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4)

  “造反”生涯的起点

  1879年 3月14日上午11时30分,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135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斯坦,母亲波林·科克。
  1880年 爱因斯坦一家迁居慕尼黑。父同其弟雅各布合办一电器设备小工厂。
  1881年 11月18日,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出世。1884年 爱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进天主教小学读书。
  1885年 爱因斯坦开始学小提琴。
  1886年 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公立学校读书。为了遵守宗教指示的法定要求,在家里学习犹太教的教规。
  1888年 爱因斯坦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受宗教教育,直到准备接受受戒仪式。弗里德曼是指导老师。1889年 在医科大学生塔尔梅引导下,读通俗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
  1890年 爱因斯坦的宗教时间,持续约1年。1891年 自学欧几里德几何,感到狂热的喜爱。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1892年 开始读康德著作。
  1894年 全家迁往意大利米兰。
  1895年 自学完微积分。中学没毕业就到意大利与家人团聚。放弃德国国籍。
  投考苏黎世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未录取。
  10月转学到瑞士阿劳州立中学。
  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1896年 获阿劳中学毕业证书。
  10月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1897年 在苏黎世结识贝索,与其终身友谊从此开始。
  1899年 10月19日正式申请瑞士公民权。
  1900年 8月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12月完成论文《由毛细管现象得到的推论》,次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
  1901年 3月21日取得瑞士国籍。
  3月去米兰找工作,无结果。
  5月回瑞士,任温特图尔中学技术学校代课教师。10月到夏夫豪森任家庭教师。3个月后又失业。12月申请去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工作。
  5—7月完成电势差的热力学理论的论文。
  1902年 2月到伯尔尼等待工作。
  和索洛文、哈比希特创建“奥林匹亚科学院”。
  6月受聘为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的试用三级技术员。6月完成第三篇论文《关于热平衡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运动论》,提出热力学的统计理论。
  10月父病故。
  1903年 1月与米列娃结婚。
  1904年 5月长子汉斯出生。
  9月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1905年 3月发展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4月向苏黎世大学提出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博士学位。
  5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
  9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
  1906年 4月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员。
  11月完成固体比热的论文,这是关于固体的量子论的第一篇论文。
  1907年 开始研究引力场理论,在论文《关于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中提出均匀引力场同均匀加速度的等效原理。6月申请兼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
  1908年 10月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1909年 3月和10月完成两篇论文,每一篇都含有对于黑体辐射论的推测。
  7月接受日内瓦大学名誉博士。
  9月参加萨尔斯堡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第81次大会,会见普朗克等,作了《我们关于辐射的本质和结论的观点的发展》报告。
  10月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
  1910年 7月次子爱德华出生。
  10月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
  1911年 2月应洛伦兹邀请访问莱顿。
  3月任布拉格德国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10月去布鲁塞尔出席第一次索尔维会议。
  1912年 2月埃伦费斯特来访,两人由此结成莫逆之交。10月回瑞士,任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开始同格罗斯曼合作探索广义相对论。
  1913年 7月普朗克和能斯特来访,聘请他为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
  12月7日在柏林接受院士职务。
  发表同格罗斯曼合著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理论》,提出引力的度规场理论。
  1914年 4月6日,从苏黎世迁居到柏林。
  7月2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就职演说。
  10月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在同它针锋相对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名。
  11月参加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
  1915年 同德哈斯共同发现转动磁性效应。
  3月写信给罗曼·罗兰,支持他的反战活动。
  6—7月在阿廷根作了6次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11月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
  1916年 3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3月发表悼念马赫的文章。
  5月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
  8月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
  首次进行关于引力波的探讨。
  写作《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
  1917年 2月,著述第一篇关于宇宙学的论文,引入宇宙项。接连患肝病、胃溃疡、黄疸病和一般虚弱症,受堂姐艾尔莎照顾。
  1918年 2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引力波的第二篇论文,包括四级公式。
  1919年 1—3月在苏黎世讲学。
  2月同米列娃离婚。
  6月与艾尔莎结婚。
  9月获悉英国天文学家观察日食的结果,11月6日消息公布后,全世界为之轰动。由此,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12月,接受德国唯一的名誉学位:罗斯托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1920年 3月母亲患癌症去世。
