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普林斯顿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87)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 战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唤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不仅到处宣讲他的相对论学说,还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物理研究工作。1927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辐射原理的推导工作,并为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他引进的“受激发射”观点,正是今天激光技术的理论依据。如同揭开原子能的秘密一样,爱因斯坦比技术上的实现赶前了40年。还有他的“跃迁几率”的观念,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1927年、1930年,在索尔维会议上,围绕关于量子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极富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等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学上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
  20世纪中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
  渐渐地,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越来越少,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和哥本哈根学派对阵。爱因斯坦的科学理想,和当代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爱因斯坦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他坚信,物理学应该对于客观的实在状况作出和观察者无关的描述。他在两个方面孤独地探索着,一个是统一场论,一个是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他时常会遇到惋惜的目光,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落伍;也时常听到惋惜的叹声,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误入歧途。
  爱因斯坦继续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过。他在寻求自己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显示出高超的理性,这个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远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
  “……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与20年代后的物理学研究的相对沉寂相比,爱因斯坦对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关注,影响也越来越大。
  1932年5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他到会场时的情景被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呆会儿他将和他们会晤。然后,爱因斯坦走进会议大厅。报告人正在讲述空战的细节,他略停片刻,接着继续讲话。这沉默的一秒钟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爱因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类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认为爱因斯坦是科学的化身,这种科学探寻着和寻找着宇宙的和谐,即在广大公众心目中联想起社会和谐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谐。
  是的,20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
  1930年5月30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1914年的《告欧洲人书》和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
  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
  1930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方针”:
  “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
  “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50000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会是不可抵挡的了。”1931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
  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战争意识了。1931年1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特·菲雷克说:
  “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
  “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
  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
  ★ “我不回德国”
  1933年1月30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1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86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刮起了颤慄的北风……
  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非理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大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就拉开了序幕。
  消灭科学中客观的和逻辑的标准是希特勒纲领的一个部分。科学不应当依据实验,也不应当依据符合实验的推理的逻辑联系;它只应当依据独裁者的意志和他训诫的标准。这种标准首先是每种科学观念的种族属性。人类理性思维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公开宣称:
  “纳粹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敌人,它只是理论的敌人。”
  勒纳德站出来了,他向爱因斯坦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
  1933年,勒纳德在报刊上说:
  “爱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论和由陈词滥调与任意拼凑炮制出来的数学废话,是犹太人集团对自然界研究的危险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现在,他的理论被彻底粉碎了,——一切脱离自然界的编造的下场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过显赫一时作品的学者们是不能逃脱责难的,因为他们使相对论得以在德国找到一席之地。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想看见,在科学中以及同样程度上在科学外把爱因斯坦冒充为一位善良的德国人是何等的谎言。”
  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
  “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3月10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
  “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
  “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
  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秘书有事出去了。总领事一改冰冷的语气,向爱因斯坦低声说:
  “教授先生,您的决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伟大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
  法西斯不会放过你。看,这都是德国报纸。”
  总领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报纸,说: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我以人的名义对您说,千万不要回德国。”
  秘书进来了,他听见总领事还在对爱因斯坦规劝着:
  “……报纸上写着,革命将给德国带来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应该相信元首的话,回德国去吧。”
  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人又充满希望。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爱因斯坦参加义演音乐会,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募捐。无线电里传来不祥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3月28日,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避难。
  不久,爱因斯坦坐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
  15岁那年,爱因斯坦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在中年时,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现在,德国已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爱因斯坦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
  永别了,德国。
  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爱因斯坦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爱因斯坦住处的消息。因为爱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学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黑名单上的人,已屡屡遭到纳粹间谍的袭击。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艾尔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爱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尽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进行斗争。
  1933年4月1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恩斯特·海曼签署了一个“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的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愤慨地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又声称退出科学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现政府下继续为普鲁士邦效劳。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1913年他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
  “普鲁士科学院尤其为爱因斯坦在外国的煽动活动感到痛心,因为它和它的院士们始终觉得自己同普鲁士邦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严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它没有理由感到惋惜。”
  4月5日,爱因斯坦发表公开信,抗议普鲁士科学院对他的诬蔑:
  “我从十分可靠的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
  “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而且我必须补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任何这种诽谤活动。一般说,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和评论德国政府负责人士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方法来灭绝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向报界发表过的声明所关涉到的是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此外,我把德国目前的情况描述为群众中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而且还讲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写了一篇东西,允许‘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用来呼吁大家对它的支持,但这完全不是想给报纸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对那些遭到危险的文明理想忠诚不渝的明达之士,尽最大力量来防止这种群众精神变态的进一步蔓延,这种精神变态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显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状。
  “科学院在发表关于我的那份声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论的正确文本,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德国报纸所转载的我的言论,故意歪曲原意;对于今天被嵌制的舆论来说,这种情况实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准备对我所发表过的每一个字负责。为了礼尚往来,我希望科学院把我的这份声明让它的每个院士都知道,也让德国的公众知道,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为科学院本身也在公众面前对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1933年4月7日,由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冯·菲克尔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信:
  “作为现任的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我敬奉告,我们已收到了您3月28日关于辞去您的科学院院士职务的通知。
  “科学院已在1933年3月31日的全体会议上注意到您的辞职。
  “科学院对事态的变化深表遗憾,而引起遗憾是这样的事实:一位最高的科学权威,在德国人中间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来担任我们科学院的院士,按理他应当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德国人的思想习惯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同国外这样一帮人结合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1933年3月11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学院愿意指出:它1933年4月1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1933年4月12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
  “我收到了你们本月7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
  “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
  “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1933年3月28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
  1933年3月30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1933年3月1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1933年4月6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
  1932年5月11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
  “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1933年5月26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
  在1933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1945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
  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1933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9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
  “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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