧地抱住阿尔,母子俩人脸上都闪烁着泪光,俩人的心紧紧系在一起。
  阿尔一生中只上过三个月的学。从那以后,他的母亲是他的“家庭教师”。爱迪生的母亲南希的决定是正确的。此后,爱迪生便在母亲的亲自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人类先哲的智慧思想。根据他母亲的固定计划,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在其他孩子玩的时候,他坚持每天学习。有一个当时和爱迪生同游的人记得“我们几个人在屋前正玩得高兴,这时门口出来了一个和善可亲的女人,衣着很朴实,戴了一顶时式的花边便帽。她对我们望了一下,和蔼地喊道:‘托马斯·阿尔瓦,可以进来上课了。’那孩子默默顺从着,跟了她进去,临走时回过头来带着怜悯的神态望望我们。在这美丽的夏日,而且还是假期中,硬要从游嬉中叫去读那枯燥无味的课本,这该是多么难受的事啊!”
  小阿尔虽然具有小孩喜欢玩的天性,但他不反对母亲的教育。因为母亲教给他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学习方法。她认为,多思比简单地死记硬背更重要,只要阿尔看得懂的书,不管多难的,都给他看。爱迪生的母亲具有高超的教育才能,她把家庭教育办得生动活泼。春天,树木抽出嫩枝时,她和儿子坐在屋门前,边晒太阳边上课。夏天,密密麻麻的星星,庭院里一片葱绿,她和儿子来到高高的瞭望塔上,一面纳凉儿,一面读书。到入了秋,爱迪生又念上了《鲁滨逊飘流记》,《悲惨世界》这一类古典文学作品。冬天,天寒夜里,她又与儿子在一起围火授课。她讲地理,如同把爱迪生带到世界各地周游,穿洋过海,登山探险;她讲英文,又非常注意打下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她教文学,使爱迪生对雨果(Victorh ugo )爱慕不已。以至朋友们都管他叫维克多·雨果·爱迪生。在这些教育中,爱迪生深深地感到读书的重要,他说:“读书对于智慧,也像体操对于身体一样。”他也认为,母亲是真正理解他的人,后来,爱迪生说:“我在早年发现了慈母是如何有益的。当学校教员叫我笨蛋时,她来到学校为我极力辩护,就从那时,我决定要给她争脸面,不辜负她对我的盼望。她实在是真正理解我的人。”
  由于母亲的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阿尔对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8岁时,他读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狄更斯(Dickens )的著作和许多重要的历史书籍。到9岁时,他能迅速读懂难度较大的书,如帕克(Rich ard Green Parker )写的《自然与实验哲学》。这本书有好几百页,书中内容从蒸汽机到氢气球。关于那个时代的科学的知识,差不多都已包含在内,是中学毕业生也觉得难念的一本书。送给他这本书就好像向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爱迪生如饥似渴,认真读完了这本名著。后来,爱迪生曾回忆说:“《自然读本》是我第一次读到的科学书籍,那时我还不到10岁。”
  阿尔10岁时对化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休伦港自己的家中地窖里按照帕克的教科书做了实验。他向当地的店主要了许多空瓶,尔后回忆起来,竟有200只之多。他在一个个的瓶子里装了不同的化学药品。常常搞得险些爆炸,或是发生别的事故。他的父母既因此担惊受怕,又为自己的孩子能懂得这些事情而感到自豪。为了不致惹麻烦,他把地窖充当实验的权利,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在他试验后杂物零乱地放着不加整理时,他母亲就命令他把仪器药品统丢出门去。但经他的苦苦哀求,她也觉得于心不忍,总是应允了他。本来阿尔在贮有毒药的瓶上总标着“毒”字以示警戒。后来她发觉别的孩子时常私自的来试弄药品,觉得危险还是很多,坚持要他随时锁藏起来。
  在母亲的启蒙下,阿尔在10岁时读完了吉朋(Gib -bon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休谟(Hume )的《英国史》、席尔(Sear )的《世界史》。他还读过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 )的著作,很快,爱迪生被潘恩的真知灼见所吸引,并一直影响了他一生。后来他回忆说:“阅读那位伟大的思想家对政治与神学等问题的论述,我得到了启示。潘恩使我了解了许多新的问题。我可以清楚地忆起读过潘恩的著作后那种如见光明的感觉……对于潘恩,我抱有极大的兴趣。看一遍不够,我就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研读。”他还吃力地读完了牛顿(IsaacNewton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这本书教他重视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也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成了一名伟大的发明家,而科学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承认他的成就的缘故。