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是怎样分布的,毛泽东传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1)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④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⑤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⑥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⑦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①
  紧接着,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②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十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③
  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八十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三十万人,共一百一十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的指挥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二十四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四十、第三十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④十一月五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⑤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⑥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海水的性质决定了海洋生物的丰盛和特点,而它在海洋中的每个角落是不一样的。其水平变化的速度要比垂直变化的速度快得多。这一特点决定了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生活环境。海水很快吸附了太阳辐射的光和热,由于海水中含有各种悬浮物质和浮游植物,阳光在开阔的海洋中辐射入海水的深度达数百米,而在混浊的沿海水域中,辐射深度只有数十米。在光层下面一直到数千米的海底则是漆黑的一片。海水也是随着阳光的辐射深度变深而温度变低的。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⑧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⑨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⑩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⑾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⑿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⒀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⑦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十二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后,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织,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纵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⑧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⑨
  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⑩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同样,氧气和营养如硝酸盐和磷酸盐的数量也是随深度发生很大变化的,特别是表层水域,这种变化是生物生长的结果。在这一水域内生活着大量的海洋生物,有食草、食肉动物。往下则是无光层,其生物的食物来源是各种生物的排泄物、腐烂的尸体和流入海底中的河流有机物质。

  但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现,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⑿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⒀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罪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⒁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⒂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⒃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⒄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生物的形态、习性和颜色随深度而变化是很明显的。所以,每一水层中的生物有着共同的特性。在表层十几厘米的水层里,有食肉的蓝色甲壳纲动物、软体动物和管水母。往下是弱光层,颜色发红和发黑的动物取代了透明的无脊椎动物。再往下,动物的眼睛变大,以捕捉到最后的光线,以食肉动物为主。再往下是漆黑的深海区,它的光线来自底栖鱼类如鱿鱼、灯笼鱼的发光器官。生活在海底上的生物也是随深度变化而变化,从陆架到大陆坡直到深海底。在泥质海底上以掘穴动物为主,而在深海软泥海底则以鱼、甲壳纲动物和海参为主。以从海水中吸吮悬浮物质为生的鱼类,其数量与深度成反比。而那些从海底沉积物中觅食为生的鱼,则能生活在很深的海底。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认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⒅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二十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⒆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⒇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四月二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1)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十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五月十八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十九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22)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六月七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给了他们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了从六月到十月的四个月的实际停战的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战中守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四平保卫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有所得的。当然,四平保卫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以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海洋是风雨的故乡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第174页。
  ②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70、371、372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⑧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⑩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⒀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⒆《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79、1182页。
  (21)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4月26日。
  (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5月19日。

  宇宙的原始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演变。在热能的作用下,大气和海洋之间总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分界面不断循环往复,这种大气与海洋之间的热能量的交换影响着我们这个星球上许多物质的变化。在海洋中,除了潮汐之外,几乎一切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是在大气驱动作用下进行各种方式的运动,例如大洋环流、黑潮暖流等等。然而,另一方面,存在于海洋中的潜热能又是一切大气环流的绝大部分的能源。海洋就像是地球上的一个大的“热机锅炉”,通过自身能量的释放,影响着大气的变化。

  在地球上,海洋这个巨大的水体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大气;特别是赤道海域,受太阳辐射的海水,把巨大的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受热的空气流上升后,向地球的两极运动。在气系统的影响下,北半球形成了顺时针流动的大洋环流,南半球形成反时针流动的大洋环流。在大洋环流的影响下,又形成一些分支海流,像是洋中大河。带着巨大热能的洋流,把大量的热能输送到沿途的大气中,这就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气候,风雨冰雪天气。在大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暖流的流向不同,吸收释放的热量也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海洋环境。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海洋是风雨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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