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人生,王洪文传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4)

  1. 艾森豪威尔热潮

现代化,诚然不错。但是跟着来的,就是现代病。且如同精神官能症一样,出现各种强迫性的症状,彼此影响,一下子会不对了,是谓之"现代症候群"!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1945年11月至1947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驰名将军的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则是白宫。

  风水书上说"屋后不能接水,所以别买后院有游泳池的房子……。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突出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探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那样受欢迎的人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艾森豪威尔将军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而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持何种立场。

     风水症候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对国内政治、对财政赤字、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沉默,这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对于他自己的观点,他执着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艾森豪威尔遵守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两党对外政策的一致态度成为准则时,那种立场并不表示他对某一党派的偏爱。他的确喜欢诚恳地表示,他相信为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普通平常的价值观念,“我极度信奉美国式的民主”,艾森豪威尔说。

  不知是否因为华人的热钱都流回了台湾,纽约的房地产市场,近一年来突然变得冷清,其实冷清并不表示人们都不买房子,只是像在摊子上挑水果,僧多粥少的时候,能抢到就不错;碰到供过于求,便要挑三捡四。所以房地产市场固然不兴旺,倒还挺热闹的,总听朋友说正四处为房事奔忙,趁价钱低快点买,只是看了几十栋的人沙,却难得听说哪位成交了。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竞选的话,他会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有位房地产界的朋友对我说:"现在卖房子难,卖房子给中国人尤其难。看几十栋之后,总算找到合意的,价钱也谈妥了,工程师更检查过房子结构了。最后签约时,却要附加一条:如果风水师说不成,还是可以解除这项买卖!"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认为,这股热潮将趋于自生自灭。他对朋友说,“我宁愿死上一千次,也不愿让最多疑的国会议员以为我想参政。”

  起初我不信,直到近日春暖花开,四出活动,跟朋友接触多了,才发现炎黄子孙毕竟不同,中华文化的影响也确实深远。许多来美数十年的同胞,吃洋食、说美语、孩子个个ABC,半句中文不通,老夫妇们可能早把中文报改成New York Times,却唯有一样仍是道道地地的中国--看风水。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艾森豪威尔对其处境颇感棘手。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以及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等等,这些与他格格不入。然而,整个国家,从一些杰出的企业家及政治家,到千千万万名退伍军人,以及其他许多平民百姓,都执着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就要从军队退休了。

  我的家庭医生,最近新置百万美元宅邸,却在我一进门,刚赞美他的房子宏伟时,就叹说:"实际我看上的是对门那栋,价钱一样,可是没有买。"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到1947年10月,艾森豪威尔就年满57岁了,这是一个与五角大楼说再见的年龄。既然已拒绝了政治生涯,那么退休后他将干什么?到哪里去?一生中第一次,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问题。

  "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向他提供的机会确实不可胜数。大公司要让他当总裁或董事长,并提供数目极为可观的薪金,然而艾森豪威尔愤然指出,“我决不愿意担任可能被指责为‘出卖名声’来为大公司作宣传的任何职务。”

  医师笑答:"不是!只因为那屋子后面多了一个游泳池,风水书上说,屋后不能有水,否则好比背水一战,是很危险的!"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46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说,当时的听众包括汤姆·华生。华生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正在物色校长人选。

  事隔不久,我孩子中文老师隔壁的房子要卖,托我找个地产拍客,没想到那掮客一看房子就说,卖是能卖,只怕不好卖给中国人,因为房子前面有一块空场!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演说过后,华生问艾森豪威尔:“将军,请问您是否愿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这一职位?”

  我说:"那不正合于风水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前朱雀吗?"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艾森豪威尔从未想到当校长的职务,因而明显地吃了一惊,回答道:

  你错了!这个空场太大,又有草丛,中国买主最忌,因为怕藏盗匪流民!"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哥伦比亚大学找艾森豪威尔是找错了人——你们应当去找密尔顿之类的人,因为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教育家。”

  又过了数日,一位朋友说他的父母移民美国,原本看上一户公寓,坐北朝南,阳光充足,价钱也公道,正要付订,老父却突然发现大楼的正门面对着一条直通的大马路,谓之一箭穿心,坚持放弃,所以又不得不四处觅屋。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

  “不,”华生坚定地回答道,“哥伦比亚需要将军阁下。”

  我说:"旧时候,因为驾马车、牛车,或拉人力车,不易煞脚,碰到直直的路,迎面有个房子,转弯不及,容易撞进去造成死伤。而今前面的横路既宽,加上红绿灯,且用现代交通工具,照明又佳,何虑之有呢?况且就算拖进来,你住在十楼,难道车子会一直开上去,往卧室里钻不成?照这么说,皇宫是最不能住了,哪个皇官不面对直直的大马路?北平紫禁城如此,连台北的总统府也一样,而且是信义路、仁爱路双箭合一呢?"

