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59)

伽俐略最初的重大贡献是在力学领域内做出的。亚里士多德教导说,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的速度要快些。由于这位希腊哲学家的绝对权威,世世代代的学者都接受了他的论断。但是伽俐略却决定对它加以验证,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错了。事实上若没有空气的摩擦阻力,重物体和轻物体下落的速度相同(顺便说一句,有关伽俐略在比萨斜塔上所做的物体下落实验的传说似乎是毫无根据的)。发现这一规律后,伽俐略又采取了下一步骤,他仔细测量了下落的物体在给定时间内所通过的距离后,发现一个下落的物体经过的距离与它下落所用的时间秒数的平方成正比。这一发现本身意味着一个恒定的加速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伽俐略能用一个数学公式概括出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广泛使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方法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人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棋,他认为,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扯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③邓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于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十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是从1981年1月里根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方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这一文件。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原注)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祥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碟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⑤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粉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⑥。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⑦。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⑧
  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向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⑩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注释:
  ①1987年5月李先念同玛格丽特女王的谈话。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
  ③同上书,第112页。
  ④同上书,第152-153页。
  ⑤1981年9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⑥《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页。
  ⑧《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⑩同上书,第61页。
  ⑾同上书,第101-1O2页。

  ①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8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
  ⑤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⑦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⑧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⑨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7、28、29页。
  ⑩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

望远镜的发明及由此而做出的一系列发现使伽俐略闻名遐迩。但是他却由于支持哥白尼学说而遭致了有势力的教会的反对,1616年他被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学说。这道禁令好儿年未解除,使他不胜烦恼。1623年教皇死了,他的继位人是伽俐略的崇拜者。翌年这位新教皇乌尔班八世暗示说(虽然有点含糊其词),对伽俐略的禁令已告无效。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伽俐略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他发现了惯性定律。在此以前人们认为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一个正在运动的物体必然要逐渐减速,最后停下来。但是伽俐略的实验表明这个普遍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阻力,如摩擦力的作用,一个物体会无限地继续运动下去。牛顿明确地重申了这一重要原理,并把它作为第一运动定律并入自己的体系中,它是物理学中的重要定律之一。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⑤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⑥,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⑧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⑩

公元 1564~公元1642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在随后的六年中伽俐略写出了他的最有名的著作《两个主要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该书巧妙地说明了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于1632年得到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对该书的出版感到愤怒,伽俐略很快就受到罗马宗教审判所的审判,指责他违反了1616年禁令。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⑾,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⑿。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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