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褐的勿忘笔者花,Churchill传

2019-09-2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5)

1944 年9 月。苏中车桥。

竹林
  他没有去想雪原上怎么会有玫瑰怒放,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当花儿要怒放的时候,难道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吗?叶夫图申科代表全苏作协(当我们半月后结束访问回国之际,全苏作协已宣告解散)宴请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
  他脸部的线条充满力度,鼻梁、眉骨和下巴极富雕塑感。只是眼睛——蓝灰色的眸光闪闪烁烁,仿佛既明朗又沉重,既热情又冷峻,令我这个生着黑眼睛也看惯黑眼睛的中国人难以捉摸。
  于是一行诗句浮出我脑海:婴儿们爬过来,所有的人都生有一双勿忘我花似的叶夫图申科家人的眼睛。
  叶夫图申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灵在诉说什么。他那一双蓝灰色的眸子时而灿烂得像一朵花,时而深沉得像一口井,时而布满秋天的迷雾,时而又盛满春天的阳光……无须翻译,一切都无须翻译,一种从人的心底流出来的东西像音乐的旋律一样,冲破言语的阻隔在彼此的心间回旋激荡……那是194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小小的叶夫图申科听说村里来了外国人,就跟别的孩子们一起跑去看——10岁的男孩本是看热闹的,想不到看见了维纳斯!不过要说维纳斯,也并不十分确切,那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的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庄典雅的美,而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热烈奔放的美,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无拘无束的美——这个俄罗斯小男孩爱看她一头火红的秀发,浓浓地跳荡在肩头;爱看她一双碧绿的眼睛,盈盈地闪烁着亲切的的笑意;还爱看她那白皙的脸庞、漂亮的鼻子……他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有一天晚上——也许并不很晚,在那些严寒的冬天,才下午四点钟,暮色就已降临,茫茫苍穹,以灰黑色的阴影,沉沉笼压着一片洁白的大地,这个小男孩向自己的村庄走去。
  积雪特别柔软,空气清新得令人发颤。天幕上相继出现的星辰,历历在目。不知是因为照耀着雪原还是被雪原所映衬,群星簇拥的银河显得无比明澈、无比深邃,似乎在吸引着这个小男孩走进去。
  不过他更想早一点回家去,因为他又累又饿,排了一天队,也没买到面包。他抗拒着因疲乏而产生的幻觉,希望能马上坐在温暖的炉火旁边,喝一口热汤。但他走得很慢,他艰难地挪动冻僵的腿;他甚至不敢哭,生怕眼泪在脸上结冰。
  忽然,他看见在不远的前方,遍洒星光的皎洁白雪上,有一束红红的火苗在闪烁。
  他想不出这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火苗,揉揉眼睛,再定睛望去,那不是火苗,而是一朵红玫瑰,一朵盛开的娇红美丽的玫瑰花!小男孩笑了,脚步变得轻快。他好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他没有去想雪原上怎么会有玫瑰怒放,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当花儿要怒放的时候,难道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吗?一步一步地,他越来越接近那朵红玫瑰,是一种不可知的温暖而神秘的魅力召唤着他快快走去。归根结底,在他童稚的好奇的心灵中,是想要弄清花儿是怎么开放的。
  当无法再接近的时候,他站住了。他看见了玫瑰的盛开——那不是玫瑰,而是女人的红头发!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在这寒冷的、不含一粒灰尘、也不掺一种杂色的皑皑白雪铺成的纯净无瑕的大地上,一个黄头发的苏军飞行员正和那个红头发的美国女记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震惊使孩子愣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是前进呢,还是后退;是看着他们,还是扭过头去绕道走开?他满脸通红,心咚咚直跳,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小孩儿在走过来。
  在震惊之余,小孩儿有些委屈,他委屈自己这么小、这么小……小到不被注意,小到不能走进这个世界。他伸出右手在通红的脸颊上抓来抓去。
  就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划破了雪原的寂静。他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军车正奔驰而来,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这是苏联红军的军车。
  夜行的军车把大光灯开得雪亮,雪原被照得如白昼一般,男孩的眼睛被强光刺激得眯缝了起来,大地也在威武的车轮下微微颤栗。可是热恋中的两个人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对他们来说,没有车队,也没有灯光,他们拥有的是整个世界,别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一种莫名其妙的焦灼感向小男孩袭来,他非常害怕。他怕车队强烈的灯光,怕军车上的人发现了这雪地里的秘密——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怕这个,反正,他觉得这有点儿不好。而同时他又怕车灯坏了,军车在昏暗中莽撞前行,把挡在路上的这一对幸福人儿轧成肉饼。
  他似乎觉得应该喊一声什么,可是嗓子堵住了,他一个字也喊不出来;他直挺挺地站着,腿像木桩一样。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走开,他傻乎乎地看着军车轰响着开来——100米、50米……打头的车放慢了车速——它显然看见了,什么都看见了;军车像有灵性的动物一样,喘息着犹豫了一下,突然刹住,与此同时,灯光熄灭了。
  接着,第二辆军车也刹住了,车灯也熄灭了,第三辆,第四辆……几十辆军车全部停住,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在最初的刹那,男孩简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突如其来的昏暗好像一条阴柔的黑布蒙上了他的双目。当他习惯了黯淡的光线之后,他看见那白茫茫的、无边无际的雪原之上,车队像一条黑黝黝的长龙,安然不动地静卧着。
  男孩不知不觉地闭了闭眼睛,仿佛为了体验那突降的静默。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黑暗——黑暗褪去了,灿烂的银河映在眼底,星星像晶宝的钻石,以赤裸裸的炫目光彩拥抱雪原,拥抱大地。男孩的心中弥漫着一片温柔的光明——也许就在这时,他的明蛑中,有了蓝色的勿忘我花的最初萌芽……大约十几分钟后,雪地上的一对人站起来了,红头发挨着黄头发。于是,第一辆军车启动了,接着,第二辆也启动了……车灯再次放光——依然零下20度的严寒,依然沉重的苏维埃军车,雪雾挟裹着浩浩雄风,车队驰向远方……听到这里,激动使我难以自禁。我想象,就在那一刻,小孩长大了。
  “1966年,”叶夫图申科突然话锋一转,“我访问美国,在一次宴会上,忍不住讲了这个故事。突然一位女士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喊——那就是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仔细端详,终于透过岁月的痕迹,分辨出那一张依稀秀美的脸庞来——不错,这位女士,西伯利亚雪原上的红头发,是她,真是她!”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喜剧结尾,我们一个个按捺不住,轻轻赞叹,却听叶夫图申科接着说:“这位美国女士,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剧作家。她告诉我,自从那次她跟她的那位苏联飞行员阿廖沙分手以后,依然时时刻刻思念着他。她到他的驻地、他的部队去找他,她逢人就问:‘我的阿廖沙呢?’可是人们摇摇头,好像谁都不认识他。后来她回国了,但她的心还留在这片雪原。她不相信能溶化西伯利亚积雪的爱情力量,会从此消失了,没有了。她不停地打听,不停地询问:‘我的阿廖沙呢?我的阿廖沙呢?’以至当她以后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时,一双无畏的绿眸也直视着这位威严的最高领袖,嘴里一字一句地问:‘我的阿廖沙呢?’”“斯大林没有回避这双眼睛,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同样望着她,对她说:‘你的阿廖沙是个好青年,我们委派给他更重要的任务了……’”“失踪了……”我终于恍然,再看举座各位,谁也没有出声。像风吹过田野,树叶在枝梢抖动般的自然,我们都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不同肤色下的不同血液,在一个敏感的痛点上流通了。
  下意识地,我竟拿着刀叉在桌布上毫无意义地画起来。我画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种几何图形——从童年时代起,每当我信手在纸上涂鸦我就这么画:半圆下面延伸出一个矩形。有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玩艺?”什么玩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我更不知道;却脱口而出:“一扇窗子。”