读了牛顿的这部杰作,爱迪生开始蔑视数学,这种态度并非是由于他不必借助数学就能一眼看出涉及数字的许多问题的中心环节,而是因为爱迪生家的一伙朋友帮助他解释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的许多疑难。爱迪生后来记下了他的看法:“我立刻得出结论,牛顿如果少知道些数字问题,他的知识面就会更宽。我从此开始讨厌数学,并一直不曾恢复起对它的好感……我把数字看成是一种数学工具,可以用它完成推理的逻辑结论,但它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结论。”数年之后,他宣称:“我不是数学家,但我在这一领域里的名次可以处于领先地位。”接下去,他的话更为贴切,也更加狂妄,“我能雇来数学家,可他们不能雇我。”爱迪生后来在财富的积聚上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数学家的原因,乃是他夜以继日地实验。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童年时代,人们对电的兴趣正如我们现在对宇宙旅行一样浓厚。对一切事物感兴趣的阿尔爱迪生,通过电报对电发生兴趣。
  电报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事物。到阿尔11岁时,在纽约和几个城市远至芝加哥之间架起了电报线,约800英里。报纸上登载了用电报线连接美国的电报员的故事。
  11岁那年,爱迪生实验了他的第一份电报。他确信他也将要发明一种电报。但是,他需要钱买电器装置,而塞缪尔爱迪生的生意不好,家里无钱做任何而许多必需做的事。于是,爱迪生决定干干农活这一行,通过叫卖新鲜玉米和其他东西,获得几百元钱。
  1859年,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已12岁。这一年大干线铁路部分通车。该线从缅因州的波特兰起,至圣克莱尔河东岸的萨尼亚止。在河的西岸,开辟了连接萨尼亚与休伦港的轮渡;与此同时,又开辟了从休伦港到底特律的南北单线。铁路为爱迪生提供了机会。
  他听说在从底特律到休伦港的新铁路线上需要一个男孩在火车上卖水果和饼子,铁路上不付任何报酬,但可以用很少的钱买下食品,然后在火车上再用高一点的价钱卖出。阿尔要求得到这份工作。
  阿尔向母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母亲加以反对。他的母亲想到了那些可能发生的可怕事情——火车失去控制相撞、翻车甚至翻个个儿等等。她也担心阿尔在底特律等火车时会遇见坏人。但是阿尔的父亲知道他没有那么多钱送阿尔上学念书,说阿尔在等火车时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阿尔想到的只是挣许多钱搞他的实验。
  经过和母亲的讨价还价,起誓保证,爱迪生终于在从休伦港驶往底特律的早班列车上当上了报童。据说,他当时曾这样对母亲讲:“妈,我是一蒲式耳小麦;我有80磅重了。”在爱迪生12岁那年,他结束了他的童年生活。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休伦——底特律的报童

  江青说道: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阿尔爱迪生开始在火车上出售食品时,已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孩。他有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头蓬乱、稀少、褐色的头发。他穿的衣服并不新,保护的也不好,他似乎不管别人如何看他。他花很少的钱买了一套衣服,由于衣服不太合身,很少穿它。他的母亲迫使他洗他的手脸,穿上干净的衬衫,但似乎没有人叫他擦他的鞋子。
  虽然阿尔对穿着不讲究,但人们喜欢他的外表。他总是希望手里有什么事干着,没事可干的时候,他可以到处休息。对他来说,睡几分钟所起的作用就好像别人睡了几小时一样。他十分爱忘事,因为尽管他有时也和别人在一起,但脑子里却总是在想着如何做点新鲜的事情。他和别人谈话或者玩游戏时,头脑里却常常忙于考虑其它事情。
  应该承认,天才就是天才,爱迪生赚钱的本事或者说他的发明天才,最早是在列车上当报童兼营水果时就闪现了出来。火车是在清晨7点驶离休伦港,10点抵达底特律,下午5点半又从底特律往回开,到了9点半才回到休伦港。爱迪生就在这班火车上当报童。这14个半小时的工作日对于年轻的爱迪生来说,有双重益处。他既能卖报赚钱,又能代销糖果。
  他认为,他似乎能够从出售糖果、食品方面赚到大钱。4小时后,火车到了底特律,他便去报馆批报,预备在归途上贩卖。火车到站后,小孩们便自动的跑来帮他叫卖剩下的报纸。
  不久,铁路当局又开通了底特律到格拉提渥加铁路线,车辆每天早发夜回,中途和那混合车交过。阿尔也安置了一个报童在这辆车上。后来他又每天早晨从底特律装运两筐蔬菜,火车到后,他的助手便把菜运到一个租下的由另一个小孩看管的摊上去。由于这些蔬菜比当地出产的好,需要量便大大增加。
  除了卖菜以外,他在这条铁路线上又发展了几种营业。农夫们把新鲜牛酪在车站上交给他,托他运到底特律去发卖。在各种浆果成熟的时节,他用低价将大批浆果批发到手,然后卖给底特律的果商。除了浆果外,他还贩卖各种应时水果。车上的人对于他的活动渐渐发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对他工作的钦佩,认为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一位出色的商人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能够照批发价格买得货物。