  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艾森豪威尔不由得笑了。他和蔼地说:“华生先生,我要差不多两年后才能脱离军队,现在我无法考虑你的建议。”

  "那是总统府跟皇宫啊!"朋友仿佛觉得冒了大不韪地说:"皇帝、总统、衙门、警察局,这些气旺的地方,当然可以面对直马路!至于我们这种气弱的小民,连大门对着别人家的门都不行,要挂镜子,挡煞气!"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2. 大学校长

  "挡煞气?"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

  艾森豪威尔旋即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但华生没有。13个月后,华生再度拜访艾森豪威尔,重新提出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事情,并逼着他表态。

  "对!把煞气照到对面人家去!"

  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艾森豪威尔虽然曾经作出如此多的重大决定,但他惊讶地发现,要作这一次决定却十分困难。“这几乎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得不作出与我本身直接有关的决定,”艾森豪威尔苦笑着对朋友说,“我得与自己的全部本能作斗争才能得出结论。”

  隔日我把这位朋友敦亲睦邻的方法说给另一位朋友听,未料也击掌而叹:"对极了!而且你要知道,不但门外要讲究,土地不能不方正,门里也不可马虎。买Co1onial殖民式的房子尤其要小心,因为那种廓常是一进门就对着楼梯,犯冲,断断不能买。至于一开门就对着壁炉的也不成,火太旺,必须在火炉上挂盆向下垂的植物。屋子里更要讲求'形',绝不能住那成'刀形'的房间,更不能睡在梁下面……"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1947年,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艾森豪威尔给哥伦比亚大学回信说,他同意接受校长的职位。虽然他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及称号,但是,周围的人,首先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所获得的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军事所作贡献的尊敬。

  "可是就算是个长方形的房间,看来也是刀片形啊!"我说:"还有,现在的房子都在梁下钉了天花板,怎么知道何处有梁呢?"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1947年6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当他迈入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门坎的同时,他也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

  "爬到阁楼上面去看,再不然用捶子慢慢敲天花板,听声音就知道哪里有梁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几乎立即从这次聘任中得到好处。

  "照您这么说,买房子真难,美国房子横梁特多、房子的形又总不正,而且进门常对着楼梯!"我说:"可是似乎白宫也是大门对楼梯哟!"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1947年橄榄球赛季节结束后不久,耶鲁大学来挖哥伦比亚大学的墙角——耶鲁大学聘请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教练卢·利特尔为该校首席教练,而利特尔表示愿意接受。

  "我不是早说过吗?人家气旺,祖坟葬得风水好!咱们是不能比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这下子哥伦比亚大学慌了神。利特尔是当时最成功的、最受人尊重和欢迎的教练,他领导的哥伦比亚队,在当年橄榄球比赛中以21比20击败陆军队,破了陆军32局不败的记录。因而可以说,若离开利特尔的话,无疑是对哥伦比亚队的一个致命打击。

  "照这么说,你我当不了高官,甚至发不了大财,都是祖坟风水的问题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

  哥伦比亚的校友们一致认为,只有艾森豪威尔才能为学校挽留利特尔。艾森豪威尔笑着摇摇头:“我有这么大的能耐?”

  "对呀!错不在我们,是先人的阴宅墓穴不够好!否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你不要当官,人家自然会推你出来。所谓三代之先,便知荣发,为了我们的曾孙能进长春藤盟校,你我现在就该看风水、选龙穴!"

  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不过,他还是决心试一试。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笑吟吟地对利特尔说:

  当天晚上,我就对儿子说:"拿梯子来,爬上Attic天花板,看看大家的床头,有没有对着梁!"又转身对老婆说:"咱们是不是趁房价低,出去多看几栋房子,因为懂风水的朋友说,屋子要后高前低,最好后面有山,而且左右环抱,这样碰上盗匪来攻,比较易守,而且守不住,还能往山里逃,这可是先人们经过无数灾难、战祸之后发展出的风水水之说,千万不能马虎!"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利特尔先生,我们以前见过面。”

  ※※※※※※※※※※※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是吗?”利特尔大吃一惊,“我……有点记不得了。”

  后记:这虽然只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我希望提出的是,只有历经苦难的民族,才能发展出这种苦难的风水,因为人们对于环境缺乏安全感,甚至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人们不确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突来的成功,更不认为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所以,他们把许多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推给了神秘的风水、命运!更莫明其妙地将十七、八世纪的风观念,带到二十世纪的现代。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

  “你是不是当过乔治顿队的教练?”艾森豪威尔问道。

  请不要小看风水症候,它的影响深远、反映深入!

  扯起反叛的旗帜。

  “不错!”利特尔仍一脸迷惑。

  有青春、有美貌、有财产、有美国籍,但是不嫁。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这不就对了!”艾森豪威尔击手说,“我当时任米德堡队的教练,那个时候,你还赢了我一分呢!”艾森豪威尔津津有味地讲起了那场比赛的详细情况和精彩场面。

     留学主失婚症候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利特尔恍然大悟,不由得有些脸红:“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场比赛!”