  1. 不懂财政的财政大臣

  粟裕绕室深思,脚步轻缓而有力。夜,悄悄地伴随着将军的思绪。

  鲍尔温对丘吉尔的任命,令人啼笑皆非。丘吉尔对财政问题一窍不通,而且缺乏任何兴趣,读书时就没学好数学,竟当了财政大臣!丘吉尔传记的一位作者弗吉尼亚·库斯说:“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丘吉尔本人的不幸。”

  当前,战争形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日军企图侵占我国的东南沿海各省,作为其最后挣扎的基地。9 月9 日,日军攻占温州后,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而国民党顽固派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无心坚决抵抗。加之苟安腐败已久,与日军刚一接触,便一溃千里,把大片国土奉送给了日军。

  面对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丘吉尔穿起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保存了30多年的他父亲穿过的财政大臣的官服,兴冲冲地走马上任。

  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 月27 日致电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随后,党中央又对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且,中央打算抽调一些部队,担任南进任务。

  面对他迄今担任过的最困难的职务,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小心翼翼地迎接这次他以为是通向最高职位的最后的擢升。在议会开会时,他大半个上午在床上批阅由私人秘书在夜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和口授一些备忘录。他的主要政务秘书P·J·格里哥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他的负责议会事务的秘书罗伯特·布思比说,丘吉尔一见到自己的朋友、同僚和下属,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个不停,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中、浴室里、庭园中、汽车里、火车上,或者在他下院的工作室里,他那实际上充满文学色彩的 ‘私下’谈话就滔滔不绝。”这样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仍旧 坚持早期议会生涯中经过反复磨练而养成的习惯,竟然事先把所有的演说完整无遗地整理成文,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才使用习惯的速写。

  粟裕对于东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自1938 年率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以来,有一个愿望一直埋藏在心中。这就是:有朝一 日率领大军重返浙西, 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三年艰难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使他怎能忘记浙西的山岗和密林,怎能忘记浙西的人民群众!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丘吉尔曾举行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最后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见。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 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 J.M.凯恩斯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想到这里,粟裕马上坐下来起草报告,自告奋勇,愿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迸任务,再当一次先遣队员。

  在处理国外债务问题当中,据陪同丘吉尔多次参加债务谈判的官员说,由于丘吉尔“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很容易被我们从前的盟国请求他慷慨一点的呼吁所动摇”,他又过于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谈判的对手所击败。本来德国向英国赔款和欧洲盟国向英国借款的数额,要多于英国欠美国的借款,但是谈判的结果,却使外国政府得到的好处多,而英国国库则吃亏不少。一位财政部官员说:“同法国和意大利的谈判自始至终是由温斯顿主持进行的,我们后来发现,这两个国家从温斯顿得到的让步,要比其政府授权其代表所争取的东西多得多。”

  华中局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粟裕曾在浙西南打过三年游击,对地形、民情较熟,由他指挥军队南进最合适不过,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报告,并上报中央。

  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财政大臣的重头戏。当丘吉尔从唐宁街11号财政部官邸走出来,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手中提着一个装着预算草案的红色小提包,前去议会说明预算的主要数字及其变动理由,提请议会审议时,成群的伦敦人和外地人都驻足而视,等待经过一次特殊庄严仪式之后公布预算,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税减税措施更是直接与千家万户的收入与支出息息相关。他提出的预算,在下院都能顺利通过。出色的演说家以动人的言辞弥补了蹩脚的理财家之不足。他在议会发表的言论,以透彻的说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称。一位反对派人士说:“他总是能够把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论题都阐述得清清楚楚,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从而使听众确信,他刚才所说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1957—1963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说:“没有一个人不流露出对他所显示的机智、幽默、独创性和演说技巧的钦佩。”当然,他的预算演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编制的财政预算符合和维护了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保守党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

  不久,中央批复下来了,同意粟裕率部南进。粟裕十分兴奋。

  丘吉尔实行的是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路线。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考虑海军经费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这种错误的判断妨碍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面临强敌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还削减了对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拨款,由此遭到工党议员的抨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增收方面,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

  眼下挺进浙西的第一关便是:偷渡长江。

  1926年提出征收赌马税,引起靠赌马吃饭的人的牢骚,而正统人士则指责这样做等于鼓励赛马赌博。尽管如此,1927年预算仍然出现365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于是他便靠挪用修路基金、将付给酿酒商的信贷往后拖延等办法来解决。

  偷渡长江,谈何容易。

  丘吉尔的预算还被称为富人的预算。1925年他将所得税每英镑减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衷方案是将此税取消3/4。

  敌寇对长江封锁极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戈,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敌寇又严令所有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各种船只为敌寇统制不易征集。时值冬季,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车船既不能靠岸,人马又难于徒涉。

  当时英国对预算计划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的,是支柱产业煤矿工业的困难非常严重。由于成本增加,出口下降,矿主们提出要么将7小时劳动日改为8小时,要么削减工资。矿工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工资一便士不减,工时一分钟不加”。谈判破裂,英国职工大会支持矿工工会,1926年5月4日发动了煤矿、铁路、港口、公共汽车和印刷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但除了偷渡,别无选择。

  5月2日《每日邮报》印刷工人拒绝为一篇批评罢工的社论排版,随后伦敦报界的印刷工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工作岗位。

  不仅要偷渡,而且还要保证万无一失。如有失误,不仅造成损失而且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所以必须绝对保密和精心计划组织。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确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在罢工期间设法维持下去。丘吉尔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持警棍去维持秩序。当时鲍尔温主张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丘吉尔则以炫耀武力挑动总罢工,然后再镇压。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在这暴风雨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丘吉尔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罢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挤走”。

  镇江、仪征、扬中、江都、泰兴等沿江地段是我新四军历来联系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两岸党的群众工作有一定基础,根据地也较为巩固,粟裕认为这是保证顺利渡江的最有利条件。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 《晨邮报》的主编格温纳表示愿意将该报 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5月3日傍晚,丘吉尔便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5月5日这张《英国公报》问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总罢工结束,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由于渡江人数多,粟裕决定兵分东西两路。东路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同志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自己亲率西路的第七团和干部队从淮南出发,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渡江。

  戴维森曾任鲍尔温的议会私人秘书,是《英国公报》的实际掌权人。他对丘吉尔事事插手很不满意,他说丘吉尔来到印刷车间,指手画脚,“极坏地……扰乱了为数不多的排字工人在不够熟悉的机器上工作的秩序”,并生气地讽刺道:“他简直自以为是拿破仑,然而他居然不懂得,那些一辈子在各道工序上从事印刷业的人,对自己这一行所知道的要比他多得多。”格温纳也向鲍尔温抱怨丘吉尔:“他常在别人最忙的时候闯进来,坚持要改动这个那个标点符号,一直弄得大家发火才肯罢休。”

