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转入战略进攻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76)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①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③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④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一九四七年三、四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⑥
  随后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⑦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九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五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四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七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⑧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⑨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⑾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⑿

★ 播种和平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十二万人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⒀
  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战斗一结束,他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⒁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兖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在北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⒂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1918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11月9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11月9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1918年11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4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1919年9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1922年6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1922年7月6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10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20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1923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1921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20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1930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1924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
  “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1922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1923年1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1923年3月22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1922年就写给如下的话:
  “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
  “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胸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胸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20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1923年7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1923年12月25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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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1924年5月30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1924年6月21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7月25—29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8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 巡回大使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根据荷兰皇家1920年6月24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1920年10月27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1921年11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1922年5月、1924年10月、1925年2月、1930年4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3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1952年9月23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800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1919年11月9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
  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
  “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
  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1921年6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1922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1922年3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
  3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
  “昨天下午5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4月3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3天后,4月6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
  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
  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相对论同马赫的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马赫看来,要把两个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一方面是经验的直接材料,这是我们不能触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这却是我们能加以改变的。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要是他还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或许也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说,对于另外一点,即概念是可改变的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同意马赫的。”
  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构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所有这一切爱因斯坦都耳闻了,于是他拒绝邀请,从而使他的许多朋友免遭难堪。爱因斯坦对东道主说,他才不稀罕什么科学院呢!他宁可去凭吊昔日的战场。
  在返回德国的那一天清早,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东部备遭战争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颓垣残壁,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并极力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对陪同他的郎之万和索洛文沉痛地说:
  “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有多么丑恶、可怕。”
  “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在法国,这位相对论创始人虽然没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国和英国那样隆重的欢迎。但是,这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访问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访问在当时还有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是一个“和平使者”。他把访问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间的进一步谅解,也是在重新开辟被帝国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间的交往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日本人民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临。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所到之处,爱因斯坦受到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
  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了。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爱因斯坦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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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19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11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4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2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
  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2月2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12天。2月8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
  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
  艾尔莎不顾这些,说: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1923年3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1923年6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1922年11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1922年11月13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1922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1922年11月同时发表。11月11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
  “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1923年1月11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19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1922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1919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1920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2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1920年8月24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1905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1909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8月24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
  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9月6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9月10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9月3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9月6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
  “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
  1920年9月23日~25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
  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
  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
  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
  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
  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
  “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
  永远可也别回来!”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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