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革命,覆灭前的疯狂

2019-09-15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89)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降服耿金章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春桥同志!”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中共中央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照录原文于下: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紧急通告》的诞生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十月六日:快打慢!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急告全市人民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姚文元还报告道: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荡平“红革会”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

  张春桥软硬兼施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特大号外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打倒!”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王洪文心领神会。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全国震动了!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炮轰张春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此致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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