  12 月下旬,江南下起了大雪,积雪盈尺,天寒地冻,河湖结冰,部队行动不便,敌人也想不到粟裕会在这种时刻渡江。

  在财政大臣任内,丘吉尔继续发表反苏言论,正式宣布同苏联做生意的英国企业不能指望得到财政部的支持。1927年5月,英国警察袭击了苏联商务代表住所和苏英贸易公司,随后英国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他在1927年1月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后,又极力颂扬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温和质朴的举止”,夸他“除了意大利人民的长远幸福之外,他什么都不想”,表示支持他的“反列宁主义的胜利斗争”。直到1935年9月,他还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的人物和英明的统治者”。

  12 月26 日,粟裕率部进至离江边约十五公里的小营李宿营,准备于27 日晚从沙窝子乘木船过江,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登陆。

  总的来说,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政绩平平,乏善足陈,失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泰勒认为,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在头脑清醒的政治活动家眼中威信扫地,并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前削弱了国库工作”。首相鲍尔温对丘吉尔过分好胜和总是炫耀自己也不满意:“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某些部。”他打定主意,以后如果他再组织新政府,就决不把丘吉尔延揽进去。1935年他第三次组阁时果然说到就做到了。

  龙潭,西靠伪首都南京,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有日伪重兵驻守,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各铁路车站都是日伪据点,铁路与江岸并行,中间地带很狭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粟裕吃了豹子胆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偷渡长江。

  丘吉尔在政治舞台上的多年表演,也使工会领袖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同他分道扬镳。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小说家H.G.韦尔斯,1908年曾发表长篇声明,敦促选民在补缺选举中支持丘吉尔。1920年,韦尔斯号召同苏俄达成谅解,丘吉尔在报刊上撰文尖锐地攻击他。韦尔斯在1923年初出版的《人喜欢神》一书中,根据丘吉尔的特点,塑造了一个鲁珀特·凯茨基尔的人物,对一项社会主义乌托邦计划组织了一场叛乱,以此进行影射。20年代后期,丘吉尔继续攻击韦尔斯同情布尔什维克,韦尔斯予以巧妙回击,说他是“非常像邓南遮式①”的冒险家。
① 邓南遮 (1863—1938):意大利作家,鼓吹尼采超人哲学和帝国主义战争,鼓吹法西斯主义,拥护墨索里尼。

  地点、时间都出敌不意,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1929年是例行的大选年,丘吉尔全力投入到竞选斗争中去。他在埃平选区搭起了两个大帐篷,每个大帐篷能容纳比大厅多四五倍的人。除了他每天发表多次演说外,还出动家庭成员争取广泛的支持。他的妻子主持妇女集会,刚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简短的演说。长女黛安娜头年才初进社交界,也为父亲竞选积极活动。丘吉尔虽然当选了,但票数不占明显的多数。

  粟裕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辩证法。

  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由于反对工人运动和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而威信扫地。英国历史学家指出,1929年的“英国已悲观失望,痛苦不堪,……因此渴望变革。”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丧失大量议席,工党以288个议席领先,6月间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受命组阁。

  当晚,我军侦察分队先过江,悄然登上龙潭码头,把十几个厂警之类的便衣武装先稳住,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对他们的政治说服工作,接着大部队也顺利到达长江南岸。

  这以后,丘吉尔失去大臣职务达十年之久。

  过了江,粟裕就同接应他们的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工委的领导和十六旅派来的联络参谋见了面,大家格外兴奋,倍感亲切。

  鲍尔温在党内一派的压力下,又重新转回到关税保护主义和大英帝国内部实行特惠制的立场上来,丘吉尔却坚守自由贸易主张不变。鲍尔温看到印度人民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开展“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主张吸收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对印度内部事务的管理,让印度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而丘吉尔却说,倘若让印度独立,“它会急速倒退几百年,回到野蛮时代,并只能饱尝中世纪的困苦。”他还挑动印度的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企图利用宗教仇杀达到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政见与党内主流派有重大分歧,丘吉尔于1931年1月退出了“影子内阁”。此后,他作为议会中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对议会的活动采取了比以前冷淡得多的态度,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江南人民突然见到军容整肃、英姿飒爽的大批新四军主力部队出现在面前,不由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经济的不景气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使工党内阁岌岌可危,1931年8月又通过大选组成一个各党联合政府来支撑。新一届内阁虽然仍由麦克唐纳担任首相,但实权却操在副首相鲍尔温手中,议员绝大部分是保守党人。到1935年和1937年,便变成分别由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

  1945 年1 月13 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局并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统一整编了苏浙的部队。

  这几届政府丘吉尔都靠边站,他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可是他指责起当权派来却是无比地尖刻和锋利,对于麦克唐纳,他甚至在议会演说中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进行人身攻击:“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努姆马戏团的演出……

  2 月5 日在温塘召开了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全体官兵响应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号召整装待发。

  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 ‘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 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50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 ‘没有骨头的恶魔’。” 1934年11月,丘吉尔庆祝他的60大寿。在他年轻时,他想过这样的年纪一定老迈不堪,甚至就像他父亲和马尔巴罗公爵八世那样,活不到这把年纪。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虽已到花甲之年,但除了头发稀疏不过仍是棕褐色,发胖的躯体顶着一个秃得厉害的脑袋外,精力仍然那样充沛,身板还是那样硬朗,似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盛年,离日薄西山的晚年尚远。他完全无意退出政界。

  部队在做准备,作为司令员的粟裕也在周密筹划。

  2. 官场失意,笔下丰收

  他首先分析了战前形势。

  从世纪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首次当选议员到重任海军大臣,这40年政治生活中,丘吉尔经历了三次他称之为“黑狗”(即沮丧)折磨的时期。第一次是从海军大臣卸任到军需大臣就职这两年多,第二次是从议员落选到担任财政大臣以前这两年,这是他几次人生低潮中的最低点,第三次是从失去财政大臣到重任海军大臣,整整十年漫长的赋闲。

  苏、浙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腹心地区,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极想占领这一地区。新四军向苏、浙敌后发展,实质上形成了敌顽我三种力量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三角斗争。

  除第一次低潮中有近半年在法国前线部队当军官外,其他十几年时间要么没有担任公职,要么只是挂个不受重视、“说了也白说”的议员闲职。他虽然爱发议论,习惯于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和垄断谈话,但他更是一个最富于行动的人,他喜动爱走,总希望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指挥、管理的岗位上实干、大干,干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业绩来。他有时因轻率而招来失败,但是他害怕赋闲更甚于失败。就像他一位助手所说的:“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敌顽之间是既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公然勾结。他们都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利用对方打击和消灭新四军。新四军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顽方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敌顽对新四军的夹击。在斗争中必须充分注意和掌握敌顽之间的矛盾。

  度过政治上无人理睬的日子时,丘吉尔“恰似一个玩具被人搞坏了的孩子” (莫顿少校语)。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也没有虚掷时光。他用 创作上的波峰填补了政治上的浪谷,著述和绘画的成就和喜悦,聊以抚慰官场的失意和寂寥。