  这时,干线上又增加了一节列车,在这车上爱迪生又雇了一个男孩作他的帮手。他每天能收入好几元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成人每天的收入。这样,不出数月,他已能在一星期内赚到20美元。
  下一步,他开始出售自己家周围菜园里的蔬菜产品。他曾说:“在火车上跑了几个月之后,我在休伦港开了两个店铺——一家出售期刊,另一家卖蔬菜、黄油和适季的草莓。一个店铺一个伙计,他们与我分享利润”。他也经常带他们到镇上餐馆去吃饭。
  他的营业收入相当可观,每天都能抽出一元钱交给母亲贴补家用。余下的除了吃饭以外,全用在买书和充实实验用品上。日长月久,他从没乱花过一分钱。
  火车要在底特律停留6个小时,每天火车进了底特律站,阿尔迅速把事务料理之后,就赶到青年人协会的阅览室里看书。不久那里就被辟为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馆中有各种各样的书籍,藏书有16000部。他到图书馆看书,一直到火车驶回的时间才离去。
  每当爱迪生静静地坐在图书馆看书时,母亲的话便在耳边响起:
  “牛顿和瓦特在学校都不算是优秀的学生,可是他们并不灰心,仍然继续不断的努力,最后终于发明了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所以只要你好好用功,妈妈相信,你也可以发明东西。”母亲的话一直鼓舞着他,使他不断地向艰深的学问挑战。爱迪生在心中发誓:“我一定要好好用功,将来成为牛顿和瓦特那样的伟人。”
  爱迪生广泛地阅读,不断地追求知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长了,上底特律的图书馆去看书成为爱迪生十分开心的事。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身体多么劳累,他都坚持不懈,从不耽误。由于他天天去图书馆,他和图书馆人员也就熟悉起来。一天,管理人员问他读过多少书了?爱迪生说:“我已经读完第一架上的两层书了。”管理人员听后,不禁哈哈大笑,然后严肃地说:“我看你先后读的这两本书,内容是毫不相干的呀!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爱迪生说:“我是按照书架上的次序读的。我想把这里的藏书全部读完。”管理人员非常佩服年轻的爱迪生读书的毅力,但认真地劝他:“你的精神真令人钦佩,但读书要有个明确的目的,什么书都看,效果不好。你以后应选定一个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看书才好。”管理人员的劝告,使爱迪生深受启发,他开始懂得了学习要有明确的目的的道理。从此,他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并注意学习方法。
  爱迪生立志:“长大后,我一定要盖一间很大的研究所,里面有这么大的图书馆和这么多的藏书。”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爱迪生一回到休伦港,就开始认真地做他的实验。
  虽然一天的工作已使他精疲力尽,但是一回到地下实验室,他就忘记了身心的疲劳,埋头做实验,如果有搞不懂的地方,他就记在笔记本上,第二天再到底特律的图书馆去查找有关资料。
  有时,他在图书馆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新的实验方法,回到休伦港,他就用新的方法从事实验。他完全陶醉在这种全新知识的领域中。
  1860年,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林肯当选为美国第16届总统。1861年,美国围绕解放黑奴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时爱迪生已经15岁了。
  当时美国的铁路已很发达,但火车仍是旧式的,也就是由储藏室、抽烟室和载客室3节车厢组成一列火车。其中储藏室又分成3个房间,一间放货物和行李,另一间放邮件,还有一间是休息室。这间休息室由于空气不流通,所以并没有人到这里来休息,它就成了一个空房间。
  阿尔做化学实验必须等他回家之后才能在地下室做,因为他每天回家很晚,所以感到时间不够用。于是阿尔想到用车内空闲的时间来做实验。
  “如果把休息室改为实验室的话,在返回休伦港的途中,我就可以尝试这项实验了。”
  一有这种念头,爱迪生便迫不及待地想实现。但是火车的列车长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他商量。爱迪生只得静静地等候良机。一天早上,那位列车长见到爱迪生,便微笑地向他打招呼:“早安!怎么这么早就在休息,是不是报纸全卖完了?”“谢谢你,全卖完了……列车长……”
  爱迪生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因此鼓起勇气继续往下说:
  “列车长,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
  “到底是什么事?”