  在我纽约的绘画班里,有三个未婚的女生,一位学电脑,一个学旅馆经营,一个学会计,她们都是华裔美籍,有很好的家世和不错的收入,其中一位最近曾并买了一栋独门独院的大房子。论才艺,当然更是不差,不但中、英文俱佳,而且画得一手好画。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后,艾森豪威尔言归正传。

  问题是,她们都三十出头,居然连恋爱的消息也没有。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卢”,他话锋转向耶鲁的聘请一事,“你不能到耶鲁去。你是我来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之一。”

  读者或许要猜:想必她们都很丑!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利特尔眼圈一红,他顿时明白了将军的一番苦心。

  那么让我告诉您:她们不但不丑,而且很漂亮,其中两位甚至称得上美女。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当利特尔回到华盛顿的旅馆卧室后,他挂电话给在纽约的妻子说,

  每年我暑假归国之前,其中一位女生,都要对我说:"刘老师,您可要为我留意呀!帮我找个老公回来,差不多就成了,我不挑的!"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别收拾行装了,我们不走了!”

  可是每一年,我都空手而回,甚至没有为她打听,因为我知道,就算找到也不成了,否则在美国那么多人追,她们为什么仍然小姑独处呢?她们对在眼前的男孩子,尚且如此自我保护,谨慎得像是穿了铠甲,又怎可能信得过我从国内带回去的男朋友?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后来,当利特尔在谈到艾森豪威尔时说,“只见一次面,他就把我紧紧吸引住了。他没有增加薪水,却能够使我留下来。他有着那种使你感到自己受人赏识、受人重视的难得的天赋,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鼓舞。”

  "只怕他图我是公民,想藉我拿个永久居留吧!"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就任校长之后,艾森豪威尔下决心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一辆全新的克莱斯勒房车。汽车商把车子开来,玛咪表示满意后,艾森豪威尔签了支票,付清了全部货款——他不喜欢分期付款。然后,他挽着玛咪,指着这辆轿车说:

  "只怕他国内早有要好的女朋友,甚至已经订了婚呢!"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亲爱的,这是我从阿比伦搭上火车,工作了37年的全部积蓄。我们已经不名一文了。”

  "国内不是流行一句话--讨个好老婆,少奋斗二十年吗?"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话虽这样说,艾森豪威尔的财源却很广阔。除了领取陆军薪水、哥伦比亚大学支付的薪金等固定收入外,他还设法腾出时间,来撰写回忆录。

  "我是不是应该在未婚之前,先办夫妻财产分开?"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1948年,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本回忆录《欧洲十字军》首版问世。这本书得到评论界几乎一致的赞扬,人们称赞作者的谦逊、坦率、公正、机智和全面的美德。这本书被称为美国最佳的战争回忆录。

  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事。我甚至亲眼看见: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这部书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使作者赚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森豪威尔不是专业文学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高达476250美元。到1966年底,《欧洲十字军》一书在美国的销售量已达170万册,并被译成22种文字。可以说,这是与这位人物和他对国家的贡献非常相称的一本书。

  有一个在台湾念完专科,又去美国留学的女孩子,再由大学部读起,并在班上认识了一位香港侨生,两人交往几个月,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们在毕业之后就要论及婚嫁,岂知有一天女孩子提到由于没有绿卡,找工作困难之后,男孩子先是一怔,当天晚上就避而不见了。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1948年6月,艾森豪威尔一家搬进哥伦比亚晨边山庄大道上的校长住宅。他们不喜欢这所装修过于豪华的宅第,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口味。大学的董事会把楼上两层改成现代化的公寓。艾森豪威尔在看了托马斯·斯蒂芬所画的玛咪肖像后,颇有感触,在丘吉尔的怂恿下,有了新的爱好——画油画。

  "因为我念大学部,那男生以为我是美国高中毕业,早有了绿卡,等到真相大白,当然会离开!"女孩子居然一点也不伤心:"他根本就是要找绿卡谈恋爱嘛!不过也好!我原来也以为他有绿卡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艾森豪威尔一般在僻静的楼顶小室中画画。他通常画人像,但每画三幅便要毁掉两幅。他苦笑着承认道,“我的手比较适合于拿斧头,而不是小小的画笔。”

  听了这个故事,使我恍然大悟,原本以为,没绿长的与有绿卡的人结婚,是天作之合。如今才发现,许多这样的搭配,反而因为对对方的不信任,而难有结局。因此,有绿卡的人,往往结婚的对象,还是有绿卡的,只有如此,才能令他们安心。这也正是我不愿意为那三个美籍华裔女生介绍国内男朋友的原因--没有信心,怎么可能谈恋爱!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尽管如此,这一活动给他的校长生涯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每天都要花上半个小时画油画。

  有时男女双方固然有信任,毛病还可能出在家长身上,我知道这么一件真事: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3. 冷战捍卫者

  有位国内的中学老师,到美国留学,并嫁给了一位小时候认识,早年移民美国的男朋友。婚后男方家长坚持不为女方申请居留,就是要考验她是不是真爱自己的儿子。而那女孩子在长久的不被信任和委曲之后,居然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使得男方家长得意地说: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职务并不长,很快,他又重新穿上了军装。就在他任校长期间,他也常常作为高级军事顾问参与处理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正当艾森豪威尔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全球,并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1949年4月,在美国庇护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根据参加国首脑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佳人选。