  夏访问斯堪的那维亚。
  8—9月德国出现反相对论的逆流,爱因斯坦遭到恶毒攻击,他起而公开应战。
  10月接受兼任莱顿大学特邀教授名义,发表《以太和相对论》的报告。
  1921年 1月访问布拉格和维也纳。
  1月27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几何学和经验》的报告。
  2月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工联会议。
  4月2日—5月30日,为了给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同魏茨曼一起首次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巴纳德勋章。在白宫受哈丁总统接见。在访问芝加哥、波士顿和普林斯顿期间,就相对论进行了4次讲学。
  6月访问英国,拜谒了牛顿墓地。
  1922年 1月完成关于统一场论的第一篇论文。3—4月访问法国,努力促使法德关系正常化。发表批判马赫哲学的谈话。
  5月参加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7月受到被谋杀的威胁,暂离柏林。
  10月8日,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马赛乘轮船赴日本。沿途访问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
  11月9日,在去日本途中,爱因斯坦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11月17日—12月29日,访问日本。
  1923年 2月2日,从日本返回途中,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12天。
  2月8日,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名誉公民。
  从巴勒斯坦返回德国途中,访问了西班牙。
  3月,爱因斯坦对国联的能力大失所望,向国联提出辞职。6—7月,帮助创建“新俄朋友协会”,并成为其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到哥德堡接受1921年度诺贝尔奖金。并讲演相对论,作为对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感谢。
  发现了康普顿效应,解决了光子概念中长期存在的矛盾。12月,第一次推测量子效应可能来自过度约束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1924年 加入柏林的犹太组织,并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
  6月,重新考虑加入国联。
  12月,取得最后一个重大发现,从统计涨落的分析中得出一个波和物质缔合的独立的论证。此时,还发现了波色—爱因斯坦凝聚。
  1925年 受聘为德苏合作团体“东方文化技术协会”理事。
  5—6月,去南美洲访问。
  与甘地和其他人一道,在拒绝服兵役的声明上签字。
  接受科普列奖章。
  为希伯莱大学的董事会工作。
  发表《非欧几里德几何和物理学》。
  1926年 春,同海森伯讨论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
  接受“皇家天文学家”的金质奖章。
  接受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7年 2月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
  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
  10月参加第五届布鲁塞尔索尔维物理讨论会,开始同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进行激烈论战。
  发表《牛顿力学及其对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影响》。1928年 1月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前身为德国“新祖国同盟”)理事。
  春,由于身体过度劳累,健康欠佳,到瑞士达伏斯疗养,并为疗养青年讲学。发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至其最近的变化》。
  4月海伦·杜卡斯开始到爱因斯坦家担任终生的私人秘书。
  1929年 2月发表《统一场论》。
  3月,50岁生日,躲到郊外以避免生日庆祝会。第一次访问比利时皇室,与伊丽莎白女皇结下友谊,直到去世之前一直与比利时女皇通信。
  6月28日获普朗克奖章。
  9月以后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进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坚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1930年 不满国际联盟在改善国际关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辞职。5月,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7月同泰戈尔争论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12月11日—1931年3月4日,爱因斯坦第二次到美国访问,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
  12月13日,沃克市长向爱因斯坦赠送纽约市的金钥匙。
  12月19日—20日,访问古巴。
  发表《我的世界观》、《宗教和科学》等文章。
  1931年 3月从美国回柏林。
  5月访问英国,在牛津讲学。
  11月号召各国对日本经济封锁,以制止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12月再度去加利福尼亚讲学。
  为参加1932年国际裁军会议,特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
  发表《麦克斯韦对物理实在观念发展的影响》。1932年 2月,对于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在帕莎第纳提出抗议。
  3月从美国回柏林。
  5月去剑桥和牛津讲学,后赶到日内瓦列席裁军会议,感到极端失望。
  6月同墨菲作关于因果性问题的谈话。
  7月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
  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12月10日,和妻子离开德国去美国。原来打算访问美国,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
  1933年 1月30日,纳粹上台。
  3月10日,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次日启程回欧洲。
  3月20日,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他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
  3月28日从美国到达比利时,避居海边农村。
  4月21日宣布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务。
  5月26日给劳厄的信中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当默不作声。
  6月到牛津讲学后即回比利时。
  7月改变绝对和平主义态度,号召各国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同纳粹德国作殊死斗争。
  9月初纳粹以2万马克悬赏杀死他。
  9月9日,渡海前往英国,永远离开欧洲。
  10月3日在伦敦发表演讲《文明和科学》。
  10月10日离开英国,10月17到达美国,定居于普林斯顿,应聘为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
  1934年 文集《我的世界观》由其继女婿鲁道夫·凯泽尔编辑出版。1935年 5月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在百慕大正式申请永远在美国居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美国。