  “我想借用那间空的休息室,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要那间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做什么?当然可以借你使用,不过你要小心使用才行,不然一有损坏,我就不好向上级交待。”
  “列车长,真谢谢你!我明天就开始使用。”
  爱迪生很高兴,他郑重地向列车长表示他由衷的感谢。爱迪生就这样顺利地借到了那间休息室。第二天,阿尔就开始搬了些实验器材和药品到火车上来做实验。最初只有一点点药品,他把卖报的钱全部用在购买实验器材上,慢慢数目增加,变成一间完整的车内实验室了。
  他仍旧很卖力地卖着报纸,可是当他一进入实验室,就忘记了外界一切的事物,专注在自己的实验上。这时爱迪生虽然只有15岁,但是却已具备了向新事物挑战的精神。
  一旦开始做实验,就不能在列车内跑来跑去卖东西了,需要看住试验管内的药品反应。于是,阿尔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个时代美国小学在星期天和星期六都放假,就让闲着的孩子乘车,替自己卖东西。想到这办法,阿尔马上开始进行。孩子们也很乐意,因为他们能不花钱乘车旅行,又可以赚些零用钱。实行了这个办法,阿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便可随心所欲地做实验。
  想到的事情,马上就干,这就是阿尔的作风。一天工作结束了,阿尔付给小帮手零用钱。小帮手把别人付给他的钱交给阿尔,爱迪生从来不点数。小帮手问阿尔:“你为什么不点一下钱呢?”阿尔回答:“我相信钱数是对的。”
  他从来对钱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关心钱能买什么东西。亨利福特说:“不以蓄财为乐,是爱迪生的特色”。他相信他人直到他们证明再不能被信任时为止。
  1862年春初,爱迪生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也可以证明他敏捷的智慧。他发现报纸上如果载有战事消息,那么销数就大为增加。若是他能预先得到这类消息,那他便可以先宣传一番,引得更多的购买者了。他便这样的记在心中,他找到了一个《底特律自由报》的排字工人,和他约定在新闻稿送上印刷架之前,让他先看一遍校样。这样,爱迪生便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报纸的内容,判断一下能卖出多少报纸,然后再决定买进数。
  4月初的一个下午,阿尔在底特律站看见一群人正在看布告板上的新闻。阿尔读了广告板上的新闻之后,获悉许多人在夏伊洛战役被杀。他心想:“这一下,可不得了!”于是,他很快跑到车站的电信室,对电信员说:“拜托,拜托,请你马上拍电报给各站,要他们在车站布告张贴夏伊洛激战的消息”。由于这不是站长的命令,电信员正在犹豫,阿尔焦急地说:“请快点拍出去,像这样的消息,有必要争取时间告诉大家。凡是有家人在战场上的,一定很关心。如果你拍了,以后每天我送一份报纸给你。”电信员听说每天会送一份报纸给他,便马上开始拍发电报。阿尔随即跑去《底特律自由报》社。他对卖报的人说:“今天多给我1000份报纸,现在只有300份的钱,不够的明天付给你。”报社的人佩服地将1000份报纸卖给了他。
  阿尔雇了一个孩子帮同把大束的报纸搬往行李车上。火车开出后,他便把它们折叠起来。不久便到了6公里外的犹蒂克,这是火车离开底特律后的第一个小站。这里平时只能售出去两份,他想这次当可以增加到6份,于是在车子徐徐停下时挟了6份预备下车。他向窗外望去,不由的擦了一下眼睛,惊异起来。月台上竟挤满了客人,这时他们正等候着他的报纸。他以通常5美分的价格,售出去了40份。
  火车到克利门斯山站时,报价已由5分涨至一角。“汹涌的一群”(后来他曾这样描写过)等候着他的来到。这里本来只能销去12份,可是这次的新价格竟卖出去了150份。到休伦站时情形还是这样。在这里报价虽然已经涨至2角5分,大家都依旧急于知道会战的消息。
  爱迪生回忆说:“就这样,我一直卖到了休伦港站。我把剩下的报纸搬到了总在那里等我的马车上,并雇了一个小男孩坐在车后的报纸堆上,以防有人偷窃。然后以每份2角5分或更高的价格把所有剩下的报纸卖得一干二净。”
  当阿尔经过一个教堂时,所有的人都从教堂出来,想买他的报纸。每个人给的钱比他的邻居给的钱还多,一些人花1美元买一份报纸。没有什么比阅读在夏伊洛牺牲或受伤者的名单更重要。
  1000份报纸就这样全部卖光了。阿尔一下子赚到一大笔钱。
  他卖报回家后,平日总是给他母亲一个美元,但这一天他给母亲100美元。
  那一次卖报的成功,给爱迪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由此,你可以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把电报看成是最好的发明了吧。因为正是各车站站长在广告牌上写了电文,才有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毫不迟疑地决定自己要成为一名电报员。”