  "看汉!根本就是为了绿卡!"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1950年12月18日,艾森豪威尔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温暖的普尔曼式卧车里,前往远方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职工通知艾森豪威尔:

  除此之外,最近我那十七岁的儿子,也给我一番启发: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将军,有您的电话,杜鲁门总统打来的。”

  有一次我问他:"要不要我在国内为你注意一下,未来可以交往的对象?免得将来讨个洋妞?"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无疑,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在电话中,杜鲁门把各国首脑的这一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

  他居然回答:"我宁愿找个在这里长大的中国女孩,至少我不必花时间教她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夫妻要一起面对挑战,慢一步都不成的!"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命令有些反感,因为他不得不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轨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当然,对于北约,艾森豪威尔还是支持的。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

  "此外。对台湾留美女学生造成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陆留学生的大批进入美国。曾有一位台湾男留学生对我说: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1951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辞掉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巴黎,领导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部队。从此,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

  "台湾留美的女生,自以为能考过托福,又有钱自费留学是多了不起,我宁愿找个吃苦耐劳的大陆女生!"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北约的缔造者们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以使这一“冷战”的畸形产儿仪表堂堂。而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具有侵略性质的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

  至于台湾的女留学生,也妙!居然有人讲: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像北约的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苏联威胁”。“苏联威胁”已被利用,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如果要玩,最好别打国内来的男生,因为你只要跟他约会两次,半个留学生圈就都知道了,没多久满城风雨,只怕以后要嫁都难!"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艾森豪威尔真的相信存在苏联向美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威胁吗?据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信件透露,他不相信存在着苏联对美国有军事威胁的危险。那么,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还对西方世界集体防务原则热心支持呢?原因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积极参加建立这个军事侵略集团的武装部队,艾森豪威尔可以令人信服地显示他同西方集团的完全一致。

  各位读者,您能怪我不为自己的学生介绍对象吗?只因事情太复杂了啊!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也要提出一个观念: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1951年8月,一名美国普通军人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如今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前途,士兵们的情绪极其忧郁。可以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不外乎两种: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

  不论在哪里,恋爱的基本条件,是互信与平等,堂堂中国青年,教育素质绝不比美国人差;台币今天的力量,更有凌驾美金之势。连股票市场的交易量,都超越了纽约和东京。所以不要存着留学找对象的想法。回过头来,有多少本国男女菁英在等着你!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在信的结尾,寄信人代表军人诘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把美国留学的经验、受挫的愤懑,加上国内的经济成就,和你另一半的冲力,才是最佳的结合啊!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充满辣味的”

  艾森豪威尔马上给寄信人写了回信。这位北约的最高司令官搬用“冷战”理论,在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

  至于我那三位美丽的学生?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然而,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到这些“道理”并不能令人信服。在信末,他不打自招地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引起你们强烈不满的那些问题的满意答复。”

  我曾建议她们先解除自己的铠甲,再在广大的美国寻找,而不必占据"台湾名额"!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艾森豪威尔应聘就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美国的政客们相信,“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一职务,能够为他们的靠山轻而易举地开辟一条通向白宫之路。

  如果有一天全国人民,都将铁窗拆下,小偷就突然增多?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

  4. 白宫第一步

  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商店,都改为小小的招牌,生意就会一落千丈?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艾森豪威尔穿上军装后,“艾森豪威尔热”重又升温,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又死灰复燃起来。

     给我们一片乐土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堪萨斯城的出版人罗维尔特肯定地说:“我在30年前就知道,艾克是堪萨斯优秀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斯巴克曼则在亚拉巴马宣称,他将争取让艾森豪威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曾在海外读过这么一则国内的新闻: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寄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桌前,这些信大都是恳请他出来当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每天都有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问他,“难道你不想当总统吗?”

  "一户拥有两层楼的人家,楼下遭了小偷,主人便将下面的窗子全装设铁栅,但是才装好没多久,小偷竟然攀着楼下的铁栅,上了二楼,又偷去不少财物。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艾森豪威尔像一个爱挑剔的等待出嫁的姑娘一样,有不少倾心人求婚,却不急于给予最后答复。他总是强硬地说:“不管用什么措词、条件,我都拒绝接受提名。”

  无奈的屋主,只好把楼上也设了铁栅窗。岂知不久之后,半夜屋中失火,一家人因为铁栅的阻挡,未能及时逃出,全葬身在火窟。"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在艾森豪威尔的公开谈话、私人日记以及信件中,他都否认他有政治野心。在他的图书馆所收集的大量文件中,没有一处暗示过他企图谋求这一职位,或者他在秘密地这样做。

  看完这则新闻,我立即有个感触"是谁害死这一家人?是小偷?是屋主自己?抑或这个社会?"

