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狼藉,第十三章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45)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噪血记)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于,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宇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玉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玉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来者正是江青!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

  “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黄敬也去了延安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廖廖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浑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而终于露面的。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耐人录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据江青自云: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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