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海底居民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47)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②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法国人库迪·贾奎斯·伊伟思一向是个潜水专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就与几位同道好友,组成了蛙人小团体。他们发明了水中眼镜、水中鳍和水肺。最早的水肺使用的是纯氧,因此潜到较深的地方非常危险,库迪有两次差一点溺死。他们就想到研究水中呼吸器,以适当的压力,自动送出空气。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就在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库迪应征入伍。不久,法国战败,库迪被遣散出军队,于是他重新组建蛙人小团体。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1942年,他认识了瓦斯专家卡克尼·爱米尔,他们决定要研究一种水下呼吸的新方法。他们从公元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启发。亚里士多德曾发明用瓦瓮装空气的方式潜到水底,但是由于瓦瓮的体积太小,携带的空气不多,所以潜水的时间不长。库迪和卡克尼绞尽脑汁,终于制造了人类第一部水下呼吸器。虽然在塞纳河里的试验中,呼吸器中的大部分气体变成气泡白白逸失,但库迪却感到呼吸舒畅。然而当他试图倒立时,呼吸器却断了气,他差一点被闷死。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1943年的6月,库迪和妻子与他的旧日蛙人团体的伙伴菲力普·迪马出发了,他们到达了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里昂湾里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小心,生怕被德国占领军发现,因为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被当作间谍论处。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他们背着圆柱形的压缩空气筒,上面有两根管子连接空气调节器,而空气调节器上也有两根管子连通面罩。他们穿上橡皮做的模拟蛙脚的水蹼。库迪最先下水,迪马则在海边待命。库迪的妻子莫茹也是个女蛙人,她戴着水中眼镜,在库迪的上方游,随时监视他的行动,若有不测,可以及时救他。库迪安静而缓慢地潜入水中,轻松地呼吸着来自压缩空气筒里的新鲜空气。当他吸气时,可以听到嘶嘶的声音,呼气时,细细的气泡卟卟作响,并在他身后拖出一条白色的“飘带”。他站在海底的砂砾上,看到深绿色的海草,还有星状的艳丽的海胆布满脚下。他向更深处游去,到了一个海底峡谷的边上。他用双手在腹部拍水,脚蹼使劲蹬水,下沉到达峡谷的边上。他仰望水面,蓝晶晶地,像一面倾斜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他看到了他的妻子莫茹,于是他向她招招手,她也向他招招手。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他开始打滚,翻跟头,以优美的姿态快速地旋转。他又用一只手指支撑而倒立起来,这次背上的呼吸器没出任何故障,他成功了。以往的任何潜水,都需要母船从水面上供气,而现在用自携式呼吸器便能在海底自由活动。

  这一个夏天,库迪和迪马在这里完成了500次自携式呼吸器下潜,深度从15米到30米。这成功使他们产生了一个错觉:使用水中呼吸器不会受潜水病的影响,也不会有对机体的其他伤害。为此,库迪准备潜往更深的海底。

  1943年10月17日,他们来到一片较深的海区。先垂下一根刻有长度的绳子到海底,然后迪马潜入海中,担任救护的库迪尾随其后,不久库迪感到有些头昏眼花,他看到迪马不断地向看起来是褐色的海底潜进。这时迪马的情况也不妙,他想看看周围的情景,大概是太阳光线太弱,他的眼睛不适应的缘故,什么也看不清。他摸着绳子,知道自己到了约30米深的地方。他的自我感觉突然好了起来,内心充满了一种奇特的幸福感。这种甜蜜感催他昏昏欲睡..最终,他到达了64米的深度。

  等他们全部上水面之后方才明白,空气呼吸器对克服“氮麻醉”并无奇效。他们通过亲身的体验,知道了氮麻醉会使人产生一种安全感的错觉,在脑中出现许多幻觉,如有一次迪马觉得身旁游过的鱼类会缺乏空气窒息,差一点要把自己的氧气筒卸下来,慷慨地赠给它们。还有一次,他以为自己带着香烟,双手不停地往怀里乱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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