  “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不过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最确切地说明,他对待总统候选人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多次出席公共场合,与有钱有势的人来往,并开始对政治事件进行不愠不火的评论。

  ※※※※※※※※※※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

  慢慢地,艾森豪威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去年,我那八十岁的老母归国,虽然旅美近十年,对于国内的气候、食物,居然都还能适应,只有一点不对劲,就是咳嗽加重,甚至后来引起了肺炎。

  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尽管他未流露过他想当总统的野心,但他指出,如果他是在响应人民的呼声,他是取代塔夫脱或杜鲁门的惟一选择,他愿意效劳。而且,他总是服从命令,如果美国人民“命令”他当他们的领袖,他会接受他们的委任。

  众亲友痛定思痛,检讨之后的结论,是老太太讲话太多,又太大声,而当我建议她老人家声量放小一点时,她居然回答: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他说他决不愿意去拉选票,除非有绝大多数的人要求,除非他确信竞选总统是他的职责,否则他决不会同意当一名候选人。整个1949年及1950年,艾森豪威尔一再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或将来都不愿意进入政界”,不过,他总是加上“除非”这样的词。于是,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这几个“除非”的的确确地发生了。

  "亲戚们老带我出去吃忽,席间那有不讲话的道理,而说话总要对方听得到才行,地方吵,只好使劲地喊!"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杜鲁门总统两次派遣原驻苏联大使戴维斯去见艾森豪威尔。这位外交官肩负着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说服艾森豪威尔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民主党的候选人,他将在未来的选举中全力支持艾森豪威尔。

  听完她老人家的话,我也有个感触:是谁害她咳嗽加重?是亲戚?是她自己?抑或这个社会?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以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建议,因为我好像是共和党人的成分比民主党人的成分多。”

  ※※※※※※※※※※※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一石激起千层浪。僵局终于打开,艾森豪威尔终于第一次相当肯定地暗示,他打算竞选总统。

  今年归国,在台北某处,看到两个有趣的画面: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1951年10月25日,《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该社论推荐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该社论写道:

  一个窄窄的楼梯门,对街而开,想必楼上有不少公司、行号,或特殊的营业,为了招揽顾客,纷纷将五光十色的招牌,挂在楼梯口的上方,由骑楼屋顶,一个接着一个,越挂越下来,最后进出其中的人,除了矮个子,人人都得弯腰低头。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自由的人民一生中,人和机会很难相遇。我认为,对共和党来说,机会现在已经垂手可得。……艾森豪威尔有政治家的远见,有外交家的手腕,有行政官员的高超组织才能,有人民代表的人类同情心。从艾森豪威尔的性格、气质、公开信仰,以及严肃的声明来看,他是一名共和党人。”

  至于我住的大楼,楼上楼下不知开了多少商店、餐馆,不但招牌一个比一个"凸出,而且从大门内,摆到门口,最后居然放到了马路的慢车道上。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11月4日,共和党领袖之一、参议员洛奇飞抵巴黎。洛奇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在美国,有很多组织在发动提您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

  见到这两个画面,我也有一番感触: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艾森豪威尔呵呵地笑起来。他对这位老朋友说:“您在政界享有盛名,为什么您自己不参加竞选呢?”

  如果有一天什么人不小心出入楼梯,撞了头,或骑车撞到那厚重的大招牌,进了医院,甚至送了命,该怪谁?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洛奇毫不掩饰地回答道:“因为我不可能当选。您是惟一能被共和党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人,您必须同意在即将到来的预告中利用您的声望。”艾森豪威尔沉吟半晌,轻轻地回答:“我将认真考虑此事。”

  怪招牌?怪他自己不小心,还是怪这个社会?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现在,他的朋友及那些政客们所需要的就是给艾森豪威尔一点“压力”了。1952年2月11日,著名飞行员、金融家弗洛伊德·奥德伦的妻子杰奎琳·科克伦带了一部影片飞往巴黎。

  ※※※※※※※※※※※※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是由艾森豪威尔的朋友们和“拥护艾森豪威尔公民协会”精心导演的,生动地记录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场拳击比赛后,在午夜举行的拥护艾森豪威尔集会的实况。科克伦说,尽管完全得不到这个城市的官员的合作,还是大约有15000人参加了这一集会。

  记得我高中时代,有一大到台北市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我印象非常清楚,片名是"西部开拓史",而我记得更清楚的则是--我居然从头到尾,站着看完电影!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影片中,人们一边齐声高喊,“我们要艾克!我们要艾克!”一边挥动着“我喜欢艾克”的各色标语及艾森豪威尔的巨幅照片。

  不知是否戏院的座位斜度不够,当天又客满,前面的观众有些将书本垫在椅子上坐着,再后面的人蹲着,更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到后来,则半场以上的人全站了起来,不但站到椅子上,甚至两脚站在把手上。

  ……

  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在他们的起居室中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他们俩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而我最能确定的是:绝大多数的人,没能真正欣赏到这部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所幸当天没人从椅于上摔下来受伤,否则该怪谁呢?怪电影院?怪自己?还是怪大家?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影片结束时,艾森豪威尔给科克伦斟上一杯酒。当他们举起酒杯时,科克伦夫人不觉脱口而出:

  ※※※※※※※※※※※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干杯,为总统干杯!”