  由于长斯卖报,爱迪生深深地体会到:报纸上的消息愈新,销路就愈好,因为每个人都想从报纸上得到最新的消息。南北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抢购报纸,想早点了解战争的消息。同时,搭火车的人也都想看些有趣的报导和读物以冲淡旅途的寂寞。基于这两点,爱迪生认为,若能在车内发行报纸,销路肯定不错。卖报的钱已经不能满足添置实验器材的需要,因此必须再多赚点钱才行。他想如果能自己发行报纸,一定能赚更多的钱。
  但是发行报纸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印刷机,还要有新闻记者。印刷机的价钱昂贵,爱迪生买不起;而且撰稿人必须是行家,才能写出好的新闻报导,爱迪生更出不起高价来聘请这些行家。
  有一天,爱迪生走在底特律的马路上,在一家叫做路易斯的商店里发现一架小型的印刷机,这本是菜馆里印刷菜单用的。后来菜馆停业,便作价抵给了这家文具店。他谨慎地察看了一番,决定把它买下。他对老板说:“叔叔,请你以最低的价钱卖给我。”老板以不解的眼光看着爱迪生:“你还这么小,要印刷机做什么?”爱迪生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再一次地要求他说:“我一定要买下这部印刷机,现在我没有足够的钱,明天中午我一定带钱来,请你不要卖给别人。”说着就离开这家商店。
  他买到了这部印刷机,终于实现了发行报纸的美梦。爱迪生从来没有办过报,不懂报纸的撰写方式,所以便开始研究。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他就能写出很好的报导来了。
  报纸即将发行。他既是社长、记者、发行人,同时又是印刷工人和报童。办报的全过程都由他一个人包办,所以他的工作十分繁重。
  由于采访新闻和撰写报导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并不想每天出版。他把各地的主要消息收集起来,一周发行一次,并把这份报纸命名为大干线《先驱报》。
  《先驱报》有进取的意思,以此作为报刊的名字倒是颇合适的。由此也可看出爱迪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
  《先驱报》是一种小型的周刊。这份报纸是对开版,比许多报纸小,但内容丰富,颇受读者的欢迎。阿尔以每份8美分的售价卖给别人,每天大约有400人买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在铁路上工作或是住在铁路附近的人。报纸登载了有关铁路沿线和在铁路上工作的人和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爱迪生回忆说:“我的报纸纯粹是铁路新闻,出了车厢,大概没人发生兴趣。但是我对自己的创造感到十分自豪,把自己看成是地道的报人。我的新闻经常是‘詹姆斯溪车站的行李长约翰罗宾逊昨天摔下站台,一条腿受伤。他的同事都表示同情。’或者是:‘伯林顿三号机车已进厂大修。’”他自己讲,也有一些更吸引人的新闻,如在“出生”栏下就有:“A·利特尔的妻子在底特律枢纽站G·T·R休息室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为第二十二例。”
  亨利福特回忆说:“爱迪生常有一种才力,就是他只要用几个字,便可以把他所要讲的意思完全写出;并非常简洁。他的思路既清晰,无怪乎他的文章亦条理清晰了。”
  不久后,大干线《先驱报》传到国外。那是因为有一回,一位叫乔治斯蒂芬逊(GeorgeStevenson )的英国工程师搭乘了这班车,觉得这份小报很不错。这位工程师说:“少年人能发行这样的报纸,真不简单,我想买1000份带回去。”一次订1000份这是头一回。阿尔很高兴,其他的事情都放下不做,赶印了1000份卖给那位工程师。这位英国工程师拿走阿尔的《先驱报》回到英国后,在世界第一流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大肆赞美爱迪生的出版物——把这份小报称作第一种在火车上出版的报纸。
  像这样有名气、畅销的报纸,阿尔突然决定不办了。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有一次,阿尔和人家商量要怎样才能增加周刊的发行量,那人告诉他:“想增加发行数,要多刊载一些读者喜欢的杂谈。人们都喜欢知道他人的秘密和失败经过。如果有这一类的内容,大家觉得有趣,就会买了。”
  于是,阿尔和一位朋友开始办起了另一份报纸,该报取名为《秘闻报》。他将附近镇上一些有趣的传闻或他人失败的经过都登了上去。该报自然很受读者欢迎,报纸的发行量也大大地增加了,但却使那些被刊载的人非常恼火。休伦港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他的故事被登在《秘闻报》上而十分恼火。一天晚上,他在圣克莱尔河旁遇见阿尔,十分生气地对阿尔说:“把这些事登出来,实在太不像话!”这人抓住阿尔,凶狠的骂过之后,又将阿尔丢进圣克莱尔河。因此没多久,阿尔就停止了对《秘闻报》的发行。