  这种三角斗争,又因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发展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美国看到胜利在望,对华政策转为扶蒋压共的方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太平洋决战,正加紧实施对蒋诱压,策动内战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企图利用这种新形势对新四军加强压力,并集中精锐部队对新四军进行围攻,使这一地区的斗争涂上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色彩。

  丘吉尔学画,始于他离开海军部之后。一天,他从业余画家、弟媳琼纳夫人手中接过画笔,试着比划了几下,突然发现自己具有母亲遗传下来的秉赋,对色彩的感受很灵敏。于是他决定发展自己画画的才能。

  日伪虽占领着南京、上海、芜湖、杭州、宁波等重要城市和几乎所有城镇,貌似强大,但已走下坡路,兵力日蹙,主动作战行动已经不多。

  起初,他用侄儿的颜料盒进行绘画练习,接着就从画店中购置了全套的画架、调色板、画笔、颜料管和画布等。他让埃迪·马什摆出各种姿势,把他作为肖像素描的模特儿。他部下几个军官将他的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画家约翰·莱弗里,莱弗里认为丘吉尔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靠绘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丘吉尔勤学苦练,在莱弗里悉心指导数月以后,画技大有长进。莱弗里还给丘吉尔画了一张他的工作画,画面上以花园作衬景,丘吉尔穿着乳白色工作服,戴着汉堡帽,抽着雪茄烟,手中拿着调色板站在那里,俨然一副忙于绘画的神气。无论是去郊外度周末,还是去朋友家作客,丘吉尔总是随身带着画架和颜料,一有机会就画起来。他曾对一位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国民党第三战区,处于我军向东南敌后发展方向的西侧。长期以来,它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皖南事变”后仍把主要矛头对准新四军,陈兵三十多万,与日伪勾搭默契,和平共处,甚至提出“变匪区为沦陷区”,“宁可让与日本,不可让与匪军”。在这大片国土上,鱼肉人民,拥兵自重。在日寇向浙赣线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虽在正面不断后撤,却在天目山留有重兵。很显然,其目的是企图同新四军在东南进行争夺。

  由于有很好的调色感,又向画家塞尚纳的门徒学了点画法的基本技巧,丘吉尔的风景画后来小有所成。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的岛屿上作画,他画过日落景象、湖光林景、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庙和耶路撒冷城景色。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英国灰濛濛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画使人想起他那富于浪漫主义的个性和叱咤风云的一生。

  粟裕断定:新四军挺进苏、浙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必将遇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全力阻拢,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正规军!

  丘吉尔说:“画画是极大的安慰,画画帮助我经受住残酷深刻的考验。

  为了全力迅速向敌后进军,新四军应力求避免同顽军纠缠和正面冲突。

  若不是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尼克松从他画中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看出他以绘画来宣泄被压抑的能量。

  可是,树欲静而凤不止,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

  他在巴黎举办过小型风景画展,有的作品卖到一定的高价,并被国家博物馆珍藏,1948年出版过《绘画集》。毕加索对他的评价是:“要是他是个职业画家的话,准可以不愁吃穿。”

  仗肯定要打!要在什么地方打呢?粟裕又进一步思索。

  丘吉尔对绘画的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写有一篇《绘画:销魂的畅游》,非常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绘画的感受,引人入胜地赞美了绘画的魅力:“绘画几乎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消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绘画那样,使人既不感到疲倦,又不感到乏味,而且还会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不论是过去的烦恼,还是未来的险恶,一旦你展开了画布,它们都会离你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杭州西北的天目山脉是浙西的脊梁,东北西南走向,绵亘百里以上,群峰叠峦,竹木茂盛,山势险峻,东西天目山主峰均高达一千五百米左右,支脉绵延莫干山、昱岭、百丈峰等山脉、是浙西的战略要地。

  绘画会自然地使你将它们抛在脑后。”他说从绘画中“获得精神的享受和锤炼,在平凡的事物上寻找趣味,在休闲的时间里填补空虚,在无尽的美的发现中作销魂的畅游——这些,都是绘画给予我们的高尚的回报,我希望人们都能分享它们。”

  新四军要想打开浙西局面,其关键就在于控制天目山。控制了天目山就能屏障苏南,巩固现有地区,才能使发展杭嘉湖区无后顾之忧,创造打通浙东的有利条件。

  如果说,绘画还只是他新的业余爱好,那么,写作则是他固有的专长。

  天目山北麓的孝丰城是浙西山区与平原交界点,既是天目山北部门户,又是浙西与苏南、皖南来往的要冲,位置极为重要。要控制天目山,必须先控制孝丰。

  处在政坛边缘乃至界外的岁月里,丘吉尔大大地拓展了写作的领域和品种,开始进行大部头乃至多卷的著述,并由此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顽军既置重兵于天目山,新四军要进入杭嘉湖敌后,必将遭到顽军的阻拦,这样就不可避免要与之进行一场恶战,战场将在孝丰地区。而且由于顽区纵深大,后备雄厚,作战将不止一次。

  早在当陆军大臣时,丘吉尔就开始了《世界危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写作。1922年12月,他在法国南方夏纳租了一幢别墅,抛开一切无关事务,把自己的超群才干和惊人的记忆都集中于此书的写作上。从这本书开始,他采用了向秘书口授的方式写作。他总是嘴里咬着没有点燃的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思索,一面口授内容。起初轻声细语地叙说着每一句话,等到他觉得措辞清楚妥当之后,再高声向秘书复诵一遍。每天他能口授英文三四千个词。1923年此书在《泰晤士报》上连续选载,当年出版了前两卷。这两卷得到两万英镑稿酬,丘吉尔用这笔钱在伦敦东南不远的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购买了恰特韦尔庄园,这是他后来公余休假和退休至逝世前经常居住的地方。到1929年,这部4卷5册长达2000页的巨著全部问世。

  分析了以上情况,粟裕在心里形成了两个具体部署方案:

  《世界危机》在叙述从1911年开始上十年世界性重大事件时,鲜明地贯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践了他“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这一原则。其中叙述他本人活动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提出这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将领,而是职业政治家包括他自己这一看法。书中的傲慢自负曾引起军界、政界一些人士的轩然大波。但是贝尔福勋爵却称这部作品为“融进了世界史的丘吉尔光辉自传”。

  一是全力向孝丰地区出动,尔后在反击中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和浙东发展;二是第一纵队进入浙西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海及余杭以北地区,用一周时间肃清该地区之土匪,并开展地方工作。尔后即以该地区为基础派小部武装向东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向南进至富春江区游击,以便与金肖支队打通联系。

  不管怎么说,在欧洲,政治家而又能在记述自己参与领导的历史大事中进行深思的,自凯撒写《高卢战记》以来,丘吉尔写《世界危机》是第一人。

  粟裕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比较着这两个方案的利弊。

  这部书的准备工作,在大战进行时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丘吉尔仔细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和备忘录,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机密公文。作者在书中以罕见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当事人的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对那刚刚过去而人们未能全面了解的要闻秘事,以新颖有趣的方式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动描述。例如,他这样描写大战前夕:“一个奇形怪状的阴影笼罩的世界,在剧烈的震动中向着不可预测的灾难前景移动着。”