  从高中的那场电影,到现在,已经足足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间的台湾社会,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一再地引起我感喟。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这是第一个对艾森豪威尔说这句话的人。艾森豪威尔顿了一下,泪水突然从眼中涌出——他激动极了。把酒一饮而尽之后,他开始谈起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

  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在漂亮的大楼,落成的喜庆鞭炮中,便叮叮当当地开始钉铁窗、挂招牌、建违章?

  福州路事件

  科克伦夫人的心中也洋溢着一份无言的感动。她红着眼睛说,“我想得到肯定的答复。假如你不表明你的态度,塔夫脱会得到提名”。

  为什么我们的餐馆中,总是吵吵闹闹地,似乎人人在比中气、练"狮子吼"的功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艾森豪威尔立即说:“你回去告诉克莱,请他到欧洲来谈谈。你可以告诉比尔,我准备参加竞选。”

  难道如果有一天全国人民,都将铁窗拆下,小偷就会突然增多?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翌日,艾森豪威尔口授了许多信件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在信中说,“影片使我第一次深悟,美国人今天要求变革的深切愿望是多么强烈。我无法向你表达,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为迫切期待和希望的象征时,是多么激动。如果任何美国人对这种信任不感到无比骄傲的话,我可以说,他是缺乏人的感情的。”接到他的信的朋友们都既惊奇又兴奋。

  难道改成像世界一流城市街道,只在门厅或橱窗、雨篷上做小小的招示,大家的生意,就会一落千丈?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5天后,艾森豪威尔在伦敦会见克莱、理查森、以及艾伦。他们都是共和党负责筹划和组织竞选的官员。克莱说,候选人对手塔夫脱已经有了450名坚定支持他的代表,还有70名左右倾向于支持他;而艾森豪威尔也大约有450名代表。克莱分析说,因为艾森豪威尔是“一切竞选活动中尚没有被触动的人物”,因而将肯定是一名共和党的取胜者。

  难道西方餐馆中低声交谈的人,会听不到对方说什么?只是上唇碰下唇地演哑剧?抑或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闲适与优雅?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艾森豪威尔开始承担竞选责任,并开始了迈向白宫的第一步。

  问题是,当人人都装了铁窗时,你能不装吗?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5. 紧锣密鼓

  当人人都拉大喉咙时,你能不喊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1952年3月11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艾森豪威尔击败对手塔夫脱和史塔生。他获得了50%的选票,而塔夫脱获得38%,至于史塔生,则仅仅得到7%的选票。

  当人人都招牌比大时,你能只悄俏地挂出一小片吗?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一周后,在明尼苏达州,艾森豪威尔得到108692张选票,而史塔生得到129076张选票——史塔生是明尼苏达人。由于史塔生在私下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艾森豪威尔,因此这些代表可以加到艾森豪威尔的代表总数内。就目前情形看来,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似乎进展顺利。

  如同二十四年前,当人人都站起时,我能不站吗?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然而对刚刚踏上政治舞台的艾森豪威尔来说,开始“竞选”没几天,他已是精疲力竭。人们注意到,艾森豪威尔每每打完高尔夫球,脾气便变得很糟糕。打完一盘的休息时间,艾森豪威尔咆哮着说:“如果一个人真要去企图当什么总统,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笨蛋。他会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时光白白丢掉。”

  进一步想!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现在,艾森豪威尔已完完全全成为一名候选人。他的支持者开始向他铺天盖地地提出许多新建议、新要求,告诉他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些建议往往是冷漠无情的,而且相互矛盾。这使得艾森豪威尔闷闷不乐。

  难道我们就这样"恶性"地"比"下去,留给子子孙孙一个只知争逐,不知约束;只有强权,而乏公理。虽知真理、却无公义的社会吗?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艾森豪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当我还是少年时,我会在早上跑到马圈去观看人们套马,这是一项非常紧张而刺激的娱乐。我总是不停地为马鼓劲,但马总是被套住——不管马怎样拼命地躲闪,怎样喷着鼻息乱踢乱蹦。那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处于马的境地!”

  威廉荷顿曾经演过一部片子,其中有位电视新闻主播发了疯,某日冲动地对观众说: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不管愿意与否,艾森豪威尔不想在战斗中失败——退缩不是他的信条。他说过,“我要干一件事,从一开始我就拼命干,一直干到底。”

  "如果你对住在火柴盒的屋子里,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任外面罪恶繁衍的社会无法忍受,请你现在打开窗子,对外面大声地喊:'我受不了了!|"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他继续武装自己,准备战斗。

  在电影中,满城的人们,都拉开了窗子,发出他们心中的怨气和怒吼。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他私下给他的商业界朋友寄去厚厚的信件,对高税收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表示不满;他经常秘密会见共和党的著名政治家,并听取其建议;他向得克萨斯人保证,在与联邦政府的浅海石油权争执中,他站在得克萨斯人一边;他对医生们保证,他完全反对公费医疗;他要求专家们提供关于金融信贷、农业津贴、公共住房等背景材料;他还不停地与各州的共和党州长们通信,讨论有关总统竞选的机构、日程、演讲、纲领、社会安定、各族关系、预算等问题……