  阿尔在火车上自己办报,传递铁路沿线有关南北战争的消息、市场动态、物价行情等,从采访到排版、印刷直至出售,都是他一个人。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恰好说明他是一位“刻苦坚毅的天才”。亨利福特对爱迪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我不是说青年的爱迪生能破天荒的在火车中印刷报纸,也不是说他能在这样幼年时候办成第一流的报纸;却是说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意志去成为科学家。并能运用他的天才向各方面进展;使自己能够赚钱去实行他真正的工作。
  “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但他已知道一定先把物质的性质弄清楚,才能够利用物质。他不只是一个聪明能赚钱的孩子;他去赚钱不过是想达到目的。他的金钱除了维持简单生活之外,都用来供给买书籍买化学用品”。
  爱迪生买了许多化学用品,放在火车间里,在逢着空暇的时期,努力于化学的研究。那时,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少年,在车厢试验室里一手翻看着化学课本,一手配制着什么药品。有时又在摆弄着电池和不少瓶瓶罐罐。德国大学教授弗瑞森斯的《定性分析化学》英译本,成了他在颠簸的行车中潜心钻研的内容。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火车开到离休伦港约10公里的地方,经过曲折的路基,因为路轨辅得不很完善,车身忽然震动起来。有一样东西砰然一响,落在地上。正埋头做实验的阿尔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实验室里放磷块的玻璃瓶由架子上翻下,瓶子打得粉碎,那块磷因摩擦而起了火,把车厢地板也燃着了。爱迪生吃惊不小,连忙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想扑灭那火,可是火势不小,愈烧愈烈。他正在束手无法之际,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史蒂文森(AlexanderStevenson )的铁路业务员推门进来。史蒂文森对阿尔一直友好,但当他看到此景,由不得生气了。史蒂文森一将火扑灭,就在阿尔的耳部重重打了一巴掌。等到车抵次站,他便对阿尔说:“火车里不能留这样危险的东西,而且一刻也不能再留,快去快去!”他不由分说立刻勒令阿尔下车,并把所有的实验用具,印刷机、铅字、桌凳以至书籍、衣服等全都抛到车厢外。
  阿尔无法,只得转回家去。他在火车上闯祸的事,早已传遍家乡。有人甚至添油加醋地说,他差一点把整个列车烧光了!只有母亲完全了解儿子,不相信那些流言飞语。当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看见母亲怀着急切的心情,正在门前等他。爱迪生心中的委屈和痛苦,顿时烟消云散了。他回到母亲的怀抱,浑身又有了无穷的力量。
  母亲重新替爱迪生开辟了实验场所。为了防止意外,新实验室重设在顶楼上,地窖里只堆放器材和杂物。在这个新的实验室里,爱迪生开始进行电学实验。
  依据有关他的生活的最早出版物的说法,爱迪生的耳朵是被车长打聋的。爱迪生本人也曾一度默认了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有一天,他正在做化学试验时,偶一不慎,旁边所置的磷,倒于地上,突然间火即沿烧至床上,他受惊急忙逃出,但不幸身已负伤,爱迪生的耳聋,就是此时遭祸的。”
  但是,他在晚年又作过另外一种描述。由于一群人买报,所以他没有赶上火车,等他来到月台,火车已徐徐开动。他写道:“我追上列车,抓住了车后的扶梯,但无法攀上去,差点被甩了下来,因为那时的列车扶梯离地面很高。一个列车员来了,他抓住了我的双耳,就在他往上提的时候,我觉得耳朵里出现了破裂的声音。自那以后,我就聋了……如果说是那位列车员伤害了我的听力,那也是因为救我的命。”
  爱迪生起初只感到耳部疼痛,后来发生了微弱的听力受阻,随着年纪的增长,症状也愈加严重,最后就完全聋了。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说是猩红热的后遗症,又有人说是遗传。不过,爱迪生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饱受耳聋之苦却是无人否认的。但他能变害为利。
  阿尔在少年时代也常常玩些孩子们的游戏。其中之一就是“电报游戏”。他对于电报术,第一次是在帕克的《自然与实验哲学》上学到的。在那本书上有10页左右的篇幅讲到模尔斯的伟大发明。他读过这本书后便学着架设电线,装置仪器,开始试验电报。
  当时,美国小孩子们对电报感兴趣的很多,成千的孩子都在他们的地窖中,顶楼上或是木屋中进行着这不可思议的实验。洗锅的铜底和火炉的锌垫都被拿了当业余设计的电池极板。
  有一天,阿尔向一个报务员问道:“电究竟怎样会传送音讯?”没有人能解释这奇怪的现象。
  离爱迪生家半里远的树林中住着一个叫华德(Ward )的铁路工人。他的继子詹姆士坎西(James Cancy )非常听从阿尔的话。詹姆士对于电报术,也特别感兴趣,阿尔便要他一同工作。由于没有出售电报材料的商店,什么都得自己做。阿尔收集了好些攀烟囱管的铜丝,他便把它们攀在他们两家的屋顶上。他们在树枝上离地七八尺处把电线架设起来,用玻璃当作绝缘器。小孩们看着这些电线全都望而生畏,因为爱迪生曾警告过他们,不要接触这些电线,否则就会遭到可怖的命运的!