  依当时苏南情况和新四军实力看,第一方案虽可以迅速打开局面,但不是很有把握,如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南下,还有可能陷于僵局。而且新四军主动深入顽区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于我不利。第二方案虽发展缓慢,但较稳妥而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摸清情况和创造实施第一方案的有利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的战争,它卷入30个国家,杀死800多万人,杀伤2000多万人。《世界危机》以非常动情的笔调描写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比较来比较去,粟裕最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摸摸国民党正规军的底细。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于一炉。不但军队,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炉中。凡是牵涉进去的强大文明国家,都明白它们的生存犹如千钧悬于一发。

  2 月中旬。

  自愿落入地狱的德国,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击而拼命报复的国家也一步步跟着它走向这危险境地……

  敌第三战区以陶广为总司令的苏浙皖挺进军总部,奉顾祝同之命,以五个团的兵力,在广德以南向苏浙新四军第三纵队七支队突然发起进攻,企图以五比一的优势消灭七支队,一举切断挺进天目山之新四军的退路。

  商船、中立船和医务救护船在海上被击沉。船上一切生灵只有听从命运摆布,在海中游泳时被杀死。每份力量都被用来使全国饿至屈服,不论年龄或性别。

  “我早就等着它这一着了!”粟裕高兴地说,“顽军主力由孝丰西北向北攻击我第三纵队,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在这一地区实行反击,转而进占天目山。既避免了主动攻入顽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的不利,又能收到声东击西效果。”

  城市和纪念碑被重炮所粉碎。炸弹从空中丢下来,不分玉石皆被炸毁。各种毒气使士兵遭受窒息或糜烂。液体火焰燃烧着他们的身体。

  敌顽第六十二师是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也是三战区骨干部队之一,装备整齐,弹药充足,战斗力较强,且是反共老手。受命向新四军进攻时曾狂言“两天解决,绰绰有余”。配合六十二师的忠救军则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武装,他们使用的是美式卡宾枪、汤姆枪、六○炮,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人们称之为“猴子军”。

  遍体着火的人从空中掉下来,或慢慢淹死于海洋深处。军队的战斗力只受他们国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这是粟裕自南渡以来与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次交手。粟裕想通过这一仗对浙西的国民党军有一个实际的了解。

  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成为一个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不但军队甚至平民都流离失所……

  新四军七支队遭顽军主力进袭后,立即奋起还击。击退了忠救军为时四天的猛烈进攻。这时,敌六十二师向七支队侧后迂回,企图截断七支队的归路。

  不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丘吉尔创造了饶有兴味的文体。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他的书“几乎和麦考莱的著作一样容易读”。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说,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对此,粟裕早已料到。立即令第八、第九支队投入战斗,使顽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又急调第一纵队主力越过莫干山,切断了战场上的顽军向孝丰和天目山区的退路,以协同第三纵队歼灭这股敌人。

  也有些批评家指出这部书文笔比较粗糙,篇幅由于引证资料甚多而略嫌冗长。

  经五日激战,顽军终于被击垮,孝丰县城被解放了。

  1930年他的《我的早年生活》经《新闻纪事》杂志连载后出版,接着又出了美国版,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本经埃迪·马什仔细润色过的书,丘吉尔晚年还津津乐道是他“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当时他的文学技巧臻于圆熟,《泰晤士报》评论此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追寻友谊。”

  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

  接着他又着手写《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1932年他曾去马尔巴罗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副伤寒;他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作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马尔巴罗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此书四卷先后于 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主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二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具有发扬马尔巴罗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此役共歼顽军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三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六百余支。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1933年初,丘吉尔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合同,预支稿酬撰写《英语民族史》。写作时他甚至聘请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G.M.杨当他的高级助手。到二战爆发前,此书已大体完成,但因战争等事中断,直到1958年才出齐四卷本。

  初战告捷,我军打出了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而顽军碰得头破血流,从骄横轻敌转为闻风丧胆。这两部顽军在以后与新四军作战中畏缩不前,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一时期,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了不少小册子和演讲集。

  顽军偷鸡不成反蚀了米,仓惶而逃。粟裕把追击的深度仅划在报福坛、渔溪口一线。

  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齐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时交稿。他平均每年获得 10万美元 (约合2万英镑)稿费收入,但需从中支付助手报酬和资料费。

  在战役总结会上,粟裕解释道:“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一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二则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工作;三则从军事上考虑,天目山易守难攻,顽军有纵深配备,过于深入顽区对我不利,而且强攻凭险据守的顽军,必将付出较大代价。我估计顽军在初战中遭受的打击还不很大,必不善罢甘休,第二次进攻将接踵而来,不如以逸待劳,待顽军出击。在天目山外,于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而进。顽军虽占地理之利却无兵据守或至少削弱其守备力量,我军便可以以较小代价而迅速占领天目山。”

  1948—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写作期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口授8000~10000个语词,两个能干的助手班子为他服务,还邀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核对事实、查阅资料,解答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问题。该书第一卷上市时,几个小时就卖出25万册。全书出版后英美多家杂志高价竞相争取连载权,美国《生活》周刊以200万美元夺标。《星期日泰晤士报》说:“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多。”

  粟裕下令:“在顽军再次进攻之前,我不主动出击。”

  从1945年起,丘吉尔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53年他终于荣获这一奖项。获奖评语为:“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以及由于他那捍卫人之高超价值的杰出演讲。”瑞典文学院S·席瓦兹致颁奖辞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 我们忍不住要将他描写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一个协助造历史的人写出来的史书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2 月底。

  丘吉尔的文风犀利、幽默、直率、爱铺排,丘吉尔的雄辩措辞轻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脍炙人口,如“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他的政论富于文采和激动人心,他曾这样自评:“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粟裕获悉:顾祝同密令陶广所部相机在孝丰附近将新四军围歼,严防新四军打通海北和浙东以天目山作根据地,并叮嘱“对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可见,顽固派作贼心虚,自知反共的图谋是见不得人的。

  3. 家居生活和出国旅行

  果然,陶广接到密令就加紧部署,再次向新四军进攻。他调集第一百九十二师、第五十二师以及忠救军部队共十二个团,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在忠救军的协同下,兵分四路,从西、南、东三面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

  丘吉尔个性中有不少孩子气,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他难得有空闲遂此心愿。20年代以后,通常是在恰特韦尔庄园,他常同儿女一起猜字谜和参加化妆舞会,为他们建了一座小木屋,鼓励他们自己组织游戏。他特别爱装扮成大猩猩模样,一边摇晃着身子在地上吃力地爬行,一边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去抓捕四处逃跑和躲藏起来的孩子。在海边度假时,他领着保镖和孩子们进行费时费力的筑堤截流娱乐。恰特韦尔离伦敦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劳合·乔治等友人常常在周末来到这里,丘吉尔爱跟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政治,直到夜深才散。当孩子长到10多岁时,丘吉尔鼓励他们参加到父母的社交活动中来,毫不拘束地与客人交谈,有时全家同乘一辆汽车到欧洲大陆去长途旅行,参观游览。

  敌顽这次进攻的重点在孝丰以西,主要力量是第五十二师和第一百九十二师,这两个部队都是第三战区的主力。尤其是第五十二师,训练有素,反动教育深入,装备精良,并配有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

