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毛泽东传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4)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詠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⑦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⑧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⑨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⑩,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①《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⑤同上书,第82页。
  ⑥《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⑧同上书,第166-172页。
  ⑨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⑩同上书,第58页。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①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
  ② 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
  ③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⑤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⑦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⑧ 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⑨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⑩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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