  请问,我们是不是也该有这么一天,约个时间,告诉那些自以为不守法可以占便宜的人: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一切都是美国式的政治。艾森豪威尔懊丧地注意到,在英国,人们“接替”职位,而在美国,人们必须去“竞选”。艾森豪威尔面对的绝对不是通往辉煌宝座的光明坦途,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小路——许多艰难险阻在前方等待着他。这时,塔夫脱等对手已在散布各种希奇古怪的小道消息:

  这社会仍有正义的吼声!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玛咪是一名无可救药的酗酒者。”

  我们要留给自己和子子孙孙,一片干净。安宁而祥和的土地!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艾森豪威尔是犹太人。”

  非我去寻芳,只是误入桃源!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在继续保持恋爱关系。”

  非我要偷窥,只是被我看到!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艾森豪威尔听到这些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情。他说:“艾克,如果就这些的话,那你可以认为你是幸运的。”

  既非吾之本领,即使出轨,倒也能心安。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我要干一件工作,我就全力以赴。”这句话时时刻刻回响在他耳边,在他消沉的时候激励着他,鞭策着他。他决心去取胜,即使这意味着不去理睬对他个人生活的卑鄙诽谤、对他所做工作的愚蠢攻击、以及对他个人尊严的刻意侮辱。他开始愿意迎合那些给他以他需要的支持的人,即使这意味着修改他的原则以符合他们的希望。

     君子坦荡荡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6月4日,他在阿比伦冒着霏霏小雨,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政治演说。他穿着平民的雨衣,样子看起来有些奇特;他既无表情而又口齿不清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的话来回重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观众们的反应非常沉闷。

  ·故事一: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突然,他把稿子一扔,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他说,他是通货膨胀的敌人,是过高税收、政府集权、欺骗和腐败等等的死敌;尤其是,他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及丢失中国表示痛惜。观众们开始窃窃私语,并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正是这次演讲,给他以后的竞选定下了调子。

  叮当!门铃响。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一致认为,与他事先准备的演讲相比,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具体问题的即席发挥及回答是非常精彩的。他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像触电似地从沙发上弹射出来: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6月6日起,艾森豪威尔安排了一连串的会议及会谈。他通过与各州代表团面对面的会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会谈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有力的握手、神奇的笑容、热情自信的语气、平易近人的神情,都使得艾森豪威尔颇受欢迎。可以说,宣传艾森豪威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们会见他。艾森豪威尔见过许多代表,大部分代表离开时实际上已经带上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快!快收报纸!彩色版!姜受延出浴,还有,还有另一张!对了!就是那个穿帮照!来不及?先塞到沙发座垫底下好了!我去开门,不成!还有里面的香港版,广东文章他看不懂?可是看得懂漫画啊!?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另外,他在别人提出突兀无礼的问题时,得镇静自若地作出回答,这需要很大的机敏及自制力。例如,内布拉斯加州一名代表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我们不担心你支持什么,但是我们担心你的妻子。”

  打开门,儿子早等得不耐烦了:"怎么这样久才开门?我好饿!"做祖母的听到,忙不迭地摆碗筷,并端莱上桌,可是,天哪!我暗叫一声不好,在那锅子底下垫的报纸,不正是昨天藏起来的蓝毓莉舞台秀照片吗?而那个十四岁的小伙子,正一边扒饭,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呢!

  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是吗?”艾森豪威尔平静地问道。

  ·故事二: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听说她酗酒。”代表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快啦!我没空等你!"接着喇叭猛响。等老王冲出门,太太已经在车上生火待发了。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

  艾森豪威尔身子往后靠,吸了一口气,温和地微笑着说,“唔,我知道,流传着这种事。但事情的真相是,我想玛咪已经有18个月滴酒不沾了。”

  "专为女人剪头的师傅,会不会理得女人女气地啊?"老王心里直不安。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7月6日,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观看德克森提名塔夫脱,而马里兰州长则向大会提名他为候选人。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已是精疲力竭,心烦意乱,疲劳和紧张已使他对选举的结果“麻木不仁”。

  "最起码比你们那种观光理发厅剪得好!"太太眼睛一瞪,寒光直射人心: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第一次候选人投票结束,艾森豪威尔得到595张选票,尚缺9票才能获得胜利。怎么办?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陷入焦灼之中。如果再投一次票,情形不一定对他们有利!