  丘吉尔善于动脑,也爱动手,购置恰特韦尔庄园后,就按照自己心愿,逐年搞一些改造和建设。

  该部一向目空一切,经常充任反共急先锋,是“皖南事变”的主要刽子手。

  他专门向石匠学习过,每天学习6小时,直到学会了砌砖垒石手艺。他既爱洗澡又爱游泳,1924年底,召来亲友在溪谷地带修筑一条堤坝拦水,建成一座新的游泳池。由于污泥太多,杂草丛生,这项工程没能令他满意,便又修筑另一条堤坝,建造一个带有热水供应系统的游泳池,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请客人在这里游泳。庄园内还修建了小屋、养鱼池、养猪场、户外凉廊,开辟了菜园,造了假山和瀑布。两个养鱼池分别喂养鲑鱼和金色鲤鱼。

  据粟裕战前向刘先胜了解,其一个团的战斗力大致相当于新四军一个较强的支队,这是粟裕主要准备对付的劲敌。

  他所饲养的良种母猪不止一次地在伊登布里奇肥猪展览会上获奖。他的一个侄儿想从事室内装饰这一行当,被丘吉尔雇来在凉廊中展现马尔巴罗的战斗场面,于是“奇形怪状的车辆从威尔士穷乡僻壤气喘吁吁地赶来,装满了从山腰采来的大石头”。他在庄园的四周砌起了围墙,将这个独门独户的大院落同外界隔离开来,每当主人在家的时候,庭院的屋顶上就升起一面旗子作为标志。

  粟裕吩咐部下:“我们的方针是,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它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攥成一个拳头,砸向顽敌,主要目标为歼灭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和忠救军主力。”

  丘吉尔利用部分时间参加砌砖等劳动。他对鲍尔温说,1929年8月整整一个月,他是这样度过的:“盖了一所小别墅,还口授了一本书。每天砌200块砖,口授2000个词。”

  顽军于3 月3 日发起进攻。4 至6 日,坚守在孝丰周围的守备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许多阵地反复拉据。6 日晚,各守备部队击溃了第六十二师的全面进攻。7 日晚,粟裕挥兵全线出击,歼灭了敌五十二师、一九二师各一部。忠救军见势不妙,急忙逃窜。10 日,顽军各部纷纷南逃。

  他的砌墙技术引起建筑工会当地负责人的注意,后者决定吸收他为工会会员,收了他的入会会费,给他发了会员证。但是不少会员却对此提出抗议,这不仅因为丘吉尔砌墙只是业余消遣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而且更因为他曾冷酷地镇压过工人运动。

  3 月底,敌人放弃临安,向西南方向撤退。

  丘吉尔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写作生活过得很有规律。他通常早上6点30分或7点去浴室洗脸、刷牙,然后又回到床上阅读各种报纸,在床上吃早餐,牛肉是必备的。在床上工作两小时后,下床去洗澡、散步,有时还向他饲养的天鹅致意,喂金鱼,喝一杯苏打威士忌,又重新工作。下午1点中餐,除吃必要的食品外,还备有香槟、葡萄酒、白兰地、雪茄。接着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工作的中间,约5时左右又喝一杯苏打威士忌。晚餐后同克莱门蒂娜玩15子游戏。从晚上11时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是他口述的主要时间。他一昼夜睡眠时间很少超过7小时。一天约抽15支雪茄,但很少把每支都抽完,要是抽到半截熄灭了,就不再点燃。

  至此,我军后发制人,在两倍于我的顽军围攻下,各个击破,以少胜多,歼敌团长以下一千七百余人,完全占领了天目山。

  自从不再驾驶飞机后,丘吉尔喜爱的体育活动主要是游泳、打马球和猎野猪。他是下院马球队队员。有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得一身青肿,伤势很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从此就逐渐放弃这项运动了。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法国诺曼底有座大别墅,丘吉尔每年都要到他那里去打几天野猪,有时还带儿子伦道夫去。

  5 月中旬。

  丘吉尔大抵每年夏天,有时还有冬天,都要进行一次出国旅行。行踪所至,主要是地中海周围欧、亚、非洲各国,有时远涉重洋去北美洲。他不晕船,喜欢航海度假。

  日本帝国主义已成强弩之末,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抗日战争一旦胜利,浙西恰恰是国民党抢夺京沪杭的前进基地,哪能容得下新四军在这里立足生根?

  在财政部长卸任的当年夏天,丘吉尔如释重负,一下子甩掉令人厌倦和困恼的事务,同弟弟、儿子和侄儿并带着厨师和侍从,横跨大西洋作长途旅行。8月,海轮在魁北克登陆后,他们戴着宽边高筒遮阳帽去钓鱼远足,然后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提供的专列,自东到西作横跨加拿大的奢华旅行。这趟专列备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四个盥洗室以及厨房,后部还带有一个观赏平台。丘吉尔在沿途几个大城市短暂停留,发表演讲,并去风光优美的地方观光。车过落基山脉,他们下车在湖边游览数日,丘吉尔还画了一些写生画。9月初到达美国西海岸,曾任美国军工局长、与丘吉尔任军需大臣时结为好友的金融家巴鲁克,说服报业巨子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接待丘吉尔一行。在他家住了四天后,丘吉尔去好莱坞会见电影明星,与查理·卓别林交上朋友,并动员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由他来写电影剧本。他们还去海边冒险捕箭鱼,将一条188磅重的箭鱼拖上岸来。

  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日胜利果实,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集中必胜兵力,统一指挥,迅速剿办”,“断其后路,一鼓歼灭”,企图一举歼灭挺进天目山的新四军。

  随后又乘坐巴鲁克安排的专列,从洛杉矶驶向东海岸。他们游览了大峡谷,参观了芝加哥的牲畜围栏,凭吊了南北战争中的哥底斯堡战场。在华盛顿拜访了胡佛总统,会见了一些国会议员。最后到达终点站纽约,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由繁荣顶点突然转向大萧条。他向伦敦《每日电讯报》发回一篇通讯,最先报道了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一位男子从15层楼纵身下跳,一下子就跌得粉身碎骨,引起街上好长一阵骚动”。这时正值美国禁酒,丘吉尔随身带去不少威士忌和白兰地,可是他在沿途演说时还约定,每次演讲前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这是一次自由自在的休息兼参观式的长时间旅游,直到11月才回到英国。

  第一次、第二次进攻失败后,顾祝同、上官云相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这次不惜血本,下了最大的赌注。

  1931年12月,他又来到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万英镑。这次由妻儿陪同前来,到达纽约不久的13日这一天,他在住地饭店用罢晚餐,应巴鲁克之约去他家晤谈。当他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靠左行驶,在他只顾向左看的一瞬间,他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旋即失去了知觉。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柏油路上,腿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前额和鼻子也被擦破,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上官云相亲自出马任总指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败将陶广任前敌总指挥,调集主力十四个师,兵分三路企图包围和夹击新四军。

  他对这次意外的车祸非常镇静达观,后来他写道:“没有空闲,也没有力气顾影自怜,连考虑懊悔或害怕的余地都没有……大自然仁慈宽厚,不想让她的孩子,人或兽,越出她的怀抱。”