  这些机件全是用手制做的。电磁线圈的电线外面包了些破布,算作绝缘。零星的金属片用来充当电键。
  最困难的是电源,首先试用的是摩擦法。他们捉住了许多只猫,想摩擦猫皮产生电流。但是,猫给用力摩擦后,挣脱了阿尔的手逃走了。“用猫还是不行。”阿尔再去查书,自己动手制造简单的电池。产生的电流虽弱而肉体的痛苦却可免去了。
  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开始试验通报。坎西在电线那头发报,阿尔在电线这头收报。长短不一的嗒嗒声,在夜深人静时分显得格外清脆悦耳。电报机在开始工作了!几天来他们每夜工作得很晚,父亲关心阿尔的身体,规定他在晚上11点必须睡觉。
  这一限制给年轻的阿尔带来了麻烦。他的报纸通常总得在11点才能卖完,如果在11点睡觉,他就没有机会做实验了。于是阿尔又想了一个计谋。平时阿尔晚上回家后,他父亲总是看他带回的《底特律自由报》。这时阿尔思索着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新闻像底特律报馆那样的经过电报线传进屋内呢。坎西能够发,阿尔也能够收,那么这11时必须睡觉的限制就可以取消了。
  计策进行得很成功。阿尔把报纸送到华德处,马上赶回家来。他告诉父亲报纸全卖完了,可是他能从电线上把新闻探得来。塞缪尔说道:“也好,去试试看吧。”
  因为事先已经和坎西约好了,所以对方马上回电。最先是战场的消息,再来是议会的新闻,以及加州发现新油田等等。阿尔马上把它写成文章。“啊!这真方便。”父亲大感惊叹。他们父子俩人竟迟至午夜1时才就寝。第二夜他们又继续冗长的谈话,第三夜还是如此。这时塞缪尔准备妥协了。他告诉阿尔,只要他能够照常把报纸带回家,那么他就不再干涉他的工作时间。报纸马上又在家中出现了,阿尔每晚都和坎西玩“电报游戏”。
  关于摩擦猫毛发电的事,后来有人认为不可能。像阿尔那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会想用猫来生电?曾经有人问这位发明家,究竟是真是假?
  发明家笑着说:“我少年时代的事情,传说很多,有些事情,连我自己也不晓得。那时候,究竟有没有摩擦猫毛生电我不记得了。总之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不过,或许擦过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那时候的我,确实是个很顽皮的孩子。哈哈哈……。”
  阿尔对拖动火车的机车头构造也很感兴趣。他曾参观过设在波特——休伦的大干线铁路机械工场,他在火车上时,只要有空就钻进机关室,向火车司机寻问锅炉或齿轮构造的问题。后来阿尔就想自己试开机车。阿尔时常向司机请求,但每次都被司机拒绝了,司机总觉得,小孩子开车太危险。可是有一天,司机由于跳舞跳得很晚,非常想睡觉,便答应了阿尔开车的请求。司机对阿尔说:“从这里向前,有一段路是直的,你可以开开看。”
  阿尔高兴地动手开起机车来。司机跑到后面去,马上就睡熟了。阿尔开着带有7节车厢的列车,以每小时12公里的速度行驶。阿尔是头一回开车,自然觉得很开心。没多久,锅炉里的水流出来了。如果没有水,锅炉就会爆炸。阿尔赶紧去叫司机,可是司机睡得很熟却不想起来。阿尔大胆地将阀门关紧,使蒸汽减少。没多久,又从烟囱喷出泥水样的东西,弄得机车和阿尔一身漆黑。过了一会儿,泥水不再喷了,直到这时司机还没醒来。
  阿尔下决心开到终点。他曾看到司机不时打开油瓶加油,阿尔心想也该加油了吧。好不容易加好了油,盖好盖子,人也非常疲倦了。后来司机叫阿尔打开油瓶的时候,先把蒸汽关好。喷出黑泥水是因为锅炉里的水增多,使得煤和油都给压出来了。阿尔不懂这样做,一直让蒸汽去吹,吹得浑身漆黑。到终点站时,站上人员发现阿尔满身漆黑,一个个不禁大笑起来。
  阿尔在他12岁至16岁时,在底特律至休伦线火车上做报童,其主要活动是贩菜,研究化学,车上贩卖,学习电报,读书,自编大干线《先驱报》。如果他后来不被撵出车厢的话,他的铁路生活和新闻职业究竟将继续到何时,那就简直无从臆测了。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爱迪生是在密歇根一种与一般传说相反的“繁荣、巨变、美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时的心态: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当时,她曾说: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陶铸舒心地笑了。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曾志这样回忆: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我笑答:“当然,当然。”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洪深又向我说: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我笑答:“当然,当然。”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诸城。”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娜拉》在这里首演。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阵营: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组长 陈伯达;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顾问 康生;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现照录原文如下: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蓝苹访问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民报》记者李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地派”!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蓝小姐府上哪儿?”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山东济南。”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蓝小姐今年芳龄……”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摇了摇头答她。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指虚岁——引者注),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的。正式签订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后。”她说话底声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每月报酬多少?可否告诉我?”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那有什么不可以?很少,只六十只大洋一个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节省几个钱。因为家里边的生活费还需要我负担呢。每月我总得要寄回去四十元,余下的二十元作为我自己底零用。”说到这里,她把托在额下的两手伸张开来,愁眉不展地硬装着笑容:“家里他们除了我以外,谁都没有收入。我的姐姐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样没有什么特长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后有机会,总得再多学习一点东西,多读点书。”