  "至少是用真正的剪刀理发!而且你看吧!里面的客人,三分之一是男的。"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在这紧要关头,明尼苏达州的代表团团长、参议员爱德华·赛伊站起身来,要求发言——明尼苏达州刚刚投了史塔生19票。艾森豪威尔异常紧张地盯着他。

  走进美容院,果然有不少男士,像是幼稚园孩子般坐在那里静听发落,至于他们的身
边,则多半有着一位英明神勇。"发"力无边的夫人。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他会有什么举动呢?他会说些什么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打着鼓,捏着一把汗。

  ·故事三: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赛伊在得到发言准许后,一字一顿地说:“明尼苏达州代表团愿意将他们的的全部选票,转投艾森豪威尔先生!”紧接着,其他代表团也见风使舵,转变态度,这使艾森豪威尔的得票总数急剧攀升至841张。

  "咱们就在这家餐厅聊聊吧!"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支持塔夫脱的死党分子愤怒至极,他们尖声叫喊着“不!”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雷鸣般的掌声湮没。

  "可是情况好象不太妙啊!你看那女侍的眼神也有点儿怪,还有怎么一张张桌子后头,坐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还直往这儿看呢!东西也难吃,不是孙二娘开的人肉铺子吧!?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艾森豪威尔摇身一变,成了共和党提名的1952年总统候选人。

  以上三个故事都是我们见怪不怪的事情,却也显示了国内一个特有的现象--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第一回合的搏斗已经过去了,下一轮的恶战即将来临。

  为什么美国家长不会藏纽约时报、每日新闻或今日美国呢?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因为他们分得很清楚,报纸就是以新闻为主,至于杂志,如果你爱体育,有体育杂志;如果你想买东西不吃亏,有消费者杂志;如果你爱野生动物,有野生动物杂志;如果你对自然人文地理感兴趣,有国家地理杂志;如果你是好色客,有好色客Hustler、花花公子、花花妇子和阁楼杂志,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热,更可以到书店去买Seleor、Gourme和Sixteen。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为什么美国的妻子不会保驾着丈夫理发?上餐馆也不必怕进了黑店呢?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因为少有挂羊头卖马肉的理发厅!如果你是纽约客,想找刺激,大可以去四十二街、时代广场。还不够,则开车去哈德逊畔码头或曼哈顿南边的醉猫街。至于上餐馆吊马子,何不明目张胆地去单身汉俱乐部和上空酒吧,而且不怕找不到,因为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含蓄与老美冲动的不同处吧!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的男士想看养眼的照片不好讲,想去寻幽访胜又不敢说,聪明的主编,自然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使得正襟危坐的君子,在看严肃的国家大事、谠言宏论之余,兼能得色相之美。使那说是去理个发,好参加明天会报、上台演讲的正人君子,踏入雾气氤氢、香烟缭绕的理发厅,乃至吃个下午茶时,也兼得武陵人人桃源,忘路之远近的搜奇访幽,乃至探险的趣味。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若果真有个遭遇,且被发现,则当事者可以说,非我去寻芳,只是误人桃源;非我寻艳色,乃是偶然得之。好比拾遗而昧的人说,这是我偷来的,只是别人遗失,被我捡到。于是既然没有预谋,即使犯罪,也不太大。既非吾之本愿,即使出轨,倒也能心安,岂不妙哉?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问题是:"名不则言不顺",这种似是而非、方圆莫辨的"道理",和自我逃避、假貌伪善的态度,只怕已经十足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甚至有一天造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原因很简单--弄不清什么是义,什么是不善。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话是说得鲁莽,但也显得率直,总比那看似目不斜视,却有偷窥症,甚至说"不是我要偷窥,只是被我看到"的人,来得好些。所以我主张理发店、餐厅、咖啡馆、乃至书报杂志一律依照电影分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则人人能去除虚伪的外表,是谓之"君子坦荡荡"!

  “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过气演员保罗纽曼获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过气演员亨利方达和他的过气女儿珍芳达获奥斯卡奖!
  过气演员雷根当上美国总统!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过气文化

  后发制人

  "过气"似乎是个新名词,而且一朝出现,便成气候。什么过气歌星、过气政客、过气代表、过气委员、过气餐厅,甚至过气诗人、过气作家全出笼了!举凡赶不上流行风潮的、不再年轻当令的,都是"过气"!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过气这个名词,想必是"在气"的学者造的,而且果然造得妙,它绝非"过时"这类过气名词所能比拟,因为不仅表示了过时,而且意谓着"气数"已过,合该寿终正寝。果然那许多过气人士,在被冠以此名而气过之后,多半真的逐渐过去、不见生气。所以过气又有着摧枯拉朽、乃至除旧布新的积极意义!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当然"过气"也只有像我们这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求新求变的社会才能创造,像是美利坚那种过气强国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么伟大灵感的。所以极应随着MIT的"台援",回馈给老美的过气国民使用,必然可以大大丰富彼邦的词汇,譬如: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过气演员保罗纽曼获取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过气演员亨利方达和他的过气女儿珍芳达获奥斯卡奖!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过气演员雷根当上美国总统!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不过说来也真妙,似乎老美特别喜欢过气明星。像是凯瑟琳赫本、亨利波格和亨利方达,在我国早都不晓得过气到姥姥家去了,居然老美还会特别编什么"非洲皇后号"和"金池塘"之类的电影,使他们从中年到进棺材的前一刻,不断获得大奖。由此可知、老美有多么地"过气"!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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