  左路兵团是五十二师、一四六师和三十三旅;右路兵团是英国装备的国际突击第一、第二纵队和七十九师:中路兵团是二十八军、忠义救国军。总兵力达六万多人。

  他向警察承认了自己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关照不要怪罪那个美籍意大利司机,并同送他住院向他道歉的司机合影。

  国民党军接受了历次惨败的教训,不敢分兵,不敢突出,不敢长驱直入,采取步步为营,齐头缓进的战术,使新四军无法分割包围,企图用优势兵力,迫新四军决战。

  丘吉尔这次不幸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新闻记者前来病房采访,丘吉尔的保镖不得不把他们从拥挤、嘈杂不堪的病房推了出去。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和肇事司机的合影。

  敌顽第三次进攻已迫在眉睫。

  4. 战云起兮,严密观测勤报警

  6 月。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地打击着战败后连年赔款的德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600多万工人失业,农民纷纷出卖土地,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恐惧,把政权交给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专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纳粹党。

  吴家道军区司令部。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复仇主义,走上了疯狂地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大战前,粟裕的日常生活和平时一样,仍住在白水湾吴家道军区司令部。

  战云在欧洲上空密布,越来越浓,覆盖面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硬性政务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地监测着战争风云的变幻,他从那伏案著述的书斋里,从下院的讲坛上,从和友人的聚会中,频频地发出预报、警告、呼吁,提出各种对策性建议。

  他处理完来往公文之后,还是稳步走下地主庄院的阶梯,拿着农具到离铁板百叶窗不远的地里劳动,还是经常同老农民聊天。

  1932年夏天,他到马尔巴罗当年的作战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就已“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

  每天他仍和往常一样喜欢看地图,所不同的是近来他看地图时间更长,神情更专注了。他常常仰起那凸出的前额,伸出手掌,丈量着几乎覆盖了整个墙壁的军事地图。那双深陷的双眼,闪着深邃锐利的目光。他站在地图前,静静沉思,良久不语。

  1933年初,希特勒出任总理,年底德国人就不再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希特勒当上了国家元首,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

  地图所展示的地域,正是南宋、太平天国鏖战失败的古战场。天目山区临近红军抗日选遣队(红十军团)遭受袭击和方志敏同志蒙难的皖浙赣边区,也毗邻项英、叶挺同志被暗算的皖南军部。

  在禁止共产党、残酷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解散工会,使国会形同虚设的同时,希特勒政府勒紧老百姓的裤带,疯狂地扩军备战。1935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把陆军从10万人的限额扩展到60万人。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不设防区。1937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同盟。

  这些历史的教训,都提醒着粟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可是,英国上上下下却弥漫在一片和平主义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英国300万名精壮劳力和巨额资金,使它的经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处于长期停滞、衰退的状态,将它从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拉了下来。英国政府被战争吓怕了,对狼子野心已经毕露的德国法西斯,一味地采取姑息、纵容、屈从、讨好的方针。不少英国人也错误地接受了战争的教训,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声称“本团体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世界进步人士深深地感到英国已经日落西山、萎靡不振了。

  他经过反复的思索,最终确定这次作战的原则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敌一路。”

  丘吉尔明白,处在这样的时空环境里,他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微弱的。要使居危知危变成普遍的意识、雄强的声音,必须搜集情报,用雄辩的事实和数字来说话,必须聚集力量,以集体的看法和意志来显示力量。

  5 月28 日,三路顽军分别进占新登以北一线,向孝丰以西新四军阵地进逼,与日伪形成合击之势。

  他把恰特韦尔庄园办成了一个“小外交部”。这里的常客有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林德曼,他学识渊博,对飞机、潜艇、雷达、声纳、空投水雷系统(水雷随气球或降落伞漂浮)等方面军事科技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具有把复杂的专科术语解释得令丘吉尔听起来清楚易懂的非凡能力。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好友莫顿少校,此时在工业情报中心任职,他向丘吉尔提供了德国重振军备的机密的系列数据和事例。外交部高级官员威格拉姆告诉丘吉尔德国飞机生产数据和各国对外政策方面的秘密动向。英国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重要将领纷纷向丘吉尔反映本军兵种的困难、窘境和需要,力图获得他的支持。丘吉尔还同法国的一些部长和流亡英国的德国政治家保持良好的联系。英国驻巴黎和柏林的记者,也是丘吉尔的重要情报来源。

  29 日,粟裕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乱其进攻部署,确保浙西、浙东的联系,改变日伪顽夹击的态势,争取时间,使分散的主力迅速集中。当夜,第一、七、十支队向顽军第七十九师展开反击。经三日激战,6 月2 日占领新登,歼灭顽军二千二百人。

  丘吉尔对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了如指掌,他耳边时时鸣响着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为火车失事而写的诗句,觉得它是对眼前局势的生动写照:

  新四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伤亡九百余人。此后,双方形成相持态势。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下一步该怎么打呢?

  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在谈到伦敦容易受到日益强大的德国空军袭击时说:“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粟裕坚定地说:顽军发动这次大规模进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和作了极周密部署的,这仗非打不可。不打这一仗就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的主动权。

  丘吉尔在二战前几年中发表的这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出版,在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指导他23岁的儿子、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写作毕业论文,也选择丘吉尔的论题展开论述,出版了《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

  问题是何时、何地、怎样打才有利呢!

  丘吉尔认为,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抓空军。英国是一个岛国,过去海洋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强大的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然而,20多年前发明的空战方法已经大大地改进了,在数量和战斗力方面正在穷追猛赶英国空军的德国空军,构成了对英国的严重威胁。1934年夏,丘吉尔全家出发去地中海度假之前,还抓紧时间邀请林德曼教授一起,趁鲍尔温正在度假之际,不顾他的不愿受打扰,赶到他的度假地,同他就防空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1月,丘吉尔又晋见国王,陈说一年之后德国空军将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到 1937年就几乎会比英国强一倍。1935年6月,麦克唐纳退休,鲍尔温继任联合政府首相。7月,政府接受丘吉尔意见,成立秘密的防空研究委员会,丘吉尔为委员,拥有批评国防政策的权利。政府又接受丘吉尔提议,让林德曼教授参加其中的技术委员会。当时很多人没有料到,年过花甲的丘吉尔,以担任这个地位不高的委员会的委员为转机,揭开了东山再起的序幕,在英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进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他在琢磨孙子的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1936年,内阁决定新设国防协调部,需要任命一位协调三军的大臣,虽然丘吉尔是惟一具有陆、海、空军大臣资历的最佳人选,但是好运尚未降临到他头上。他邀约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去同鲍尔温商谈,反映德国空军第一线实力已达1236架飞机的最新情报,指出英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险,提出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鲍尔温听了置若罔闻。

  他知道,打仗最讲辩证法。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换打法。

  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说:英国400年来这一政策的基石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而当前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的德国,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如果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在希特勒发迹的过程中,丘吉尔曾称赞过他“把德国恢复为欧洲强国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他的“爱国热忱”,但在看清他的灭亡英国的野心后,就把他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恨之入骨。

  现在整个情况变了,顽军的力量、部署变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如与顽军掖着,拼消耗,则正中顽军下怀。

  1937年5月28日,古稀之年的鲍尔温退休,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继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张伯伦随身携带雨伞,口上不离“和平”。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是个鼠目寸光、骨软如泥的政客,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妄图把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对国内防务不作积极准备,结果养痈遗患,使英国在战争初期蒙受惨重损失。