  获富兰克林奖章。
  同波多耳斯基和罗森合作,发表向哥本哈根学派挑战的论文,宣称量子力学对实在的描述是不完备的。
  为使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赠予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而奔走。
  1936年 开始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
  12月20日妻艾尔莎病故。
  发表《物理学和实在》、《论教育》。
  1937年 3—9月参加由英费尔德执笔的通俗册子《物理学的进化》的编写工作。
  3月声援中国“七君子”。
  6月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完成论文《引力方程和运动问题》,从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
  1938年 同柏格曼合写论文《卡鲁查电学理论的推广》。
  9月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1939年 8月2日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
  妹妹玛雅从欧洲来美,在爱因斯坦家长期住下来。1940年 5月15日发表《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
  5月22日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10月1日取得美国国籍。
  1941年 发表《科学和宗教》等文章。
  1942年 10月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
  1943年 5月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1944年 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600万美元拍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发表对罗素的认识论的评论。
  12月同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劝告,暂时保持沉默。
  1945年 3月同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的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未果。
  4月从高等学术研究院退休(事实上依然继续照常工作)。9月以后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1946年 5月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担任主席。5月接受黑人林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写长篇《自述》,回顾一生在科学上探索的道路。
  5月妹妹玛雅因中风而瘫痪,以后每夜念书给她听。
  10月,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1947年 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
  9月发表公开信,建议把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1948年 4—6月同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准备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
  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
  发表《量子力学和实在》。
  前妻米列娃在苏黎世病故。
  12月,作剖腹手术,在腹部主动脉里发现一个大动脉瘤。
  1949年 1月13日,爱因斯坦出院。
  1月,写《对批评的回答》,对哥本哈根学派在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中的批判进行反批判。
  5月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11月“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停止活动。
  1950年 2月13日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4月发表《关于广义引力论》。
  文集《晚年集》出版。
  3月18日,在遗嘱上签字盖章。内森博士被指名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遗产由内森博士和杜卡斯共同托管。信件和手稿的最终贮藏所是希伯莱大学。其他条款当中还有:小提琴赠给孙子伯恩哈德·凯撒。
  1951年 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6月妹妹玛雅在长期瘫痪后去世。
  9月“原子能科学家非常委员会”解散。
  1952年 发表《相对论和空间问题》、《关于一些基本概论的绪论》。11月以色列第1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2任总统,被拒绝。
  1953年 4月3日给伯尔尼时代的旧友写《奥林匹亚科学院颂词》,缅怀青年时代的生活。
  5月16日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劳恩格拉斯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起来坚决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响。为经念玻恩退休,发表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文,由此引起两人之间的激烈争论。
  发表《〈空间概念〉序》。
  1954年 3月,75岁生日,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3月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5月发表声明,抗议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秋因患溶血性贫血症卧床数日。
  11月18日,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而宁愿做一个工匠或小贩。
  完成《非对称的相对论性理论》。
  1955年 2—4月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4月11日在宣言上签名。
  3月写《自述片断》,回忆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科学探索的道路。
  3月15日挚友贝索逝世。
  4月3日同科恩谈论关于科学史等问题。
  4月5日驳斥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颠覆分子”帽子。4月13日在草拟一篇电视讲话稿时发生严重腹痛,后诊断为动脉出血。
  4月15日进普林斯顿医院。
  4月18日1时25分在医院逝世。当日16时遗体在特伦顿火化。遵照其遗嘱,骨灰被秘密保存,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仪,不做坟墓,不立纪念碑。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林彪翘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保卫科事件”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到绍兴!”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炮轰工作队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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