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蓝小姐对于各报上关于《娜拉》演出底批评有什么意见没有?”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他们对于我都太客气了,实际上我有什么,完全是瞎闹的,不过我总觉得‘娜拉’底个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欢演这个脚色。就是对于‘娜拉’底台词,我从没死读过。告诉你,我还只念过两遍,不知怎地,连我自己也都觉得莫名其妙,竟会很自然地从我底口中背出来。不消说,现在我还都没有忘记会背得出来。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至于尤娜女士在自由谈上批评我在骂柯乐克的时候,以及觉悟后对于滔佛底反抗态度还欠凶,这是我不同意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已经太凶了。还有她批评我在娜拉出走时候的瞬间的高潮表现得不够,这一点我是接受的。虽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这大概是因为我演得时间太久而疲倦了的缘故吧,始终只允许我达到这个地步。”她越说越起劲,但她底态度可脱不了像那“小鸟儿”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一般天真烂漫。接着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觉悟后似的由懦弱而转为强力的富于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头皱了一下,咬紧着牙齿兴奋地说道:“不过我自始至终相信在高唱‘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声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吴湄女士所说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是的,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子底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底生命为男子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蓝小姐近来作何消遣?到上海后看过什么影戏?”

  主席:

  “很少出去,因为钱的关系。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对于国产片的意见呢?”

  彭德怀

  “从前在济南的时候,看得很多,什么《火烧红莲寺》、《空谷兰》之类的片子,我也以为很不差,相当有趣味,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幼》、《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至于胡萍和胡蝶她们底经验当然是够丰富,修养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无缘的;我不喜欢看她们所演的戏,并且她们底演技看起来也老是停止在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这样,总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说了吧,真的,我自己发了疯不是!试问我自己懂得什么?居然批评起人家来了,那不是笑话吗?对不起,李先生,请不要见怪,我是瞎扯的,胡说八道的。”她低着头在沉思着,好像在懊悔说错了话似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两颊上绯红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有什么关系,各有各的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表。蓝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说完,就抢上来说道:“真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得。告诉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戏,连自由也都莫名其妙。当初我以为是也像舞台戏一样按照顺序系统地拍下去的,不想是无头无尾地在东拍几个镜头,西拍几个镜头,所以我相信自己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涂,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说了。不过我也并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后有机会,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尝试一下。”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蓝小姐会跳舞吗?”我问。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她就笑眯眯地把头摇,说道:“不会。不过我到过跳舞场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进‘大光明’戏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场去,但什么名字我可记不起来。因为我最讨厌看见那丧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一个踱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蓝小姐已经结婚过没有?”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着头笑嘻嘻地说道: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抢上去问她: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蓝小姐可否把爱人底名字告诉我?”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蓝小姐进过什么学校?”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我因为从小便和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虽然得到姐夫底帮助曾受过高小教育,但从姐夫去世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里自修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真的什么书都看过,从《西游记》、《红楼梦》起,到《呐喊》、《羔羊》、《虹》,还有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小说,现在叫我背还都背得出来。但在我最坏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学的理论书,以前我曾进过王泊生先生他们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约有一年多。”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二十一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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