  我们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

  丘吉尔主张成立法、英、苏联盟来制止纳粹的进犯,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两人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斗争。

  撤!暂时放弃天目山。

  张伯伦上台之初,陆军大臣曾敦促他邀请丘吉尔入阁,他说:“如果我让他进入内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甚至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为了诱敌,新四军不仅撤退时要让出赖以联系南北、连结浙东浙西的许多城镇和土地,而且要故意在敌人面前显露“败象”。

  而张伯伦自己恰恰是一个喜欢专权的人。他把大臣只当作临时性的助手来使用,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过多的控制。张伯伦主张在外交上减少潜在的敌人,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而丘吉尔的好友、外交大臣艾登却认为他无法阻止德意日的联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必须尽力争取更多的友邦。艾登的意见在内阁中没有得到多数支持,他愤而辞职。丘吉尔为他的辞职演说“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此后,当议会就重要问题进行表决时,丘吉尔和追随他的20多位议员不再投政府的票,而是弃权。

  部队向孝丰以北匆匆撤退。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处于纳粹领土三面包围之中。它西北部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指使他们的头目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自治”。5月,希特勒声称支持“苏台德自治”,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军队,局势紧张起来。

  那正是梅雨季节,阴雨连绵。大路山径上满是杂沓的脚印,一路上到处是丢弃的彼军帽、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负有盛名的方司令(即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牺牲后,许多人抬着大红棺材,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从前线山头撤下来的战士,子弹袋是空的,米袋也是空的;后勤人员在街上到处寻购粮食。

  8月31日,丘吉尔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写信,主张英国联合法国和苏联,集体向德国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不以和平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张伯伦又一次拒绝了这一主张,并且还说服法国放弃根据条约承担的援捷义务,牺牲捷克斯洛伐克。

  这种种迹象使顽军产生了错觉,认为新四军已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作出了新四军正“向北溃逃”的错误判断。

  为实现既定计划,张伯伦9月13日晚急电希特勒,愿意前往屈尊求见。

  粟裕决定,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他命令第三支队在天目山正面利用地形和工事机动抗击,掩护主力集结和辎重撤退;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纷纷向宣长路北转移,并公开向群众告别。

  9月15日,这个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69岁老人,不顾丘吉尔等人的劝阻,经长途飞行到达慕尼黑,旋即换乘火车去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的休养地伯希特斯加登朝见希特勒。这回希特勒已不只是支持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自治,而是要把它并入德国,并以愿为此承担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来恫吓张伯伦。张伯伦对战争怕得要命,膝盖发软,回来后就说服法国达拉第政府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就范。

  顽军特务、谍报人员将所见所闻不断上报,并夸大其词,那些比较持重的顽军头目也确认“新四军已向北逃窜”。

  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姑息养奸发展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9月20日,他去巴黎访问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好友保尔·雷诺和乔治·芒代尔,两人忧心如焚,打算辞职,丘吉尔劝他们留在政府中斗争。9月21日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6 月2 日夜,第十一支队自宫春江东渡后,粟裕命令其负责掩护主力脱离战场。十一支队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样子进行运动防御,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他们且战且退与顽军不即不离,到达孝丰后转入正面阵地防御。第十二支队在完成紧急抢运伤员后,直接进入莫干山区敌后,既为今后主力转入敌后作准备,又成为下一步作战时向顽军侧后实施迂回的机动力量。其他各支队全部在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结。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 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6 月9 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主力兵团肃清东西天目山新四军,然后构筑碉堡固守。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迸剿”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由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务必夺取孝丰,歼灭新四军主力;并续调突击总队第二队和第一四六师前来参战。

  9月22日,张伯伦再次去德国,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他带去了已由捷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满以为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哪知希特勒得寸进尺,又提出德军立即占领苏台德区的要求,并且必须至迟在28日完全实现。张伯伦无可奈何,回国召开内阁会议,执意要大臣们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但这回海军大臣坚决反对,外交大臣提出异议。法国政府也拒绝戈德斯堡备忘录。26日,丘吉尔拜会张伯伦,敦促英法苏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德国的要求。28日下午,张伯伦向下院通报情况,演讲中途收到一张便笺,突然整个脸色和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原来希特勒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且决定立刻召开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

  李觉奉今后立即调整部署:左“进剿”兵团以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为指挥官,辖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右“进剿”兵团为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队、突击第二队(欠二个营),以突击总队副司令胡琪三为指挥官。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在慕尼黑开会。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有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危险,便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一次午餐会,邀请各反对党领导人和著名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到会,劝说他们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到会者尽管所见相同,但因心怀个人打算而顾虑重重,不愿签名,一个与会者回忆说,“当我们分手时,丘吉尔眼里噙满了泪水”。

  中间兵分两路,扼守东西天目山各隘口,并策应左右各兵团作战。部署的部队是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指挥的第一九二师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团,以及忠救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三个团和新编第一团;场口及新登附近由挺进第三纵队和浙保第四纵队担任守备。限所属各部于15 日前完成各项准备, 18 日前进占各出击要点,19 日开始全面进攻。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蛮横地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拒之门外,签订了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协定,然后把它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法西斯德国进一步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这次进攻,动用兵力共计十五个师(纵队、旅、突击队),四十五个团(支队、突击营),七万五千人,用于第一线和先后参战的有十个师,三十四个团,五万七千余人。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讨论了攻打大不列颠岛的前景,意大利准备派陆军和空军参战。

  敌人的大军压境直指孝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顽军妄图一举攻占孝丰,围歼新四军。即使围歼不成,至少也要赶新四军退回苏南,或借刀杀人,逼新四军退入杭嘉湖,假日伪之手将新四军消灭。

  奴颜婢膝、恬不知耻的张伯伦,洋洋自得地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英国,大肆吹嘘他使“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某些目光短浅的英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为没有因一个东欧国家之事而卷入可怕的战争而庆幸。

  在撤退中,连日来一批批部队和机关、后勤,日以继夜在孝丰附近粟裕指挥所的小屋前经过,尽管艰苦疲劳,忍饥挨饿,但大家精神饱满,紧张有序。有时粟裕到门口看看,过往的指战员也不时向门里望望,不管是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互投亲切信任的目光,互相都心领神会,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新的胜利。

  下院就慕尼黑协定进行辩论,海军大臣达夫·库珀强烈谴责张伯伦,并且挂冠而去。丘吉尔对张伯伦三次德国之行作出了出色的总结:

  在顽军各部向前推进的同时,新四军隐蔽集中在孝丰西北地区的主力,已休整多日,正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粟裕将主力集结于此,既便于向合击圈内外运动,又便于机动对付东西两路顽军。留在孝丰城担任守备的第十一支队和独立第二团已控制了孝

  独裁者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1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2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在许下未来亲善的诺言声中,和你达成协议,先收下1英镑17先令6便士,余下的钱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丰外围的各制高点,并构筑了必要的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对孝丰城的进攻。

  他最后严肃地警告和提出希望:

  怎样打法?先打哪个?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以后这种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除非我们竭尽全力,振作精神,加强战斗力,重新奋起,像往昔一样为自由而战。

本文由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发布于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淡褐的勿忘笔者花,Churchill传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